他不断地对我说：“休息10分钟。数一数十。”什么意思？等10分钟？喘口气？只给单子上的十个人打电话？我没有办法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敢去问。他说，下星期他会与我见面。下星期意味着很远的一个时间。我感觉到我们得马上谈谈，而且还必须更心平气和一些。可是，我怎样才能让他平静下来？让他平静下来到底是不是该我去试一下的事情？我能想得起来的惟一的事情是：我在努力写一本关于迈克尔·奥维茨真实情况的书，而他却在这里为我提供了可以想像得出来的最有表现力的性格表达。他说了这么一大堆刺人的话，倒是以非常奇特的方式解释了他自己。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就是还没有听到这位极其恼怒的奥维茨说的最后一句话。
晚上7点，迈克尔·克里奇顿打来电话。他是《侏罗纪公园》、《揭露》和《迷失的世界》的作者。这位迈克尔·克里奇顿就是我下午打过电话的20位人物之一。他说，他很高兴与我见面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奥维茨要我“数十下”，而美国最成功的小说家却在这里表达想与我谈一谈的兴趣。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克里奇顿，虽然我下午曾打电话请求采访他一下，但是，我却不能够见他？我决定让克里奇顿成为奥维茨劝我去“数”的“十”个人之一。我们定在第二天下午3点会面。
3月18日，星期二中午12点半，我与一位朋友一起吃饭时，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奥维茨的一名助手，他的声音比前天奥维茨本人的声音友好得多。他给我传过来一句话：“奥维茨先生希望你不要再给名单上别的任何人打电话，等他有机会与你见过一面再说。”这次我可真的烦了。我的朋友还在叽叽喳喳地谈一些好莱坞的闲话，而我想得起来的惟一的事情是：几个小时之内，我就要与迈克尔·克里奇顿见面了，而奥维茨却刚刚告诉我别碰他的名单。这才是叫人难堪哩！
下午3点，我采访迈克尔·克里奇顿达两个小时之久。多好的款待！当他抱着6英尺高9英寸宽的框架，在他位于桑塔莫尼卡的屋子里弯着腰走过一道道拱门时，我在想：为什么他不选择一幢拱门高一点的屋子呢？说得更确切一些，为什么我不选一个好一点的主角，而不必让一些人譬如奥维茨来那样烦我呢？
下午5点30分，我打电话给洛杉矶市长理查德·莱奥登，他也是奥维茨名单上的人物之一。我第一次向他发出采访邀请，他就愉快地同意了。当他正热火朝天地称赞着奥维茨的美德时，我的手提电话响了。“奥维茨先生要和您通话。”太好了……我跟市长说什么？我跟奥维茨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奥维茨将对我说什么？我很快挂断了与这个城市最大的政客的电话，等迈克尔·奥维茨打进来。
我又听到了那种声音。跟上次一样愤怒，跟上次一样烦我。可是，这次他倾向于不跟我合作了。他说，前天打给他的那些电话“吓着”他了。他答应次日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最后的决定。我极担心，迈克尔·奥维茨也许再也不会打来电话了。
3月20日，星期三。奥维茨没有打电话来。奇怪，奇怪……
我时间表上的空闲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仔细考虑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奥维茨关心他的形象，我得写一本书，怎样才能使他的问题与我的任务达成和解呢？我现在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必须写完这本书。可是，我不仅仅是希望奥维茨的合作，而是需要他的合作。除非他本人说OK，否则，你不可能期望在写作有关迈克尔·奥维茨的书的时候，让与他亲近的那些人同意接受你的采访。可是，我决定继续进行我的工作，奥维茨不合作也要进行下去。我开始给不在名单上的许多人打电话。几天过去了，奥维茨没有打电话来。根据我打出去的一些电话所得的反应，估计他也不会打电话来了。
3月25日，星期一下午5点40，第68届年度学院奖的颁奖盛况将向全球数亿观众播出，这是好莱坞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天。我最不愿意在今天遇到的事，就是有哪位好莱坞的人物想跟我说话。许多人白天都是在发廊里度过的，许多人都在试阿曼尼晚礼服。在奥斯卡奖颁奖之夜回一位作者的电话，这是当天最不紧急、最无所谓的一件事。至于迈克尔·奥维茨，我猜想他正赶着参加一些仪式。希望他的沃尔特迪斯尼会有一个盛大的夜晚，因为他是那里的总裁嘛。
