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后代，戴乃迭仿佛注定要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二十世纪与中国有关的外国人中，传教士的后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戴乃迭的记忆中，这座城市到处泛着恶臭。但这并不妨碍戴乃迭对街边小摊产生兴趣，那些沿街叫卖者挑着的火炉里，总是散发出十分诱人的味道。母亲不喜欢中国食物，认为它们不卫生，结果安排孩子们吃的都是英国羊肉和大米布丁，偶尔才允许吃一顿饺子。但戴乃迭和几个哥哥和姐姐，常常背着母亲，请厨师或者车夫，帮他们弄来烙饼和夹葱煎饼，在他们看来，这真是好吃极了。
文革开始已有两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没有想到，在1968年的4月他们会遭遇牢狱之灾。
从此，在以后四年多的时间里，戴乃迭与杨宪益关押在同一监狱，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知情。戴乃迭后来说，她心想杨宪益不是外国人，可能没有问题，一直以为他会留下照顾家里。而杨宪益觉得戴乃迭是个老实人，又从来不过问政治，应该不会被捕。
苦难却共同开始。
戴乃迭当年决意嫁给杨宪益、嫁给中国时，即使有过各种设想，做好准备来应付许多陌生的、意想不到的难题，但她绝对不可能料到她和杨宪益一起身陷牢狱，无辜成了所谓“帝国主义特务嫌疑分子”。
狱中的等待终于结束。
林彪事件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关押在监狱的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也随之解冻。在度过整整四年的监狱生涯之后，1972年5月，杨宪益和戴乃迭相继被释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