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无声世界的骄傲:95美国小姐海丝·怀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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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幸运与不幸

自从知道海丝重度耳聋之后,我完全陷入了苦恼迷茫之中。我们开始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为海丝配助听器。到处寻访愿意或能够为海丝提供西班牙诊所曾建议的那种语训的语言矫治专家,结果一无所获。同时,为在多森寻找有关的聋儿教育项目或社会服务而作的各种努力也以失败告终。谁会告诉我,我们到底还能为海丝作些什么。

但自从那天在公园与上帝交谈过之后,我的心中尤如注入了新的决心和力量。我相信“即使只能靠自己来寻找答案,也决不放弃,答案最终还是会有的!我是一名教师,我知道该怎么进行研究。”

于是,我开始自己寻求答案,首先,到图书馆查资料,我选中的第一本刊物名为《数度回顾》,是聋人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官方出版物。这是一个国家级的非盈利组织,专门为听力残疾儿童的家长提供信息资料和社会服务。我立即填写了订书单,但在第一本刊物寄来前,我已急不可耐地将图书馆的合订本复印件借回家,贪婪地读了起来。

在《数度回顾》的前几期刊物中,我看到一则来自洛杉矶的约翰·特蕾西诊所作的广告,介绍说为失聪幼儿的家长提供免费函授课。“这也许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想,“不管怎么说,不会有害处。”于是,我立即写信询问详细情况。

与此同时,比尔和我开始探讨怎样从全新的角度来帮助海丝康复。作为一名联邦政府资助的Ⅰ级阅读项目的新教师,我十分清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了加强公立学校残疾学生的特殊教育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同时,我对公法第94—142条的基本要点也了如指掌。这些法律要求当地的每一所学校必须为居住在本地区的所有儿童,包括不同类型的残疾儿童,提供“在最大宽松环境下的最适当的教育”。我想,在多森肯定还有其他听力残疾儿童,如果多森的公立学校为他们提供服务,同样也会使海丝从中受益。

我去找多森教育系统的特殊教育部主任,他告诉我,据他所知本地区仅有为数有限的听力残疾儿童,其中有几名在普通学校学习,由学校的特殊教育老师为他们提供矫治服务,其余的则加入了塔拉德格的亚拉巴马聋儿学校为居民开办的特殊教育项目。他认为是当地的校委会帮助这些聋儿家庭支付了这笔教育费用,但在多森还没有正规的聋儿教育项目。

“为什么还没有?”我刨根问底。

“关键还是人数太少。”

当我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开展这样的项目”时,他建议我去蒙哥马利的州教育部咨询此事。

于是,那年夏天,比尔和我几次远抵州府,敲了一扇又一扇的门,打了不计其数的电话,与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所有人士和每一位官员约会。“我们怎样才能在多森的公立学校施行聋儿特殊教育项目?”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您能帮助我们吗?”

此时海丝只有两岁半,可是我们知道官僚机构办事历来拖拉,只有现在着手开始争取建立特殊教育项目,等海丝到入学年龄时,才有可能免遭远离家门、奔波到很远的学校去读书的苦头。

刚开始接触立项一事时,脑子里如同塞了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来。随着我们在蒙哥马利与州官员们交谈次数的增多,问题的症结也就越来越清晰了。归根结底最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即人数问题。如果在多森或附近地区有足够的听力残疾儿童,而且他们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当地受教育,那么多森市公立学校里的聋儿特殊教育部就能得到经费,开办聋儿教育项目了。

“要有多少孩子才能开展项目?”我向有关的政府官员咨询。

“联邦和州法律规定需要有七名聋儿。”

只要七名!听起来很鼓舞人心。但我们首先要在当地寻找够条件的失聪儿童,然后还必须说服他们的家长,使他们对这个目前根本并不存在的项目满怀信心,让他们相信这个项目能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为了让“不存在”变为“存在”,我们千方百计,作了种种努力,仅仅打电话就打了一夏天。当地学校也与我们同心协力,游说领导,反复宣传,使各个家庭认识到该项目对促进当地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潜在效益。

