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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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9章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毛泽东谈地名文化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很喜欢谈论中华人文地理,祖国大地的历史渊源、山川形势、风土民俗、人事掌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曾几次提及,应该懂得地理,要学些中国地理。环顾古今中外,还很少能找到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像他那样熟悉和注重自己国家的地名文化。

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

毛泽东喜欢读地图,习惯于读书用地图,行路看地图。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已有了中国和世界的地理挂图。毛泽东大概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开始接触地图。1912年,毛泽东常在湖南长沙定王台的省立图书馆读书。在图书馆墙上挂有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他每过这里,都要凝视多时。对此念念不忘。时过四十年,他在北京和老同学周世钊等还谈及:我最大的收获还是在湖南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看了“世界”以后,我才知道世界有这么大。在这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我是不大明白的。当时我认为我们湘潭县不算小,湖南省就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更是大得不得了。而那天我在世界地图上一看,我们中国只占世界的一部分,小了;湖南就更小了,湘潭县和韶山冲连影子都难找了。世界真大呀!

地图,使毛泽东开扩了眼界,走向世界。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已经善于运用地图。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每天在阅报室看报,就必置地图于旁,便于查阅、对照地理方位,强化知识。举目寰宇,坐行万里,从此,毛泽东一生很少离开地图。他不仅读军用地图,也读常人用的简明中国地图,从三十年代以来,为他心爱的一本地图册,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新图》。那是1932年史量才为纪念《申报》创办六十周年,聘请专家学者测绘、出版的。它的详细、翔实,通常被视为旧中国留下的最好中国地图集版本。1934年,毛泽东参加长征时,在湖南也曾搞到一本。他说:以后打仗行军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1953年,当他见到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林一山也有一本时,有如老友重逢,很兴奋。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经常离北京外出视察,每逢此时,他就从书房找来地图,从中先了解要去的地区的经济、文化、人口和矿藏资源,等等,然后商定最佳路线和考察范围。毛泽东认为,这样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他外出时必带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所到之处有所认识,就在图上作些圈点记录。现见的一本金擎宇编纂的195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就见有他在1958年9月视察安徽各处时,在图中用红蓝色和黑色笔画圆、作角和直线、连接线的种种标记,那是他为地区规划所留下的思路轨迹。

毛泽东爱读史书。他读历史是很注意地理的。他说: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为寻找曹操出征乌桓归途所经的碣石山,按图索骥,寻找方位;尔后,他读《旧唐书》的《黄巢传》,为弄清黄巢军行军和作战的线路,按史传勾绘了一幅简图。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学习好方法。建国初期,在中南海接见即将赴欧洲等国出任外交使节的耿飚、黄镇、王幼平等人时,在谈话中说:“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绘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尹家民《将军不辱使命》第10页)他希望能有一种历史地图集。这项工作后来由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持完成。这部拥有十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本来是可以及时付梓推出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在毛泽东逝世几年后才全部问世,但它遗泽在今,嘉惠士林,这不能不说有倡议者的功德。

毛泽东重视地图,也兼及周围。他要警卫员也懂些地图功能。有一次,他在浙江杭州问张仙朋:杭州在哪个省?你现在就去看地图,回来我再考你。他问蓝保华:都安靠近什么地方。使警卫员们由表入里,知道所在的地名,增加知识。他很重视地理教育。1949年2月,毛泽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首长《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的电报。内称,“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85页)通过地图的视觉教育,认识自己的国家,明确自己的职责,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看地图,说地图,江山如此多娇,处处离不开中华锦绣大地,大概也是这个原因。1959年,他在中央一次全会上表示: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又说:我很想学徐霞客。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

毛泽东爱读地方志,他很懂得地方志的功能。中华泱泱大国,方志自唐宋伊始,至明清鼎盛,各种地区方志林林总总。一种地区方志,就是一部地区百科全书、地区经世致用的调查研究汇编。所以,毛泽东每到一地考察,先要做好几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寻求阅读该地的方志。

毛泽东接触的第一部方志是什么,未见于文字记载。1910年他从家乡韶山走进湘潭县城附近的东山学校,在学校图书室读了很多书,是否有自己家乡的方志?现在见有记载的,是他在1917年湖南游学路过安化所读的《安化县志》。也许在此时前后,他也读了其他几部相关方志,如《宁乡县志》、《湘乡县志》。至其地必读其书。大概就在这个时候,青年毛泽东养成了读志书的癖好,每到一处必寻读地方志。后来,他一直保持着这个爱好。他率领红军下井冈山进入闽西南时,随着行军路线,先后阅读了《汀州府志》、《龙岩州志》、《上杭县志》。1930年3月,红军攻占江西兴国,毛泽东住进城内平川中学。据当时任共青团县委书记萧华将军回忆,那时他奉召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见毛泽东坐在学校图书室的一条长靠椅上,仔细地在看一部清版《兴国县志》。在江西瑞金,毛泽东想读《瑞金县志》,久久未能找及。两年后,瞿秋白来中央苏区出任教育部长并主持图书馆,在尘封的书库里发现一部清同治《瑞金县志》,与毛泽东同阅,虽然全书八卷缺一,但他仍很高兴。长征途中,毛泽东在匆匆行军中,还让部属帮助找寻有关的方志。据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黄有凤将军回忆:每攻下一个县城或是每到一个重镇,毛泽东都让身边的同志为他收集县志和地方志看,一看就是大半夜。在此期间,毛泽东更是重视地方志。红军渡过湘江后根据总部命令轻装前进,当时的毛泽东连饭锅、牙刷、牙粉都扔掉了。却坚持带着《三国演义》、《水浒》、一些唐宋诗词和路上拣来的地方志。因为熟读地方志,使他在长征中对要走和正要走的所在地区山川形势、关隘险要以及沿途的经济物产、风土习俗了如指掌,从而为作出相应的正确行军路线提供可靠的论证。建国以后,毛泽东有更多条件读地方志。1950年,毛泽东见到西康省委书记、省主席廖志高,就他家乡自唐朝开发等事说得头头是道。廖不禁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毛泽东说:是看你们的县志。

