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再次出山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丝毫柔让的意思。但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与前判若两人。就拿与左宗棠的关系来说吧，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便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
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他终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以后多年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譬如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给当时已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按指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很僵，处境困难，心情不好，又赶上寓所发生火灾，他很怀疑是有人故意报复，但又拿不到真凭实据。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大惊小怪，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为仇家利用，要“处处泰然，行所无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经验之谈。原来，丁巳、戊午居家期间，他进行官场处事之道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个“悔”字诀。即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视，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见别人的是处，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绝不是说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手段，是“用”而不是“体”。他不是明确概括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的原则吗？他的“悔”字诀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而已。
曾国藩常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借诸他人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警句、箴言，意在于“隐忍”之中立志发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字诀中所能包含的意蕴。
文雅点讲，这是曾国藩所说的“机巧”，直露地说，就是一种以笃实做包装的奸诈。就是在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国荃弟的信中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这不是以去机巧返笃实来告诫乃弟吗？里边还能有假？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里呢！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其中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这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不会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吧？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的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用到曾国藩的“变”之事上，不知有几分对错。
而依曾国藩的另一幕僚赵烈文所言，他的主人“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这一量化的对比，就足以证明曾国藩“变”的必要和必然了。
曾国藩语录精粹
宦海风波，极无常态。得时则一岁九迁，失势则一落千丈。绛侯提师百万，尚畏狱吏之尊；李广才气无双，尚为醉尉所辱。阁下虽遭小谪，犹不致如古人之大遣大呵，指日温纶特沛，光复旧物，在阁下亦毫无加损。
——同治六年十二月
5.天概人满，变盈为亏求自保
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二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但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
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
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曾国藩以为，天之平人原本无比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太灵验。它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谴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含义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将。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曾国藩语录精粹
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遐迩观瞻，深以为惧。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学识宜广，操行宜严，至嘱，至嘱 ！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
6.自保之道，曰变曰善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维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觉得太平天国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憎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
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的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的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