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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唐诗流派

第2章第4节唐诗流派

初唐宫廷诗人

唐初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以李世民本人为代表,他虽然也主张文学为政教

所用,却懂得文艺同政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他也不相信所谓“亡国之音”的陈词滥调。而

且,李世民在文艺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能够从艺术上欣赏文学。这虽不能直接引起文学的

兴盛,至少也是为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唐初的几代君主,不仅太宗如其自称喜“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高

宗、武后、中宗等,也都如此。为了炫耀大唐帝国的治世气象,他们又广引天下文士,编

纂类书,赋诗唱酬。由此在唐初先后出现了几个宫廷文人集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有太宗朝的虞世南、许敬宗,高宗朝的上官仪,武后时的“文章四

友”(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中宗时的宋之问、沈?期等。这些

宫廷文

人,或位居显贵,或为帝王所奖掖,每有所倡,天下靡然成风。他们的大量创作,内容也不

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既无须亦难以深入抒发情思。与南朝及隋代 ⑹啾龋梢运瞪?

归于“雅正”,但也因为这种“雅正”而更显得苍白无力。其意义主要在于维持了一种艺术

风气。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沿革的消息;其中有的诗人,还对诗

歌体制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历诗人

大历诗人,指的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这些诗人的大多数,青少年时

期是在开元太平盛世度过的,受过盛唐文化的熏陶;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空前战乱

,使他们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痛定思痛,蓦然感到了自己的无能和衰老,失去了

盛唐士人的昂扬精神风貌。他们的诗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

。这使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转向细致省净的意象创造,以表现宁静

淡泊的生活情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遂露出中唐面目。

大历诗人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钱起等“十才子”诗人,“十才子”

之名,最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 、钱

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蔊、夏侯审。他们的创作成就高低不一,所长

亦各异。如钱起才能很全

面,其诗各体皆工,被公认为十才子之冠,与刘长卿并称“钱刘”。李端才思敏捷,善于作

应酬的送行诗。“十才子”创作倾向和诗风比较相近。他们的生活态度,在钱起的《县中池

竹言怀》一诗中表现得很典型,所谓“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

。自爱赏心处,丛篁流水滨。”不再像前辈盛唐诗人那样充满兼济理想,真正的兴趣也不在

政事,而是集情趣于山水,寄心绪于景物。除了应酬唱和之作外,他们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

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作品多为

题赠送别之作。

另一部分是长期在江南任职的地方官诗人,如刘长卿、韦应物、戴叔伦等,作品大多描写山

水风景。就题材内容而言,他们的诗歌并没有比前人提供更多的新东西,其清雅闲淡的艺术

追求,则深受盛唐王、孟诗风的影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然而,在与诗的风格情调和写作

技巧密切相关的词语色彩和意象构成方面,大历诗歌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由于大历诗人多有生不逢时之感,意气消沉,受其特定心境和意绪支配的诗歌的词语选

择,往往带有凄清、寒冷、萧瑟乃至暗淡的色彩。在大历诗中,诗人寂寞冷落的情思,多通

过象征性意象或描述性意象表达出来,形成了两种意象类型——象征性的意象和描述性意象

。

一味地采用白描手法做诗而偏重于描述性意象,也会使诗的境界流于浅近狭小。大历十才子

的诗,虽善于运用细微清幽的自然意象,以一、两联诗句就勾勒出“诗中有画”的优美境界

,但往往构不成通篇浑融一气的意境。而且不少诗作过于讲究描写技巧而显雕琢,以致有佳

句而无佳篇。

韩孟诗派

唐诗经过大历年间一度中衰之后,在唐德宗至唐穆宗的四十馀年时间里又渐趋兴盛,并于唐

宪宗元和年间达到高潮。这个时期,名家辈出,流派分立,诗人们着力于新途径的开辟,新

技法的探寻以及诗歌理论的阐发,创作出大量极富创新韵味的各体诗歌,展示了唐诗大变于

中唐的蓬勃景观。而韩孟诗派就是进行这种新变的第一诗人群。

韩孟诗派成员有孟郊、韩愈、张籍、李翱、卢仝、李贺、马异、刘叉、贾岛、等作为一个诗

派,韩、孟等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

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

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注重诗歌的抒情功

能。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宣泄,尤其是“感激怨怼”情绪的渲泻

,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物质。

韩孟诗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笔补造化”。“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

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孟郊非常欣赏“手中飞黑电,象外泄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

”(《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的书法艺术创造,由此而及于诗,他认为虽“形拘在风尘”

,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笼乾坤,绳律“万有”(《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

之诗》)。韩孟诗派在倡导“笔补造化”的同时,还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在《调张籍》

一诗中,韩愈这样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

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

与韩愈相同,韩孟诗派其他成员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异的审美取向,如孟郊声言自己为

诗“孤韵耻春俗”(《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卢仝自谓“近来爱作诗,新奇颇烦

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寄赠含曦上人》);刘叉宣称“诗胆大如天”(《自问

》)、“生涩有百篇”(《答孟东野》);李贺更是倾心于幽奇冷艳诗境的构造,既“笔补

造化”又师心作怪。虽然这些诗人因自身遭际所限,视野不够宏阔,取材偏于狭窄,大都在

苦吟上下工夫,以致雄奇不足而怪异有馀,诗境也多流于幽僻蹇涩,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美学

追求和创作实践有力地回应了韩愈的主张,强化了以怪奇为主的风格特点。

元白诗派

元白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

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

;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其远源可以追溯到

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那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

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白居易

说得更为具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

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

。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这里,白居易将其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杜

甫的写实讽时之作,对于杜的其他作品以及“不逮杜”的作家作品,则评价偏低,说明白居

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除了注目于杜甫的诗歌内容,还对杜诗的通

俗化倾向寄予一瓣心香:“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之

二)“当时语”即当时民间的俗语言。在诗中使用“当时语”,既然有老杜在前导源,则后

继者便有了坚实的依据。于是,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起而效仿,致力于通俗

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白居易作诗甚至要求老妪能解(释惠洪《冷斋夜话》),

一时间蔚为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