我们在多森和蒙哥马利为这个新的特殊教育项目四处奔走、上下呼吁的过程中,同时还抓紧时间为海丝配置助听器。助听器的选型过程用了八到十周的时间才宣告完成,选型的第一步是请医生测取耳朵的模型,订购相应的助听器,然后再回到西班牙诊所,用两周的时间对五花八门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助听器进行试戴。在每次试戴的开头和结束时,都要对海丝经过矫正的听力进行测试,而且我还要向医生描述海丝在试戴该种助听器的过程中,我所观察到的她在听力上的任何一种变化或是改进。

那时制作的各种类型的助听器都无法改变海丝的听力,所以到六月中旬,我们购置了一个胸式保真助听器,这个助听器人戴上后要用带子固定在胸前,通过导线与两耳相连,导线从胸部向上至下腭后,分为两股分别通向左右耳。海丝很讨厌戴它,戴上后右耳依然如故,左耳只能勉强听到中频声波,与我最初的愿望相差很大。尽管如此,根据专家咨询和读过的材料,我心中十分明白,对于海丝来说获得那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儿听觉,都会对她掌握语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到夏末,已经有六个孩子登记参加了酝酿中的聋儿教育项目,算上海丝,就满七名了,虽然她还不满三岁,但可以上学前教育预备班。有了七名孩子,我们就有条件在1975—1976学年开设特殊教育课了。当地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们与我们密切合作,并肩奋斗了整整一夏天,目睹我们的努力这么快就取得了成效,他们也同我一样激动兴奋。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多森的公立学校没有合格的聋儿教育方面的教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去聘请,即便不是毫无可能,也会相当困难。为此,我在心中暗自惦量自己参加聋儿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我知道全州只有两所大学设有聋儿教育课程,我必须花费两年时间才能合格毕业,而且最好是在海丝到上幼儿园年龄时,我就能学完有关课程。看来这只能作为一种想法,供今后去考虑。而目前对于特殊教育部能否在秋季如期开课,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等待、盼望校委会尽快聘请到老师。

与此同时,我们对公共函授教育仍锲而不舍,我收到了约翰·持蕾西诊所寄来的函授教材,为我提供了我所渴望得到的各种知识。

我了解到约翰·特蕾西诊所是由一位电影明星的妻子斯潘塞·特蕾西夫人于1942年成立的,以她的先天重度耳聋的儿子约翰的名字命名。在函授课的简介中,特蕾西夫人谈到了一位医生,她从这位医生的口中第一次得知自己的儿子将永远听不到声音,但紧接着又听到医生说的下面一番话:“您知道您能作些什么吗?约翰可以学说话,他可以学唇读法,他可以上大学,他可以做正常人能做的几乎任何事情,这就是您的任务!”特蕾西夫人还回忆了她与一位著名神经学家的约会,专家为她的神经性耳聋的儿子作完最初诊断后,下结论道:“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接着又说:“特蕾西夫人,您是女人中间有福气的人,您的生活一定会因此而情趣非凡。”

特蕾西夫人承认,生活并不像她在祷告中所祈盼的那样称心如愿,“但凭心而论,我的生活很有意义。”她指出这门函授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聋儿的家长有效地承担起自己的“任务”,促进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她写到,“我们将告诉您,怎样在孩子和家庭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最终将孩子和世界联系在一起。”

哦!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越读越觉得她真不愧是位好老师:“我们把孩子的全面成长和发展放在第一位,甚至把这一点看得比唇读、练发音、学说话更为重要。因为,一个人所必需的交流并不是孤立分离、互不相关的技能。交流是生活的一部分,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密不可分,并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如: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态度、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感情,包括安全感、友谊、好奇心等等,这些影响交流的因素在幼小的孩童时代就已形成,有些甚至成为伴随终生的情感、态度和习性。”

我只读了十分钟约翰·特蕾西诊所寄来的教材,就明白自己已找到了起步的基点,里面谈到的论点与我学过的教育理论,人类心理学、儿童发展等相辅相成,使人受益匪浅,成为我们从A点迈向Z点旅程中跨出的第一步。

