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避孕和流产博物馆，于2007年3月15日在维也纳正式开馆，该博物馆自称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因为展出内容都与避孕和人工流产有关，其规模超出了其他国家的所有收藏。建造这家博物馆的发起人是医生克里斯蒂安·菲亚拉，10年来，他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办了一家专事人工流产和计划生育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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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菲亚拉将长年收集的展品摆放在两个展厅里。第一展厅的内容都与避孕有关，展示人类自古以来调节女性生育能力的丰富想象力。除了用猪膀胱制作的古老的避孕套之外，还有人类发明的第一颗避孕药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心状和花状的子宫避孕环等。在通往第二展厅的走廊上，人们可以看到怀孕测试的发展过程，直到上一世纪60年代，人们一直在蛙科动物身上进行试验。走廊过后就到了人工流产展厅。
背景
起因
截至1900年，打胎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对女性来说，那时更好的选择是将腹中孩子生下来，然后再把它杀死。从与那些做非法打胎的人的交谈录音中，参观者可以了解到，只有30多年历史的打胎是多么危险，给接受打胎女性的留下的又是怎样难以弥合的心灵创伤。近旁的展品是一种灌木的尖树枝，金属丝，塑料管，这些博物馆的最早收藏品是菲亚拉在发展中国家工作时收集到的，有些展品甚至令人感到可怕。菲亚拉已45，6岁，身材消瘦。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积极投入使他得以收藏这些宝贵的展品。
菲亚拉在医学事业上的发展开始于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允许打胎的年代。那时，他已见不到那些在非法打胎之后，因大量出血将近半死，被送进医院接受急救的女性了。然而，几年以后，菲亚拉却亲身经历了这悲惨的一幕，“我在亚洲和非洲工作过，在那里，早期殖民统治时期的古老的法律条文依旧被执行和使用。恐怖的一幕对医务工作人员来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这种暴行几乎令我们难以想象，已被我们忘却。今天，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对人工流产，对相关的法律展开讨论，那么它所涉及的只是胎盘的生存权利，但被人们忘记的是，胎儿是不法单独存活的，它赖以生存的是女性的身体。而这便是对怀孕有决定权的女性本身。”
菲亚拉在此提到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便是：拒绝怀孕就无法为社会生出更多的理想孩子，“我们往往忘记的是，禁止打胎无助于减少打胎的人数和次数，而只会导致怀孕妇女在怀孕4至5个月时，在危险的条件下接受打胎。”
目的
维也纳博物馆之所以举办这样的展览旨在提醒人们要面对现实。菲亚拉的反对者-好战的生命保护人士称菲亚拉为“欧洲打胎的倡导者。”而菲亚拉则一再强调，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妇女的健康和生存，“您不妨看一看所谓禁止打胎的起源，它往往以军事考量为基础，比如与某位统治者的大国梦想不无关系，他们总是试图强迫妇女和伴侣尽可能多生子女，却完全无视生命本身。这样的价值观和医学设想形成于中世纪时期，但直到今天依旧存在，亟待清除。在那些清除了这些想法的国家和地区，女性健康和生存条件都得到极大的改善。”
在国外工作期间，克里斯蒂安·菲亚拉总是利用一切机会，认真了解各国有关打胎的法律。几乎所有的法律都为意外怀孕妇女制定了限制性的条款，比如要求她们进行义务咨询等等，对此，菲亚拉-这位女权主义者连连摇头。作为例子，他提到了欧洲比邻的两个国家：在德国，提供咨询的单位是不允许为意外怀孕妇女做人工流产的，而在比例时则完全相反，为不情愿怀孕的妇女提供咨询的单位有义务对孕妇做人工流产。
他说：“显而易见，无论德国还是比例时的相关规定都没有考虑到怀孕妇女的切身利益。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这样的限制和规定不会给接受打胎的女性带来任何好处，也没有顾及她们的利益，而只是强调了社会的约束力。”
成果
菲亚拉将加拿大作为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1988年，该国的宪法法院取消了打胎的法律，从那儿以后，意外怀孕的女性可以直接与她们的大夫就打胎问题进行咨询。菲亚拉也要求欧洲国家取消相关限制，在学校里普及性知识，无偿提供避孕工具，提供与之相关的所有信息。欧洲理事会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旨在减少妇女打胎障碍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