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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揭开心理治疗的神秘面纱

还记得前几年《沉默的羔羊》风靡全球,片中那个冷酷而聪明绝顶的心理医生给人留下了印象。他比任何鬼怪都可怕,因为他的职业是真实存在的;他在打开病人的头颅时所产生的震惊不亚于一颗原子弹在你的心中炸开。

在现代化的生活中,也许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爱人,而是你的心理医生。或许,你连谁需要心理医生,我需要心理医生吗,看心理医生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都搞不清楚。

那也没关系,这恰恰就是这一章要告诉你的。

一、什么是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的定义及其背景

(一)什么是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是一种以助人为目的的、专业性的人际互动(interaction)过程,心理医生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方式影响患者或其他求助者,引起心理、行为和躯体功能的积极变化,达到治疗疾病、促进康复的目的。

心理医生的言语、表情、举止行为及特意安排的情境,可以使病人或来自普通人群的“咨询顾客”(client)在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方面发生变化,以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工作、生活、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从而能更好地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保持心理和生理的健康。心理治疗能够对躯体内的过程产生影响,基础在于心理功能与生理功能是人的生命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尤其是与治疗性咨询(therapeutic counse-ling)在很大程度上互相重叠、相通,助人的目的、机制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一般而言,二者区别主要在于对象各有侧重——心理治疗主要针对临床病人,而心理咨询主要针对普通求助者。不过,有时要区分此二类服务对象并不容易,去临床诊断的人可能不认为自己是病人,而自以为只需要咨询服务的人实际上需要力度大、系统化程度高的治疗。另外,有的治疗流派认为,心理医生把求助者当“病人”看待,可能会强化本人和其周围的人对于病态的注意,以及相关的负性情感体验,以致产生所谓的“标签效应”,不利于康复,故提出要故意模糊病人与求助者的界限。

与其他医疗技术相比,心理治疗与社会人文学科有更紧密的联系,到现在也还没有大家公认的、统一的定义和理论。但正规心理治疗也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编造和施行的。有人将心理治疗定义为“基于科学的艺术”,意指它既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技术,又不是一般意义的艺术,而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创造性助人活动;除了因其与普通人的生活及人伦密切相关而有很强的日常性、世俗性以外,其实施还要符合科学(尤其是医学、心理学、语言科学)、社会文化(主要是伦理、法律)的规范。

(二)心理治疗的由来与发展

心理性的疗病法是最古老的疗病法,其诞生早于药物和手术。利用心理机制治疗疾病的方法,起源于巫术(witchcraft)和各种民间疗病健身术(healing)。古今中外大多数民族都有此类与心理影响和人际操纵(psychological influence and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相关的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人际之间、心理过程之间及心身之间的互动规律,达到祛病养生的目的。一些传统的、民间的疗法在民间至今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和市场,有时甚至还会成为在现代社会中颇有影响的“流行疗法”。但这些方法与建立在心理行为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心理治疗相比,缺乏严格的科学观察和实验依据,理论的系统性和严密性不足;部分方法有神秘主义、超自然的色彩,或盈利、传教、结社的功利目的明确,容易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和社会问题,成为有害疗病术。

迄今为止,心理治疗已有三百多种流派,大多数可以纳入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系统论这四大主干体系。这些体系均有自己的理论建构、实证依据和操作技术规范,但在运用于实践时又根据临床情况而有很大的灵活性。我国医务人员和其他精神卫生相关人员对这些流派的主要理论已有一定认识,临床上也在越来越多地运用。

(三)心理治疗的形式及主要流派

从全科医师、综合医院各专科医师的临床角度,重点介绍超越流派,比较具有普遍实用性的两大方面技术——建立治疗关系的技术与促进变化的技术。

1.按治疗对象分类

(1)个别治疗(individual therapy):以单独的患者或求助者为对象的心理治疗。多数治疗或咨询采取心理医生与求助者进行一对一访谈的形式。

(2)夫妻治疗(couple therapy)或婚姻治疗(marital therapy):以配偶双方为单位的治疗。可以视为家庭治疗的一种形式。重点处理影响婚姻质量,引起心理痛苦的各种问题,如夫妻关系、性问题。

(3)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以家庭为单位的治疗。核心家庭是最普遍、最基本的人际系统,其中发生的频繁而紧密的人际互动,与个体的精神卫生状态密切相关。所以,该类治疗多以核心家庭为干预目标。但由于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必要时,家庭心理医生还邀请核心家庭之外的大家庭成员参加治疗,甚至会涉及家庭外的社会大系统的人员如教师、朋友等。

(4)集体治疗(group therapy):以多名有相近似问题,或对某一疗法有共同适应证的不同疾病的患者为单位的治疗。按照系统论“总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的论点,集体治疗不是个别治疗的简单相加,而是与家庭治疗一样,重视群体成员构成人际系统后产生的“群体心理动力学”现象,利用人际互动来消除病态,促进健康。

2.按学术思想分类

(1)精神分析治疗(psychoanalytic therapy)及心理动力性治疗(psychodynamic therapy):经典精神分析是在19世纪90 年代由弗洛伊德(S.Freud)创立的,其特征是对于人的潜意识和人格发展,提出了内容十分丰富、复杂的一套心理动力学学说。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的可能性,精神分析学说到今天也还未成为公认的科学理论。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心理治疗领域里最重要的一个流派,无论是心理治疗的理论还是技术,都深深地受其影响。

经典的精神分析因耗时太多而不再流行。近四十多年以来,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各种短程治疗(bfief-therapy)较为普遍,理论、操作技术和治疗安排、疗程与经典精神分析不完全相同,但基本思想仍基于心理动力学理论,统称为心理动力性心理治疗。

(2)行为-认知治疗(behavioral-cognitive therapy):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行为治疗,主要以巴甫洛夫(Pavlov)的经典条件反射和斯金纳(Skinner)的操作性条件作用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环境中反复出现的刺激,包括人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通过奖赏或惩罚的体验,分别“强化”或“弱化”某一种行为。因此,治疗的任务是,设计新的学习情景,使合意的行为得到强化、塑型,使不合意的行为得到弱化、消退。在提出行为主义的早期,这些理论观点主要是基于对实验动物的观察,所以只强调外界刺激(stimulus)与可观察、可测量的外显行为反应(reaction)之间的关系,简化为“S-”模式。后来人们注意到,人作为受刺激客体(Object)所具有的内在心理过程,如认知过程,在由外来刺激引起行为反应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S-O-R模式);适应不良的或者病态的行为之所以形成并维持下来,与一些非理性观念或推理方式有关,如“非此即彼、以偏赅全、情绪化、灾难思维”等思维歪曲。

因此,新近的行为治疗已不再是机械、非人性化的操作,不仅仅对外显行为感兴趣,而且注意认知因素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增加了对内在心理过程的干预。

(3)人本主义治疗(humanistic therapy)或求助者中心治疗(client-centered therapy):以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一类治疗方法,重视人的自我实现理想、需要层次,重视人的情感体验与潜能,提倡心理医生应该具有高度的同理心(empathy),以平等、温暖、关切和开放的态度对待求助者或病人。代表性先驱人物是罗杰斯(Rogers)和马斯洛(Maslow)。

(4)系统治疗(systemic therapy):近五十年来,伴随着系统论、控制论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一类强调个体与人际系统间的心理动力学关系的治疗方法。特点是其对系统整体、对人际系统中各种互动性联系的关注;与其他疗法关系密切,有很好的兼容性,但又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观点和技术。

起初,系统治疗是作为家庭治疗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后来,系统思想不但逐渐影响了大多数家庭心理医生,而且还作为一种基本思想,被接纳进入个别治疗、集体治疗和大型组织一机构咨询之中,成为日益重要的一类治疗。

心理治疗还有其他的分类方法,例如,根据语言使用情况可分为言语性技术和非言语性技术,后者包括音乐治疗、绘画及雕塑治疗、心理剧、家庭塑像;又比如,可根据干预的强度、深度、紧急程度,分出一般支持性治疗、深层治疗、危机干预,等等。

参考专栏:近现代心理治疗是由西方人发展起来的。标志着古老的心理性疗病术升华为心理治疗的最重要里程碑,是19世纪上半叶对流行疗法“麦斯默通磁术”(Mesmerism)进行的科学观察和解释。当时,欧洲流行由奥地利人麦斯默发明的“动物磁性疗法”。成千上万病人因为相信麦斯默让他们握在手上的金属棒接通了身上的磁场而感到许多症状迅速缓解,因而对此疗法的奇迹深信不疑。但是,动物磁性直到今天也未被证实。当时有法国、英国医生通过亲自观摩、体验这种疗法,并对病人实施相似的操作技术,却证明“动物磁性”这种概念实际上只是充当了诱导催眠现象的心理媒介的角色,起到暗示

(suggestion)的作用。那种疗法的奇迹般疗效实际上是集体性催眠(hypnosis)现象。换句话说,“磁性”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而对这个概念所抱有的信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施术者的崇拜、依恋,还有对于“奇迹”的期待和周围人们的互相影响,造成了心身方面的积极感受。这说明,施术者在内容层面“说什么”,没有其与被施术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得重要。这一发现,成为近现代心理治疗的先导,催生了精神分析理论,成为精神病学、心理学中的常识。

心理治疗的确定

各种心理治疗共有的要素是促进积极的变化。多数治疗方法都大致含有以下一般过程:与建立治疗关系同时,心理医生开始对病人的症状性问题、人格、应对方式、人际系统(包括家庭)、社会文化环境及资源等情况,进行问询、观察,并做出多维评定与诊断。在此基础上,逐渐增加干预成分,促进变化,直至宣布治疗关系结束。

1.治疗变化的入口及干预方法的选择

病人前来就诊,与心理医生形成治疗关系,为的是改变不合意的心理体验、行为模式或人际环境,甚至要求改变性格。每种治疗都有自己确定的主要变化目标。信念、形成信念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行为、压抑的过去经历和现在正产生着的自我体验、面对外部世界所做出的反应(如情绪、心理防卫机制、应对策略)和人际网络,都可以是变化的靶子。

受过训练的心理医生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的。其偏好的理论又好比是认知系统中的“筛网”,它组织原始资料,使病人的内在心理活动和外显行为变得可以理解。如何组织、处理、解说从病人处得来的资料,如对行为的观察、当前的信念及价值系统、个人史、人际关系功能等,体现各个流派的旨趣。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例如,认知治疗特别关注患者的“非此即彼”之类的“非理性观念”;行为治疗注意分析:反复出现的问题行为总是与哪些因素伴随出现?这些因素是否在强化着问题行为?

由于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心身统一性,以及人与环境的互相调适性,在一个靶子上引起的变化可能产生系统性的滚雪球效应。重要的是在引起初始变化以后,如何扩大、加深变化,并使之成为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变化。

临床案例——飞行恐怖症的暴露疗法。行为心理医生用增加患者坐飞机次数并记录心身两方面体验的方法来改变焦虑性情绪体验,而且故意不准家属做出安抚、保证性的行为,也不准病人服用中枢性或外周性的抗焦虑药物。这种以行为和情感为靶子的方法实际上可以在思维层面引起相当深刻的领悟,可以使当事人深切体会内在心理过程与外显行为之间的反馈关系、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理性观念与非理性观念之间的关系,乃至意志与认知、情感的关系。这要比解释性、支持性疗法直接灌输好得多。

中国的许多心理医生偏好教化性的帮助形式,常倾向于以权威主义的身份发展社会控制性、保护——依赖性的关系,充当施舍者、教导者或“包公式的法官”;与此相应,促进变化的入口很自然地倾向于选择认知领域,喜欢说理、劝慰。另有一些心理医生,较为欣赏行为主义对“客观、可观察行为”的重视和发号施令的风格,恰恰对改变认知的工作不以为然,“懒得说话”。

2.根据问题和相应解释确定干预方法

决定干预方法的最简易原则是:根据问题的复杂程度和来源确定,干预策略是:较单一的问题,如考试焦虑,大概只需要以缓解症状为目标的方法;复杂的、多维度的问题,如婚姻问题,多需要解决深层心理冲突的方法。在前一种情况,直接解释,让病人认识症状、诱发的环境因素、后果和功能不良的观念,常常已能奏效。在后一种情况,心理医生的解释应该能够阐明多层多面的问题之间存在的复杂联系;治疗干预既要缓解症状,又要引起深刻的领悟,导致原有定势发生动摇、变革。

对问题的看法和说法不同,自然会引出不同的干预方法。行为治疗可能会设计渐进性的系统脱敏疗法、满灌式的暴露疗法或厌恶疗法,精神分析心理医生可能会帮助分析童年创伤。不过,现代心理治疗提倡折中、融合,对病人灵活实施体现个别化的干预。既然现有的治疗技术多种多样,各有其长处和短处,就有必要掌握选用和组合的原则。多数病人都不会只带着单一的问题来求助,他们的问题常常是多重的。于是,心理医生的任务之一,是将问题归入一定的理论框架,进行化繁为简的概括,继而从潜在有用的多种“工具箱”中挑出一种或有限的几种来试用。

临床案例——系统治疗的“资源取向”:两位总觉得孩子做什么都做不好的家长,带着被诊断有“学校行为问题”的儿子来进行家庭治疗。心理医生在1小时多的时间里,花许多时间对父母提出如下问题:“你们的孩子没有症状时表现什么好的行为?他在什么人面前症状最少?什么时间里呈现刚好与生病相反的行为?其他人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表扬过他?如果他10天以后完全变成一个好孩子,他会做哪几桩让父母高兴的事?”。在结束访谈时,心理医生布置家庭作业:父母每天至少秘密记录病孩的5条优点。

在访谈过程以及随后在生活情境里做作业的过程中,家庭成员的注意焦点逐渐从病态、缺陷转移开,而慢慢集中到孩子的优势、长处、发展潜能上来。发生这样的注意转移,相当于家庭从心理医生手里接过了系统式的“透镜”,学着用系统的观点去看待自己的问题,摒弃缺陷取向,学着用积极的态度处理问题。

系统式治疗将看法和做法之间的辩证关系利用到了很高的程度。系统心理医生看到的,主要是人际系统中的互动性交流行为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个体如何通过呈现症状而对家庭系统的变化做出反应。相应地,他们主要用提问的方法影响一个家庭中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进而修正交流行为。

这一现象提示,求助者系统往往对心理医生的意向做出相应反应,常呈现出心理医生在透镜下想要看到的东西。心理医生如果尽想看毛病、缺陷,那么透镜下可能就是满目疮痍。所以,理论取向不仅仅是心理医生自己的事,它在无意中可能“制造”出一批符合理论构想的病人来,理论因而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系统治疗利用了心理治疗能够“无中生有”的特性,对此做出了积极方向上的努力。

心理治疗的技术

主要的干预策略可以大致分为3类:

阐释技术;

隐喻技术;

改变行为(changing behavior)的技术。

(一)阐释技术

主要用来帮助病人澄清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以新观点看待和理解病理性问题与各种内外因素的关系,获得领悟,使其能走上自己解决问题的新路。

积极的阐释是“容许性”的,表达出来是善意的鼓励,使人有进一步改善的动机,使人正视自己没有很好承担过的责任。使用医学诊断“标签”,紧接着给一套高深的学说,也许在一些病人可以导致真正的领悟,但在很多病人,只会导致沮丧、绝望,因为不但他们无能为力,就连医生也是“谈虎色变”,正在翘首盼望躯体治疗的一小步进展。还有另一些病人,可能乐意接受限制性阐释,因为那样的话,他们根本不用再做任何改变现状的努力,甚至还可以增加继发获益。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疾病的“慢性化”。

贴标签而不给心理支援与引导,是“限制性”的。所以,各个专业领域的临床医生都不能单方面地滥用诊断名词,而是在下诊断时就要同时考虑如何进行合理解释和主动指导,要让患者对于治疗的前景有适当的期望,以提高依从性和主观能动性。一些以心理学机制为内容的阐释也会产生限制性作用和慢性化作用。

阐释,指对病人方面心理、行为及人际情境中的关系或意义提出假设。也可称作解释、释义。阐释在解决问题的努力中给予病人多一点自由,使其用与己不同的词汇、语言,新的参照系来看待、描述心理和行为现象。

各种流派对阐释的性质有不同的说法:精神分析将阐释视为让病人的焦虑和冲突意识化的一种工具。人本主义求助者中心疗法不欣赏这种技术,认为这会把促变的责任过多地放在心理医生这一边,还可能导致阻抗。但是,求助者中心疗法所重视的情感反映技术,实际上也在起着温和的阐释作用,因为心理医生选择、反映的情感内容,就一定折射他对这个情感内容的意义的判断。只不过这样做给人的印象是“强加于人”的程度很弱。认知治疗将阐释看成是一种归因治疗或认知重建的技术。