电话响了，那可不是我特别喜欢听到的一种声音。我最后几次听到那声音的时候，是一种愤怒的声音一直在告诉我说，我太热心了，太急功近利了。我一直在希望有一阵子安静的时候。
“迈克尔·奥维茨想与您谈话。”电话上的声音这样说。这只能是个玩笑。二十分钟以后，奥斯卡颁奖大会就开始了。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说到底，还有什么没有说完的？
电话里传来一个友好的男性的声音，很镇定，很容易听清楚，听上去很像是迈克尔·奥维茨的声音。几秒种后，我肯定，这的确就是奥维茨本人的声音。可是，这是另外一个新的奥维茨，一个比较容易谈话的人了。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就好像我们上次电话上的通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从来没有说他已经改变主意了，也没有说铁定与我合作。我可以从电话上的声音里听出，他真的是在认真考虑是否将帮我完成此书。他强调说，如果他确定合作，我必须耐心一些，慢慢地给名单上的那些人打电话，以免他们彼此谈论此事。他仍然在担心，说他与本书的合作将引起一些传闻。他希望再想想是否应该合作，并在一两天内打电话给我。
4月12日，是做出决定的日子。奥维茨打电话说，他现在已经决定干下去，准备好了与我合作。他同意下个月与我见面，因此，我可以进行第一次正式的采访。
5月29日，他邀请我去洛杉矶他的家中共进晚餐。由于过去与奥维茨已经有一番接触，各种各样乱糟糟的情形都在我脑海里过了一遍。我们会一起进晚餐，这没有问题，可是，共进晚餐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采访。或者，这次晚餐有可能是在奥维茨家进行的一次著名的豪宴，我会夹在达斯丁·霍夫曼与沃伦·贝蒂之间，还是不会有真正的采访。
我开车停在洛杉矶市布伦特伍德区奥维茨家的门前，寻找成排的车辆，可令人松了一口气的是，一辆也没有。进屋后，我看见了奥维茨，奥维茨将我介绍给他的妻子朱迪。然后，他和我在他的起居室里进晚餐，餐桌旁只有我们两个人，朱迪和奥维茨家的三个孩子偶尔来一下。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他回答了无数的问题：有关他的童年，大学时代，还有他商业生涯中早期的日子。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经常聚会：7月份有两次，是在伯班克的迪斯尼大楼里，1997年1月有两次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另两次是在他位于纽约市的公寓中进行的。1996年10月12日，我陪同他乘他的私人飞机，从芝加哥飞到百慕大，在那里他为美国杂志出版人大会作了一次讲演。在飞行途中，我们有很多时间随便聊天。
通过多次研究和与奥维茨本人的多次谈话，我得到了一种十分明晰的感觉——我实际上得到了奥维茨的合作，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他不仅仅是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最喜欢深居简出的一个人。在他长达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奥维茨几乎拒绝了所有新闻记者或作家的采访要求。他与少数媒体的几次谈话几乎都没有公开发表的。因为不愿意谈到一个控制着好莱坞惊人的生意的人的坏处，几乎所有他的亲密朋友都拒绝在没有他的事先许可的情况下，公开谈论奥维茨。结果，尽管媒体对奥维茨生活和事业的详细情况极感兴趣，却从来没有他的任何细节出现在媒体上。
