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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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6章 笑傲帝王将相——毛泽东纵谈二十四史人物(2)

西汉东汉交接之际,中原逐鹿,尔虞我诈,毛泽东对这时期的故事也大有兴趣,并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将新市、平林、东眉、铜马等农民反抗运动,称为农民革命战争,予以赞扬和肯定。他读《后汉书》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

毛泽东读《光武帝纪》颇为仔细,为称赞刘秀早年“性勤于稼穑。”特在此五字侧画了密圈。刘秀“避吏新野”(史称刘缜宾客杀人,刘秀为躲官府搜捕,避到新野)时,值“南阳荒饥”,“因卖谷于宛”。他还把李贤所作转引自《东观记》的“而上田独牧”移写于此,用以突出刘秀善于耕田的技术。

他也应用《后汉书》故事借古喻今,说明事理。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就说:“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0页)

毛泽东读史传故事,往往前后串连,浮想联翩。如读《陈寔传》时即有此举。陈窟是大知识分子,为人高义,当时“党铜之祸”,相干者纷纷溜跑,陈寔却对人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遂挺身而出,自求人狱。毛泽东读毕,很快联想到因“苏报案”主动进狱的章炳麟,于是在《陈寔传》有关文字边,写了“章炳麟学陈长弓一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3页)的批语。寥寥数字,从这里发掘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认识论。

毛泽东还称赞陈寔教育小偷,“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即在此语旁加有批语:“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同上,第131页)

1965年,他还把《陈寔传》和《黄琼传》、《李固传》送与陈毅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读。

(三)说《晋书》人物断片

《晋书》是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主持、由房玄龄、褚遂良等国家级学者和政治家们编修的一部断代史,也是李唐王朝开史馆后、完全官修的第一部史书。毛泽东对《晋书》颇感兴趣,他常读《晋书》的故事,特别是《晋书》里的若干人物传记。

大概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求知若渴的毛泽东已接触《晋书》。1915年,毛泽东以署名“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以后他对同学罗章龙说。“回信的有三个半人,”“还有半个是李隆郅”。此处所谓半个人,典出有据。他是搬用了《晋书·习凿齿传》故事,“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因为顶级史学家习凿齿乃是跛脚,苻坚就戏说是得到一个半人。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晋史人物大见热心,有次与同学就读书最重要的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时,即从晋朝孙康映雪夜读,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车胤夏夜囊萤攻诗书,日积月累,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成为一位大学者故事为例,启发同学。在今存的1913年《讲堂录》笔记里记有陶侃故事,“小不谨,大事败矣。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00页)1915年,在给同学信中再次提及陶侃,“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砍木。”(同上,第23页)因为对《晋书》故事熟悉,以至在1917年暑假游学途中,遇安化县名儒夏默安作上联求对,“绿杨枝上鸟声声,春来也,春去也”。即毫不思索地引用《晋书·惠帝纪》的白痴皇帝听蛙鸣事答以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所对均有典出,且带有辣味,遂令夏先生惊叹不已,连声称赞。

《晋书》人物是他游学时常提及的。一次还和同学萧瑜争论西晋学者皇甫谧《高士传》文化价值到对后世的影响。

他对《晋书》故事相当熟悉,读后就难以忘却。1935年,红军长征,夺取天险娄山关,毛泽东登临关上,仰天长啸,豪情万丈,大声吟诵,西晋大学者、中书令(宰相)张华《励志诗》的名句:“大仪斡运,天回地游”。此时此景正可谓是伟人胸襟的自我抒发,若非不熟悉史实,焉能触景生情,随口而出。

建国后,毛泽东有了一部清同治八年重刻的武英殿板二十四史。《晋书》就是他常读的一部“正史”。五六十年代,他谈古说今,《晋书》所记的司马懿、陆机、陆云、周处、祖逖、王羲之、谢安、恒温和荀菘小女苟灌娘等,都是为他注切的。

1963年10月,他在天津与地方干部谈话,在谈及知错可改时,就说了西晋初期的的周处:周处除三害,人是可以觉悟的。

东晋初期,有范阳遒(河南涞水)人祖逖,少有大志,与好友刘琨夜闻鸡起舞,西晋末期,与家族南渡,后上书要求北伐;率部渡江北上,中流击楫,表示不收复故土决不南归。毛泽东早年熟读祖逖故事,1965年他在江西南昌,竟以《洪都》为题作七律,此诗前四句都是写祖逖的: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两晋英俊千百,能为毛泽东作诗赞扬,唯祖逖一人而已,足见他对祖逖的高度评价。

