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担纲糖业霸主
郭鹤年的祖籍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他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出洋谋生，来到马来西亚。先是当店员，后来自己开了家咖啡馆，成了家。郭钦鉴的哥哥郭钦暖也在南洋，兄弟俩经过数年努力，共同创办了以经营大米、大豆和糖为主的东升有限公司，家境日臻富裕。
郭鹤年是郭钦鉴的幼子，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们的童年是幸福的，家境优裕，严父慈母，弟兄3个在新山市一家英文学校读书。郭鹤年自幼聪明过人，而且非常好学。从英文学校毕业以后，他考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在求学期间，他刻苦发奋，博览群书，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他在这儿还认识了一位对政治颇为热衷的同学，即是日后成为“新加坡强人”的李光耀。
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入侵东南亚。马来西亚也被日军占领，并实行军管。郭钦鉴公司的大米生意被迫停止。祸不单行，不久，与郭钦鉴共同管理公司的侄儿郭鹤青又被日本宪兵扣押。公司只好关门，郭鹤年也被迫中途辍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郭钦鉴重整河山，再次开张。东升有限公司不仅恢复了生意，而且，由于他们的精心经营，市场不断扩大，发展得很快。然而，好景不长，郭钦鉴本来身体就欠佳，又因多年创业操劳过度，终于一病不起，于1948年病故。
父亲去世前不久，郭鹤年在新加坡独自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利克务公司。由于父亲的病故，他只好又回到马来西亚。
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女士受过高等教育，是个识大体也很有眼光的聪慧女性，她不希望因为丈夫的死，使郭氏家族的事业分崩离析，建议郭鹤年与他的哥哥以及堂兄弟们互相帮助，大家拧成一股绳，联手重新创业。成功之后，郭鹤年说：“母亲对我今天的成就有很大的功劳，对儿子的管教非常严格，也是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人。”
郭氏兄弟遵照母亲的意见，集中了各自所得的遗产，并邀请堂兄弟们来共同商量，各人入股，于1949年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鹤年当时虽然才25岁，但他精明强干，博学多才，众兄弟一致推举他为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年纪轻轻的他便挑起了重担，继承父辈开创的基业，继续经营大米、面粉、豆类和糖。
与此同时，郭鹤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克务公司的业务也正常进行，而且越做越好，日渐红火。1955年，郭鹤年将该公司改成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他同时兼管。
身居要职的郭鹤年深知自己的担子重，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要进一步发展事业，还必须拓宽眼界。为此，他专程去英国做市场调查，并学习商务知识。
在伦敦，郭鹤年对英国人优秀的经营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认真的学习和调查研究，他发现了糖业的潜在能力。于是，他把精力集中起来，专门地对糖业的经营做了深入的调查，对糖业的贸易状况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当时，马来西亚人食用糖的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本国制糖业极为落后。郭鹤年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大刀阔斧地干一番。
欧洲之行不仅大大地丰富了郭鹤年的商业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清醒的提示。1955年回国后，除了经营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外，他又在新山市创办了明因私人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50年代后期，郭鹤年开始着手致力于糖业经营。
1955年，郭鹤年回到马来亚，他在柔佛新山成立民天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商品贸易的生意。
通过民天有限公司和原本已成立的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同时应用在伦敦学到的现代商业管理经验，郭鹤年大胆地改变营业方针，开始设法从泰国大量输入白米，分销至新加坡、柔佛及马来亚各大城小镇。这也是郭鹤年家族事业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该家族跨国化企业的牛刀初试。很快，郭鹤年在马来亚生意场上建立起知名度和信誉。同行都知道，新山郭家那个从英国回来的“罗拔”（Robert Knob）长袖善舞，不可小觑。
郭鹤年堂兄郭鹤尧在谈到郭氏发迹时指出：“郭氏集团能够今日在本地及国际上大展拳脚、一帆风顺，主要是郭鹤年的眼光及工商业才华造成的！”
