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取经途中，他做了许多粗重艰巨的活儿：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清除稀柿洞。他那乐观的性格、快活的情趣，表明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憨直、顽皮、不拘礼仪，使人感到可爱。这一切构成了他性格中优秀的、肯定的一面。
但是他也有许多缺点和弱点。他好吃贪色，喜爱财礼，甚至在取经路上还攒私房钱。他能劳动，却极懒惰，让他巡山，他偷睡大觉；胆小怕事，贪小便宜；有时说点小谎，耍点小聪明，却往往一下子就露了相，给作品增添了不少滑稽场面。这些都表现出了封建社会中小私有者的许多特点。他的这些缺点和弱点正好与孙悟空的性格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游记》中的唐僧保留着历史人物玄奘虔诚苦行的一面。
他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明知西行途中吉凶难定，仍然毅然前往。九九八十一难都没有挫败他取经的信念，美色与富贵也不能撼动他西行的决心。但在唐僧身上有着严重的传统封建思想和君臣观念。他为“我王江山永固”祈祷，拼命维护封建秩序，模范地遵守封建礼法，遇见大小神佛，不管真假他都项礼膜拜。
遇见不管哪一国君主他都毕恭毕敬。在他身上还表现出了一般士大夫的庸弱无能，一遇到妖魔，他就吓得涕泪交流，离开徒弟他连一餐素饭也无法吃到。作者在描写唐僧的封建思想和封建知识分子气质时，是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不是把他虚饰成一个十全十美的道德君子，而是把他写得迂腐可笑，有时甚至使人望而生厌。
《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它是通过幻想的形式反映现实的，在神化了的世界里描写人物和环境。《西游记》里的人物大多数不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其活动的环境也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环境。它常常抛开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按照幻想自身的逻辑展开故事。孙悟空从仙石中生出来，他有无穷的本领，可以上天入地，不怕火烧水淹，可以不食不眠。在这里作者写的是特异环境中的特异性格，一切都是神奇的。但是，在他所创造的幻想天地中，他的人物和环境是和谐的，浑然一体的。在这里，同样也有细节的描写，描写环境使人历历在目，描写人物也是有声有色。这些细节描写大都只有在神化了的故事自身发展的逻辑中才是合理的，不能用人类社会生活的尺度去衡量它。《西游记》虽然是幻想化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到现实生活和现实中人的影子。它有着基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内容，构成了《西游记》浪漫主义的基本艺术特征。
《西游记》自由地驰骋着无比丰富的想像，充分地运用了不平凡的神奇情节，创造出无数引人入胜的故事。八十一难，七十二变，大闹天宫、地府、龙宫，飞沙走石的战场，腾云驾雾的神怪，种妙莫测的战斗，“芭蕉扇”能将人扇出四万八千里，而孙悟空噙一颗“定风丹”就能在铺天盖地的狂风面前巍然不动……这一切把读者带进一个奇妙的幻想世界。这些幻想是那么优美，那么健康，又那么令人信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讽刺和幽默是《西游记》善用的手法。吴承恩在《西游记》里对现实中的丑恶的、畸形的东西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种讽刺也是在幻想的形式中、间接地指向现实的。神、佛、僧、道常常是他讽刺的对像。在《西游记》中，作者还常常通过诙谐的对话和轻松的描写，揭露某些可笑亦复可鄙的现像或事物的本质，使得整个作品都笼罩着一种幽默的气氛，读者在这种幽默的气氛中感到轻松愉快，享受到艺术中的喜剧性美感。
《西游记》的语言运用得非常成功。有散文，有韵文，前者已很少带有文言的气息，其特点是字句简短，语言幽默，具体生动，而且是富有创造性的。后者虽是文言的诗词，但已毫不艰涩，浅显易懂，善于体现物情，描摹形像，多带有像征的手法。
《西游记》的语言是用经过加工的活的口语写成的。在以口语为基础的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吴承恩是有着创造性贡献的。他接受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活的口语。
《西游记》对以后的神魔小说有很大的影响。《西游记》出现后，许多人开始重视民间神怪故事的收集和整理。和《西游记》直接有关的书便有《续西游记》、《后西游记》、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以及董说的《西游补》。后来的另一长篇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也受到了《西游记》很大影响。
【毛泽东评点】
你们看，《西游记》里的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的。孙悟空很灵活机智。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吃苦。还有那匹白龙马，它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就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30日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见陈晋的《文人毛泽东》第181—1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摘自毛泽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38—83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认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摘自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谈判期间与陈立夫的一次谈话，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第45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