上帝正在履行那一天他在公园里对我作出的承诺,我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感到欢欣鼓舞。不管聋儿教育部的命运如何,我确信是上帝的手把我引向了约翰·特蕾西诊所的课程。

经过了种种努力和焦虑之后,我们的特殊教育项目终于在秋季开课了。虽然没有找到有经验的聋儿教育专家,学校最终还是聘请到了一位符合本州教育基本规定的特殊教育老师。在学校系统中唯一被选中,可以设立新的特殊教育班的学校是高原小学,就在我每天教课的那栋楼里,再也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事了。感谢上帝对我们的又一次恩赐。

但是,并不是事事都令人心满意足。我和其他聋儿家长很快听说,有一份报告提及特殊教育班的新任老师曾说:“别以为我能教会他们所有的事情,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们一些彩色图片而已。”于是,她是否具备足够的聋儿教育资格受到怀疑,结果大家发现她离专业要求差得很远。

这件事发生后,许多关心此事的家长向学校的管理人员表示不满,于是校方开始寻找代替她的老师。这事看上去是件坏事,结果却再次转化成了上帝的恩赐。校方很快就找到了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女士拉·特蕾·马歇尔,她一月份刚从亚拉巴马大学毕业,获得特殊教育学位,主修聋儿专业。马歇尔小姐从年中开始接管特殊教育班,她的工作积极而又出色。

在新的特殊教育班创办的过程中,比尔和我付出了许多艰辛努力,开班后的几年中我们对这个项目所作的努力便很有限了。刚开班时海丝只有两三岁,无法要求她与班里其他大些的孩子(有的是十岁或十一岁的孩子)同起同坐。海丝每周上五天学,我们便只让她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在学校,然后回家和埃斯特拉在一起,下午睡午觉、作游戏。事实上,我们最初给海丝报名上这个班,只是为了凑足条文中规定的七名孩子,以便建立起这个项目,等海丝够入学年龄时,就可以正式开始学习了。所以对海丝入学后的情况,我们感到很满意。尽管她与自己的姐姐和朋友也有许多交流,但学校毕竟可以为海丝提供一些社会交往的机会,老师也能帮助强化她在家里学到的东西。

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应该尽快对海丝的训练课程作出带有关键意义的决定。伯明翰西班牙诊所的医生曾建议我们教她学手语,但是看过《数度回顾》和其他读物后,我认识到在聋儿教育者之间,在有关无声社会的教育方面也存在着深刻的学术理论分歧。一方面是那些提倡发展和教授手语的人,他们认为手语是无声文化中已被人所接受的通用语言。另一方面是那些赞成单一发展口语讲话的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有声和无声世界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交流的桥梁。

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正在向口语讲话的论点倾斜。如果海丝要想回归到有声世界中,真正与家庭相融,就必然体会到学习口语讲话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似乎也是海丝与有声世界相通的最好选择。

当然,我认为手语对海丝的交流能力也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为它所带来的问题感到困惑。当我将西班牙诊所推荐的《英文手语》带回家,并开始对海丝使用几个最基本的手势时,海丝马上就不想试着用发音与人交流了,她甚至连最简单的在婴儿时就会说的“爸爸、妈妈”都不愿说了。于是我把手语书放到一边,将精力主要集中在约翰·特蕾西的培训课上。这些课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论我们将来主要学习口语讲话,还是学习手语,它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我来说,特蕾西教材中最重要的一门课,是要学习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体验一系列自然而然的学习行为和交流方式,并将这些看到的、学到的、不计其数切实可行的小观察、小思考和技术方法再运用到实践中去,以促进和培养同海丝的交流。例如,为了强化交流的概念,对孩子非语言的感情表露(从高兴到生气)用语言来作出反应,如“我知道你很高兴,这很好。”或“是的,夫人,我愿意效劳。”等等。教材中还包含有种种策略,以帮助失聪儿童成为家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介绍了与失聪孩子交往时,如何利用其它感知来辅助听党的各种简单方法;此外,每一课还包含有许多易学易用、趣味横生的小游戏,帮助家长寓教于乐,让孩子在轻松自在的环境下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海丝的语言训练很快就成了家庭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家人无一例外都是参与者。斯苔希和梅丽莎从来就是海丝天经地义的老师加姐姐。海丝对姐姐们本能的追随和模仿,促进了她的不断发展。