不管各种流派提出的阐释听起来有多精彩,判断其是否有用的标准,是要看能不能促进病人朝着他自己觉得合意的方向发展。

许多技术或多或少有阐释的功能,施用于病人及其相关系统时引发的感受是不同的,直接干预的力度也不同,或许按它们各自的意图来说,发挥作用的时间大概还有差异。以下4个构成一个连续谱的概念可体现这些差异:

1.反映:已在第二节介绍过。这一技术给病人的阐释信息没有超过公开表达出来的内容。

2.澄清:只是稍微点明病人的表达中所暗含、暗示的,但自己未必意识到的内容。到这一步时,已经需要心理动力学和机制的知识,在对情感进行的反映中加入许多认知成分,以帮助病人将以往只是模糊感受到的心理体验言语化。

3.对质:心理医生利用病人呈现出来的情感和思想作为材料,提醒病人注意暗含的,但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承认的情感和思想。具体的线索可以是口误、前后不一致、掩饰行为、言语与非言语行为的不协调、静默,等等。

4.阐释:心理医生直接导入全新的概念、意义联系或联想。这些心理成分存在于病人的体验之中,但显然离其意识甚远。在系统治疗中,可能会故意“强加”一种让病人及其家属感到十分荒谬的假说,以激起强烈的扰动,如前面案例中暗示患者“当病人有好处”。

临床案例——对志愿者进行催眠治疗前的放松性谈话。

本例能说明以上4种方法的差别:一位男子希望参加催眠治疗的现场示教,但刚要开始时却显得很紧张。心理医生在力图让其平静下来的过程中先后用了以下话语:

(1)反映:“你看上去好像比较紧张。”

(2)澄清:“你第一次来心理治疗室,不太习惯,心里不太踏实。”

(3)对质:“从表情和一些多余的小动作当中,我发现你心情很矛盾,甚至有些害怕。”

(4)阐释:“我推测,你像其他一些人一样,害怕被催眠后失态,或是被我操纵了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其实这些都不会发生,因为我了解到,你的个性特征是比较稳定的,暗示性比较适中,况且专业的心理医生诱导的催眠只是一种缩窄的清醒状态,你能够随时回到完全清醒状态。”

做好阐释,应注意以下几条建议:

第一,掌握好时机和内容:访谈早期只宜针对病人对于治疗的态度、转诊背景,做一般化的和尝试性的反应和澄清;待访谈深入,讨论的问题较广时,逐渐切入症状问题,增加以相关理论为基础的,对于诸如动机、防御机制、阻抗等较深层心理活动的对质和阐释。为了避免让病人产生“牵强附会”的感觉,或者引起反感,在提出一种阐释之前,应判断对方有没有进入合适的准备状态,即对涉及的主题是否愿意深入,对于自己提出阐释有没有兴趣,等等。再往后,接近访谈结束时,宜让病人有机会做出自己的阐释,也即让其总结、归纳他在治疗后对问题的新想法。

第二,在“因果关系”阐释中包含可控制的原因,尽量不用不可控制原因;提供积极的阐释。如果阐释集中于病人感到能够操纵、控制的信念或行为上,效果要比将问题归因于不可改变的情况好得多。积极的阐释能发挥良性的塑型作用和强化作用;听起来精彩但随后却让人感到无助无望的阐释,不但无用,有时还起副作用。

第三,注意柔和,避免武断:前面区别了几种强度不同的传达阐释信息的方法。要提醒的是,信息的“宏大、有道理”并不等同于表达时的强硬或粗鲁。有说服力的声音常常是温和、留有余地的。建议多用“我感觉到,似乎……”,“看上去好像是……”,“有人可能会猜想,……”之类试探性语句,少用“我看就是那样”,“这意思肯定是……”之类的表达方式。医生与病人争辩,责问“你怎么不愿承认我的说法?”更应避免。

第四,重复:重复是重要的学习原则。要让阐释“深入人心”,就得利用合适的机会和新出现的证据,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大致相同的内容。这样做的效果如何,要看对方的阻抗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

临床案例——对心身疾病多发家庭的积极赋义(positive connotation)与改释(reframing):在向一个存在着结肠激惹综合征、睡眠障碍等多种心身疾病和焦虑症诊断,成员之间情感关系特别黏滞的五口之家提问完毕,回馈印象时,心理医生说:“你们家在应付困难的过程中,互相之间很团结,让人敬佩。你们很在意是否伤害别人,是否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不直接用语言表达对别人的批评或者要求,而只是用身体上很微妙的变化,例如出现不舒服,来让别人觉察。在别人痛苦的时候,你们家的人有非常敏锐的觉察能力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能力。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太累、太封闭。但我觉得这也是些长处。只是要请考虑一下,以后如何减轻这种生活的代价。比如说,用那些非凡的优点,来发现和促进大家寻求快乐、放松、向外扩展的能力。”

这一段话以善意的语气,“包装”了对这个家庭存在问题的批评,以及对于变化方向的暗示。所依据的理论,是有关心身疾病发病机制的家庭心理动力学假说。这套“说法”正确与否,并不特别重要,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家庭成员能否接受这套说法,而且改变死气沉沉的家庭气氛。

积极赋义与改释在此例指的是,对当前的症状、系统从积极的方面重新进行描述,所有形式的轻蔑、指责都不被提及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看问题的观点。人们常说“看事物要一分为二”。这个新观点就是从家庭困境所具有的积极方面出发,将家庭中的疾病现象作为一个与背景(封闭、沉闷的家庭气氛)相关联的现象来加以重新定义。重新定义的过程传达这样的信息——情景是相对的,一种现象的意义也是相对的,依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可以改变。而对于心理行为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

(二)隐喻技术

除了心理医生为患者提出阐释,还有利用譬喻、比方、象征的方法来促进病人及其相关系统产生自己对问题的理解的方法。前面提到的求助者中心治疗、系统治疗、认知治疗尤其偏好这类做法。

通过以类比语言为基础的象征性思维进行的交流活动,是非常古老而有效的助人方法。国外的希腊神话、圣经故事、《一千零一夜》,中国的庄子著作,以及其他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的无数作品,均是可资运用的宝贵资源。心理医生既可运用故事疗法、阅读疗法、看录像治疗这类方法来传达自己的阐释,也可由此来促成病人方面产生自己的阐释。形象化地打比方,将思想感觉化,讲神话故事、讲别人的故事、讲心理医生杜撰的故事,根据病人的处境用成语进行概括,以及绘画、音乐、雕塑、心理剧等艺术治疗形式,都是绕过以数码语言为基础的抽象逻辑思维,从而启发观念、情感和行为改变的智慧而有诗意的办法。

具体来说,一些著名心理医生常使用的材料很丰富:幽默故事、成语故事;中外小说、传记、神话、传说;各民族奇闻逸事、风土人情;中医和外国心理医生的著名心理治疗案例,以及自己治疗过的成功案例(要注意为故事主人保密);对青少年病人讲自己的成长故事;让患者及其家属一起读有关道家思想、禅宗的连环漫画,读心理学科普书籍,下次治疗时由他们谈感想;等等。

东方人在进行隐喻性交流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和较强的能力。我们面对的患者人群,也与欧美文化背景中的患者不同,擅长使用“器官语言”,并因此而被西方人认为具有较强的“躯体化”倾向。另外,中国人有很强的“面子”观念,他们不喜欢或不习惯过分理性的剖析,尤其不愿直接涉及“压抑的性冲动”、“过分紧密的亲子感情纽带”这样一些可能有道理的说法。而形象化的语言,易于理解,促进同情心与同理心,不容易触发患者对暴露问题、缺陷而产生的阻抗。所以,符合我们文化传统的阐释体系,却仍然有市场。

临床案例——讲故事做心理治疗:一个伊朗心理医生以擅长讲故事而出名,著有《用于积极心理治疗的东方故事》。一贯被认为是长于抽象思维的德国人也很喜欢他的讲故事疗法。

一次,在初步了解一位多次离婚的男子来求助的原因之后,他觉得应该用间接、婉转的方式传达信息、引起讨论,就讲了一个古代波斯的寓言故事:一只鸽子换了5次窝,每次的原因都是它嫌刚住不久的窝有难以忍受的臭气。它向一只老鸽子诉苦并请教。老鸽子说:“窝里的气味就是你的气味。如果你老是这个样,那再换多少个窝也是臭的。”故事引起这位求助者的深思。这位几乎走遍全世界的记者随后向心理医生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并主动分析自己为什么总是“喜新厌旧”。原来是童年时期跟随父亲剧团到处旅行、颠沛流离的生活,逐渐塑造了他对于家庭居所和对于异性的观念;无意中,他正在重走他父亲走过,但又是他所憎恨的老路。经过讨论,求助者对问题有了越来越深的领悟。

正式的系统家庭治疗和催眠治疗常有录像记录,可以有针对性地请病人及其家属观看他们自己接受治疗的录像带,看完后先在家里讨论,然后来与心理医生讨论,或者写信回馈他们的观感。观看前有时会布置观看主题;有时什么都不说,故意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只是嘱咐专心看两遍,同时考虑心理医生究竟想让他们看出什么来。

夫妻治疗、性治疗中,使用录像带也较普遍。许多问题不宜当面进行讨论,心理医生可以用间接的方式增加体验、促进领悟。

(三)认知重建技术

认知技术源自奥尔柏特·爱理斯的理性—情绪治疗和阿隆·贝克的认知治疗,焦点是发展有适应性的思维,引导产生建设性的行为变化。

爱理斯认为,理性信念主要包含偏好和愿望。在受到阻碍时,人们会产生适当的、有利于自救的悲哀和挫折感。但很多病人在此之外还有一些非理性的信念,使病人产生功能不良性情感和行为。比如,他们喜欢用命令式的情态动词,如“应该”、“必须”之类,使自己勉为其难地追求达不到的目标,不能容忍某些不幸情况的存在。贝克总结病人的思维歪曲,不是侧重内容,而更多地是从形式方面提出认知治疗的以下几个靶子:

1.“全或无”思维,对个人品质的评价只用非黑即白两个范畴。

2.以偏赅全,过度泛化,跳跃性地下结论,将孤立事件的意义作过分扩展,将以特殊事物为基础而产生的信念用于不同的情境;

3.对积极事物视而不见;

4.对事物作灾难性推想,或者相反,过度缩小化;

5.人格牵连问题发生后,即使没有牵扯,也将事件往人(包括自己)的主观原因上联系,自寻烦恼;

6.情绪化推理,以为自己的消极情绪肯定就是对真实事物的反殃,宁可相信直觉,不愿接受事实。

因此,认知治疗旨在冲击病人的非理性信念,让病人意识到当前困难与保持非理性观念有关,教会他们更有逻辑性和自助性的信念,而且鼓励他们身体力行,验证这些新信念的有效性。为达此目的,认知治疗使用了许多来自其他流派的技术,特别是与行为治疗实现了极好的配合,达到了“知行同一”,以致二者现在常常被相提并论。

参考专栏:道家思想与认知治疗。强迫症是棘手的临床问题。部分病人有明显的完美主义个性特征,经常缺乏完善感、安全感和稳定感,而且坚信理性应该驾驭非理性。但这种信念恰恰是非理性的。另外,心身医学有关“应激”的研究成果提示,现代社会生活对于“成功人士”要求的“A型行为特征”——强烈的时间紧迫感、竞争意识和泛化的敌意,以及过度的紧张状态,有害健康,是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因素。这两个例子,是“非此即彼”逻辑的临床体现形式,也是中国古代“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思想的现代演绎。

强迫症患者摆脱不合意体验的欲念,与这些体验之间形成了正反馈性的恶性循环。加强控制的意向,相应地增加了“不能控制”的挫折感,常加重症状,越想理智,越觉得不理智;“A型人格者”追求成功的努力,有时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甚至威胁生命。有人认为,道家的“无为”思想提倡顺应自然,为而不争,是市场经济、信息化时代中主流文化价值——功利主义的解毒剂,可以作为对神经症、应激性障碍和心身疾病进行认知治疗时的一种价值取向,对患者进行适度的矫正。

道家认知疗法是对此进行临床操作化尝试的中国式心理治疗方法。它融汇了西方认知治疗的基本原则和博大精深的道家思想,已经在临床上进行较大规模的试用。

与应激、焦虑及躯体化问题等有关的躯体症状,不仅是神经症、心身性障碍躯体治疗的靶子,也是心理治疗中要注意的方面。有些技术可以直接发挥良好的效果,使患者免于或减少药物或物理治疗,增加对整体治疗的依从性。不过,这却是一个常常受到临床医生忽视的方面。

其实,大量患者因为功能性躯体症状而在医院外接受民间健身术、针灸、按摩和理疗,我们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就能估计他们对处理各种情绪和躯体不适的巨大需求。这也就是各种流行疗法得以流行的前提条件。正规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应该注意前面到过的现象——中国病人对治疗有非常实用主义的期望,如果不能较快地解除这些不适,精心策划的各种躯体治疗也将很快失去关系性的基础。

此处简略介绍此类技术中几种与放松有关的技术。这些方法对失眠、血压升高、疼痛、恐怖、考试焦虑、说话焦虑、易怒、心悸、胸闷、胃肠不适、肌肉震颤等症状有确切的效果。

渐进性放松训练

渐进性放松训练的目的,是帮助病人体会主要肌群的紧张感与放松感,进而学会调控,以后自己进行放松练习。心理医生按一定的顺序,让病人从头到脚逐一对肌群进行“收缩-放松-收缩-放松……”训练,并提示其注意相应的身体感觉。训练后让病人在家中每日两次坚持训练。

静坐冥想

这是一些宗教修炼中常用的方法,如坐禅、超觉静坐、祈祷,等等。中医养身气功也采纳此法。基本机制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他人指导后进行自我催眠,诱导出生理心理性的放松反应,包括进入催眠性的“出神”或“入静”状态(trance state)。各种方法的共同点是:需要安静的环境,头脑中有一定的意念、想象作为注意对象,态度被动、自然,采取舒服的体位。常用的方法是:闭目,调整呼吸节奏,并相应地默念简单词汇或无意义单音,或作轻松、愉快想象,体会、暗示身体出现放松感。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非专业的情况下进行修炼时,自我暗示和他人暗示在一部分人有可能诱发产生病理性的心理现象,俗称“走火入魔”现象。这种现象在人格有缺陷、对修炼后果期待过高、团伙压力较大等因素共同存在的情况下较容易出现。

催眠治疗

催眠本不是一种特殊的治疗流派,而是心理治疗的基础技术,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其他技术联合使用。通过改变意识状态,催眠使具有高度受暗示性的潜意识活跃起来,不仅可以诱导产生治疗当时的各种新鲜体验,包括深度的放松,还可以唤起被压抑的创伤性经历和被遗忘的记忆内容;成功的催眠后暗示甚至能够影响治疗后清醒状态下的行为。电生理学研究显示,催眠状态下脑电活动与清醒状态不同。一般而言,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被催眠,但这种能力有较大的个体差异。

临床上可单独使用催眠,以达到镇静、降低焦虑水平、镇痛的目的。有时在系统治疗访谈后合用催眠。下面举一个例子:

临床案例——催眠处理焦虑症状:一位41岁的男性焦虑症患者半年内反复住院,主诉失眠、心悸,要求做大量躯体检查,拒绝服用抗焦虑药物。接受心理治疗时,否认其起病有任何心理因素。经说服,愿意接受“放松治疗”。心理医生解释说,此种放松治疗是催眠治疗,不会造成伤害,不会让其作言语性表达,不会让其失去自控。随后,请其盯视对面一幅构图简单的挂毯上的小树,以单调、缓慢而重复的语句,暗示绿色小树与多种愉快、轻松的体验有关,而长时间盯视后有眼部疲劳、全身肌肉放松、呼吸变慢、皮肤感觉变化等现象。数分钟以后,患者面部肌肉松弛,表情淡漠,眼睑闭合。心理医生持续暗示惬意的联想及自然会产生的相应躯体感知觉,但人称变为第一人称“我”,以增强暗示力。躯体放松从头面部至足部做一遍,其中在头面部暗示“紧闭的牙关放松,眉头舒展”;到胸部时注意言语节奏与其呼吸节律同步,重点暗示“心平气和”,呼吸平缓而深沉,心率缓慢而心搏有力。这时可观察到全身姿势变得自然。重复两遍约25分钟后,告知随着从10到1的倒计数,患者将逐渐醒转,然后让其回到清醒状态。睁开眼之后至完全清醒,还有数分钟的朦胧状态。催眠结束后请其回忆,说好像只“睡”了2分钟,其中大约有5秒钟感觉最为舒服,驱走了全身疲乏感,解决了他半年来的失眠问题,为此感到十分高兴。这实际上是催眠治疗中常见的时间歪曲现象。该次治疗以后,患者按照心理医生嘱咐,自行训练一周,症状消失出院。一月以后,当其在外散步时,又有惊恐发作先兆,但马上在闹市区的路边坐下行自我催眠,即避免了发作。近3年未再复发。

