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唤我叫“毛小子”，因为我落生的日子比母亲的预产期早了一些。
我出生于1903年12月31日，1904年恰是阴历龙（甲辰）年，而母亲大概愿意我属龙，因为传说中的龙能腾云驾雾给人带来升腾的好运，所以她希望我坚持到第二天，即龙年的元旦再出生。听说母亲为了能赋予我这“好运”，坐在椅子上拼命忍耐着阵痛的折磨，以尽力拖延时辰，而我却偏偏要在兔年的最后一天敲响人生的大门。为一天而抱憾，难怪母亲说我是个“毛小子”呢。
不过，我的户口薄上出生年、月、日一栏内，却明白写着1904年1月2日。也许父母怕我消受不起每逢元旦作寿的大福，反致折寿，有意将日子晚说了3天。兔年生人过龙年人的生日，使我在当今的财界里享有既能出席“卯会”、又能参加“辰会”的殊荣。真是不折不扣的兔翻身、龙抬头。
母亲一直保存着那张为阻止我的出生而坐过的椅子，直到关东大地震的火灾中，它与我家房子同归于尽时。母亲为这把椅子起名叫“门栓”，它曾是我的不可多得的纪念品。
我出生时的房子，座落在现在的东京中心的中央区银座六丁目，当时，那地方被人称为了町。现在，我家遗址上已建起了一座地下停车场，我幼时睡觉的地方正在张开大口把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吞入腹中。当然，那周围的一切己没有丝毫旧日的影子了。
我出生时，父亲正在经营着祖业“稻业银行”。说是银行，在当时不过是个比当铺高明不了多少的钱庄。在那之前，我的祖上还办过邮局。我记得家里铺面上既有邮局特有的小窗口和客户等候叫号的长凳，又有与这格局极为不协调的大钱柜，那曾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前几天我还见到了当年我家的管家加藤左门老人，他说我家银行的旧址就是现在银座大街（当时叫八官町）上的三昧堂画廊。
创办稻山银行的，是我的祖父稻山久仙。祖父是千叶县君津郡农民坂本藤右卫门的次子，坂本家早年则是安房贵族里见氏手下的武士，1614年里见家被移封伯耆地方时，坂本家没有随主迁移，而留住君津当了农民。我不很了解当时的情况，只知道八幡制铁所计划在当年的君津郡兴建一座流水作业式的炼钢厂，而且轧钢厂工程已在紧张施工之中。这地方似与我有着奇缘，新工厂的名字叫君津制铁所。
那时候，农户的次子必须出外谋生。据说我的祖父11岁时就只身一人到了东京。到达东京之前，祖父为鼓“立志”之气，特地取道伊势神宫去参拜，对神发誓要立身立业。伊势很远，但当时可跟在来京城参见幕府将军的诸侯队列之后同行。因为诸候必在每一宿营地行善施米，不花分文便可填饱肚皮。
祖父经常对我们谈起当时的情景，以及他曾目击过的安政大狱、樱田门外事变的情景。总而言之，祖父抱定“立业”之心闯入东京，我深信他进京后是勤奋异常的。不久，他做了稻田家的入赘女婿，继承了稻田家的家业，开始以山下町为舞台成家立业，并且逐渐取得了成功。
祖父一直活到虚岁85岁，直到我大学毕业前夕才过世。这使我得以师承祖父、父亲两代人的思维方法。祖父对我们的教育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勤俭节约。关于他的俭省，我后来曾从一位意外的人那里听到过一个意外的故事，那是我当上八幡制铁所常务董事以后的事。
那位给我讲了意外故事的意外的人叫菊池宽实，时间大约是五六年前，当时我正在八幡制铁所任主管营业的常务董事。一天，菊池找上门来，说要见我。我一时摸不透来意，并没重视，只是去看看罢了。原来菊池是想在千叶县办一家铁矿砂厂，并希望得到八幡制铁所的帮助。菊池当时手里已有了铁矿砂矿，就只差八幡制铁所点个头，他的厂就算办成了，他求我务必帮忙。
当时，我正苦干炼铁原料只有铁矿石，过于单一，并已注意到尽早开发铁矿砂的重要性。菊池地址在千叶县，千叶地处东京湾沿岸，地理条件很好。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我又和菊池一起去了船桥的疗养中心，在那里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
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一家名叫“千叶砂铁工业”的公司诞生了。这家公司最近已与由菊他的密友佐野友二经营的“不二吊窗工业公司”合并。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菊他的公司未能贯彻初建时的方针，使它与另一家公司的合并并非出于业务发展之必需。言归正传，就在我与菊池交涉千叶铁砂厂的组建事宜时，他向我提起了我的祖父。
1907年，当时菊池还是个学生。一个偶然的缘故，他到祖父那里去办事，完事后正欲返回，被祖父在大门口处叫住了。
“想要这个吗？”祖父拿着3张10元一张的钞票遮着阴凉，还不时用3张票子拍打着前额。菊池当然回答说：“想要。”“那就用功学习，早日成个气候。”祖父说着，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当时，只要付得起30元钱，就可得到选举权。也就是说用余力随时能挣到30元钱的工资的话，就是成了气候的人了，祖父是想让菊池明白这一点。当然，菊池马上就明白了祖父的用意，并且一直牢记着祖父的一片苦心，多年来奋斗不止。
我还听祖父说过，那个时候榎木武扬没少乘车来我家借钱，除他以外，祖父的银行还有许多客户，菊池便是其中之一。没想到我和菊池如此有缘，终于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祖父的还不为人知的故事。
祖父的勤俭方针对家人也一丝不苟。我的父亲稻山传太郎成了家有了我们几个孩子以后，祖父就离开了山下町的家，搬到位于现在的有乐町日本剧场后的房子里去了。但稻山祖业的经营大权仍在祖父手中，我们一家的日常生活费亦须每月去祖父家领回。这笔钱每每来之不易。每逢我家派人去领钱，总少不得听他一顿絮叨，什么勤俭之本啦，省钱之须啦。说够了还不给，总得往后推延几天，这才掏出钱来。若换了我，我会觉得反正都是必需的开支，不如痛痛快快拿出来，大家都欢喜。但祖父似乎觉得晚给一天，我们也不会饿死，反而省下了一天的开销，何况只有得来不易，我们才会缩减开支，母亲为了每月的零星用度真没少伤脑筋，而每月肩负领钱使命的则大都是我的三姐。我记得她总是哭着回来，可奇怪的是每次非三姐不能领回钱来。
祖父的节俭精神，说实话还是给了我们不少教益的。现在仍然健在的我的两位姐姐都是嫁给了普通的公司职员的，她们从不觉清苦，知足长乐，因为幼时的祖训己使她们很能习惯最一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