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一日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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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童年杂忆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繁星》

一九八〇年的后半年,几乎全在医院中度过,静独时居多。这时,身体休息,思想反而繁忙,回忆的潮水,一层一层地卷来,又一层一层地退去,在退去的时候,平坦而光滑的沙滩上,就留下了许多海藻和贝壳和海潮的痕迹!

这些痕迹里,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我的母亲,父亲,祖父,舅舅,老师以及我周围的人都帮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长。二十岁以后的我,不能说是没有经过风吹雨打,但是我比较是没有受过感情上摧残的人,我就能够经受身外的一切。有了健康的感情,使我相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在螺旋形上升的路上,是峰回路转的,但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断,来克制外来的侵袭。

八十年里我过着和三代人相处(虽然不是同居)的生活,感谢天,我们的健康空气,并没有被污染。我希望这爱和健康的气息,不但在我们一家中间,还在每一个家庭中延续下去。

话说远了,收回来吧。

读书

我常想,假如我不识得字,这病中一百八十天的光阴,如何消磨得下去?

感谢我的母亲,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把文字这把钥匙,勉强地塞在我手里。到了我七岁的时候,独游无伴的环境,迫着我带着这把钥匙,打开了书库的大门。

门内是多么使我眼花缭乱的画面呵!我一跨进这个门槛,我就出不来了!

我的文字工具,并不锐利,而我所看到的书,又多半是很难攻破的。但即使我读到的对我是些不熟习的东西,而“熟能生巧”,一个字形的反复呈现,这个字的意义,也会让我猜到一半。

我记得我首先得到手的,是《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这里我只谈《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真是一本好书,每一段故事,多的几千字,少的只有几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每个“人”都从字上站起来了!看得我有时欢笑,有时流泪,母亲说我看书看得疯了。不幸的《聊斋志异》,有一次因为我在澡房里偷看,把洗澡水都凉透了,她气得把书抢过去,撕去了一角,从此后我就反复看着这残缺不完的故事,直到十几年后我自己买到一部新书时,才把故事的情节拼全了。

此后无论是什么书,我得到就翻开看。即或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张纸,哪怕是一张极小的纸,只要上面有字,我就都要看看。我记得当我八岁或九岁的时候,我要求我的老师教给我做诗。他说做诗要先学对对子,我说我要试试看。他笑着给我写了三个字,是“鸡唱晓”,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对上个“鸟鸣春”,他大为喜悦诧异,以为我自己已经看过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其实“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这四句话,我是在一张香烟画的后面看到的!

再大一点,我又看了两部“传奇”,如《再生缘》、《天雨花》等,都是女作家写的,七字一句的有韵的故事,中间也夹些说白,书中的主要角色,又都是很有才干的女孩子。如《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天雨花》中的左仪贞。故事都很曲折,最后还是大团圆。以后我还看一些类似的书,如《凤双飞》,看过就没有印象了。

与此同时,我还看了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也就是《大卫·考伯菲尔》,我很喜欢这本书!译者林琴南老先生,也说他译书的时候,被原作的情文所感动,而“笑啼间作”。我记得当我反复地读这本书的时候,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家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我自己是幸福的!有时被母亲看见了,就说,“你这孩子真奇怪,有书看,有东西吃,你还哭!”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

我的另一个名字

我的另一个名字,是和我该爱而不能爱的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我的姑母。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姑母,只从父亲口里听到关于她的一切。她是父亲的姐姐,父亲四岁丧母,一切全由姐姐照料。我记得父亲说过姑母出嫁的那一天,父亲在地上打着滚哭,看来她似乎比我的父亲大得多。

姑母嫁给冯家,我在一九一一年回福州去的时候,曾跟我的父亲到三官堂冯家去看我的姑夫。姑姑生了三男二女,我的二表姐,乳名叫“阿三”的,长得非常的美。坐在镜前梳头,发长委地,一张笑脸红扑扑地!父亲替她做媒,同一位姓陈的海军青年军官——也是父亲的学生——结了婚,她回娘家的时候,就来看我们。我们一大家的孩子都围着她看,舍不得走开。

冯家也是一个大家庭,我记得他们堂兄弟姐妹很多,个个都会吹弹歌唱,墙上挂的都是些箫,笙,月琴,琵琶之类。父亲常说他们家可以成立一个民乐团!