选择给该例患者做催眠治疗前,有两个实用的考虑:第一,患者社会地位较高,除了工作压力过大的处境外,拒绝探讨其他内心冲突和人际问题,显示对心理治疗有阻抗。而以放松为主要目的催眠可以避免阻抗。第二,从患者主诉和非言语交流推测,及时解除躯体症状对建立治疗关系有利。

心理治疗的影响

(一)心理专家介入少年犯审理

去年9月某晚,卢某、顾某的一同学提出没钱了出去想点办法,其一行六人一路游荡到金华市区某公园内,见到有一对谈恋爱的男女,他们即商量等晚一点儿行动。等到凌晨1时许,六人采用暴力手段对谈恋爱的男女实施抢劫,并对女的实施猥亵。在未成年被告卢某、顾某等人抢劫罪一案中,当事人均为未满18周岁的在校学生。审理过程中,婺城区法院引入了心理专家参与,对被告人进行科学、规范的人格和心理测试,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其走上犯罪的原因,以正确定罪量刑,确定教育、矫正的方式。

心理专家通过逐个与未成年被告人面对面谈话,与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谈话后,认为这些被告人家境并不差;生理上分析,去实施抢劫的原因是因这时期他们的心理急剧变化,引起他们产生强烈的独立性意向,不想再事事依赖父母。可是,事实上他们还缺乏独立判断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简单地认为他们自己能解决,而想出犯罪方法;有的被告人碍于情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盲目随其他成员干事,没有明确的犯罪动机;有的学习还比较努力。

根据专家的诊断,婺城区法院对初次犯罪的卢某、顾某等判处缓刑,并采信了专家的建议,考虑到青少年失足后,自尊心已受到严重挫伤,处置不当会使其人格进一步扭曲,造成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或采取另外更激进的方式寻求补偿,从而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法院与其父母、学校签订了帮教协议,尽量不公开其犯罪的详情,向他们提出归正和人生目标,作出具体生活学习要求。一个学期后,他们进步都很快,卢某担任了班干部,顾某的学习成绩也较以前有了大幅的提高。

分析: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案案件审理工作的不断发展,围绕着“教育、感化、挽救”青少年的方针和原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方式的改革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深入化的趋势。在此类案件诉讼中引入“心理专家介入审判”制度便是鲜明的一例。由于“心理专家介入审判”制度尚属新生事物,围绕着这一制度的建立、运作与完善,婺城区法院做了大胆有益的探索。

当代世界各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审理,基本上都是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对未成年人实行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以减轻其精神压力,促进其改过自新,成为具有正常人格的公民。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心理专家,对被告人进行科学、规范的人格和心理测试。一方面判断其心理是否正常,另一方面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其走上犯罪的原因。既有利于对被告人正确定罪量刑,又为教育、矫正、帮教被告人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有的放矢教育被告人改过自新。

“心理专家介入审判”就是法院聘请具有心理咨询师从业资格的专家或学校、教育系统的心理教师为心理专家,在开庭审理前,以心理专家与未成年被告人面对面谈话方式,或写信、打电话等形式进行书面或口头的心理测试,并向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调查,诊断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其走上犯罪的原因,出具报告给法院。从而进一步查明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原因,判断为什么犯罪,为挽救、改造,矫正不良和犯罪行为找到切入的途径。

据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后一般伴有恐惧失望心理,情绪低落,对抗心理扩大,丧失生活的信心,同时又怕进监狱,希望通过痛改前非,得到减轻惩罚。教育不当更容易出现反复性,心理专家可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科学诊断,协助法官给予针对性的矫正,消除他们的不良心理,唤醒他们的理智、良知,辨别是非善恶,促进他们形成健康人格。同时为法院有区别地采取灵活的刑罚措施、实现刑罚的目的奠定基础,有利于法院正确量刑。

(二)一封给心理咨询师的感谢信

五年前开始寻求心理咨询,先后接受过多家机构和多种形式的心理咨询。

我在大一的时候,陷入了一场恋爱。用时髦的话来讲,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同班的一个女生,然后开始了一场追求爱情的长跑。我的爱是疯狂的,别人可能都很难想象我这样一个原本内向、平时都不太答理人的男孩竟然如火山般爆发了:我每天都给那位女孩写一封情书,每天所有的生活就是给我爱的女孩写信,或是想在写给她的信里如何倾诉我的爱。除此之外,我基本上不干也干不了其他事情,我不太上课,不做作业,基本不考试,即使考试,也只能得很低的分,但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只要那位女孩的爱就可以了。但是奇怪的是,我会因爱生恨,我恨所有的人。那位女孩一开始还给我回过几封信,大致上讲一些我们现在还很年轻,要集中精力学习之类的话。但很快她就厌倦了我的追求,再也不理我了。但我仍然执著我的追求,在三年里,那位女孩每天都会收到我的一封情书。

当然,我的学习成绩下降得很快,挂科,休学,当我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恨所有的人的时候,只能选择退学了。我并不喜欢这样,因此就开始了我的心理咨询之旅。一开始是求助学校里的心理咨询老师,也曾去精神病院看过精神科医生,并被诊断为抑郁症,也吃过很多抗抑郁的药。我发现,药物可以让我不那么不开心了,但是我心中的爱和愤怒却无法消除,而正是这使我难以与他人相处,越来越退缩回自己的世界。此后我看了很多心理咨询师,最长的一次做了一年多的治疗。我发现,我就像爱上了那位女孩一样迷恋上了心理咨询,甚至结局也是一样的:一开始我对心理咨询很感兴趣,和咨询师一起讨论和分析我的心理,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建议,然后我一点也没有改变,最后心理咨询师也厌倦了我,甚至对我很愤怒,认为我之所以出问题是吃苦太少。后来我发现我对自己心理的分析比心理咨询师更细致,更富逻辑,更深入——但我还是没有改变,甚至更差。最近几年,我已经很少出门,很少与除了家人以外的人接触了。我生活在自己的小屋里,我与人的交流只在网上进行,我的方式是在QQ上寻找网友,成为好友后三天内把他/她从我的好友名单里剔除,剔除前我紧张,剔除后我快乐。

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另一个泥潭,五年前是爱情让我离开人群,五年后似乎是心理咨询让我离开人群。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再找最后一位心理咨询师,然后放弃。幸运的是,这次的咨询似乎不同,我的心理咨询师不再和我进行长时间的心理分析,我们讨论了更多的现在和明天的问题。我渐渐开始感到自己开始有力量走出我的小屋,并开始准备再次高考。

至于我的爱情,在一次咨询时,我突然发现,实际上,虽然我谈起那位女孩时心里还是很痛,甚至泪流满面,但我竟然已经记不起她的模样,也许在大街上遇到她都会认不出来了。我的心理咨询师告诉我,我爱上的也许不是那位女孩,而是爱上了自己的那份爱情。正如我要的不是心理咨询,而是接受心理咨询。我不知道,据说这是无意识的东西。最近我又遇到了那个女孩,尽管她还是她,但我已经不是我了,我突然觉得我的爱情那么荒诞。也许心理咨询师这次分析对了。

经过复读,我考上了大学,虽然不是名校,但专业是我所喜欢的。我现在沉迷于我的学业,我想我已经蹉跎了很多青春岁月,不能再浪费青春时光了。我很喜欢我的学校,喜欢宿舍里的哥儿们,还有我的老师。我不知道我对别人的愤怒是怎样消失的,实际上现在有时还有一些,但和过去相比好得多啦。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在上次的咨询里我告诉了心理咨询师我目前的感受和改变,他说这是我自己努力和成长的结果。我想他说的是对的。

我的心理咨询还没有完全结束,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和我的心理咨询师联系一下。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理咨询师已经不再是我的救命稻草,而更像是或者说是我的一面特殊的镜子,有时看不清自己了,我就通过它看一看自己。就我的感受和经历而言,我想在一个好的心理咨询中,可以洗涤心灵上的尘埃,可以获得更多的深入的理解,不仅是心理上的,还包括情感上的;我可以在另一个值得信任的陌生人面前敞开自己,说出我的感受而不必担心不能被理解,我可以获得改变自己的勇气,这是我想要的,也是我从心理咨询中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我想这也是其他人——有问题或者没有问题的人可以得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心理咨询也许人人需要。

二、心理治疗在中国

中国人的精神卫生状况

精神卫生疾病不仅严重影响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同时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做好精神疾病的防治,预防和减少各类不良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对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精神卫生问题已引起社会及政府的高度重视。

徐某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2004年8月4日,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一所幼儿园持刀行凶,15名儿童和3名教师被砍伤,其中,徐某4岁的儿子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按照法律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病发时的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徐某等受害者家属无法对行凶者追究责任。

这一不幸事件给徐带来的伤害难以愈合。一年多来,每看到儿子的照片,她的眼泪就会流下来。看到妻子经常痛哭或自言自语,徐某的丈夫很担心,怕她有一天也会心理失常。

在中国,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

据专家介绍,精神分裂症只是上百种精神疾患中的一种,目前在中国严重的精神疾患,除精神分裂症患者外,还有2300万抑郁症病人。

近二十多年,中国各种精神疾患的患者数量有增加趋势。据来自中国卫生部的资料,目前中国各类精神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3.47/‰。

据某医院院长介绍,中国最早的精神病调查是从1982年开始的,当时统计的数字表明,中国的重症精神病发病率为8.3‰,到了90年代,发病率跃升至11‰,2003年,广东统计的数字高达15‰,约有110万人患病,每年新增的发病率约为0.03%~0.04%。

据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北京市某医院教授介绍,北京地区的精神疾患人数上升迅速,特别是焦虑症、抑郁症和老年期精神障碍的病人明显增加。其中焦虑症病人的患病率已经从以前的不到2%,上升到了3.5%左右。

卫生部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精神障碍和自杀占疾病总负担的20%,居各类疾病之首。近十年全国各精神病医院累计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75000例,有杀人行为者占30%,全国每年约25万人死于自杀,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居世界首位;在较重灾难的受灾人群中,可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病率为9.4%~43%。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精神卫生疾患者出现了低龄化趋势。

据北京某医院医师说,现在每天接诊的心理疾患病人小于30岁的患者已经高达54%。

广东省某医院院长说,目前广州每年新增的5000名住院病人中,大部分为18~35岁的年轻患者,大、中学生患者占30%~4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中、小学生精神障碍患病率为21.6%~32.0%,其中有30%的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酒瘾、吸毒、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率是普通人群的5~10倍。

与20年前相比,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为何精神疾患人数却不断增加呢?

紧张的工作节奏、繁忙的学业、激烈的岗位竞争,使越来越多的人心理压力大、心理问题增多。特别是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增多,导致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也增多,这些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就容易使精神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

由于精神卫生知识尚不普及,不少人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对患者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以至于许多精神障碍者要忍受疾病痛苦和人们歧视的双重折磨,成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之一。

精神疾患患者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4年9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确定了精神卫生工作的五大重点人群:儿童青少年、妇女、老年和受灾人群,以及职业人群和被监管人群。重点防治的精神疾患为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老年性痴呆。

这一指导意见规定,对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要重视预防和干预,加强对学校教师、班主任、校医等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高早期发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能力;依靠学校现有工作队伍和网络,在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针对不同年龄儿童和青少年的特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包括技能训练)与咨询服务,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心理对妇女的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疾病,要加强研究和干预,维护有精神疾病和不良心理行为问题的妇女的权益,加强妇女孕产期心理健康保健和常见心理行为问题的识别及处理工作,降低其产前、产后不良心理反应发生率;做好妇女更年期心理健康咨询和指导工作;加强农村妇女心理行为问题的多学科研究,开展针对农村妇女的心理健康咨询和危机干预服务,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农村妇女精神疾病患病率。

对老年心理健康重点是进行干预,利用现有精神卫生资源,建立老年性痴呆干预网络,普及老年性痴呆和抑郁等精神疾病的预防知识,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活动并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对受灾人群的精神卫生工作,要加强精神卫生救援,加快制定灾后精神卫生救援预案,从组织、人员和措施上提供保证,降低灾后精神疾病患病率。积极开展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心理干预和心理应激救援工作,评估受灾人群的精神卫生需求,确定灾后心理卫生干预的重点人群,提供电话咨询、门诊治疗等危机干预服务。

对于职业人群和被监管人群的精神卫生工作,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别职业人群的具体情况制订适宜计划,疏导和缓解职工因工作、家庭生活等带来的压力。把被监管人员的精神卫生工作纳入本地区精神卫生工作计划,加强对公安机关监管民警,监狱、劳教部门民警和医护人员的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根据被监管人员精神卫生流行病学特点,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被监管人员开展心理治疗和心理矫正工作。

历经反复调研论证与修改,卫生部组织起草的国家《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终于形成,现正在征求社会意见。

该法的适用范围覆盖了精神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三方面工作的全过程。规定了各级政府、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等在精神卫生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对公民在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义务,政府、单位和社区在创造有利于精神健康环境方面的责任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规范,并强调积极扶持社区精神卫生康复机构,妥善解决贫困精神障碍者的治疗、康复与回归社会问题。其中规定:因精神疾病强制治疗的费用由国家支付。

据介绍,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坚持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模式,以保障精神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开展。

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相关部门协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精神卫生防治组织管理体系已经形成。一些地区已建成三级精神病防治管理网络,成立了各级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管理工作。

到2010年,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降到12%;精神分裂症治疗率达到60%;精神疾病治疗与康复工作覆盖人口达到8亿人。

中国政府还计划,到2010年,60%的城市居民和40%的农村居民具备一定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这一比率目前仅分别为30%和10%。中国将通过普及心理保健知识、加强重点疾病预防、改善医疗服务治疗等手段达到这一目标。

培养心理医生是中国政府精神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2005年3月,中国首批277名心理咨询师在北京获得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职业身份证”。2004年6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首批心理咨询员资格证书。

据介绍,中国目前共有52家心理咨询师远程教育辅导机构,正透过有组织的系统化职业培训和资格鉴定,为社会提供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经验和良好职业道德的心理咨询师职业化队伍。

普通中国人对精神健康也日益重视,心理咨询成为他们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江苏省社会心理学会储兆瑞教授所开的心理咨询诊所,每天接待前来咨询的人在二十人左右。

而在几年以前,许多中国人还只能通过一些电台在子夜开播的“夜话”节目,倾诉自己的苦恼,求得解脱。这类节目通常由电台邀请一些心理学者来主持,设有热线与听众互动。直到节目结束的时候,打进热线的电话依然不断。

不过,目前中国心理医生的数量很少,据了解,全国已通过国家执业资格鉴定,并正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从业人员不足3000人,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不止是心理医生,中国的精神病专业医生也很缺。“中国精神病专业医生与精神病患者之间的比例差距高达1:20000,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精神病学专家郑良缘说。

这一问题一直是中国卫生行政部门近年来力求解决的。不过,由于人才培养需要一个周期,经费投入也不可能一下满足需要,解决医患比例差距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据介绍,政府要求,在5年内全国精神科医生的数量要从现有的1.5万名增加到2万名,一半以上的县在综合性医院将开设精神科或心理咨询科。

心理治疗面临的问题

对于心理的认识,西方的发展远超国内水平,其认识已经深入骨髓,是生活、行为中实质的东西,不再是游离于表面的学术、医学类的问题,而是民众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心理的发展和经济水平是成正比的,但反过来讲,一个连自身心理都不能认识的民族,何谈发展。国内对于心理知识的普及似乎多集中于高校、高知阶层,所谓搞心理的也在不停地搞噱头,利用自身的点点优势充实自己的腰包,根本不存在有实实在在的普及和教育。揭下心理的面纱,走下神坛,不能光靠政策与宣传的力量,老百姓也得有积极的认识,不能再处于被动的地位,有问题解决问题,总是求助于外源,没有问题则忙于生计,眼睛里除了真金白银,再无其他。只要是一个自然人、社会人,总有心理活动,注重自我调整,是实现自我升华的必要途径。只要是沾染上心理的一点点东西,就认为是丢面子,有问题,多趋而避之,极尽嘲笑、鄙视之能,殊不知是无知嘲笑愚昧。心理问题就像感冒一样普遍存在,政策要把它装进书本里,你要学会把它装在口袋里,有事没事拿出来看看,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每一个人都有受到心理问题、精神疾病侵袭的可能,由于认识所限,人们总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这固然和社会的偏见有关,但是个体的认识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民族的文化底蕴越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复杂,这种认识的障碍就越大。你有问题,你忍受,隐瞒,只是为了面子,但是言语行为总能透露你的秘密,别人能看得见,猜得着,只是不说,也是碍于面子,皇帝不急,太监急嘛!对于心理与精神诊断与治疗的抵触与排斥,极大的影响着疾病的治疗效果和民众的生活质量。从流行病学上来讲,我国的普查数据结果总是低于西方,这很能说明问题。从就诊资料上来看,我国的患者和咨询者病程一般都偏长,这也能说明问题。病态的形成秉承一种惯性的发展趋势,一旦深入你的性格和行为特点,在你接受后又要求能否达到痊愈,这只能说是出难题,设障者就是你自身。所以说,为了面子而限制自己,最终会失去健康,只剩一张面子有何用?而且这只是你个人的感觉而已,在社交和行为能力逐渐降低中,你的面子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张生物学意义上的皮肤。连自己都不能了解和接受,却妄谈其他,岂不犹如痴人说梦?