我的这项工作更令人激动的地方在于，我进行研究的这段时期，恰好与奥维茨职业生涯中最令人震憾的一件事不期而遇。我写信举荐自己的时候，他刚刚到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当总裁不久，工作才刚开始。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与他不断会面，同时也与他的商业同事、他的妻子朱迪、还有他的父母大卫和西尔维娅·奥维茨不断见面。这时，迈克尔·奥维茨也正着手开始他的新事业，即协助管理美国最重要的娱乐公司之一。这项实验证明是一个失败。这一年，他避开了媒体。但是，与我进行长谈时却还是很高兴的，他谈到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所有阶段。他认为我们的谈话是“有疗效的”。可是，直到1996年年底，他在迪斯尼公司的麻烦越来越大时，我才明白他真正的意思：在将他带回到往昔，带回到他光荣岁月里的时候，我无意间也在帮助他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痛苦。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与他的名单上的一些人会面，对于迈克尔·奥维茨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我所料，许多人先给奥维茨打电话，看看他们是否应该跟我谈话，接受我的采访。有一次接受采访的人说，他给奥维茨打过三次电话，因为，尽管奥维茨在头两次电话中对他说，跟我谈话没有关系，可是，他仍然不相信奥维茨真的同意了他与我谈话！雕塑家焦耳·沙皮诺告诉我，他给奥维茨打过电话，说：“我想，你是不太愿意我跟他讲话的吧。”而奥维茨却回答说：“实际上，我同意。”欧文·马奇克·约翰逊告诉我，奥维茨给他打过五次电话，以便确认约翰逊的确与我谈过话。
1996年12月13号，就在他50岁生日的前一天，迈克尔·奥维茨从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的总裁职位上退了下来。在此重大决定之前，我们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谈话了，因为我已经着手起草本书。退职五天之后，他请一位助手给我打电话。很明显，他想让我知道，从迪斯尼退出来以后，他并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极感压抑。
按照他的助手的说法，他的确感到轻松一些了。他有许多邀请要考虑，还计划去度几个星期的假，然后打电话给我，继续我们的采访。
同时，当他的离职费用为数百万美元的消息传出来时，迈克尔·奥维茨这个名字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人们既惊讶又心烦，这笔费用竟然如此庞大，像天文数字一样。跟他的习惯一样，奥维茨当时什么也没有说。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谈离职补偿这件事，也闭口不谈与他去年在迪斯尼有关的任何事情（他在迪斯尼的十四个月期间，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采访）。
可是，在迪斯尼公司沸沸扬扬的一年中，奥维茨却与我进行过一系列长时间的采访谈话。在早期的采访中，他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涉及他内心感情的话：他在迪斯尼的工作不会长久。后来，他开始发出一些暗示，暗示他有可能将离开迪斯尼。他对我说，他的工作中有一些大问题要解决，可是，到目前为止，他还不能提及。
接下来，1996年12月，离开迪斯尼的消息就传出来了，有离职补偿引出的争议，还有奥维茨对所有这一切保持的沉默。1月，我们继续谈话。可是我知道，如果他的确有一天愿意谈谈他在迪斯尼那一年的事情，那一定是在我们最后的访谈中。当我最终捅开这个话题时，他问我是否真的准备将迪斯尼的这段经历写在书中。“呵，那当然，”我说，“我无法省掉你职业生涯中如此关键的一部分。”他说，他需要考虑一下，如果真的要对此说点什么，他要想想该说些什么，而且，他会让我知道。当我们在他纽约的公寓里会面时，我对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深感惊讶的是，他非常坦白、非常直率、非常动感情地谈到了他刚刚经历过的14个月。他恨自己，也恨那些事实上在迪斯尼将他拖下马来的人。在某些方面，他又成了他那种以前的、狂乱的自己。在从一个会议赶去另一个会议的期间，他不断地安排我们见面的时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磨炼已久的奥维茨，他对自己在过去成就的一切感到骄傲。虽然与他的性格不符，奥维茨还是对自己十分气恼，怨自己怎么会一头深陷于迪斯尼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