郭鹤尧继而称：郭氏兄弟集团的真正盈利并不是来自米业，而是靠“工业”；首先是靠炼“糖”工业，而且郭氏兄弟集团的真正发迹期，前后只不过30年！
作为兄长评价堂弟的业绩，如非心悦诚服，郭鹤尧要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容易的：“我应该很公平地指出，过去30年来，鹤年对工商业的许多准确分析、判断和决定，造就了郭氏兄弟集团今日的局面。”
1957年马来亚宣告独立。为了改变单一制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多元化，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马来亚联邦以及稍后的马来西亚政府（新加坡独立后易名）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统治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57年的“独立宪法”默许非马来人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自由，不受人为或法律上的干涉。从马来亚1957年独立后到1969，年“5·13”事件这段时间，被人称为“马来人的政治力量与华人的经济力量相结合的时期”。
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相对稳定，为华人经济发展，尤其是向现代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在50年代初期从经营锡矿业、橡胶业以及商业所积累的资金，开始向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地产业、制糖业、金融业、航运业和旅游业等领域发展。在这遍地是金、充满机会的年代，不少马来西亚华人把握住快半拍商法，谱写了一篇篇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
就在郭鹤年在经营民天和郭氏兄弟公司的时候，发现糖价不断飚升，几乎使得每个经营白糖的经营者，都赚得盆满钵满。
一经了解，当时的食糖供应命脉，掌握在外国商家手里，主要依赖进口。食糖的价格一度涨得怨声载道，一磅树胶的价格竟然不敌一磅食糖的价钱。
郭鹤年在英伦学习、考察期间发现食糖交易和期货交易大有可为，心弦为之一动。
就在这一时刻，一位同郭鹤年有着广泛业务往来的日本商人找到他：“郭先生，炼糖业在马来亚很有发展前途，咱们联手一起干吧。”
这个提议，令郭鹤年怦然心动。
因为马来亚地处亚热带，具有种植甘蔗的优越条件。只不过没有自己的炼糖厂，不得不依赖进口而受制于人。
因为此际首相东古·拉赫曼领导的政府拟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力发展国内的工业。在这项计划下，凡是被列入新兴工业的领域，均可获得极大的奖励，其中包括免税优惠措施。
与此同时，曾一度控制东南亚糖业市场的黄仲涵家族已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逐步淡出这个领域，真空地带谁来填补？
于是，郭鹤年决定投资炼糖业。
但是，不要忘记，郭鹤年虽说20余岁就执掌家族经营的帅印，虽然他比家族其他成员见多识广，读过书，留过洋。华人家族毕竟有长幼尊卑的传统，而且郭家人多想法也不少；更重要的当时郭鹤年虽具备大手笔运作的筹划，但毕竟还没有拿出响当当的杰作来。
因此，他对炼糖业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并同日本商家进行冗长的谈判，一个揭开郭家事业发展新篇章的主意就在心底拍板。
在郭氏家族董事会上，郭鹤年向家族成员端出他的全盘计划：将全部身家财产投资到“炼糖工业”上。
郭鹤尧是参加此次会议的成员之一。他在接受新加坡名记者冯仲汉的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赞同鹤年的主张。当然大家都明白，那次的投资也是一个冒险，万一失败的话，所有郭氏家族累积了几十年的财产都会全部化为乌有。”
而另一种说法则是：郭鹤年话音刚落，就出现赞成派和反对派，而且势均力敌。
赞成者认为，鹤年计划缜密可行，跟着他走没错。更重要的是眼下大马商机难得，如不加以把握，郭氏家族难有出头日。
反对者则言之凿凿：投资炼糖业在大马史无先例，如今把全部身家都押在这上面，风险太大，这无异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万一砸了就“玩完”。
郭鹤年条分缕析，侃侃而谈：
糖，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之一。这些年来糖价一直飚升，而食糖供应的钥匙掌握在外国商家手里。如今大马政府鼓励国内企业界发展民族工业，并予以优惠，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不迅速捕捉，可能转瞬即逝。
所有身家押在炼糖业，正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兵法与商法同理，假如别人抢先从事炼糖业，我们随后跟进，即使没有风险，其利润必然大打折扣。
我们现在不是要求稳，小打小闹；我们要开创一个新世界。
郭鹤年不是滔滔不绝的演说家，然而他陈说炼糖业前景、风险结论有理有据，条条是道，极具说服力。
原来持肯定态度的家族成员更加放心，持有异议者也举手表决，全盘同意郭鹤年的决策，倾尽全力发展制糖业。
于是，马来亚第一家白糖提炼厂在1961年诞生了。
这便是建于马来亚槟城北赖的马来亚制糖厂。它是郭鹤年家族与马来亚联邦土地发展局、三井物产和日新制糖公司合资创办的。
郭氏家族为此注资60多万马币。用郭鹤尧的话来说：当时这个数字对很多大财团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可是对当时的郭氏家族，就非同小可了！我们当时只是一家米商。一家稍具规模的杂货铺而已。
