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至诚
那一天，天气好极了，天上一丝云也没有。太阳毫不吝啬地照着，青色的天空让太阳照得红殷殷的。地面给晒得像个烘饼的铁盘。不到十点钟，人们大都已经赤着上身，狗张大了嘴，拖长了舌头，直喘气。
大约十一点钟光景，看门的老刘进来说，发了空袭警报。我赶忙出门去看。街上经过了一阵骚动，立刻平静下来。街道两旁的店门都关上了，有点儿像大年初一。人行道上三三两两站着或是坐着闲散的人。有的指手画脚在跟别人谈天，有的拼命地摇着扇子，有的衔着旱烟管，一口一口不慌不忙地抽着。对于人们来说，空袭警报只是像一块小小的石子投进池塘里，不过引起了几圈微微的波纹。
家里很为在成都的爸爸担心。然而想起他的胆量并不很大，多半会躲避的，也就跟往常一样吃午饭了。
饭刚吃了一半，来了一架飞机，在小城的上空转了几个圈子。听声音，好像是侦察机。祖母胆小，停了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
“不会炸的，多半是上成都。”
“他们又不是傻瓜，到这儿来，是炸大佛，还是炸‘蛮洞’？”
“别担心！包你再过三分钟就解除。”
我们带说带开玩笑地安慰着祖母，可是她总是不举起筷子来。
和紧急警报同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根据经验，知道是轰炸机，而且架数还不少。我们立刻向客堂前面堆书的地方冲去。大家认为如果遇到轰炸，那儿好像安全一些。
我刚跨出客堂的门槛，忽然“轰隆”一声，并不很响，接着头上身上接二连三地中了好些碎瓦片，眼前一阵昏黑，我本能地扑倒在地上，身子紧靠着书篓。心里有些疑惑，我是不是在做梦。这样的景象，只在梦里跟电影里才有。
直到地面铺上了厚厚一层黑灰的时候，眼前又重新明亮起来。飞机仍旧在头顶上打转，卜卜卜地放着机枪。我急切地希望不要再来第二下“轰隆”。
除去脸上蒙了一层尘土，大家都还是原样儿。前面书店堆栈里的王先生刘先生和看门的老刘，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到这里，伏在书篓子的旁边。客堂里的椅子曾经在空中飞舞了一回，落下来，离开了它们原先的“岗位”，七歪八斜，疲惫不堪地躺着。灰尘占领了整个屋子，各到各处，哪一个角落里都是。屋顶上开了脚盆那么大一个天窗，射进来红红的阳光。我想：“这么好的太阳，今晚上准不会下雨。不然，屋子经这一震，漏雨肯定要比平时厉害几倍，那就糟了！”
“大官！大官！”妈妈、嫂嫂和祖母焦急地喊着哥哥的小名。我突然记起，哥哥在“轰隆”一声之前，跑到楼顶的阳台上去看飞机了（这所屋子的第二进是二层楼房），心里不由得着急起来：“该不会有危险吧？敌机刚才不是扫射了一阵吗？”这时候，扶梯上“骨碌碌”响起了连滚带跑的脚步声。妈妈停止了焦急的呼唤。我透了一口气：“好，到底没有遇到危险！”
“火！”这一声是妈妈喊的，她无意之中触着一块十分烫手的碎瓦片，觉察到了隐藏的险情。大家立刻转动眼珠，四处搜索。只见火从直通楼顶的茅房里向外蹿，在茅房门口一撩一撩，就跟蛇舌头一样。王先生像被什么咬了一口似的，从地上直跳起来，向前门冲去。我同时跳起来，奔进房间，把集邮簿抱在手里，我想起了向同学夸口过的“邮存与存，邮亡与亡”这句话来。
发疯似的奔到前面去的王先生，又发疯似的奔了回来。脸色惨白，眼泪挂在眼角上。“赶快打开后门！前面火封了路了！”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爸爸用的书桌抵住了后门。我想过去和哥哥把书桌抬开，王先生他们却先动手了，只看见桌面从书房里飞了出来，桌上的书本纸砚散了一地。我呆了一下，立刻明白过来，我们是在逃生，并不是搬家。
后门是朝里开的，正巧被铺上不多久的地板挡住，开不开来。斧头、菜刀全都拿来了，掘地板、劈门板全都试过了，毫无结果。大家埋怨起来，可是在铺地板的时候，谁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呢。王先生又往前门去了一趟，非但没有带回一线希望，反而看到屋子最前头的一进已经烧着了。他关上了第二进的门，到后门口团团打转。素来倔强的姐姐打头出声哭起来，全屋子十五六个人，多一半也哭出声了。“死”大概是肯定的了。然而哪一个甘愿这样死呢。大家绝望地对着纹丝不动的后门。
其实，这时候并不是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了。只要把门扇往上抬，使门枢脱出门臼，门还是可以松动的。可是在慌乱里，谁也没有想到。唯独哥哥还能冷静下来，终于想起了这个极其简便的办法。他一说，几条汉子立刻动手，个个使尽了力气，一下子居然把很重的门扇抬离了门臼。只是有地板挡着，不能够敞然大开，仅仅往旁边移动了一点，使紧闭的后门隙出一道狭窄的缝，刚刚够一个人进出。王先生首先钻了出去。
