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属于哪一旗？待考。是满洲人？还是汉军旗？也不清楚。
既是旗人，祖上当然是跟着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的“从龙之士”，但是到了清末，他家里和很多穷旗人一样，都成了破落户。
老舍的父亲是保卫皇城的“护军”[17]，每月关三两饷银，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
护军的任务除了站岗之外，就是皇上出巡的时候，赶赶老百姓。他们平日缺乏训练，配备的武器是当时已经落伍了的“抬枪”[18]，至于作战经验就更谈不到了。
没想到庚子那年（一九〇〇年）闹义和团，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老舍的父亲守土有责，把住北长街一家粮店抵抗，老式的抬枪当然敌不过洋枪洋炮，就活活地被烧死，殉了大清朝。虽说是为国捐躯，可也没有恩谥“忠愍”什么的，因为他不过是个“武弁”。
联军占领了北京之后，老舍在《〈神拳〉后记》[19]有过这么一段描写：
……我们的炕上有两只年深日久的破木箱。我正睡在箱子附近，文明强盗又来了。我们的黄狗已被前一批强盗刺死，血还未干。他们把箱底儿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强盗走后，母亲进来，我还被箱子扣着。我一定是睡得很熟。要不然，他们找不到好东西，而听到孩子的啼声，十之八九也会给我一刺刀。一个中国人的性命，在那时节，算得了什么呢！况且，我又是那么瘦小、不体面的一个孩子呢！
老舍父亲死后，没有抚恤金，三两纹银的饷也没了。他母亲就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担。那年老舍才三岁。
也是在《〈神拳〉后记》里，老舍描叙了当时的情况：
……母亲当时的苦痛与困难，不难想象。城里到处火光烛天，枪炮齐响，有钱的人纷纷逃难，穷苦的人民水断粮绝。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活着，我们全家有点老米吃；他死去，我们须自谋生计。母亲要强，没有因为悲伤而听天由命。她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
以后的生活，他在一篇《贺年》[20]的文章里回忆说：
……记得当初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很穷，所以母亲在一入冬季就必积极劳动，给人家浆洗大堆大堆的衣服，或代人赶作新大衫等，以便挣到一些钱，作过年之用。
姐姐和我也不能闲着。她帮母亲洗、作；我在一旁打下手儿——递烙铁、添火，送热水与凉水等等。我也兼管喂狗、扫地，和给灶王爷上香。我必须这么作，以便母亲和姐姐多赶出点活计来，增加收入，好在除夕与元旦吃得上包饺子！
老舍在很多文章里追忆他幼时的穷困。由于环境的熏染，他对于北京的穷人和小市民了解得特别深刻，在他的作品里，也以描写这些人物最成功。
北京小市民的特点是本分、窝囊、有正义感，但好耍小心眼、自私、好面子，在适当的情形下也帮助别人。做事任劳任怨，但无进取心。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惊人的成就，可也不作大恶。老舍具备了这些特性。
有人说北京人都“”（读“松”，第二声）[21]，也有道理。历来的造反、革命，都没北京人的份儿，更不用说叱咤风云了。往好里说是“有修养”，其实就是没出息。老舍在“人”之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老舍在很多书里都以“北京人”做主角，描写得也确是入木三分，因为他自小在那种环境里长大，而且自己也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