自古英雄出少年。毛泽东在1958年的某次会议谈破除迷信,提供敢想、敢说、敢做,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举了不少古今中外年轻人例子,其中一个就是苟灌娘。他说:南北朝时候有个苟灌娘,河南临颍县人,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只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她和父亲被困的时候,敢带几十个人杀出重围到襄阳去搬兵。你看她有多大本事。

毛泽东也常阅读《王羲之传》,现见在该传天头,就赞同传主批评殷浩北伐,写有批语:“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对于王羲之事迹毛泽东一直相当注意,他读明冯梦龙编《智囊》卷十三《王羲之》,有称王睡在帐里,假装熟睡骗过了从伯父亲王敦,而免遭因泄密杀害事,就表示质疑,旁批有“此事似误,待查”。(同上,第61页)这是因为毛泽东过去读《晋书·王允之传》,有说此故事乃王羲之从兄弟王允之,而被张冠李戴的。由此亦佐证他读《晋书》的仔细、认真。

1963年12月,毛泽东生日那天,还在读《晋书》;在桌上摊着翻开的是《顾恺之传》的一页。当前来赴宴的程潜看到了后,毛泽东即说道:《顾恺之传》说,“晋顾恺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末,人或怪之。恺之曰:‘渐入佳境’。”颂公啊,学理论的兴趣靠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着吃甘蔗,渐入佳境就好。

毛泽东也注意读《晋书》的《载记》,《载记》是《晋书》独有的一种体例,乃是记述当时北方的大多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实,它不为旧史家界定为正统,也难作“僭伪”的定位。对此毛泽东都仔细地读了。他对《后赵载记》里辅石勒的主要谋士张宾赞叹不已,也对石勒始终对张宾的器重和信任十分欣赏,于《通鉴纪事本末》于张宾细作分析,认为出奇兵偷袭幽州(河北涿州)很有把握处,写有批语“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7页)称赞了张宾的特有才能,更以批语“非君臣,乃朋友”,称赞了石勒与张宾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记下了石勒能用张宾,得以建功立业称帝的原因。

七十年代初,毛泽东还以《晋书》卷一百一的《刘元海载记》里的内容,开导勉励高级干部学习理论。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高级将领,就引用了其中刘元海所说的“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而且还说要把“鄙”字改为“恨”字,以此勉励许世友将军,以后学点文学。

毛泽东很注视这篇载记。七十年代初,晚年的毛泽东因白内障目力不济,遵他指示,这篇载记与同书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等篇,由上海的史学家注释,出版大字本。这些史传经注释后于1973年2月1日送呈北京。毛泽东在一个星期里就读了它,且读得非常仔细,还指出《谢安传》第11页第6个注解中“濉汉”二字疑是“濉溪”之误,后来查明,乃是印刷厂排字时所误,校对时又没有发现。

1975年8月,毛泽东又阅读了《晋书》第五十卷至第五十六卷的郭象、庾峻、皇甫谧、陆机、陆云、潘尼、潘岳、张协和江统等西晋大学者的传记,其中还眉批了《郭象传》“郭象无行”(同上,第167页);《庾峻传》指责权臣贾充“此公骂也”(同上,第168页);评《潘尼传》所称为“道家言”、“老氏”(同上,第169页);《江统传》所作《徙戎论》是“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同上,第170页)之后,毛泽东还阅读了事关南北统一记录的《晋书》第三十四卷《羊祜传》、《杜预传》。

因为《晋书》不错,1975年,毛泽东就曾两次建议伴读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要细读。

(四)说《南史》、《北史》人物断片

自东汉黄巾起义以来的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是古代中国的又一次大变化、大动荡和大改组时期。

乱世破坏社会经济,乱世也造就英雄武人,多多生奇诡惊险之事,毛泽东很注意读这段时期的史书,说这段时期的政事,品评这段时期的各色人物。

他富有卓见,精当确切的点评,正是应了自己词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意境。

对于此长达四个世纪的重要帝王将相,如开国皇帝刘裕(宋武帝)、萧衍(梁武帝)、一流将帅韦叡等。毛泽东都颇有系统的评述,此外对若干重要人物,也有点睛之语。他们之中就有南朝王镇恶、檀道济、刘义隆(宋文帝)、臧质、刘或(宋明帝)、陈庆之、曹景宗、高长恭(兰陵王)、斛律金、宇文泰和范缜、郦道元等。