(一)药品

抗精神病药物的存在由来已久,似乎对他们的了解只是限于专科医生,全科医生或是排斥,或是不知,更遑论普通民众。其原意是指治疗严重的心理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例如抑郁症、焦虑症,但大多数人却认为服用则代表有病,不服则代表自己没有问题,或是问题不大,正所谓由果而逐因也!本身就是否认,由其代表的意义而排斥,更多地从社会的角度和个人的角度理解这种有用的物质。暂不论抗精神病药物的另途他用,它能解决你的问题,解决很多人的问题,就像和降血压药物降低高血压病人的血压一样。从用途和解决问题的意义上理解,则相对科学一点。

在国内,一般搞心理的和搞精神科临床的业内专业人士对抗精神药物的观点也经常产生碰撞。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师一般持有的是排斥药物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不熟悉,另一方面是对自身所从专业的盲目崇拜,再者也是迎合来询者的要求。很多人往往不能正确理解和定位自己的专业服务内容,只要来询就尽收其中,无论诊断如何,缺乏风险评估,缺乏对问题的预见,不懂得解决问题的先后,其胆可谓大矣!精神科医生则对其过偏重,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在选择和更换药物中打转转,而忽视了病人的心理调节和社会功能的改善,临床结局不尽理想,其功也算不可没。对于专业业内人员来讲,这种偏见的消除更难,是发展得不够,也是知见障在作祟。专业人员能科学地认识、接受和善用,不偏不倚,互补所长,应该是所有需要医学帮助的人的福音。

接受药物治疗,等于承认自己的问题,多数人是排斥的。程度较轻的患者过于注重周围人的看法,药物反应等,门诊随访多见这样的病例。病情较重者,由于自知力所限,根本就是持抵制态度。这类病人一般有社会和家庭危害,强制接受治疗者居多,暂且不论。对于有一定分析能力的病人,接受药物治疗存在的问题更多,解决起来更难,因为不接受、不依从者太多。诚然,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较多,很多人药品一拿到手就反复的研究说明书,并与自身联系。详尽的说明本意是指导,却成为阻碍治疗的原因,这可能是厂家和医生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患者认为医生要求服药根本就是在为了赚自己的钱,特别是要求长期服药,无论怎样解释这是遵循的治疗原则,停药则成为病情稍见好转后的必然。这里还要提到一个药物经济学的问题,这是一个目前在医学领域过热的问题。选择新型药物,是治疗的一个趋势,但是这里面包含的经济学意义并不是一名患者所能理解的,医生应该予以解释、说明,避免误解。该不该接受的问题很简单,用量化的观点来看,你需不需要解决问题?需要,那好,服药占据利益百分数中的60%以上,那你就服;有药物反应,轻微的不适占据利益百分数的50%以下,那你还得服;服药让你能病情减轻,由此而能正常上班、挣钱,重新获得社交,所得利益相对于药物花费来讲,权衡一下,孰多孰少,就是你的决定。接受药物治疗,应该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光是经济利益的问题,还有生命质量的问题,医生不给你讲明白,但是你自身得明白,会算一笔关于健康的账。

对于自以为是和疾病乱投的病人来讲,极易成为医疗广告的陷阱中的猎物,持续的陷于错误的治疗之中。近年来,新型药物直如雨后春笋般地推出,药品的市场营销也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热烈场景。以新型抗精神病药品为例,药品公司过去注重推销给医生,现在则直接以广告的形式直接提供给了消费者,极尽夸张之能,并采取先入为主的方式,以试用、赠药的形式,牢牢地绑定消费者,绳子就是他们所鼓吹的疗程和撤药的问题。

为利润而言,他们往往有选择性地发表实验数据,于悄然不觉中把药品推到疾病的解决之道的地位,不仅误导了使用者,同样也误导了医疗人员。但是疾病的形成牵涉到诸多因素,单纯的作用于某一种其中的因素,不符合整体治疗的原则,但是广告却成功地摧毁了公众的认知底线和医生的专业底线,把生化的改变问题上升到了绝对的地位,把问题单一化,解决简单化,其目只有促销产品。有综合调查显示,新型抗抑郁剂和安慰剂对照治疗后的数据提示该药物改善的90%的症状在安慰剂组同样可见,并没有让病人感觉更好一点,反而增加了药物依赖的可能,自杀的倾向和因为撤药症状严重而难以停药,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还能相信这些药品就是所谓的解决之道?

将诊断简化,极具危险性,会让患者得到这样的信息:药品就是治疗的一切,可谓流毒无穷。传统中医也不甘落后,广告频繁地见诸于媒体,用语极尽夸大之能,诊断名词与症状名词、俚语穿插其间,相互罗列,让人为之目眩,并不恰当地使用痊愈等敏感名词,罗列出的数据傻瓜都能看出来有浮夸之嫌,诱导病人入瓮。似乎也在给人们传达一种信息,在西医不行你不能接受其药物的时候,中医就是你的救世主,因为中草药没有副作用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这却缺乏科学依据。似乎美国对于中草药的药理研究已经走在了发源地之前,而我们还在以利润为中心,充分的利用模糊概念,在医学上采取地是不严谨、不科学的态度,误导着人们的取向。这有医学本身的原因,媒体不负责任的审查甚至缺乏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广告,患者要学会分析,医生要态度审慎,宣传不能脱离事实,竞争也要遵循科学的原则,这才是发展的趋势。

(二)迷信科学

对于心理治疗,触之者与观望者都颇觉神秘。从业者则倾向于遮遮掩掩,模糊更具有诱惑性,一方面能极大地开发咨询资源,另一方面就是从业者水平有限,不能提供给你更明晰的信息。需要帮助的人要认清楚,我国合格的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少得可怜,多数水平也低得可怜,根本就是半瓶子醋。心理治疗只是心理疾患治疗手段中的一种,同样有适应症和禁忌症,不能说是凡归于心理问题(障碍),使用该治疗就能迎刃而解,这种绝对化严重地影响着正确治疗方案的制定。它总有自己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认识方面的,有适用方面的,也有专业素质方面的。网上结交一名心理咨询从业者,甚至连咨询师和治疗师的咨询对象都搞不清楚,就妄谈一切。

本地有教师一名,退休后则专搞人生重塑,多是告诉厌学的孩子家长要让孩子吃苦,并且送到某农村锻炼,言谈内容也多和此有关,听起来可笑,但从者云集,这种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网络咨询唯显浅显,声讯咨询唯显色情,可谓误人不轻。误导和错误治疗所带来的问题,对于咨询者的影响是巨大的,通常都具有长期效应,所以,你选择要谨慎,你治疗要恪守职业道德。

对于从业者而言,说不就代表着不行,是对自我的否认,很多人都不敢说,有的人则是自我认识不清。对自己过于盲目,对于自己一知半解的领域,颇敢逛荡逛荡,这种醋的容量永远也不会得到提升。中国的心理治疗,多是由书本上得来的,本地化消化、成长,缺乏系统,缺乏筛选,缺乏定向,从掌握的定义和概念中自我延伸,形成了杂乱无章的治疗形式和内容,不仅没有起到治疗作用,反而是延误治疗。

这种浅显的认识,连教授级的人物也不能幸免,本人曾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有知名教授在做现场示范,采集一名焦虑症患者的病史,完成后对病人说:你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出去旅旅游、爬爬山等云云,并声称自己给病人做了成功的心理治疗。从内容上看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却只能称之为政工式的治疗,让病人获得的是模糊的东西,缺乏程序和可操作性,没有晤谈对象的中心,只是一种泛化的东西。可以说,这不是心理治疗,是一次思想教育亦不为甚。所以说,敢于对自己说不,对于咨询者和本身都很重要,所知越多,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因为不足你才要学习,才要实践,这是科学的严谨态度。杨振宁教授就曾经说过:对于物理方面我知道一点,并在其他场合对于专业之外的东西多次给予不知道的答案,不但不显无知,反而让人觉得内涵愈加深邃。

网络、媒体随处可见心理咨询师的招生广告,炒作下每个人都在沾沾自喜,盖言能极大提高国民的心理素质,是极富意义的社会活动。它能带来的好处自不待言,但是,某些机构的先天不足和后期的变质就不能不让人担忧。首先是活动的指向,做这个活动是干什么用的?是普及知识,还是培养能处理大众心理问题和健康咨询的从业者?培训的形式不严谨,远程授课,为期有限的实习,施教者多为理论性人员,这样的培训尚且不如理发师的培训,理论与实践相差甚远,或许很多人在毕业后都不能说清楚自己究竟能做什么,反正是可以从业,就一把抓了。

对于人员的选择过滥,只要是认字的,会说话的,能交得起学费的就行,纯粹利益驱动下的活动,后期发展唯有变质一途,让很多人当成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一项事业,说是心理杀手有些过,但是导致误导、误诊则不能避免。轰轰烈烈的活动总是难以控制发展的方向,但是驱除了利益,问题则显得相对简单。如果说,这是一项全民运动,旨在提高全民的心理认识和自我保健意识,这其中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好!

从选择培训对象来讲,要精挑细选,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业内人员有工作经历5年甚至以上的,集中脱产培训,让外来的和尚和本地和尚一块念经,做得有系统、有内容,让合格者回去再以点带面的带动发展,不失为切实可行的运行机制。炒作,不适合于科学,尤其是医学,一旦进入浮夸的轨道,陷入利益的黑洞,则是自我摧毁,实为业内者所戒。

(三)治疗

1.对疾病的正确认识问题

不可否认,社会世俗对于精神疾病存在有偏见,又因为他们的社会功能减低或是具有危害性,而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但是作为家属本身,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不论是心理障碍,还是严重的精神疾患,都是带有疾病特点的,本质上是一种趋坏的非健康状态,它就是一种疾病,是需要调整和治疗的,介入医疗干预是必要的。对于疾病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举凡分为三六九等,只是和当事人的认知有关,你承认也罢,否认也罢,问题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回避或逃避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使问题越来越重,等到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尚存在有侥幸心理,非要把自己或自己的家属和其他的病人区分来看,并提出特殊要求,这是极为错误的想法。无论你的条件优越与否,在治疗上同等疾病的治疗是基本相同的,应该特殊给与的是周围的支持系统,而不是跨越基本事实的特殊要求。疾病结局并非和这种认知的误区无关,治疗前的病程在疾病结局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你干涉了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那临床结局就会给你最实在的答复,这就是藐视事实,不尊重科学规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健康问题,面子的问题要暂时放一放。

2.对病情的正确评价问题

对于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民众(主要指家属)的评价和专业人员的评价总是存在着较大的出入。家人总是注意和强调病人好的方面,比如能上班、能干活等等,这就是潜意识中对于这种丢面子的疾病的一种否认态度,总是希望别人也认同自己的观点。而专业医生却恰恰相反,评价总是注重最有可能导致更化的临床结局和致残的问题,这是医生和家人的观点的冲突,有时并非不能影响临床的协作,此时需要医生和家人进行沟通、正确的解释,以引起家人的重视。家属或神经症病人,在看待疾病的问题上,要有信心治疗,抱有最大的希望和努力,但是认识问题要在最严重处着眼,只有重视了,才能更有效地获得就诊和治疗的可能。就像一个苹果一样,精神和心理问题就像是坏点,一般人注重的是还有多少能吃,而医生注重的是坏点的程度和深度,考虑怎样挖除,才能让这个苹果吃下去后不拉肚子。再比如抑郁症,家属更注重的是外周的看法,病人不吵不闹,不在大街上疯跑,家人就认为不是严重的疾病状态,而医生则要重点进行风险评估,总是从最严重、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方面建议治疗,在出现自杀行为的抑郁症病人中这种观点占据了不少数量。亡羊补牢,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因为羊可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对于疾病,总要从最坏的临床结局方面来考虑问题,才能引起重视,更有可能获得及时治疗,获得更好的临床结局。

3.选择就诊或咨询的途径问题

就诊或咨询途径的选择,就目前来看存在许多问题。一是选择中过多地掺杂了个人的主观因素,二是可选对象较多,优劣难分。轻症病人对自身的病情有一定了解,过度关注,在网络和书本以及道听途说中逐渐形成了对自身疾病的个人看法,这和选择何种就医途径密切相关。另外,对就诊选择对象难以区分,专科医院、咨询门诊、中医治疗、网络咨询等,五花八门,碍于各种原因对之了解过少,难以抉择。这固然和咨询者的被动有关,但是和机构的特性也不无关系。专科医院不注重宣传,收费过高;各种咨询门诊,挂羊头卖狗肉者居多,从业人员良莠不齐,但占据地利,消除了人们对于精神病污名化的担忧;网络咨询是宣传力度最强的机构之一,咨询方式隐蔽,但失之系统,专业性难以确定,有的咨询人员干脆就是理论脱离实践者,只能给咨询者以说教,基本的诊断问题都不一定搞得清楚;有些中医门诊则多利用人们对于传统医学的误解,加强宣传,甚至不顾事实,频繁地使用治愈无效退款等敏感字眼,设置治疗陷阱。还有一部分病人把首诊地点选择在综合医院,随着综合医院对心身疾病的重视,这种选择到似乎是目前最佳的治疗途径选择,但是全科医生在风险评估、系统性和专业化方面还有待于改善,恐怕短时期内不会实现。所以,面对林林总总的治疗机构,怎样选择就医途径,确实是一个难题,似乎还没有让病人能称心如意的机构出现,选择就显得见仁见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个人精神出现了问题,容易自我对号入座,形成自我诊断,并一知半解的选择治疗方式和治疗药物,这是大忌,因为这种情况非专业人员容易过于注重外在表现,而对核心症状确定不准,形成误诊误治。

4.强制入院和治疗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讲的是重性精神疾病如何开始治疗的问题。重性精神疾患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自知力受损,对于自身病情没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他们的认知系统虽然相对完整,但是明显带有病态的色彩,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因而否认治疗。但是他们往往又缺乏行为的自制能力,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对于这样的病人的治疗又该怎样开始呢?医生有时建议强制入院,让病人接受强制治疗,与家人的分歧往往在此。家人往往会考虑这种强制性方式是否会对病人的病情造成更为不良的影响,还有的就是违背病人意愿的决定是否会造成彼此关系的恶化。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早期干预的目的是让病人能早期接受治疗,对改善临床结局有效,有效地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减低风险。强制后的情绪反应肯定是存在的,但从临床看来,似乎并没有加重病情,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人即能自我感觉到自身发生的变化,抵触和怨恨情绪自会减低并消除。对于这种特殊的入院方式,在法律方面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成文规定,一般是归于法定监护人的意见,从社会意义上来讲,这种决定是在社会影响和个人影响之中最为明智的选择。还有一种方式我们称之为暗服药治疗,即在被治疗人不自知的情况下由家人通过隐蔽的方式进行治疗,但通常弊病较多,一方面由于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较多,很难做到不被察觉,一旦被病人发现则治疗的难度更大;另一方面是暗服药通常很难达到药物的治疗剂量,不能取得最佳疗效。家属通常是本着保护的意识,但是最终结果反而是人为地加重病情并改变临床结局,甚至造成难以预料的危害。所以说,对于风险的评估和临床结局如何,应该是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治疗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5.维持治疗中的问题

维持治疗地主要分为药物和随访,主要目的是在系统的随访下根据病情合理地安排治疗,预防病情复发复燃。因为精神/心理疾病较之其他疾病更为容易复发,2年内尤甚。但是,对于系统的维持治疗,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规范和疗程规定,多数医生也只是凭借既往的治疗经验,一般也符合疾病特点和科学性。但是,长期坚持治疗的必要性很难得到病人和家属的认同,一般观点认为这是医生设置的陷阱,主要是考虑到医患双方的经济方面;还有就是药物反应的问题,影响体重、性生活,带来诸多并发症;再者服药带来的标签作用,让使用者颇具心理阴影。家属和病人对于维持治疗的认识不足,和自身有关,和医生也有关系,因为医生对维持治疗也缺乏清晰的概念,不知道维持治疗的真正内容,多仅仅是要求患者按照规定服药,所以,这是医源性因素。维持治疗不仅要和病人讨论服药的问题,还有定期的咨询,对于病情的讨论与交流,深入了解病人的生活环境和支持系统,构建长期稳定的咨询关系,很多病人难以坚持,很多医生也难以做到、做好。

误区,就像一个黑洞,影响治疗质量,也影响着病人及家属的治疗选择和疾病结局。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解决要牵涉到的因素很多。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人们往往显得较为浮躁,过分追求表面的繁华而忽视背后存在的问题,因为给与自己思索的时间在相对减少。对于普遍存在的问题相反很少能引起关注和反思,病人有耻病感,医疗界过分注重追求高技术和利润,很少考虑到这种分散的干扰因素。其实,一种疾病的形成与结局,正是在这种点点滴滴的误区和误解中逐步变坏,不论作为哪一方,都应该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在健康问题上注重细节和普遍性,科学地接受和理解并执行,才能获得完美结局。