总的来说,海丝生来就是个随和的讨人喜欢的小姑娘,但偶然会露出不易察党的固执的小毛病,听力受损以后依然如故。有时海丝会倔里倔气不听招呼,我便只好暂时放弃,改变策略,转移她的注意力。后来我发现对海丝来说,模仿姐姐常常比固执己见更有吸引力,我就让两个大女儿参加我的密谋策划。常见的手段是,当海丝不听话时,我就和两个大女儿一块儿假装玩一个小游戏。我要求她们做我刚才让海丝做的事,她们则模仿海丝拒不听从,双方相持几个回合后,我故作严厉地批评她们,她们便很快地欣然从命,于是海丝也马上效仿姐姐,放弃了固执。斯苔希和梅丽莎对这类游戏百玩不厌,觉得经妈妈允许而可以淘气,可以不服从,尽管只是游戏,也够刺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玩这类小游戏,她们永远觉得其乐无穷。

我很快意识到海丝作为第三个女儿,该是多么幸运,没有斯苔希和梅丽莎的帮助,我面前的挑战将会严峻困难得多。

我还记得另一件难以忘怀的事。那年我们去蒙哥马利的一家诊所时,观察了一项叫“语调”的监测过程。医生将一些小小的传感器贴在耳聋患者的手上和体表敏感的皮肤上,通过这些传感器他们会感觉到不同的震动,而这些震动是由不计其数的词句、语调发出的声波引起的,从而使听力残疾的人开始能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体验和鉴别声音。

在那间诊所,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儿,他不仅失聪、失明,而且还弱智。望着小男孩儿,我心中不禁十分诧异:在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手势、什么是声音、思维又十分有限的小脑袋里会发生什么事呢。当看到他母亲时,我心中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多么可怕的悲剧!多么沉重的负荷!随后我就明白了,她不仅义务收养了这个孩子,还具备丰富的矫治男孩多种残疾的知识。我感慨万分,上帝,您在以多么不可思议的方式,把爱赋予所有的人!我无法想像自己是否能做到。

我怀着负罪的感觉回到家!我发誓决不再为生活中的坎坷感到懊丧烦恼。从那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看到聪明美丽的小女儿那双晶莹闪亮的绿眼睛,我就提醒自己:“值得我们庆幸的事真是数不胜数呵!”

那年春天,还发生了另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最初是比尔的母亲科莉谈到,她的一个老朋友有个听力残疾的女儿叫悉尼,现在住在多森。悉尼在多森的公立学校中与正常孩子一起完成了所有该上的课程。

光凭这点就足以让我兴趣大增。后来比尔的弟妹格洛丽亚告诉我她曾与悉尼是同窗学友,并讲了许多关于她的事。我便邀请悉尼来家里作客。

悉尼来了,对比尔和我讲了她的种种生活经历。早几年她曾离开多森去上大学,后来和一位正常男子结了婚,便又回到多森携手开始新生活。

她告诉我们,她对自己能通过口语进行交流感到十分快慰。她的发音清晰易懂,仅带一点儿并不严重的耳聋患者发音中司空见惯的鼻音。她鼓励我们要坚持让海丝练习讲话,还介绍说,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地区康复中心有一个听力语言诊所,在那里可以得到最好的聋儿教育方面的咨询。“当我作听力复查时,我总是去找那里的专家,”她说,“康复中心的主任叫哈斯,你们真应该去找他谈谈关于海丝的问题。”

于是,我往塔拉哈西打电话,与哈斯博士预约了为海丝检测的时间。年轻女士悉尼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建议,即将给海丝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