东晋末年,刘裕北伐,进入长安(陕西西安),灭后秦,前锋大将王镇恶是立了大功的。王镇恶是王猛之孙。王镇恶这个名字,即为王猛所取,因生于相传为凶日的阴历五月五日,取之以扫邪。毛泽东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报告针对有人要共产党改名事就谈到了他:“历史上有个人名叫王镇恶,名字这样好听,可是他还是死了。我们是不是要起一个名字使党不死呢?随便你起一个什么名字,只要他所做的还是那样,那是不会改变实际内容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4页)随手捡来,皆是文章,多么有说服力的例子啊!毛泽东对王镇恶故事谙熟在胸。王镇恶灭秦后骄傲自大,与同僚不好相处,又贪财;有人向刘裕打小报告称他吞没后秦皇帝的坐车;刘裕派密探调查,得悉王取装饰坐车的金银珠宝后将车弃之,刘裕由是宽心,不予追究。他不在意王镇恶贪财之好。毛泽东对此大有感叹,在所读《南史·王镇恶传》批语“使贪”。(《毛泽东读文史书籍批语集》第186页)一语点明了他俩的心理行为,一个使贪见臣下无野心;一个以贪让主子放心。

刘宋王朝自刘裕后,家族兄弟子侄骨肉相残,层出不穷。毛泽东对此都有入木三分的评述。

檀道济是刘宋开国功臣,智勇双全,北魏畏之如虎,但却遭到刘义隆畏忌,惨遭杀害。他临死时气愤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毛泽东相当注意这句话,文革初期就以此语痛斥王力之流乱军,他对檀道济冤死,颇感愤懑,见在《宋书·宗室传》元嘉九年(432)提到檀道济大名时,写有眉批“此时檀道济尚未死”(同上,第175页),

抒发了对一代名将不得善终的惋惜。

毛泽东对宋文帝刘义隆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南史·刘湛传》提及刘与殷景仁猜隙渐生,以至相剪,即引用《诗经·大雅·桑柔》充作批语:“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同上,第194页)尔后又在刘湛之死,批语有“殷景仁与文帝密谋”(同上,第195页),点出刘义隆其人,不但无能为两人化仇,却是听了殷说刘湛将有夺位事,将他处死了的。他是一个刚愎自用,头脑简单的皇帝。

刘义隆外战外行,两次北伐都以惨败告终,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的第二次北伐,反而诱使北魏大军饮马长江。毛泽东爱读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之词,就是抨击此次惨败的。因此在《宋书·本纪》文帝论日:“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成听成旨”处,对他在建业(江苏南京)遥控指挥权,严加批评:“赵宋祖此弊法。”(同上,第183页)此种有悖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常理,实是古代刚愎皇帝自作聪明的通病。

刘宋王朝元嘉草草,只有臧质在盱眙(江苏盱眙)城守获胜,为王朝挽回一些面子:臧质以小便代美酒,有意激怒魏太武帝拓跋焘,使其攻城大挫,毛泽东读到此处,大加赞赏,批语:“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同上,第186页)他相当欣赏臧质的才智和胆识,却也惋惜后来刘义宣不遵他的战略方针。以至兵败身死;也对他自行其是,凡事自作主张,还以为得什,加以“此是妄想”(同上,第188页)的批语。但瑕不掩瑜,毛泽东仍认为臧质很有才气,他概括其一生是:“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同上,第188页)

有正有负,他对臧质所作的完整评价,值得今以借鉴:不以成败论英雄。

《南史》和《宋书》等还有若干传记因为传主行事乖巧,古今鲜有,也为毛泽东注意:刘或(宋明帝)刚登上帝位时,号令所及只有京都建康(江苏南京),四方都反对他,但却最后获得胜利,毛泽东感慨系之,在读《通鉴纪事本末》卷一百十六卷《废帝之乱》,写有批语:“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体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勔、沈攸之、黄回、吕安同、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同上,第299页)

毛泽东还谈及过《宋书》宗悫故事。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毛泽东渎后称赞: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

毛泽东相当欣赏南梁虎将陈庆之。陈庆之胆识皆具,破关斩将,所向无敌,曾经护魏元颢北上,“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虽然是文盲,却能写好诗。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某次谈建议读政治经济学时指出: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毛泽东对陈庆之故事甚为向往,因而后来读《南史·陈庆之传》,在记有本卷的封面上,有用粗黑铅笔圈划两遍的符号,在目录“陈庆之”三字侧,划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划四个大圈,又以怀素笔法标写“陈庆之传”四字,并有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同上,第205页)传里不少处,还点点圈圈,划满有着重线,足见注切和喜爱。

对梁武帝的爱将曹景宗,毛泽东亦很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