观察家认为，创办制糖厂是郭鹤年家族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分水岭便是建厂前后。在兴办制糖厂之前，属于郭氏蛰伏时期。而当他毅然兴办制糖厂并付诸实施，则是他朝着现代企业迈进的重要关头，为他日后糖王的企业帝国奠定了基础。
当第一批白晶晶的蔗糖从北赖制糖厂的流水线哗哗流出，郭鹤年随手将一把糖放进杯子里，冲进一杯水，微微地呷了一口。这时，他心里的感觉就跟口里的味道一样——甜极了。从此，郭鹤年确立了在世界食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此后的一两年间，郭鹤年在东南亚各地的食糖贸易异常活跃，常有大手笔表现。他向中美洲的古巴购糖，然后转手卖给印尼；从泰国买入原糖，经过制糖提炼后通过有关渠道倒卖给中国。他低进高出，左右逢源，赚得盆钵皆满。
这时，郭氏家族原来对投资糖厂持有不同看法的成员，都庆幸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庆幸遵从鹤年的决策，郭氏家族事业才能开辟出一条致富新路。
60年代的整整10年，是郭鹤年全力投入食糖生意的10年。
马来西亚在传统上是一个以锡矿和树胶立国的国家，至于食糖，一向是依靠进口，因为一无种植甘蔗的基地，二无炼糖厂，因此，食糖的供应权都控制在外国商家的手中。
郭鹤年投资搞炼糖厂，可以自己提炼白糖，然而仍需从国外进口原糖，仍然受到外国商家的控制。
要想在糖业上进一步发展，必须跨越这个障碍，自己生产原糖，郭鹤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况且，马来西亚本身并非没有种植甘蔗的条件，只是因为独立前殖民统治下经济畸形发展，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必须建立自己的种植基地，这个地方必须有大片的荒地待开垦，土地的价格又不太贵。
郭鹤年的目光落在马来半岛最北端一个不起眼的小州上。英国人统治时把它叫做“Perlis”，译音过来就是玻璃市，这“市”字经常给人误解，其实它并无市镇的意思。玻璃市州是全国最小的州，面积为795平方公里。它毗邻泰国，人烟稀少，经济不发达，有大片的森林地待开发，这是郭鹤年建立他的种植基地的理想地点。
1973年正是世界市场上白糖价格飞涨的时候。蔗园这个时候开始收获，无疑给郭鹤年的生意注入了一支兴奋剂。
在边建种植基地的同时，郭鹤年一边在世界糖业市场呼风唤雨，屡有上乘表演。
1970年，世界食糖市场酝酿着一场风暴。很多人看到的是歌舞升平的日子，以为糖价还是像以前那样小幅的波动，不以为意。而郭鹤年就像一只有着一双锐利眼睛的鹰隼，看到糖市上涨的先兆。
于是，他将在伦敦学到的期货交易的方法运用于实践中。他抢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并投巨资于白糖期货交易。随着糖价的上涨，人们发现“罗拔·郭”手中拥有大量的食糖。
据说，仅此一役，就为郭鹤年赚得600万马元的入项，令国际食糖交易市场的资深人士刮目相看。
到了1971年，郭鹤年家族已控制了大马来西亚（东、西马）原糖进口的80%。
1972年3月30日，郭鹤年领衔的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主要交易板挂牌上市。
1973年，郭鹤年的“糖王”地位得到真正的确认。他不但拥有自己的炼糖厂，而且有自己可靠的原料基地。
说来也巧，1973年正是世界糖市好价钱的时节，源源的甘蔗送到炼糖厂，然后变成白色的食糖，变成一捆捆马币、美元。
玻璃市种植园的收获的意义，还不在于为郭鹤年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它还有另一层的意义：以前从未大面积种植甘蔗的马来西亚，其食糖供应已经自给自足。
拥有自己的蔗糖种植基地和炼糖厂，郭鹤年在糖业界的发言权更大了。他成为伦敦糖业联合会的会员，同美国、古巴等国的糖商和机构也关系密切，往来频繁。他的名字，不仅为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商界和糖业界人士所熟悉，就是在国际糖业经济中也是大名鼎鼎的金字招牌。
70年代初期，郭鹤年不仅控制了马来西亚、新加坡80%的糖业市场，还把他的产糖业务扩展到印尼、泰国、菲律宾乃至中国等国家。
1979年9月，在印尼苏门答腊的楠榜举行了郭鹤年集团所属的石头山种植园的开业典礼。人们注意到，印尼总统苏哈托出席了这一典礼，并手持金剪刀为之剪彩。
郭鹤年在糖业界呼风唤雨、气势如虹可见一斑。
玻璃市种植园是郭鹤年“初恋”的一个重要结晶。这个宁馨儿，使郭鹤年在商界首度加冠晋冕。
1976年，郭鹤年通过玻璃市种植园有限公司发动了一场倒置收购行动，从而使马来西亚制糖厂成为玻璃市种植园有限公司的一家子公司。这样，玻璃市种植园有限公司就成为郭鹤年以糖业为主的商业舰队，其经营项目包括糖的生产、提炼以及销售等各个领域。
六七十年代，无疑是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糖业贸易的黄金时代。在这20年间，郭鹤年集团控制了马来西亚食糖市场份额的80%以上。
伦敦同业界估计，郭氏兄弟集团在全盛时期频频出击，风头强劲，在国际市场1600万吨食糖的交易中，该集团无论是现货交易还是买卖期货，乃至充作中间人抽取佣金，都能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效地控制了150万吨食糖的交易量。
有人甚至惊叹：糖业天下，郭氏几乎占了一成。
于是，“大马糖王”、“亚洲糖王”的封号，自然非他莫属。
跨越计划多元战略
从60年代开始，在制糖业称雄后，郭鹤年借助世界和马来亚经济发展良机，靠与政府、工商界的融洽相处，全面扩展他的经营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