城市中的心理危机

国家卫生部公布信息显示,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已居首位,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病。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表明,预计到2020年,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抑郁症是最主要的问题。

而在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精神疾病的发生率尤高。深圳市心理咨询中心的最新调查资料显示,目前深圳人心理障碍的患病率高达4.3%。以实际生活人口1200万计算,深圳有近50万人存在心理障碍。

(一)警惕少儿也抑郁

小青是个刚上初一的女孩,在小学时是常被老师夸奖的好学生。小学毕业后考入重点中学,学校竞争气氛比较浓,好强的小青发现自己学习成绩不像小学那么出类拔萃,因此不愿参加集体活动,心情一直十分沮丧。父母工作较忙,生活起居由保姆照顾,偶然有时间全家人一起吃饭,父母又会不厌其烦地说:“只有考上名牌大学才会成功。”她感到压力很大,成绩也开始下滑,初一上学期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又受到父母批评。后来就老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苦闷,经常想哭又哭不出来。后来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乱发脾气。经医生诊断,小青患了儿童抑郁症。

专家提醒:这类抑郁症较轻,治疗关键是积极改善亲子关系,提高社会适应能力,重塑自信。

另外,内向、孤僻、不愿主动与人交往的性格特征也是人际交往障碍的内在因素。让孩子学习交友技巧,给孩子创造交友机会,可以提高人际交往的自信心,运用适当方法表达自己的情绪,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上学时的孤独感。为使患者彻底摆脱抑郁情绪,必须寻找孩子的优势,激发孩子潜能,因此培养和重塑孩子的自信十分重要。

(二)孕期抑郁症不可不防

阿华是位有5个月身孕的“准妈妈”,她最近老是感到不能集中注意力,又总是感到莫名的焦虑,睡眠也不好,极端易怒,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总是提不起精神。经精神内科医生诊断,阿华是患了孕期抑郁症。据了解,由于阿华在过去有过流产经历,这次怀孕她老是会为胎儿安全担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精神负担,得了抑郁症。

另外,怀孕本身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孕妇、通过药物等手段怀孕的孕妇、曾经有过痛苦经历的孕妇、生活中出现重大变动的孕妇、有家族或个人抑郁史的这几类孕妇,更易患上孕期抑郁症。

专家提醒:有将近10%的女性,在孕期会感觉到程度不同的抑郁。有些妇科医生简单地把孕妇的沮丧抑郁归结为一时的情绪失调。其实,如果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及时治疗,孕期抑郁症也具有相当危险性,它会使孕妇照料自己和胎儿的能力受到影响,并给妇婴带来不良后果。因此,当你开始感觉比以往更易焦虑和抑郁时,就要及时找医生进行咨询,找出相应的办法,才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手段。

(三)成功人士更易患抑郁症

张先生今年四十岁出头,是位成功的商人,经营两家公司、三间工厂,但最近却经常失眠、精神不振,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而且老是无故地发火。每天超负荷的工作使他变得很忧虑,又要经常参加各种应酬,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经常与爱人发生争执。经医生诊断,他患了躁狂抑郁症。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张先生在生活中是家里的顶梁柱,在他人眼中是强者,心里有很多苦恼没地方说,长时间压抑在心里就导致成病结。所以说成功人士面对压力更大,更易患抑郁症。

专家提醒:抑郁症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可以防止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的损害。深圳福华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曹绍莲主任医师分析道,抑郁症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代病,工作压力大、生活没规律、长期失眠疲惫等都会引发,多与人交流,释放内心的不良情绪,多参加体育活动,能很好地预防抑郁症。

性别角色教育缺失

个案一

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整理资料,伴着轻轻的敲门声,进来一位瘦弱、腼腆、声音纤细的男孩儿。他叫尔冬,15岁,从小在外婆家的一群女孩儿中长大。他说他有病,去看过医生了,还花了一百多元钱,但未见效,在医生的再三建议下来寻求咨询。沉默许久,他断断续续地说他喜欢上了一个比他大一岁、高大、英俊的男孩儿,但这个男孩子最近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了,说他不正常,有病。他十分痛苦,无法学习,食不香,寝不安。

个案二

波,女,16岁,身着西装,头发很短。一个周末的下午,她向我讲述了她最好的女友涛的故事。她说涛在初中时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妹妹,两个人几乎是同吃同住,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波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同性恋方面的文章,对照涛的所作所为,觉得涛也得了这种“病”,甚感焦虑,才产生了找我聊聊的念头……聊着聊着,波哭了,哭得十分伤心。凭我的经验和直觉,涛可能就是我面前的波……

我对尔冬和波的经历感到同情,也为他们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受到的不良影响深感悲哀。同情与悲哀之余,我思考着一个问题:性别角色教育不容再忽视了!

在一般人眼中,男女之别是生而俱有的,但性与性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英国社会学家S.德拉梅特指出,性是指男性与女性的生物特征,是天生的;性别是指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一切非生物方面的差异,诸如在衣着、兴趣、态度、行为、才能等方面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把“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方式区别开来。性别角色是后天形成的,是学习得来的。性别角色发展有一个过程中,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将文化所要求的性别角色属性纳入自身。但这一过程不是人自发完成的,它受环境的影响。当环境影响出现偏差时,就可能产生性别角色障碍,出现“女性化”的男孩儿、“男性化”的女孩儿、同性恋者、性变态者和异性装扮癖患者等。个案一中的尔冬把自己当成女孩儿,想按照女人的方式去生活,对自己的生殖器官和性别特征产生仇视,因此产生了自卑、自贱的心理。个案二中的波把自己当成男孩儿,她深深地爱着“妹妹”,尽一个男孩儿的责任和义务。他们以违背自然规律、不符合社会期望、不合乎社会规范的行为方式,影响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因此,从小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性别角色教育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

(一)父母的错误观念

儿童时期是性别角色形成的关键时期。儿童早期形成的性心理定式和不同的性推测及性观念,是成年人高度明确的性概念和信念的前身,也是影响成年性行为的主要因素,甚至是成人各种性问题和心理病症的基础,婴幼儿时期种下的倒错的性心理定式和错误的性观念有可能毁掉一个人此后一生的正常生活。可以说,早期所接受的性教育,对人一生的性特征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无论好坏都将扩展到一个人的身份、性角色行为、性反应以及性对象选择等方面。

社会学习理论特别强调在性别角色学习中,父母作为榜样和强化者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年幼的孩子而言。因为孩子的理智判断力还很低,外界的引导对他们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孩子出生后,父母通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周围的亲戚朋友更是重复着这样的问题。父母一旦知道了孩子的性别,孩子的性别角色社会化便开始了。同样是哭叫,父母会认为男孩儿哭是因为饿了,而女孩儿哭是因为害怕与恐惧;父母总喜欢说他们的儿子是如何活泼淘气,他们的女儿是如何乖巧、漂亮。

生儿育女本是繁衍人种和传承文明的一种方式,当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便成为人们必须恪守的一种规则。但父母膝下“儿女双全”的旧观念在一些人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尤其在农村特别严重。当生了个男孩儿时,他们便想有个女儿该多好啊;当养了个女儿时,他们又想有个儿子该多好啊。当愿望与现实不能画等号时,父母们、爷爷奶奶们的心态便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们便按照与孩子生物学性别特征完全相反的抚养方式来抚养孩子,即把男孩儿当女孩儿养或把女孩儿当男孩儿养。从起名字到买玩具,从服饰打扮到行为教育,都以相反的性别来要求。如给男孩儿取名为“秀”、“敏”、“兰”、“芳”等,让男孩儿留长发,梳辫子,穿花衣,鼓励男孩儿撒娇发嗲、文静好哭的行为,从而把男孩儿培养成女孩儿性格,或把女孩儿培养成男孩儿性格,于是,这些孩子对自己的性别认识与自己实际的生物学性别相反,而把自己认同为异性,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此,我们要奉劝那些年轻的父母们、年老的爷爷奶奶们,改变你们“儿女双全”的旧观念吧,文明传承何须儿女双全。

(二)幼儿园缺少男教师

在大部分幼儿园中,教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女性。诚然,女教师以她们特有的美丽善良、温柔贤惠、耐心细致、热情奔放等个性色彩影响着孩子们,给孩子们以母亲般的照顾与关怀。但孩子们很快会发现,园里缺少像父亲那样的人同他们游戏玩耍。据研究,男性在游戏中会比女性更多地鼓励孩子的独立自主精神和从事探索活动;男性擅长帮助孩子掌握技巧、获得经验,培养他们观察与思考的能力。这既可以培养男孩子的阳刚之气,也可以使女孩子逐渐摆脱传统束缚,在温顺性格中增添开放、果敢和自信等优良品质。同时,男性在孩子眼里往往是社会秩序和纪律的象征,是社会力量的象征。男教师向男孩子提供了一种男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为女孩子今后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参照点。男性的这种性别行为榜样的作用和象征意义,是儿童性别社会化发展的根本保证。缺乏男性教师的幼儿园对孩子施加的教育影响是有缺陷的,是教育尤其是性别角色教育中的一大败笔。因此,从孩子的未来着想,我们的幼儿园迫切需要“叔叔”加盟,需要男“阿姨”。

(三)小学课本中的英雄性别

儿童进入小学后,正处于儿童性心理发展分期中的“同性依恋期”,这一阶段的孩子有同性结交的倾向,东一堆、西一片都是同性同伴。这种选择同性同伴现象,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同性别的儿童具有共同的活动方式,便于相互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同性同伴交往有利于巩固儿童的性别认同,为儿童最终能适应社会生活打下基础。在这一阶段中,教师、家长在性别角色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

此时,儿童的主导性活动已由游戏转向学习活动,学习方式与学习内容的选择对儿童的性别角色教育具有巨大影响。教学内容实质上是文化的一种选择结果,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对人的发展的要求。教学内容不仅向儿童揭示了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更重要的是为儿童提供了学习仿效的模式,自然包括性别角色行为仿效模式。1982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分析了五个国家的初级教育课本,发现各国根据各自的传统,使男女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据统计,在我国的教材中,男性多数以领导人或救人解困的英雄角色出现,而女性则多从事服务性工作或扮演被救护、被帮助的角色,几乎没有男女共同活动一起成为英雄的范例。这种教学内容的选择对加强男性的果敢、女性的温柔无疑具有促进作用,但在无形中会加强孩子同性依恋的倾向。倘若对小学儿童的同性依恋不给予多方面、多角度的正确引导,这种同性依恋就可能发展为同性恋倾向。因此,教师应告诉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有“英雄男儿”,还有更多的“英雄女儿”为孩子提供性别角色模仿的参照,这对同性依恋的转化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青春期的迷茫

到了青春期,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特征更加明朗化,在这一时期,凡是性心理健康的青少年,自我意识到的性别角色应同生物学上的达到同一,而且能愉快地接纳自己作为女性或男性的角色身份;他们能与异性大方、坦然而不失分寸地交往,能客观地评价异性和自己;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生理欲望,有强烈的理智感和性抑制能力,能用妥善的方法缓解自身的性的冲动,使其得到良好的转移和升华。这有助于更进一步巩固其性别角色,最终适应社会生活。但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偏差的青少年,在交往中往往对异性感到无端的畏惧、反感,或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或将性对象指向同性。因此,教师要鼓励这样的少男少女勇敢地走出封闭的自我,大胆、大方地同异性进行交往;对有性心理障碍的青少年,教师要及时发现,及时进行矫治,进一步提高禁区门前的少男少女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综上所述,从小对孩子进行性别角色教育不容忽视,尤其是在早期教育阶段,父母和教师应在自己的言行中有意识地体现性别角色教育的观念,对孩子有意识地进行性别角色教育。

小学生心理信息采集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若干意见》中指出:对少数有心理困惑或心理障碍的学生,给予科学有效的心理咨询和辅导,使他们尽快摆脱困扰,调节自我,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发展自我的能力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可是,在实践中心理专家发现,小学生受年龄特点和心理发展水平所限,往往对自己的心理状态不够重视,一些小学中年级学生甚至都不能用语言正确地描述自己的心理感受,更别说主动寻求帮助,解除心理困惑了。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对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心理专家往往无法及时了解,常常只有等到他们有外显行为(很多时候是过激行为)时才有所觉察。虽然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可效果毕竟不同。这暴露出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如果能较早地把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变被动为主动,及时帮助学生解除心理困惑,做到防患于未然,岂不更好?

如何把握小学生心理动态,使用量表进行测试自然是简便有效的方式。可是,目前,国内外有关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测试量表,绝大多数是对儿童心理调节能力的评定,而并不是以调查小学生心理健康状态为目的。但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其心理调节能力极具发展性,有待通过学习和锻炼来提高。因此,从对学生心理健康实施监控的角度看,此类测试量表实用价值不大。

基于以上考虑,心理专家在江苏省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和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开展了“小学生心理信息卡”的编制和使用工作。“小学生心理信息卡”分为一般心理信息卡和专项心理信息卡。

“小学生一般心理信息卡”由两部分组成。A面为封闭式选择问卷,B面为半开放式问卷。封闭式选择问卷根据小学生心理状态变化的一般原因和表现列为四个维度:自我意识、家庭情况、学校生活、情绪状态。每个维度由3~4道题组成,共13道题,主要询问小学生某些方面的感受。半开放式问卷主要询问小学生近期有无开心的事、烦恼的事、想做的事、需要心理辅导教师帮助的事等。

“小学生专项心理信息卡”形式和内容变化较多,目前心理专家主要编制了关于学生考试焦虑、同伴交往、升学压力、自责与冲动倾向等方面的调查卡,以及时了解小学生在某一方面的心理状态。

“小学生心理信息卡”分为一般心理信息卡和专项心理信息卡,它的编制参考了我国学者对小学生心理问题的调查,符合编制心理评定量表的通常程序,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和一般的小学生心理信息调查表相比,小学生心理信息卡具有内容易懂、实施方便、统计简单、适宜多次测试等特点。

2001年元月,江苏省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和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联合南京市各区12所学校成立了“南京市小学生心理信息采集与分析中心”,对全市试点学校开展每月一次的小学生心理信息采集与分析工作。中心负责人每月初将精心编制的小学生心理信息卡发给试点学校,由接受过专门培训的心理辅导教师在指定的时间对指定的班级进行调查。每次参加调查的学生都在两千人左右。各校心理分析员将本校的调查情况输入电脑,运用SPSS软件认真分析,并将原始数据和分析材料用电子邮件的形式汇总到中心,由中心负责人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结合各校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并撰写调查月报,定期向市教委有关领导汇报,并向全体实验校公布。

小学生心理信息采集与分析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得到了广大师生的普遍欢迎,有力地推动了南京市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心理信息采集及时地帮助了有心理困惑的学生

每个月的心理信息采集,心理专家都能发现一些存在心理困惑甚至心理危机的学生,最多一次达到11.2%,最少也有7.8%。引起心理困惑的原因各不相同,包括学习情况、亲子关系、同伴交往、自我意识等很多方面。虽然大部分问题尚处于萌芽状态,对学生本人还没有造成伤害,但如果一直压抑在心中,无处倾诉,天长日久,对其心理健康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小学生心理信息卡给了学生一块倾诉的天地,各校的心理辅导教师通过信息卡了解这些情况后,或是通过小组辅导、个别咨询、集体辅导等形式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心理调节能力;或是通过学校干预手段,督促教师改变观念,关爱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创设和谐、主动的课堂氛围等形式,帮助学生改变校园情境;甚至当发现是学生家庭事件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后,心理教师还亲自到学生家中访问,帮助家长改变家教观念,提高家教水平等等。这些工作被广大师生称作“及时雨”,使许多学生的心理困惑甚至心理危机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除。

(二)心理信息采集有效地促使心理教育活动有针对性地、全面

地开展目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受学校体制所限,在人员配备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往往由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孤军作战,缺乏全面性;在内容上往往依参考材料的进度开展活动,缺少灵活性。小学生心理信息采集工作能帮助心理专家了解本校、本年级、本班学生心理特点,使心理专家可以以此为依据,有的放矢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如南京市大厂区实验小学以年级为单位,在校长的带领和学校心理教师的策划和协助下,每月根据心理调查结果选定主题(如四月份的同伴交往、五月份的考试焦虑、九月份的开学适应问题等),邀请有关教师(如班主任、个别科任教师、少先队辅导员等)参与讨论,共同设计活动并分工负责,认真开展,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学校各种教育渠道的功能,全面优化学生的心理素质。这种全面的、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活动受到了全体师生和广大家长的欢迎。

