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
这本集子的作者“弟兄三个”，是叶圣陶先生的公子和女公子。我和圣陶相交十六年，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和他的文学修养，在我的师友中间，是最值得敬佩的一个。他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只可惜我生性顽钝，没有能够从他那里学到一点涵养功夫和写作技能。尤其使我艳羡不置的，是他的那个美满的家庭。他上有七十高龄而很健康的老母。他的夫人胡墨林先生，是一位教育家同时是一位贤主妇。他的长公子小墨（至善）已毕业专门学校，女公子至美已进了大学，而他的第三个公子至诚我们一向叫他“小三官”的，六七年不见，已经是一个中学生，而且写得出那样情文并茂的作品来了。他的家庭中永远充满着融融泄泄的空气。现在让我来抄一段本书的序文罢：
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
我们试闭目想想，这是一个何等美满的家庭，在这种家庭环境里面，学习写作，进步一定是很快的，除非是天生钝质。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子女说：“小墨他们是幸福的。”
抗战以来，圣陶一直在埋头做切实的工作，不大发表作品，但他的公子和女公子，却于工作或课余之暇，写了不少篇散文，现在结集成这本《花萼》集。这里面二十多篇作品，除杂感、回忆之外，大都是写抗战大后方及学校中的形形色色，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体裁，每个人又都具有自己的特殊的作风。虽然他们在序文里说，每篇都经他们的父亲修改过，但从每个人的作风不同这一点看，圣陶不过在字句之间，替他们略加修改而已，整篇的内容和结构，还是照原样的。这二十多篇作品，我每篇都仔细读过，不必看他们的具名，便能分别出哪一篇是小墨写的，哪一篇是至美或至诚写的，就因为他们弟兄三个各有自己的作风之故。至于作风怎样不同，却很难具体地写出来，如果用苍劲、朴茂、温润、活泼、沉郁等抽象的字眼来形容各个的作风，显然是不妥当的，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分别吧。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应该在这里指出的，就是：头脑冷静，观察深刻。而结构的谨严，文字的通顺与简繁得当，竟有为老作家或名作家所不及的。近来弄文艺的人，往往有一种偏见，以为写文艺作品，只要内容充实，情感丰富，不必专在字句上用功夫。其实文字是表达情感的工具，文字没有写通，如何能够把丰富的情感充分地表达出来呢？情感既不能充分表达，内容更何从充实起？记得有一位老作家，在回答“创作要怎样才好”这一个问题时，说：“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时候不硬写。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都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我们看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没有一篇是硬写出来的。他们是平常留心各样的事情，观察得深刻了，觉得非写出不可，才动笔写的。他们写完之后，不但自己在推敲斟酌，还经过他们的父亲——圣陶先生戴起老花眼镜，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至于除自己之外谁都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在这二十多篇作品中，是绝对找不出的。他们自己很谦虚地说，“我们这些文章，原为练习，合将起来，岂不成作文本儿”，其实像这样的作文本儿，现在的中学校乃至大学校里，如何找得出来。我以为青年看看这一类作品，也许比读《精读文选》之类还要受用些。
上面的话，都是赞美的，但也有使我不甚满意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头脑太冷静了，所以在作品中似乎战斗的情绪比较差一点。尤其在爱与憎的方面，他们没有能够做到所谓“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例如至诚写的那篇《乐山遇炸记》，固然写得惊心动魄，但使读者只感觉到他们所遇的是一场天灾，对于敌人的憎恨写得太不够了，如果末了不引一段他父亲的日记，那连敌人的残酷都不曾充分写出来。小墨的《化为劫灰的字画》，也是惆怅、感伤的成分多，憎恨的成分少。我的批评，也许太苛刻一点，只因和圣陶相知有素，就这样很直率地把我的意见写了出来，至善他们能不嫌我“老气横秋”否？
云彬（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