我生下来多病。姑母很爱我的父母,因此也极爱我。据说她出了许多求神许愿的主意,比如说让我拜在吕洞宾名下,作为寄女,并在他神座前替我抽了一个名字,叫“珠瑛”,我们还买了一条牛,在吕祖庙放生——其实也就是为道士耕田!每年在我生日那一天,还请道士到家来念经,叫做“过关”。这“关”一直要过到我十六岁,都是在我老家福州过的,我只有在回福州那个时期才得“恭逢其盛”!一个或两个道士一早就来,在厅堂用八仙桌搭起祭坛,围上红缎“桌裙”,点蜡,烧香,念经,上供,一直闹到下午。然后立起一面纸糊的城门似的“关”,让我拉着我们这一大家的孩子,从“关门”里走过,道士口里就唱着“××关过啦”“××关过啦”,我们哄笑着穿走了好几次,然后把这纸门烧了,道士也就领了酒饭钱,收拾起道具,回去了。

吕祖庙在福州城内乌石山上——福州是山的城市,城内有三座山,乌石山,越王山(屏山),于山。一九三六年冬我到欧洲七山之城的罗马的时候,就想到福州!

吕祖庙是什么样子,我已忘得干干净净,但是乌石山上有两大块很光滑的大石头,突兀地倚立在山上,十分奇特。福州人管这两块大石头叫“桃瓣李片”,说出来就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立在一起,这两块石头给我的印象很深。

和我的这个名字(珠瑛)有联系的东西,我想起了许多,都是些迷信的事,像把我寄在吕祖名下和“过关”等等,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相信的,只因不忍过拂我姑母的意见,反正这一切都在老家进行,并不麻烦他们自己,也就算了,“珠瑛”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用过,家里人也从不这样称呼我。

在我开始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一时兴起,曾想以此为笔名,后来终竟因为不喜欢这迷信的联想,又觉得“珠瑛”这两字太女孩子气了,就没有用它。

这名字给了我八十年了,我若是不想起,提起,时至今日就没有人知道了。

父亲的“野”孩子

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却是得意的笑。

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男装,连穿耳都没有穿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垂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见我左耳垂后面的小黑痣,但是我至终没有扎上耳朵眼!

不但此也,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有时我穿的鞋稍为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瘸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除了父亲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是白的老马,一匹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在黄昏,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记得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惶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

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墓上献些鲜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准,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

烟台是我们的!

夏天的黄昏,父亲下了班就带我到山下海边散步,他不换便服,只把白色制服上的黑地金线的肩章取了下来,这样,免得走在路上的学生们老远看见了就向他立正行礼。

我们最后就在沙滩上面海坐下,夕阳在我们背后慢慢地落下西山,红霞满天。对面好像海上的一抹浓云,那是芝罘岛。岛上的灯塔,已经一会儿一闪地发出强光。

有一天,父亲只管抱膝沉默地坐着,半天没有言语。我就挨过去用头顶着他的手臂,说,“爹,你说这小岛上的灯塔不是很好看么?烟台海边就是美,不是吗?”这些都是父亲平时常说的话,我想以此来引出他的谈锋。

父亲却摇头慨叹地说,“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你没有去过就是了。”

我瞪着眼等他说下去。

他用手拂弄着身旁的沙子,接着说,“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好很美的……”

我说,“爹,你哪时也带我去看一看。”父亲拣起一块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面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

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愤激到这个样子。他似乎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个平等的对象,在这海天辽阔、四顾无人的地方,倾吐出他心里郁积的话。

他说,“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海边偏僻的山窝里?我们是被挤到这里来的呵。这里僻静,海滩好,学生们可以练习游泳,划船,打靶等等。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现在大家争的是海上霸权呵!”

从这里他又谈到他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他是在威远战舰上的枪炮副。开战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穿了腹部,把肠子都打溅在烟囱上!炮火停歇以后,父亲把在烟囱上烤焦的肠子撕下来,放进这位战友的遗体的腔子里。

“这些事,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样,永远挂在我的眼前,这仇不报是不行的!我们受着外来强敌的欺凌,死的人,赔的款,割的地还少吗?

“这以后,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常到外国去访问。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我觉得到哪里我都抬不起头来!你不到外国,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她越亲。但是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呵,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们现在难关多得很,上头腐败得……”

他忽然停住了,注视着我,仿佛要在他眼里把我缩小了似的。他站起身来,拉起我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一般父亲带我出去,活动的时候多,像那天这么长的谈话,还是第一次!在这长长的谈话中,我记得最牢,印象最深的,就是“烟台是我们的”这一句。

许多年以后,除了威海卫之外,青岛,大连,我都去过。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的港口,我也到过,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并没有觉得抬不起头来。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的!

但是,“烟台是我们的”,这“我们”二字,除了十亿我们的人民之外,还特别包括我和我的父亲!

一九八一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