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廿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廿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精进，况六弟、七弟上等之资乎……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亦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书；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
在这里曾国藩不但把有恒的效用说得很详尽，并且做出有恒的榜样，为诸弟规划出有恒的方案。这种方案，不但他的诸弟可以受益，即使今日我们仍可领会到其中有益的东西。曾国藩平时教人，总是以立志有恒为最要。然而，能立志而又能持之以恒，时时不断地与古人为俦，当然就会知道学问无尽，不致以一得而自足，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之陋或者即可因此免除吧。一般说来，在读书治学上最为担心的恐怕就是立志未必坚定，见左右前后与自己相仿佛者，皆得奥援而腾达了，于是自己也就耐不过了，或望其速成，或诱于势利，或竟抛弃自己原来一直所学习和研究的东西而另觅蹊径，这在曾国藩看来，统统都叫做无志，都叫做无恒，就免不了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了。曾国藩在写信给他诸弟时，正是在京城做京官的时候，也可以说正是他发愤立志、发愤持恒的时候。曾国藩出身并不显赫，资质平平并不过人，他唯一的长处就是他那种诚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坚持不懈、无稍间断、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常人看来，每日看二十页书，并不算什么难事，简直太容易，要求太低了，但一般人就不能有他那样的成绩，这恐怕便是常人缺少他那种有恒的精神。凡是有志于宏伟事业者，不可不立定坚卓的志向，尤其不可不持之以恒、无稍松懈的恒心。
俗话说：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讲的人要有恒，事才有济。《菜根谭》说：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漏屋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自临深履薄处操出。
曾国藩语录精粹
竹如教我曰“耐”，予尝言竹如：“贞足干事，予所缺者，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足一医心病矣。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8.假拙诚，真世故
世故是个中性而含有机谋的词汇。深于世故指通达人情事理，但又与世俗相接近。因为世故深的人也必然不免俗见、俗为。同时，长于世故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循规蹈矩，不具有开拓精神。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曾国藩厌弃世故，也为世故而吃了大亏。
曾国藩认识到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尤其不能不承认现实。社会就是那样浑糟糟，“不痛不痒、不黑不白、牢不可破之习”已经三四十年了，个人怎么能改变呢！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曾国藩心中的秤未尝不能称量是非，但这是非之见一出，就难免要评头品足，自然会招惹新的是非。所以，曾国藩的“治心经”里有“治口”的话，即是防止祸从口出。他对“立”与“达”的诠释颇得内方外圆的谋略之要领。立世站得住，即有自己的真本领，达世方法、手段，是过程，因此要圆通。
经过曾国藩的调整，他的处境就真的好转了。他自己也说：我往年为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但是，世故、圆通，不能走向机巧、圆滑，曾国藩认为人一旦如此，也就不能指望有什么作为了。他还举唐代的李林甫与明代的严嵩两人为例，说二人为臣，“侍君不以忠，但以巧”，虽然个人暂时有荣华富贵，但对国家贻误甚大。
不老于世故的人，办事就单纯，就清廉，人做的就纯正。胡林翼律己甚严，于宗族戚党不稍假借。在黄州时，族人某来谒，招待他吃喝数月。一日，辞赴前敌。胡问其故，答以营官某奉调，银钱所荐与偕行。胡勃然，面谕营官曰：“吾有族戚，力岂不能庇之。尔辈藉以结纳，风气一开，伊于胡底！姑记过一次以儆。”因自给族人归资，并通饬各台局营员：用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滥为汲引，若经访闻，立即参处。