(三)心理信息采集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

心理信息卡实行之初,学生们对这份心理信息卡还很陌生,常常不敢讲真话,害怕写错话,并且对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也知之甚少。如在去年元月份,当问及“你现在有需要心理辅导教师帮助的事吗,请选一件写下来”时,绝大多数学生只知道填写学习上的需要,根本不了解自己心理上的需要。而如今,他们在活动中了解了许多心理健康的知识,懂得了一些调节自己心理的方法。而一些心理状态较好的学生,常常有机会和其他同学一起开展心理互动活动。如有的学校开展“快乐共享”活动,请他们到广播站或演播厅,向同龄人讲述自己的开心事,奉献自己的心理保健的方法等;有的学校开展“小小咨询员”活动,请他们主持心理辅导活动,为其他学生解决心理困惑;还有许多学校组建一些心理健康状态方面的异质辅导小组等。

现在,当学生们遇到烦恼时,他们有的在心理日记本上向教师倾诉,有的主动找心理辅导教师咨询,有的向同学请教,有的自己运用一些小技巧进行调节。更为可喜的是,小学生们还学会了关注他人,比如,经常有一些小学生主动向心理辅导教师反映近段时间情绪不太好的学生的情况,提醒心理辅导教师关注他们。心理信息卡的实行,使学生成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小主人。

三、心理治疗的过程

咨询者的心理准备

想好开头说什么。一些咨询者见到医生后情绪波动很大,不知从何谈起,浪费了许多时间。事先想好“开场白”,几句话就能进入主题,争取一个好的开始。

把心理医生看做是一个特别亲密的朋友。心理问题大多要有情感上的倾诉,这是“咨询者”和医生的共同愿望,一点不矛盾,且医生会对你的“隐私”给予绝对的保密。因此,面对心理医生,应尽可能将心理上的门敞开。

倾诉要有所节制。人在激动时易失控,一肚子的烦恼和苦水恨不能全部倒出来。从时间上考虑,这是很困难的,你应尽可能把倾诉的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

“有问必答”比“拐弯抹角”更利于沟通。一些咨询者存在种种顾虑,有的人说到一半时忽然又后悔了,改变了主题;有些人因怕露丑、害羞等原因不肯说关键的问题。这都不利于达到医治心病的目的。正确的做法是:有问必答。

不必过分地关注自我的表现与形象。求医不是求职或与上级领导谈话。医生不太关心你表层的东西,而是更注意解决你的心理问题。在与医生的谈话中,你尽可能地放松一些,不要在说话中过多考虑方式方法和技巧。有话直说,“开门见山”为最好。

防止就事论事,纠缠于细节之中。有些人生怕医生不了解自己的经历,用大量时间去讲述一件事的细节。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医生更关心你的思想和观念、看法及对问题的认识。对于事情的叙述,可先大致讲一讲,然后等医生提问即可。

不要期望由心理医生给你“决策”。比如说对“离不离婚”等问题,不少咨询者希望医生给一个明确的指导。而心理医生的职业科学准则却恰恰是避免这种不能完全负责性的“硬性指导”。他们只能给你讲些观点和道理,启发、疏导你的“症结”,最后的“大主意”还得由你自己拿。

不要希望一次咨询就“根治”。解决心理问题往往要有一段转变过程,那种希望“一点通”、“仙人指路”的走捷径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与医生面谈不便,还可以电话交流。总之,不可操之过急。

心理问题不要等成了心病时才去求医。如果你将预防心理疾病看成是“感冒就吃药”的及早治疗,就会在“心理才感冒,还未发高烧”时就去找心理医生了。

对于有关“性”问题,有条件的话,可找同性别的医生。因为,尽管心理医生在诊治咨询者中有严格、严肃的科学态度,但涉及“性”的问题,还是同性之间说话更方便和深入些。当然,如果找不到同性医生,向异性心理医生谈也是可以的,不必过分紧张。在医生眼里,咨询者的性别是无关紧要的。

心理医生的培训

特殊的治疗流派须通过系统的培训才能掌握和运用。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高水平的培训项目,满足已经有一定临床经验者对于提高水平的需要。对医学生而言,主要须学习那些无论以后从事什么专业均需要掌握的基本技术,以利于根据咨询者、家属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情况,发挥自己对于病理过程的心理干预能力。

要想提高对于心理治疗的整体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学习常用的治疗技术。需要注意的是,以往受单纯生物医学模式训练的医学生已习惯于作为“客观的观察者”审视治疗对象,但是学习重点却首先在于改进医生的临床思维与态度,其次才是介绍干预对象的具体方法。希望大家认识到,心理治疗不是心理医生单方面进行的操作技术;医生把自己作为治疗的“工具”有临床价值,医生的言行举止对于咨询者有重要影响。因此,心理医生不仅要学会治疗别人,也要学会如何提高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

由于心理治疗的上述特征和背景,初步接触心理治疗的医学生常觉得,这是个使人感到神奇却又让人困惑的迷宫,不知道入口在何处,也不清楚从何下手;极端的态度是否定心理治疗的价值,以为药物、手术或其他物理、化学的方法才是有确切疗效的治疗方法。这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迄今没有系统化培训和行业执照制度,心理治疗尚未成为有影响的专门研究领域,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使人们一方面觉得心理治疗神秘,一方面又以为它和亲友及邻里或上下级之间的安慰、劝导、教训等人际帮助形式差不多,甚至效果还不如打着各种科学或宗教旗号的流行疗法。

的确,即使是在科学发达的现代社会,识别各种迷信的或伪科学的治病健身术,尤其是防备那些滥用心理学机制进行欺骗性说服和人际控制的现代巫术、骗术和魔术,仍然很不容易。医务人员应该掌握心理治疗,在各个临床领域正确运用,并向大众宣传这方面的知识。

一般而言,科学的心理治疗应该具备如下几个要素:(1)由具有社会认可身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实施;(2)在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心理卫生机构、场所实施;(3)以助人、促进健康为目的,不损害咨询者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利益;(4)遵守技术规范和伦理原则,并符合法律的要求;(5)掌握适应证和禁忌证,不滥用、误用;(6)对治疗过程及其后果能够控制、查验,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副作用,能进行合理解释,不使用超自然理论。

心理治疗的文化屏障和文化亲和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心理治疗是家喻户晓的治疗形式,大众早已习惯了在有心理问题或痛苦时求助于它,甚至在患躯体疾病而合并心理问题时,也乐于接受精神科医师、临床心理学家的相关会诊或辅导。在欧洲的德语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瑞士,“心理治疗医学”通过立法的形式,成为一个重要的专科领域,以及执业医师、临床心理学家必须通过的一门培训课程,保险公司也支付治疗费。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已逐渐将心理治疗接纳为与药物、手术、物理等疗法地位相当的一类疗法,普及程度和理论技术水平正在提高之中,但还有许多人,包括医务人员,不知道或是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

中国人在心理疗病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中医的“情志学说”就包含着朴素唯物主义的心身统一观念和心理治疗理论。中医典籍里记载过许多精彩的案例,表明不少中医十分善于利用积极的心理因素来祛病养身。现代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专业人员都在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对这方面的优秀文化遗产进行“本土化”的整理和发展,努力使之成为现代意义的心理治疗。日本的森田疗法,中国的悟践疗法、道家认知疗法,以及由西方人从印度瑜伽术改造而来的生物反馈疗法,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例子。

以上现象提示,由于心理治疗不是一般的医疗技术,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所以有些方面能够解释和处理中国人的问题,也即与中国文化有相通之处;而有些方面却不一定符合东方人的情况,有时会引起误会和反感,影响推广和使用,需要作适合国情的修正与发展。

心理治疗的用途与疗效

人类使用心理方法治疗疾病的历史久远,成功经验已很多。用科学研究方法考察现代心理治疗的效果,结论也是肯定的。结合著名心理学家对两千多篇论文的荟萃分析,对心理治疗疗效问题可以做出如下的回答:

1.不同类型的神经症咨询者都可以得到心理治疗的有益帮助。治疗能够缓解症状,不仅加快自然的治愈过程,还常常提供新的应对策略和对付未来问题的方法。

2.神经症、儿童少年期的情绪和品行障碍,患病率较高,是心理治疗的重要适应证;成人的其他心理问题、精神障碍和心身性障碍,包括一些与躯体疾病、创伤相关的适应问题、情绪障碍等,也常常根据情况,需要心理治疗作为唯一的、主要的或是辅助的治疗。

3.正规治疗的疗效一般是持久的。专业心理治疗的疗效优于一般的支持性人际关系和安慰剂。

4.一些非技术性因素,如人际性、社会性和情感性因素,在促进治疗变化方面有巨大作用。心理医生的个性影响有时超过操作技术。信任、温暖、悦纳和智慧的个人魅力在治疗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5.心理医生以及咨询者的情况千差万别,心理治疗并不是使人人都收益。除了咨询者方面的因素,心理医生方面消极的个性特征、应用技术不当,可能产生副作用,甚至对咨询者造成伤害。

良好的治疗效应,是通过一般性的(或基本的)治愈机制和特殊的治愈机制而实现的。曾文星、徐静在《心理治疗:理论与分析》一书中论述过这两种机制。他们指出:“基本的、非特殊性的治愈机制,与治疗者所施行的治疗方式不太有关系,而是超出治疗之学理与技巧而无形中产生的治愈效果。这种治愈机制包括治疗者对于咨询者所表示的基本关心,咨询者对治疗者的信任,咨询者觉得治疗者能作其精神上之后盾,并给予支持;治疗者能替咨询者栽培对将来可抱有的希望,咨询者本身想好的动机与期待等等。在施行心理治疗时,这些非特殊性的因素,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会发生很大的功效,不管采用何种治疗模式时,都宜尽量发挥此基本之治愈功能。”

“所谓特殊的治愈机制,乃是治疗者经运用治疗原理,有意地选择执行某种治疗策略及技巧,希望产生特别的治疗功能。因此,随着治疗模式不同,各种治疗方式有其特殊之治愈机制,并特别去运用,有目的性地让它发生。”

无论是基本的还是特殊的机制,均是通过心理医生与咨询者之间发生的有效而积极的交流(communication)才实现的。医生的任何言行,包括不沟通、不交流、无所作为的“阴性行为”,都是有意义的,都对咨询者产生影响。在医患关系中,医师与咨询者不可能不交流,差别只在于这种人际互动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咨询者。一位医生如果主动追求积极的、建设性的互动,那么其言行举止实际上在不经意间就已经开始发挥基本的治愈机制。

临床案例——药物治疗的安慰剂效应: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的医生处理同一个咨询者时,咨询者对于医嘱的依从性(compliance)大有差别,甚至服用不同医生开的同一种药物时会出现不同的疗效反应。这是因为药物的疗效由生物效应和心理性的安慰剂效应两部分构成。医生与咨询者间发生的交流行为在质量上不同,疗效中的“安慰剂效应”所占的比重就会不同。医生要有意识地但又适度地扩大这种效应,使自己对咨询者的心理性影响力得到更加自觉的发挥,用以处理一些特殊咨询者的复杂情况。

心理医生和咨询者的互动

(一)心理医生和咨询者关系的确立

治疗过程发生于心理医生与咨询者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情境中。这种关系应该是使人增强能力的,能够与对方设身处地进行相互理解的关系。最明显的例子是,催眠心理医生需要与咨询者高度合拍。

咨询者如何与医务人员建立关系,是心理医生理解咨询者现有心理问题的一把钥匙;反过来,医生如何与咨询者建立关系,是他能否有效地制造治疗性变化的一个关键,如何将心理医生自己变成人际关系系统中的促变剂,是其操作性技术的核心问题。

在我国,治疗关系还没有成为学术性的话题。一方面,我们多还只是将其当成态度问题。目前所谓的“态度”实际上主要是指文明礼貌。这是道德伦理层面的眼光,虽然重要,但不全面。另一方面,有人热衷于所谓“关系学”。但此类人际交往规则对心理治疗所强调的治疗关系却是弊大于利。因为临床常见的许多心理问题,常常是“关系学”所强化的势利、投机取巧和其他不良的交流行为造成的。现代的医患关系应该以平等、理性、坦诚为基础,不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心理治疗关系作为治疗过程展开的舞台和基础,不同于随便发生的日常社会关系。除了它的伦理学内涵之外,其实是治疗技术内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能作肤浅的理解,认为它是操作技术之外的事。伦理和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心理治疗的关系规则以规范日常人际关系的伦理为根基,但又超越了后者而有专业性的考虑。“态度好”不仅仅是出于助人的良好愿望,或是不得不遵循社交礼貌。实际上,营造治疗关系能从一个方面表现心理医生临床技术水平的高低。

(二)心理医生和咨询者关系的维护

就以心理医生与求助者保持的距离来说,各种治疗流派的看法不同。有的发挥操纵、支配作用,充当“社会控制”角色,把咨询者放在很被动的位置上。如某些类型的催眠及心理教育方法即如此;有的则强调中立或“多边结盟”,面对求助者系统中的谁是谁非问题,不卷入具体事务和人际纠纷中去,这是系统家庭治疗的原则。相对于传统助人者居高临下的施舍、教化功能,甚至法官式的审判角色,有的心理医生很谦逊地定义自己的作用,只想让别人把自己当镜子或拐棍使用,而不希望被依恋、被崇拜。

这些不同的看法,反映心理医生个人的伦理取向和社会文化背景。重视个人价值的现代西方心理心理医生,较中国的心理医生更加重视平等对待求助者,更少采取居高临下的权威态势。而不少中国咨询者来看病,期待的是与专家、权威发展依赖的关系。这样的咨询者如果遇上偏好自主自立价值观的心理医生,也许会感到有巨大的压力,对是否继续依从治疗产生怀疑,但如果遇上倾向权威主义的心理医生,就会觉得如释重负,马上就形成过高的依从性。与此相应,有些医生习惯了这种关系模式,认为咨询者就是来“求”我,来听我教训或摆布的。

由于生活经验和教育训练的影响,每一个心理医生都会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治疗关系观念。但却不能僵化死守、缺乏变通,而要依具体情境作灵活调整。

在治疗开始阶段,心理医生就得注意调整与求助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期待差异,努力与咨询者及其亲属建立起一种顺当和有效的互动关系,使他们感到舒服、自在,觉得受到接纳、理解,敢于与心理医生一起探索隐秘的情感和思想世界。这样做可能意味着,心理医生要暂时放弃或掩饰自己的价值取向,目的是保证有适当的依从性。在这个阶段,任何一种特殊的技术都还不可能发挥作用,心理医生甚至还不知道与对方保持什么距离合适,也不知道要使用何种特殊理论取向的技术。

心理医生营造治疗关系时要注意激活自己行为上与对方的需要和期望相符合的那些方面,但同时又要保持独立性。故意迎合不等于完全迁就。要为后来使对方逐步适应治疗过程留出余地。

按情感距离的大小,大致可以区分出三种心理医生的位置:支持、保护的“慈母”;客观的“教练”;疏远的“专家”。不同的咨询者对心理医生的位置有不同的期望,而不同的位置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心理医生在与咨询者接触的过程中,还会接受到许多别的“邀请”,诱惑或迫使其采取其他的角色并进入相应的关系。比如,一些咨询者想与心理医生发展朋友关系、商业关系,甚至性关系。这一类的关系对促进治疗变化不利,甚至会带来伦理、法律上的麻烦,应该避免。与求治者保持多大的距离,既有较定型的个人风格,有时也要依具体情境而定,要求心理医生有“演员”的能力,让自己进入本不喜欢但当前有用的角色。

治疗过程中的技术应用

(一)开场(opening)技术

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信任感。如前所述,麦斯默“生物磁性疗法”风靡欧洲,在大量跟随者中造成“奇迹”般疗效,如同我国近十多年来的“气功热”。但法国人夏科(Charcot)等人未被表面现象迷惑,发现所谓“生物磁性”并非导致疗效的根本原因,而只是施术者与咨询者间建立和睦、亲善、默契的治疗关系(rapport[法文])的媒介;咨询者对施术者说法的信任增强了暗示性,随后容易受到催眠,这才是产生治疗效果的原因。

要迅速取得信任,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

1.见面、互致问候。根据当地习俗、咨询者或求助者系统成员的年龄、性别和社会身份,决定需不需要握手、摸孩子的头、拍肩、鞠躬、做自我介绍。许多医生习惯于“被人求”的地位,不太愿意主动示好,面无表情,这是不利的互动姿态。

2.挑起话题。将对方引入治疗室并一一让座后,可以大致介绍环境、摆设和设备,观察有无犹豫、警觉、挑剔或好奇的神态表情,并以此为线索寒暄、解释几句。随后,“您是不是带了什么问题来,要在这里跟我讨论?”或“我今天能在这里为您做点什么?”之类的话,将发言权交给对方。