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摘自毛泽东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人士的谈话，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第45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去了一样被人家抓去，后来他又跳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摘自毛泽东1957年5月12日会见外宾的谈话，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第450—4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了。猪八戒一辈子都是自由的，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大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摘自毛泽东1958年4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第46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自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引自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见《毛主席诗词》第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当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引自毛泽东读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的批语。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讲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西游记》上许多故事都讲到，开始时不知道是什么精在作怪，是蝎子精，还是蜘蛛精，还是从太上老君那里跑掉的一匹青年，就是搞不清楚。只看现像，就搞不清本质；搞不清本质，就无法降妖捉怪。比如那条青牛，多厉害呀！（你们回去可请秘书找那个故事来看看）请来如来佛，他都没办法，他说他也不清楚，不是他那里的。玉皇大帝也没有办法。后来说到三十三重天的兜率宫那里去问问吧。太上老君住在这三十三重天上，不问政治，不参加玉皇大帝的国家组织，不做官，只炼丹，研究自然科学。结果是他的烧火娃娃青牛精偷跑下凡来作怪。查到这个原因，才整住他，请太上老君自己下来，把青牛收回去。这是讲《西游记》，单看现像是不能解决问题，要抓问题的本质。
——摘自毛泽东1959年9月15日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鉴赏】
能把一只猴子写得活灵活现，并且使之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恒久不衰的典型形像者，非天才异禀之人莫属。这是毛泽东对吴承恩的称赞之词。他认为吴承恩是艺术天才。
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便把《西游记》说成是他从小就喜爱的一部小说。《西游记》中那些动人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形像，给予他终生的艺术享受，即使在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
毛泽东的书屋里有一部木刻本的《西游记》，第28回是“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写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唐僧谴责他滥杀好人，写了一纸贬书，断了师徒关系。孙悟空悲悲切切回到花果山，得知猎户们对花果山滥施烧杀抢掠，危害到他的同伙，便把千余来犯者杀得人仰马翻，不禁鼓掌大笑：“快活！
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旁边批道：唐僧的说教乃“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就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所谓“乡愿”人格模式，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事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且常常使妖魔鬼域都成灾，为虎作伥，鼓舞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魔鬼主动出击，除恶求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在充满艰难险阻的西天取经之路上不断前行，一步步接近目的。孙悟空打死化作人形的白骨精，为唐僧西天取经除了恶，这便是最大的善事，唐僧不理解这个道理，也不理解孙悟空。他们二人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但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管束。
结果是唐僧以善求善，阻力重重，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要作现代革命者，就必须树立牢固的斗争观念，反叛“乡愿”哲学。在毛泽东看来，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破就是立。毛泽东反感传统观念中的那些和谐、不争、守成、世故的内容，他在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这些观念的挑战和突破，提出了行善除恶一体论。这也看出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贯看法。
“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说过多次。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足，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中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尽善尽美、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的两个大弟子索要“人事”而故意刁难他们。善恶并存的永恒性必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革命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侧面。
毛泽东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任何文艺作品（包括神话作品）都是现实生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只是神话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他在《矛盾论》中说：
“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像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因此，神话和现实生活仍然具有同一性。《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物，他的构思和创作动机会受到他所直接碰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矛盾的影响。
《西游记》虽以神话艺术浪漫手法加工而成，实与世态人情有关。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繁，因此他的笔下，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聩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映。
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吴承恩“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像，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