本来下属讨好上司安置上司的家人戚友，是人情世故，但这妨碍公道。因此胡林翼严加训斥。但是，胡林翼荐贤却非常谆笃。左宗棠能够展露他的才华，是从进入湖南巡抚的幕府开始。湖南巡抚张亮基招纳左宗棠入幕，则是由胡林翼的多次大力举荐，称他“才华品格出类拔萃，忠正刚直，秉性诚实，忠肝义胆，和当时世俗风尚大不相同。胸中装有古今地理兵法，本朝典章，深有造诣，精通时事。”张亮基采纳了胡林翼的话，对左宗棠以礼相待，言听计从。不久，张任湖广总督，仍把左宗棠招入幕府。后来调到山东巡抚任上，左宗棠才辞别而去。又进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声望日高，连朝廷都很看重他。而骆秉章知道左宗棠，也是由于他辅佐张亮基的显著功效。在这以前胡林翼还曾经把左宗棠推荐给云贵总督林则徐，正赶上林则徐患病，没有来得及聘请他。后来林则徐路过湖南时，把左宗棠请到船上，谈论通宵，称赞左是不凡之才。胡林翼举荐贤才的真诚勤恳，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假若没有胡林翼，左宗棠也可能以在山林中隐逸而终其生。不世故，并不意味着办事不讲一点策略，自私自利，不关心他人的冷暖。
曾国藩关心属下，有时也讲点儿小“策略”。他率淮军剿捻时，刘秉璋、鲍超（春霆）等均为部下勇将。一天，刘秉璋率军追剿捻军在湖北、河南交界地方，遇到了鲍春霆。当时，各军队在某驻地相会，作为主帅曾国藩本来是应该知道的。但曾国藩故意向刘秉璋问道：“见到鲍春霆了吗？”刘秉璋回答：“见到了。”曾国藩又问：“穿黄马褂了没有？”说：“没穿。”曾国藩吃惊地说：“为什么没穿呢？”答说：“客人先问主人，有没有黄马褂子，因为知道没有而改穿了别的服装，不用自己所有的而显示别人所无的，是宾客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说：“奖赏战功了吗？”刘答说：“主人景仰客人，有幸能够一见，互相谦让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战功可叙。客人因为主人不谈战功，因而也不谈自己的战功，也是客人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大笑。就这一事情可以知道驾驭将帅的方法，虽说是一些细节。
曾国藩很有同情心，而且能够发展到仁爱的境界。他从四川办完考试之事后回到京城，就曾馈赠金钱给同族亲戚。统领军队之后，曾国藩的弟弟和其友人也曾说他“仁爱有余，威猛不足”，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曾国藩写信给他的弟弟们说：“沅弟说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这时，也常常提到。最近友人关心我，也都有所谈论，只是我自己本性如此，怎么也威猛不起来。”
曾国藩在给李筱泉的回信中说：“学生法制严格，并非漫无条例，一直以屠伯为老师。要用精细微小的意志，施行威猛严厉的事情，希望对死的人，没有惭愧遗憾，对于活着的，做到警示作用，然后才能心安。”可以知道曾国藩并非冷酷无情的人。
因为曾国藩反对世故太深，因此一贯主张“拙诚”，不可以太精明处世，为此，他常常告诫他的好友。
曾国藩在给陈岱云的信中说：“外官的复杂情况，超过十倍的京官。大约是佩韦多休，佩弦多咎，阁下特别要注意。俗话说：‘看透水中的鱼是不吉祥的’，愿阁下像未雕琢的玉那样浑含不清，不要像水晶那样光明剔透，那么就可以保全自己而没有闪失。”
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也说过：“阁下志向宏大识见正确，不难赶上古人。但愿你在大家都醉了而你独醒的时候，仍然以‘浑’字表现出来；在效果迟迟体现不出来的时候，更要以‘耐’字要求自己。那么，人们都感到这样很好，而对于自己来说可以养德养身，两方面都有好处。”这里说的是从政者除了应当具有忍耐的态度以外，有时要有含浑的态度。
曾国藩在给地方官吴竹庄的回信中说：“阁下往年的短处在于尖语快论，机锋四出，这是最容易招致诽谤的了。现在你的地位声望一天比一天高，更需要尊重贤人容纳众人，取长舍短，在公开的场合表扬善行，而在私下里检讨自己的过失，这样就可以使人佩服你的英明，而感激你的宽厚。”
曾国藩认为，“凡是要办成一件大事，必然会有许多困难和波折。我们总要以诚心去办，虚心对待。心诚就会专心致志而信心足，千难万险也不改变我们的态度，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谦虚谨慎的去做就不用客气，不夹杂私心杂念，最终可以使人们都谅解。”
在给陈舫仙的信中，曾国藩又说：“阁下的一封信而使两个人失去了官职，往后恐怕会被众人嫉妒，望您务必加倍小心，用勤、廉、谦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勤劳，自己也不要去说，廉洁自己也不要去表白，谦虚要表现出真诚朴实的气度，这样才不会犯人忌，也就是明哲保身的办法。”
曾国藩语录精粹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 ——同治六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