3.空间安排与设施。最好在安静、整洁、优雅的正规治疗室进行治疗。双方座同样舒服的椅子,中间最好不要以办公桌相隔。但也不要距离太近,以免让有些咨询者或家属感到不自在。在我国的许多医疗机构,咨询者与医生之间的不平等首先就表现在,医生和咨询者座椅的大小和软硬不同,而且家属常常没有椅子可坐,必须站立着陪同。不要让无关的人旁听。如果室内光线不均匀,不要让咨询者对着光线而自己背对着光。在有摄像、音响设备或单向玻璃观察窗的情况下,必须解释使用的目的,承诺对对方无伤害,如泄漏隐私、商业性盈利。如果对方不同意使用这些设施,应立即关闭,并且承诺这并不影响接下来的合作。

4.减少神秘感、不安全感。一些人对精神科、对心理治疗怀着神秘感。他们可能认为心理医生好像会一眼看穿心灵,或能够耍魔术似地使人进入不可自控的境地,或马上给人以力量,轻易解决问题。其实,最好的治疗关系应该是立足于自然的人际关系之上。可以解释说,心理治疗并不神秘,它只不过是在专业知识的指导下,进行规划、重新学习、面对自我的过程。与少年儿童单独谈话,或与异性咨询者单独在治疗室谈话,应设法消除不安全感。

(二)接纳与反映(accepting and reflecting)技术

正式话题开始后,心理医生要神情专注;对于对方说话的内容不带价值评判地用“嗯”、“哦”、“请接着说”之类短句进行鼓励。在建立初始关系之后,需要通过心理医生显示对咨询者情感状态的理解来深化关系。在咨询者作有关自己问题、处境的陈述时,心理医生像一面“会说话的镜子”,不时用略为不同于对方的词汇“接话茬”,或做简单的附和、评述、提问,将其话语之下那些没有表达出来的情感、态度或思想点明或者映照出来;或者将对方以第三人称表达的情感、态度或思想逐渐引回自身,使其用第一人称进行陈述。这样的做法,即是情感反映的技术。

例如,神经症咨询者非常重视自己的痛苦,并且不停地希望别人能理解自己的痛苦。这种情况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沉重。多纳因此而将神经症咨询者称为“让自己和别人受累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有效地、坦率地表达情感。他们常常并没有意识到或是不愿意承认情感痛苦是自己人格的一部分,意识不到情感痛苦是目前问题的一部分,而是把它当做异己的成分,当做受伤害的结果,与之进行无谓的斗争。心理医生若是不想成为咨询者眼中“又一个不理解自己的人”,就得在显示理解、帮助其澄清情感方面做出努力,但这又必须是对于咨询者而言较为新鲜、较为有干预力的方法,不能重蹈其他非专业助人者的覆辙。

临床案例——功能性腹痛咨询者的首次心理治疗访谈:一位住在消化内科的中年女咨询者向来会诊的精神科医生急切地叙述:她每天夜里3点剧烈腹痛,在这个城市却没有一个医生能诊治,现在连护士都怀疑她装病。她虽然表情十分痛苦,但像其他此类咨询者一样,只字不提情绪方面的体验。她抱怨的是她的胃、她的单位、她的丈夫和医务人员,心疼的是花出去的上万元医药费。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医生的非言语性交流行为(如表情、音调、倾听的姿势等)与咨询者情绪状态相适应,言语上用了以下一些语句,不时插入对方语流,来帮助她梳理、意识自己的情感体验:“嗯。这的确是个让人心焦的问题。”“我想,你心里很烦。”“对!难怪你常常想哭。”“越是考虑这些问题就越是不得安宁,越是夜深人静就越没有人能理解。”“感谢你这么坦率。请接着说,后来怎么样了?”“真是不容易。我看你也许还有比这更大的什么麻烦,没能够说出来?”几分钟后,咨询者大声哭泣着说:“总算有人问问我心里的痛苦了。医生,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一年来我的最大的心病。除了我丈夫外,我还从来没有向别人说起过在这件事上我有什么感受。”后面的故事是有关她的独生女与吸毒者恋爱的事。她正经历着他人难以体验到,却又不可告人的巨大内心冲突。

及时有效地识别、回馈、反映、共享咨询者的情感体验,加强对方对这些隐蔽着的体验的感知和理性化、言语化能力,属于心理医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对咨询者进行“投情的理解”的过程(empathic understanding名词“empathy”简译为“共理心”“、同理心”)。这是心理医生必备的能力。

(三)结构(structuring)技术

在对咨询者的问题、人格特点、人际系统、对治疗的期望、转诊背景等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应对治疗过程的性质、条件、可能的努力方向、局限性和可能达到的目标作适当的定义和解释,使得咨询者能够对自己在治疗中的位置、权利和义务有较清晰的定向,避免产生依赖的意向和神秘感、困惑感、不安全感。另外,还应简要说明每次访谈的大致时间、整个疗程的大致时间及相应的费用;对于富于攻击性的求助者系统,可以告诉对方,治疗室里可以无话不谈,但不准发生吵架式的交锋,心理医生不想做居委会式的调解工作,我们最好多探究问题,少指责别人。这有点像与对方签一份合同,目的是让对方做出“知情同意”与“知情选择”,提高依从性。

需不需要做出以及何时做出以上这些规范、调节性的努力,要因人因事而异。常常不必要很正式、公开地以话语来实现。那样做有时会让访谈气氛变得太严肃。但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就录像记录能否用于专业教学示教的问题,征求患方意见获同意后须在协议书上签字。

(四)倾听(listening)技术

倾听不仅仅是采集信息的过程,也是主动接纳、关切的过程;不仅要听说出来的,还要解析“弦外之音”,有时还必须听“无声之音”。一些心理医生认为,不说话的倾听,以及保持沉默和短暂的静息状态,有时比说话还重要。在深层次的治疗中,心理医生说的话比一般咨询要少。但心理治疗的新手最怕治疗中出现没有话说的空当。遇到这种情况就以为是自己无能,做错了事。这里涉及到如何评价静默、中断现象的原因和意义,把握自己介入时机的问题。

访谈早期由求助者引起的静默,可能反映其窘迫、犹豫或阻抗。而在较好的治疗关系建立后出现的静默,恰恰可能是极有用的交流方式,可谓“沉默是金”。这时的咨询者有玩手指、摇腿、流泪、表情木然、发愣等表现,内心里却可能正发生着深刻、激烈的认知及情感过程,比如回味刚才的访谈内容;考虑是否将最重要的秘密抖出来;酝酿一项重大决定;搜索恰当的表达来辩解一桩让人丢脸的事;琢磨怎样“回敬”心理医生的进攻;出于礼貌、害羞或“考验”的目的而等待心理医生采取主动等等。所以,静默多带有一定的意义,有时是消极的,有时是积极的。当然,也确实有一个话题之后没有马上接上另一个话题的情况,可能是在心理医生这一方真的出现了“枯竭”,还可能是一时决定不了选择几个话题中的哪一个。这样的静默会被对方理解为心理医生经验不足,“黔驴技穷”,应设法避免。恰当的幽默玩笑、自我解嘲可以帮助解除尴尬。最好是在有督导的情况下,宣布暂停几分钟,与观察心理医生磋商。这时的心理医生可以主动汇报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倾听督导员对自己情感、行为的反映。

根据以上的判断,心理医生可以决定是要给对方下台阶,尊重其思路,还是迫使其开口、鼓励进一步表达,抑或转变谈话方向,等等。

(五)引导(leading)技术

引导指的是,心理医生指引或影响咨询者思路的程度。举例说,提问比只发出“嗯!”的声音有影响力;静默的引导力更弱。在提问中,特殊疑问句与一般疑问句又有不同:“今天我们能帮您解决些什么麻烦?”给咨询者很大选择权;“如果今天的治疗成功的话,你们家会发生什么变化?”让对方的思路往未来方向、积极方向推演,但选择余地仍较大;“你妈妈的意思好像是说,每次你一坐到钢琴旁边就想说头晕、肚子痛。是这样吗?”让被问的人只能选择“是”与“不是”中的一种回答。

引导的程度随着访谈的进行越来越强,逐渐凸显心理医生带自己流派特点的促变干预意图。但引导技术本身却一直影响治疗关系。应注意自然、灵活地转换话题却又不失主见;避免让对方觉得生硬、傲慢、太具操纵性,否则易引起阻抗。在这个方面最难处理的情况,见于年轻心理医生面对年龄大、社会地位高的咨询者时。比如在干部病房,医患交流与其他科不同。面对身份特殊,通常很有主见、不容易信任人、对治疗后果考虑较多的咨询者,医生较温和、谦让,有些治疗干预在实施前要作许多铺垫,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很迂回曲折。涉及这些人的家庭、性问题及与其他人的关系问题时,尤其要谨慎试探,不宜太勉强。

(六)宽慰、安心(reassurance)和承诺技术

使用让咨询者感到宽慰、安心和承诺的关系技术,是向咨询者提供支持、保证,首要的作用是对其行为及有适应性的信念系统进行强化性的奖赏,并培植对于将来奖赏的期望,使其对不断深入地探讨问题、解决问题保持兴趣。“你配合得很好;有些人对心理治疗很有悟性,你应该算其中的一个;你很理智;你非常能干;这事考虑得真周到;你过去碰到的麻烦比现在还大,这次你也一定能解决那个问题;你会在几天之内感到越来越好”等话语,能够起这样的作用。

另一个直接的作用是降低焦虑和不安全感。但适度的焦虑、紧张、困惑,对于激发和维持有利于发展和变化的动机是有益的,不一定要让咨询者马上获得“吃定心丸”般的安抚效应,那样会助长依赖。咨询者会想:“终于找到救命恩人了。我的问题可以完全交给他了。”许多疗病者,尤其是江湖医生、民间健身术者,喜欢这种“奇迹”效果,而心理治疗在初始阶段不要走那么远。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因为不切实际的担保与欺骗无异。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做出有信心的保障很有必要。

临床案例——劝慰、安抚处于危机状态的咨询者:对于伴有激越症状、自杀意念的抑郁症咨询者,对于有惊恐发作的焦虑症咨询者,要让其较早获得信心,为进一步的治疗赢得宝贵的耐性。即使是采取以药物治疗为主的方案,也得让其了解治疗的前景,对治疗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做出解释,告诉这些副作用能够克服,不会留下持久的后遗症。对惊恐发作咨询者可以说:“我对治疗焦虑症是有信心的。一般来说,这种病的疗效是好的。但对于你的病何时好转,好转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不打保票,因为治疗还需要你的合作和努力。不过,我现在能够保证两点:那种脑子失控、要发疯的感觉肯定不会转变成真正的精神病;那种心狂跳、气接不上来、头晕的症状肯定不会导致你马上倒地死掉。”有的咨询者对其病理心理体验感到羞耻、有罪孽感或惊恐万状,典型的正如此处举例的惊恐发作咨询者。在没有与医生或其他人交流,没有得知明确诊断的情况下,他们以为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举世无双的大灾难。这时,告诉他“这不过是精神科常见多发病,有成功案例”,能树立合作信心。住院咨询者,如抑郁症咨询者刚入院时,对医生的话将信将疑,可请因类似病情而早些时候入院、已有好转的咨询者来现身说法,效果常比心理医生自己说服还好。

这类努力的第三个用途是,在咨询者已经对问题有领悟而尚不敢行动时,鼓励其开始尝试新的行为模式。这一用途有较特异性干预的味道,暂不在此讨论。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作用对于一些症状,如攻击行为、妄想观念,将会成为副作用,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要慎用。

(七)暗示(suggestion)技术

心理医生做以上工作的时候,已经对咨询者产生着一般性的暗示效应。心理医生的声望、职业权威、柔和而关切的声音,安全的环境,加上正在形成的信任和信心,正在被强化、确认的期望,双方对于话题的共同关注,逐渐使对方情绪和身体放松,安静,对心理医生发出的信息接受性逐渐增高,批判性逐渐削弱,注意越来越集中,意识相对狭窄,与主题相关的想象增加,思流受到诱导。这是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state of relaxed alertness),系为导入特异性干预所必需。

在此基础上,如果持续地加强暗示,也就是进行下面要提到的催眠治疗,可以诱导产生“非常意识状态(non-ordinarystate of consciousness)”或“意识改变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在不做专门的催眠治疗时,使用暗示的有意性和力度较弱。

(八)终止(ending)技术

以上内容谈的是启动、发展治疗关系的问题。心理治疗有始有终,适当时候要考虑如何结束一次访谈、一个疗程,解除治疗关系。

依据日常生活中的礼貌,以及各个治疗方法的特殊要求,要在合适的时刻终止一次访谈。一般而言,40~50分钟是许多治疗流派用来计算治疗费的单位时间,但家庭治疗稍长,常达到90~120分钟的长度。少于30分钟,大概做不了专门化的治疗,仅能提供有限的咨询。

如果在前述的“结构技术”中已经提前告诉过本次治疗大致需要多少时间,那么提醒注意治疗的结束时间就显得很自然。通常,为了强化访谈的效果,延长干预发生作用的时间,保持依从性,心理医生得对刚经历过的会谈进行总结和评论,反映、交流访谈中的印象和感受。特别要感谢对方的合作,指出其表现出的优点和长处。最后,预约下次访谈时间,并且布置间歇期要做的“家庭作业”。至于具体选择什么内容进行总结、反映,治疗间歇多长,家庭作业做什么、如何做,各种治疗流派之间差别甚大,各有千秋,体现较特异的促变理论。

总疗程的长短变异更大。不仅不同流派之间不可同日而语,就以一个心理医生对同一病种所做的治疗来说,访谈频率、次数也依咨询者方面的相关变量、治疗关系质量和临场发挥而有不同。因此,何时宣布治疗关系结束,要视情况而定。

经典的精神分析耗时最多。近四十年以来,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短程治疗(bfief therapy)。近几年,有人推崇“单次治疗”(singlesession therapy),认为首次访谈最为关键;若把握得当,一次治疗便可立竿见影,不必再费周章。以下一个案例可用来说明,结束治疗关系的时机选择和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临床案例——疑病症咨询者的“反常处方”:一位企业家在研读一篇有关冠心病的科普文章时,突然产生心前区不适,后来每天发作,被诊断为疑病症。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每周都要花几天时间看病。到过几个省市的许多大医院,专门找心血管方面的名医看病。访谈中,心理医生就咨询者进入咨询者角色后得到的“好处”,也即“继发获益”的问题,与之进行了讨论。在建立了信任之后,打比方说:“你除了开原来的工厂,现在又成了‘看病专业户’,不停地会见并挫败名医,成就感越来越强,症状也越来越牢固,以至于我现在一时决定不了,你还要当多长时间的咨询者。”最后,在作结尾干预时,心理医生建议他,回到邻省的家中以后,就要准备为即将到来的8月10日设一次30人参加的晚宴。8月10日是他起病3周年纪念日。他应该在临祝酒前打长途电话给心理医生,告诉他的决定:是继续当咨询者,还是向咨询者生涯告别!打完电话后,再将这个决定在祝酒时作为设宴的缘由正式向客人宣布。如果要当咨询者,就继续做治疗;如果不当咨询者,那么就不再与心理医生见面了。到了这一天,他从一酒店打来电话说,他已两周无症状;他要宣布的决定是,不再当咨询者到处看病了。心理医生说:“那样挺好。你可以不再见我了。”

治疗关系贵在自然、坦诚、融洽。建立治疗关系的过程不要成为机械、刻板、做作的操作。希望以上八个方面的内容在提高关系意识,促进心理医生自我反映和增强人格魅力方面多发挥作用,而最好别使人缺乏创意,使治疗了无生气。

未成年人的爱情心理咨询

学校的心理教师好像是生活在一个圆点上,四面八方都是路,周围都是强刺激,环境迫使学校的心理教师早熟,然而,却又没有人来给茫然四顾的学校的心理教师指路。

现在的学生,生存环境迥异于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吃的、穿的、读的、看的、听的、用的、玩的都与以往的时代大不一样。进入了青春期,学生身心急剧变化,性别意识觉醒。为了让踏入青春期的学生们能在十年二十年以后优胜劣汰的生存环境中,既能以聪明才智贡献于社会,又能因理性智慧而过上幸福美满的个人生活,学校开始探索怎样用“爱情系列教育”来帮助初中生安全度过青春期。以上海一学校为例。学生们处在上海这个中西文化观念并存之地,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形形色色的媒体,社会心理的浮躁,都对学生们的心理有所影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室配合医务室对初中预备班到初一、初二年级八个班学生的身心状况的全面检测摸底中发现,学生生理状况早熟现象严重。表现在12、13岁的学生普遍出现第二性征。女生在12岁以前来月经的,占了女生总数的97.5%,其中有将近20%的9岁左右就有了初潮;80%的男生在14岁左右就出现了遗精现象。性意识的提前,使学生们迅速度过了异性疏远期,渴望异性之间的交往。