妈妈她们都带上一点东西然后钻出门缝，小提箱、小藤篮、被褥、衣衫，凡是眼睛里关着而手里又拿得了的，就随手带了走。我呢，只抱了本邮票簿，别的什么也没有拿。
后门外是城墙，城墙脚下有几间低矮的草屋已经给火星点着，熊熊的火焰在屋顶上跳跃，只因为草屋是单零不成行的，火势并没有蔓延开去。沿城墙走去，一路不见人影，只见散落在地面上的各种零星杂物，一只袜子，一个壶盖，布褂，汗衫……大概有好些人刚从这里逃过。
城门洞里聚集了不少人，木然靠着或者提着辛苦抢救出来的一点家当。一个满面通红的胖子向众人大声叫喊：“我们去救火呀！救火要紧！我们的命已经逃出来了，还不该出点力去救火？再不救，乐山要烧光了！”然而没有反应。火势渐渐向城门洞口逼近。
走出安澜门。平时散步、看江景、捡花石子、捉桃花鱼的江边，换了一幅景象，一丛丛避难的人群，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有的惊惶，有的木然，有的还挂了彩。一堆大鹅卵石上坐着一个人，赤着上身，一双脚浸在水潭里，他的皮肤多半让火烫掉了，身上东一大块西一大块，露出淡红的水渣渣的肉。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哼，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也许已经失去了知觉。
风中断断续续传来低低的飞机声。江边立刻骚乱起来，人丛有的向西，有的往东，各自寻找自以为安全的方法保护自己。我们靠城墙坐着，把小提箱、小藤篮放在前面，以为这或者可以用来挡一下机枪子弹。我们旁边的一位老太跪了下来，嘴里颤颤地念着阿弥陀佛。幸好飞机没有再来，要不然，江边这许多人又要经受一次劫难。
哥哥主张渡江到对岸去。渡船全都停在对岸，只有一条小船在江心里划着，可是划船的因为这边要渡江的人太多，只怕翻了他的船，不肯划过来。说了半天好话，许给他相当大的代价，他才划了过来，但仍旧不肯靠岸。我们涉水上船，不能涉水的，由老刘和哥哥背上船去。
一屋子人就这样一个也不少地逃出了火窟，到了安全地带。除去来我家躲警报的一位武大女学生，在帮我祖母出门缝的时候，右臂给对面草屋的火烫伤了一块以外，还有王先生在“轰隆”一声的时候伏在地上颤抖，把膝盖上的皮擦去了一层。其他人没有受一点伤，流一滴血。
我们放心地坐在山脚下的石头上隔岸观火。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心理：既不为失去了家园感到悲伤，也不为得到了生路感到欣喜，仿佛像旁观者似的在看一场可以和尼禄王时代罗马大火相比拟的大火。不知道什么道理，起了火就会刮风，对岸的火让风一吹，火势更旺了，火头冲得更高了。火堆里传出一阵阵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多半是烧着了火药库。酒精和铜器一经烧着，红色的火光里就冒出一股青绿色的火焰。红绿相映，色彩斑斓。浓浓的黑烟汇聚成一股，直冒上半天空里，中午时光辉炫目的太阳，顿时像披上了黑纱的新寡，脸色变得跟月亮一样惨白，一点光芒都不见了。
我们沿江边朝嘉乐门的方向走去，打算暂时寄居在贺昌群先生的家里。沿途的路边都有受伤的人，有的伤了臂，有的伤了腿，有的头还在淌血，这些大多是遭受了敌机机枪的扫射。不过，还没有看见受重伤的，大概受重伤的已经送到至此尚存的医院去了。
忽然有人在唤我的名字，听声音是荀洪元同学。果然在一棵大树底下找到了。他头上盖了一张慈姑叶，双手抱着膝盖，呆呆地坐在那里，脸色十分难看。他告诉我，一枚烧夷弹投中了他们家，他眼看他的爸爸倒下地去，衣服、胡子随即烧了起来。他的妈妈和妹躲在地窖子里，多半也完了。他自己的头给碎瓦片打破了，却不知怎么的竟跑了出来。他仿佛背书似的把这番经历说了一遍，既没有哭，也没有咒骂，只是呆呆地望着我，望着我们一家。随后他跟着我们一起往前走去，走了一程，遇见了一位老人——他的亲戚，他把跟我说过的话对老人重复了一遍，语调和表情仍旧像刚才一样。老人顿足痛哭，领着荀洪元走了。我心里只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那一天就好像一场电影，其中充满了紧张、残酷和悲惨的特写镜头。
第二天，爸爸从成都赶回来，经朋友的指点，在贺昌群先生家里看到了我们，他焦急了两个半天，总算得到了宽慰，在他当天的日记上，记下了这样的话：“见三官（我）墨林（我母亲）皆在山上高呼，此景如在梦寐……诸人此次得生，亦是机缘巧合。若小墨（我哥哥）不在家，无领导之人，必不得出。若后门无地板障碍，大家必得早出，得出必趋江滩，而江滩边被机枪扫射，死伤者不少，将亦将同在劫中……得以脱于火灾与机枪之危，实为万幸。……昨日之轰炸，下弹时间不过一分钟，而热闹市区全毁，死伤之数殆至数千。有人曾于街头见四个焦枯之尸体相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