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当天就从省图书馆借来《四川通志》、《华阳国志》和《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阅读。1959年6月,毛泽东在庐山,又从庐山图书馆借阅近人吴宗慈《庐山志》、《庐山续志》和清同治《临川县志》、《铅山县志》。从1952年到1975年2月,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赴杭州,而每次都索阅地方志:毛泽东一生读了很多部地方志,它包括有他到过的地区的地方志,也有他没有到过的地区的地方志;读地方志,也是一种认识社会、调查社会的方法。就像他为都江堰之行,先读有关方志,了解都江堰沿革;读《铅山县志》,得以与江西省长邵式平、副省长方志纯介绍铅山有个明朝费宏墓,墓前有“日有千人跪,夜承万盏灯”挽联。让他们事后去找方志研读。邵式平等日后路过铅山,还特意去墓葬处瞻仰。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地方志,也提倡干部要读些地方志。据薄一波回忆:解放初期,毛主席有个指示,到外地考察、调查工作的同志,都要看一看当地的方志,以便了解那里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毛泽东要求干部多从地方志中获得些乡土知识,他也常常拿它去考问别人。1958年8月,毛泽东赴河北安国视察。安国是中国草药主要集散地之一,有北宋年间建的药王庙。车过安国大街,经过药王庙。毛泽东问: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陪同的县长回答说不知道。毛泽东有些不满意: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当他后来在山东兖州与滕县县委书记谈及滕国故事,当书记回答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滕文公请孟子讲学遗迹时,毛泽东对他说: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他要求地方干部都得知道些本地的历史。为此1959年6月在庐山时,他向邵式平、周小舟等地方高级干部讲了一出宋朝朱熹问志书的故事:朱熹曾在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和“以志呈阅”就成了后人的惯例,今天你们也应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

因为重视地方志,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就号召各地编撰方志。

我问你一个问题,简阳的县名,为什么称“简阳”

毛泽东很喜欢历史人文地理。他一生很爱读几部书:《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和《读史方舆纪要》。毛泽东对《读史方舆纪要》尤感兴趣。他读了多遍这部记叙古中国人文地理巨著。据说半个世纪前,毛泽东视察上海,听到上海合众图书馆收藏有顾祖禹这部手稿本,非常有兴趣,还特地调阅。毛泽东的人文地理知识,有来自《纪要》等书的,也有来自各种地方志。他很善于应用地名文化,将它作为沟通、联络群众的纽带。传统习俗是很讲究籍贯的。毛泽东初次与人会见,总离不开姓名和籍贯,然后涉及到籍贯由来、典故和其他文化内涵。就像到河北正定,就说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得悉王任重是河北景县人,就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等等。通过解释籍贯,消除初见者的过分拘束、做作,至使很快就易与自己适应,感到从容、随和。

毛泽东还经常向地方干部讲解有关地名的由来和历史故事。1948年4月,毛泽东东渡黄河到达雁门关南的代县,《晋绥日报》社长郝德青、代县县委书记苏黎前来接待。当他知道苏黎是代县人时,就问:你知道代县由何而得名的吗?接着又自答道:汉高祖封其子刘恒为代王,代县由此而得名。1951年底,在济南和市长谷牧谈话时间:济南因何而得名?又问:济水现在为什么不见了?当谷牧没答时,就自己说道:济水故道被黄河夺去了,你回去查查书看。入境问俗,入围问禁,到哪个地方工作,主要了解哪里的情况,包括现在的历史的。1958年3月,在成都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谈及引黄济汾水利工程时,突然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第65页)成都会议后,毛泽东来到简阳,遇到内江地委书记,就问:你当内江地委书记多年了!我问你一个问题,简阳的县名,为什么称简阳?对方摸了摸脑袋瓜,回答不了。过了回儿,他只有自答了:蜀汉时名臣简雍死后,埋葬于简山之阳,故名日简阳。1964年3月,河北大水灾,灾后,毛泽东视察河北,他问衡水地委书记:“衡水是历来遭灾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叫衡水这名字吗?”地委书记回答不了,又是毛泽东自答:“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之意,这是禹王之事,史书上有载。”(林一山、杨马林《功盖大禹》第217页)毛泽东有时还引用俗语引语为地名作注释。

1975年3月,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十个月回到北京,在所召集的政治局会上,在谈及1920年至1922年湖南工运时说: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无锡。由此顺口念了一首每旬都带有地名的民谣: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于中华地名好学深思,有时还对若干地名的南来作出推理,或提出问题,比如河北有大城县。他说认为:为什么叫大城?有大城应该有小城,才对称呀!黑龙江有双城县。他说: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不会太远。广东有汕头市。他问:有汕头,是否有汕尾?河南有内黄县。他问:内黄,还有没有外黄?又说:没有外行(黄),哪来的内行(黄)!河南有上蔡县,他问:有一个上蔡,必然有一个下蔡吧?当回答说没有下蔡这个地方时他说:不对。又有回答说新蔡就是下蔡,他仍说不对。1974年当他和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谈话时,得悉对方是上海人时,明知故问:有上海,有下海没有啊?李政道回答说不知道。他就紧接着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相称。下海是一个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