学生们急需正确的指导。然而应试教育的惯性,使家庭和学校过于注重学生的学业状况,忽略学生性成熟、性心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学生们普遍分不清友谊和爱情的界限,对性感到神秘好奇。学校心理室对114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有70%的学生已对异性产生了朦胧的好感和交往的愿望。女生普遍比男生要求强烈。异性同学之间表达“爱”的方式多姿多彩:传纸条、送礼物、约会、上网、交笔友、通信、点歌,等等。学校的心理教师还发现,不少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或学生干部,在这方面常常表现更突出,特别是有一些才貌双全的女生,竟然会对表现差甚至很差的男生产生好感,主动“出击”,或明递“秋波”,或托人递纸条,或暗赴约会。有的甚至还达到了宁可落下自己的学习成绩以与之保持“平等”,来取悦对方或维护“意中人”男子汉尊严的程度。

通过调查分析,学校的心理教师认为,由于学校是寄宿制,一方面学生与家庭的关系疏远,家长的控制力减弱;另一方面学生又有离家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于是,他们急于寻求同伴之间的友谊。一开始是众多男女生共同交往,逐渐地由对群体异性的好感转向对个别异性的倾慕。表现在男生开始好表现自己,乐于在女生面前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以赢得女生的好感和赞许;而女生则开始有意修饰打扮以引起男生的注意,并产生了有男生追求则内心不安,无男生追求又失落空虚等现象;有的女生还莫名其妙地暗恋上了某位男老师或某位男同学,自觉不对却又无力自拔;有的男生由于性无知竟表现出一些幼稚、粗鲁的举动,令异性难堪、反感、厌恶,在同学中引起议论,被嘲笑起哄等,导致沉重的心理压力;也有部分男女学生陷入了“早恋”。总之,学生们心智不成熟,心理状况极不稳定,对于怎样与异性相处有很多困惑。

由此学校领导意识到,对学生进行“爱情教育”已是势在必行。如果学校的心理教师还讳莫如深,不及时地从正面光明正大地引导学生,他们势必只能从反面的不正当途径去了解一些伪科学的知识。所以学校决定从初中预备班起,理直气壮、大张其鼓地进行青春期性科学知识、性道德、性安全和正确爱情观的教育,统称“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系列教育活动,以应对进入青春期的学生们普遍产生的困惑。

(一)组织观看性教育片

针对绝大多数学生的性无知,遵循“只有用科学知识的阳光才能照亮心灵的黑暗”的原理,学校的心理教师对学生多次播映“少男少女性发育及保健”碟片。让学生能逐步做到坦然面对性、尊重性和正确对待诸如痤疮、遗精、月经、手淫等第二性征发育后出现的种种生理现象。实践证明,用科学知识武装之后,学生们逐渐理智了,对异性的好奇感、神秘感减弱了;谈到与爱情有关的话题不再害羞或“嬉皮笑脸”了;以性器官作为脏话骂人的也少了;“早恋”学生的行为也收敛了。学生文明程度从整体上有了较大的提高。

(二)加强心理辅导

1.团体辅导

学校从建校伊始就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每周每班一节,对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青春期困惑问题或可能产生的问题,实施发展性的班级团体辅导,以防患于未然。

2.个别辅导

本着“每一个学生都是天使”和“没有一个孩子的心理问题是相同的”的理念,学校的心理教师尊重每一个学生,推出了敞开心理咨询室大门,全天候接待学生的举措。心理咨询室的布置温馨而富有人文性。“以心换诚以诚换心”、“欢迎你的到来敞开你的心扉”、“架起信任的桥梁放飞你青春的情怀”及《健康的十条标准》等张贴在墙上,形成浓浓的人文关怀氛围。学校选派了一位有丰富经验,而且有高度责任感又热爱学生并被学生信任的老教师担任专职心理辅导教师,再配以主要由班主任担当的兼职心理辅导教师。教师们真正走进学生们的心灵世界去抚慰呵护,播洒阳光,激发学生心灵的升华。

教师们形成了共识,早恋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爱”情,带有纯洁性、盲目性和游戏性,不应大惊小怪。辅导中,教师尊重学生的感情,不指责、不讥讽,和风细雨地开导,为学生“隐私”保密,设身处地地对学生实施真诚的人文关怀。教师们一步一步地激发着踏入“丘比特”误区的学生自我升华,他们把陪伴学生们安全度过青春期,体验他们成长的喜怒哀乐视为教师生涯中一件生动快乐的事情。

3.争取家长配合

对陷入“早恋”的学生,学校的心理教师争取家庭的配合,除开通家长热线,及时与家长沟通个别学生问题外,还召开大型家长咨询会。既起到了培训家长的作用,又发挥了家庭与学校的综合教育效应。

(三)开展体验性活动

1.心理健康教育课

教师设计了题为“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异性同学之间怎样才是正常交往的讨论课:出示一封一位男生写给一位女生的信,他热情邀请她同去看电影。教师要求女生、男生们各自设身处地去思考,如何来处理这件事。通过热烈的讨论,最终大家达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作为女生不宜接受邀请,作为男生应该为未能克制住一时感情的冲动干扰了对方的心境而道歉。学生有了这番认识后,教师再对爱情的真谛用“爱情:性(生理基础)+智慧(吸引力)+责任(道德力量)”的公式加以表述。接着再趁热打铁鼓励学生锻铸自己出色的理智,坚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等良好的心理品质,做到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像人那样去爱”,做“真正的人”。

2.主题班会

议题有:“我欣赏的男生(女生)”、“男女生该怎样正常交往”、“莫为自己美或丑的体像烦恼”、“各有千秋——独特唯一的我”、“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是天使”等。

3.报告会

通过讲述马克思和燕妮、冰心和吴文藻等名人高尚的爱情故事,让学生们从名人爱情中去品味真正爱情的甜美。

4.“爱情语丝”

将确实够得上“经典”的,分期分批刊登在小报上。不少学生或摘录或自编,真是够得上经典的水准。比如初一年级一名女生提供的“语丝”是:“就像坐在行进的火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道好美丽的风景,我产生了冲下去欣赏一番的冲动,但是又冷静地想到我正在行进途中,目的地还没有到达呢。于是克制住了自己,继续前行!”一男生还写了一篇颇有理性深度的《谈情说爱》。这些选登在心理小报上的“爱情焦点访谈”一经刊出,在学生中形成了一种正确舆论导引下的交流共享,形成了自己教育自己的良好氛围,起到了学生与学生之间互相教育的作用。

5.开展性道德、性安全的教育

在上学期的心理健康教育课上,专辟了一个“安全度过青春期”的单元。紧密配合12月1日国际“爱滋病日”的主题,让学生懂得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的传播途径及预防,珍惜生命,洁身自好。

6.开设专题讲座

利用三八节开女生讲座,师生同台讲,讲自尊自强,淑女风范。同时各班也举行班会,对男生进行尊重女士,文明言行举止,修绅士风度的教育。总之,要求男女生都趁青春年华加紧品行修养,内铸气质,外塑形象,珍惜人生。学校的心理教师把性道德和性安全教育与人生观、价值观联系起来,鼓励学生们用成熟和智慧去托起自己的人生。

7.组织文体活动

每周让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每天保证有足够多的时间让学生进行体育锻炼,使他们在疾风暴雨般的发育中产生的生理能量能及时得到宣泄和释放。

(四)爱情系列教育的启发

学校的心理教师在实施“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的系列教育中,注重紧密联系本校学生的实际,发现问题随时调整教育方案。一年多来,效果是明显的,体现在通过系列教育,学生们普遍能从理性层面认识到:只有树立崇高的理想目标,以此来激励自己,在成长中才不至于偏离方向;多读好书、远离精神毒品才能照亮心灵的黑暗,培育起高尚的情感、情趣;男女生交往中要多群体少个别,保持距离的美感以及多参加高雅的兴趣活动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多参加体育锻炼以释放因青春期急剧发育而产生的生理能量(摘自学生随笔)等等。从心理方面看,学生们因性发育而产生烦恼的少多了;男女生之间的交往也变得大方坦然了,也能分清友谊和爱情的界限了;异性同学相处能起到相辅相成、辅得益彰的积极效应;一度走入迷途的学生也能学着克制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到学习上了。总之,学生的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象都有了看得见的变化乃至优化。

学校的心理教师认为在疏导初中生的青春期困惑时,以“爱情教育”为重心,是牵住了牛鼻子,对学生文明程度的提高,培养他们的责任感(爱情中最重要的因素)以及他们道德水准的提升都是有明显效果的。同时,学校的心理教师认为开展“爱情系列教育”比较贴近当今上海学生生存的大小环境,对疏导初中学生中频频发生的“早恋”问题算是一个较准确的切入口,效果也很不错。

学校的心理教师深知爱情观在一个人的人生观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确的爱情观如果能较早地植根于学生们的心中,将为他们的人生发展和终生幸福奠定好基础。

咨询师的自我分析案例

心理咨询师如何在纷繁的世事中保持内在的澄明与安宁,从而使他的求助者通过他的工作而洞悉自身存在的问题并最终激发出向上的力量?从根本上讲,这样的澄明安宁建筑于心理咨询师本人对自我状态深入细致剖析的基础之上。清晰的自我意识和一个构建良好的自我同一性,乃是咨询师不可或缺的人格品质。“竹影扫阶尘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所凭借的正是咨询师人格的内在力量。我深深认同此理,相信对自己意识域和潜意识域的不断探索和准确把握将直接有助于心理咨询过程中理想效果的达成。

心理咨询师对其灵魂深处的探索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在进行自我分析之时似乎也经历着与西格蒙·弗洛伊德类似的艰难心路,只不过较短暂罢了。我不仅渴望剖析自己的意识、理性和认识,还渴望清楚地了解自身的价值体系、应对方式和职业条件,但我也充分地认识到,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必须首先关注自身存在的现实性,即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或生存到底是怎样的。我认为,后者在心理咨询师的自我分析中具有优先性。而要研究自我的存在到底是怎样的就必须使用现象学的方法。在这里,现象学的功用就是面向我的生活本身,使被遮蔽的真实自我显示出来。于我而言,现象学分析“自我”就是要显示出我的生存机制,显示出我的生存状态的有限性、时间性和历史性。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在城市的近郊度过了游戏的童年。早年生活的无忧无虑使我体认到闲适对于自身的重要意义。在闲适的无压力状态下我得以反思自我,做自己喜欢的事,读自己喜爱的书籍,在默默的成长中获得一种内心的宁静。由此我深信,人在繁忙之中迷失自我是他所不能选择回避的。海德格尔曾将人的存在叫做生存,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存应当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是人活生生的生存活动,即我是如何生存的;第二个是人的生存是为自身的,也就是说我的生活应该是我想要的那样。第二个特征表明我真正地关心自己的生存,正经历着一种本真的生存方式,从中得到的内心的宁静对于我未来将从事的咨询工作来说弥足珍贵。这种自珍感不是产生于某种特定的心理效应,而是产生于由衷的认同,生活中的一次抉择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我从事教师工作的第四年,一位政府官员基于我在工作中的表现有意调我到他的部门,并许以令人艳羡的待遇和前途,同时他也指出我将失去闲适的生活和过去能够自主安排的用来读书的时间。我在他给定的两天考虑时间结束之后婉拒了他的邀请。对于我来说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顺乎自然的,因为我的基本人生观告诉我,人的生存从本质上应当是他本真的整个现实存在,而不是苟活性命。

在我的生活中有两个人影响了我的人生发展。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善良、宽容、勤劳、坚强的女性。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在她的怀里学会了第一首唐诗《关山月》。慈爱的母亲也为我的性格注入了一定的母性。荣格认为,每一个人的人格之中都包含着男人气和女人气,无论男女咨询师在自我性别认同健全的前提下都应该维持一定的母性。男性咨询师的母性意味着对来访者的无条件接纳和在咨询过程中的正向关怀与真诚共情。第二个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谭平教授。他是一位治学严谨又能学以致用的儒雅刚强之士,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正是他在讲课时所体现出的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真实写照。从谭平老师的身上我习得了一种刚性,这也是咨询师的人格中必须充分具有的刚性,能够承受牵拉与挤压,能够承受人性中诸如愤怒、嫉妒、敌意、攻击性等负性因素所带来的破坏性力量。正因为来访者会有喜怒无常的态度,所以我就更应该具备一种不易被歪曲的、清晰的自我同一性图像。

在我17岁的时候曾亲历过一次事故,与死神擦肩而过,尽管我在此事故中有惊无险,却在其后的几个月中承受了噩梦般煎熬的痛苦,梦中一次次再现那辆大货车撞上距我仅几米之遥的公交站台,顿时血肉模糊的7具尸体便横在我面前的情景。那个事件使我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怖。对此情结的进一步反思也使我建立起了自我成熟的标准,即从对死亡的畏惧中领悟到自己的现实生存,从而有意识地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死亡使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体会到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它其实也给我提供了一种自由,即面向自己真正生活的可能性,它促使我要把我的生命变成一种完全不同于日常庸碌生活的东西。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一个成年人了。

我为何要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曾经不断追问自己。当我发现所有有关自己为什么要成为咨询师的理由的最终原型正是这一“死亡恐怖”时,不禁哑然失笑。在那段噩梦中,在畏惧中,我似乎听到来自死亡的声音,这种声音要求我面对自己的生存本身,去尝试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试探日常生命回归本质的可能途径。我想正是因为我在面对死亡时向自己先行展示出来的决心使我对生存有了真正的领悟,不仅为自己的生存而忧虑,更被激发出了探索人的内在本真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从实质上说已经脱离了功利化的需求。

然而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心理咨询师除了需要有理论知识、技能经验、冷静客观的态度、聪明才智、积极的人际适应、良好的情感和心态,还需要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必要准备。咨询师应该在其记忆中有意识地保留更多的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这样有利于自己从早年的各种经历中学习。咨询师应该具有善于运用非言语手段进行准确表达的能力,这正是我所要不断求教和通过自身摸索加以提高的。咨询师应该富有幽默感,并怀着一颗深深的爱心。然而心理咨询师也不可能成为尽善尽美的完人,这更需要我对自己也同样保持适度的宽容,对自己不苛求,但要从失败中不断总结。

对于刚刚从事咨询工作的人来说,遭遇移情往往令自己不知所措,其实只要通过理性的分析和冷静的思考就会发现,移情并不是洪水猛兽,来访者的移情有时是具有治疗作用的,标志着转机的出现。作为咨询师我所应当注意的是保持清晰冷静的头脑和适宜的情感距离,并利用一定方法在恰当的时候消除来访者的移情反应,或者果断转诊。

我偶尔的反移情往往与咨询中的“枯竭”相伴而至。与移情不同,反移情指咨询师本人对于来访者的情感投射。在一次咨询过程中,我遇到了前所未遇的阻抗。那个14岁的小孩子固执地纠缠在当前的现实冲突中而拒绝对自己的创伤作进一步的挖掘,我对此绞尽脑汁而进展微乎其微,顿时生出对她的厌恶之心,并对下一次的咨询有无望之感。事后我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厌恶并非出于我对她的人格的不认同,而是职业中的“枯竭”所产生的无助与悲观情绪所致。“枯竭”,是指在工作重压下的一种身心俱疲的状态。由于我时常对自己的咨询工作本身也抱有较高的期望值,因而往往会过分关注来访者的需要。当自身能力不足或对方内在的成长过程进展得相对缓慢时,因为共情的作用我也体味到了一种相似的挫折感和焦虑。这种消极体验以一种负面情绪的形式投射到来访者身上,厌倦之感便由之而产生了。心理咨询师因其工作的助人性质,往往是最容易体验到枯竭的行业,在咨询中我要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认识,不断地学习积累和接受上级咨询师的督导是尤其重要的。

我将如何应对在未来职业生涯中自己的心理压力呢?我想我的气质特点乃是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从父母那里获得的黏液质气质特点使我得以在纷杂的外部世界变化中能够保持心理活动的稳定,内向的性格使我具备了向内在探索、经常反思自我的人格条件。当心理的压力袭来之时,我往往在处变不惊的同时思索宣泄之法,并以这种内在稳定性应对外界事物的改变,最终找到适应的方式而不致于崩溃。然而我不得不承认的是,也正是我的这种气质类型和性格特点决定了我的人格因素中或多或少地携带着犹豫性。对犹豫性的分析使我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依赖群体获得事业成功的机会,在集体中承担非决策类的事务性工作,从而成为集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同时也使我意识到它对于心理咨询工作的消极影响:有时会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缺乏辨别和表明立场的勇气。我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人格特点的两面性,并试图尝试理解和改变。我对自己说,在生活与工作中不要因为有人批评自己优柔寡断就故作果断状,那样可能在决策上失其理性;对自己的这个弱点不必自惭形秽,不主观夸大其不适之苦,承认自身的不足,凡事都不匆忙决定,而是经过周密审慎的思考;也可以向明智之士虚心请教,在参考之后决策。这样,人格中的不足或许可以促成深思审慎的风格。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学习是一生的工作。在不辍的学习和实践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业务水平,在不断的探索和自我分析中建立清晰的自我同一性,从而获得自身成长的巨大动力。只有这样,我的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才不至枯竭,因为不仅在我的工作中而且在我的生活中甚至在整个人生的奋斗与追求过程中,都将被不断注入昂扬清澈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