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宣宗听李蓼源大叫大嚷，仍绕着墓坑不停抽烟，不再搭理他，大约过了一刻钟时间，他把烟头一扔，猛然一跺脚：“走！”……或许是贾宣宗的求情多少起了点作用，阎锡山这次没有命令杨贞洁立即处决李蓼源，而是交给杨贞吉两个字：熬刑。
2011年3月5日，李蓼源在家中接受了《山西晚报》记者谢燕的采访。谢燕在发表于3月11日的《山西晚报》上《阎锡山秘书李蓼源，曾被秘密处死，七天七夜酷刑不停》一文中写道：
3月5日的早晨，春寒料峭，86岁的李蓼源站在自家大门口，衣着整洁，白发纹丝不乱。看到我出现，他伸出手笑着说：“怕你找不到，在门口迎接你。”
意外受到这样的礼遇，让我心中既感动又温暖。
歉意就更深重了，因为今天我要采访的是老人最痛苦的一段人生经历。
老人带我到书房坐定，“我这一生怕宣传，就是一个小人物，不愿意出头露面。”
他可不是什么小人物，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山西省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山西文史资料》主编，退休前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还有个最令人称奇的身份——曾是统治山西38年的阎锡山的侍从秘书，现在大陆只此一人。
我说：“李老，我一直以为您是山西人，这两天查资料，才知道您是河南人。”
他哈哈大笑：“我不是山西人，可我是山西女婿。”
说话间，他的夫人赵爱萱亲自给我倒了杯水，放下水壶，静静地退出书房。房间里，只有李蓼源缓慢的声音，将人带回到旧时光。
1925年，李蓼源生在河南淮阳一诗香门第、官吏世家。1938年在淮阳读师范时，父母相继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去世。他跟着一帮同学从河南、武汉流亡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到延安去。
结果在西安，偶遇父亲的老朋友、蒙藏委员会的陈树人先生。陈老伯说，“小蓼源啊你那么小，现在国共合作了，你这娃娃就不必跑到那么远，过了黄河就是山西，一样抗日。”他给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写了推荐信，李蓼源就拿着这封信去了山西。
赵戴文也是李蓼源父亲的老朋友，看了陈树人的信后，便安排李蓼源直接进入中央宪校太原分校法律专修科学习，学校当时在陕西宜川，由阎锡山兼任校长。
1941年2月，李蓼源从中央宪校太原分校毕业后，分配到阎锡山的大本营克难坡候差。
到了克难坡没几天，第二战区长官部副官处长律焕德通知他，司令长官要传见你。李蓼源穿戴整齐，匆匆赶到侍从秘书室。秘书徐崇寿热情地接待了他。徐秘书带上事先准备妥的李蓼源的简历，带他走进阎锡山居住的一所院子。这所小院在吉县克难坡洪炉台的西侧，院里并排有7孔窑洞，阎锡山住在中间有套间的一孔。白纸裱糊的窑洞，显得安静整洁。
二人进去后，李蓼源看见炕桌对面摆着一列长凳，阎锡山盘腿坐在炕桌旁，于是毕恭毕敬地向阎行了个鞠躬礼。
他注意到土炕上平铺着鹅绒被褥，竖着鹅绒靠枕，白色外罩。炕桌上摆着水晶平光镜，高中度老花镜、放大镜，日式粗水笔，美式歇弗尔式细水笔，戴月杆小楷、墨盒，纸张之类，东西虽多，却井然有序。
李蓼源行罢鞠躬礼，规规矩矩地站在阎锡山面前，长凳就在旁边，也不敢坐下。
阎锡山含笑向他点了点头，然后拿起放大镜认真地看李蓼源的简历。可能由于事前经赵戴文介绍，他已知李蓼源出身于书香门第，并经陈树人介绍，觉得年轻单纯没多大问题吧，看完简历后再没问及其他情况，遂提起毛笔在“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用笺”的信纸上写了“口缄”两字，交给李蓼源，笑眯眯直接吩咐道：“你就留在侍秘室工作吧”。
李蓼源和徐崇寿退了出来。
出门后李蓼源问徐崇寿口缄是什么意思，徐崇寿说：“口缄就是注意保密。”
第二天，李蓼源便接到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军务处的委任状，任命他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侍从秘书室秘书”。
那一年，李蓼源才刚满16岁。从此，他便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侍从秘书工作。
李蓼源在《我所认识的阎锡山》一文里写道：
侍从秘书们以及阎锡山的军政高干们的生活，几乎都是围绕着阎锡山的日程安排时间表来转。大家都早起晚睡。
阎锡山对自己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一行动，就四面警戒，内勤队、侍卫队、警卫总队、宪兵司令部立即布岗。秋林、克难坡时期，住在山沟里汽车很少，也难以行驶。阎锡山在秋林出入龙吟沟、虎啸沟，都骑毛驴。毛驴左右，常有卫士数人扶持。到克难坡后，就从西安买进一辆人力车，供他个人乘用。阎锡山每次乘人力车出行，副官、秘书、参谋、参事以及临时请示问题的高干，大群相随。副官们有持暖壶的，有持坐垫的，有持斗篷的，有捶腰、捶腿的，冬天还有持手炉的，真是一幅奇形怪状、极其可笑的军阀出巡图。后来，又为阎锡山买了一辆黑色小轿车。每次乘汽车由克难坡去吉县、乡宁、隰县时，沿途数百里，阎锡山的警卫部队和当地驻军两三天前便布置了警戒线。士兵荷枪实弹，面向外立。阎锡山的警卫军长傅存怀、晋绥宪兵司令樊明渊分别骑着马，带着警卫，沿警戒线进行巡视，直到阎锡山专车过后，始行撤岗。在国内旧军阀中，除蒋介石外，侍从人员之多，威风之大，可能就数阎锡山了。
阎锡山衣着向来由侍从长、侍从副官照料、代穿。记得有次朝会，因为阎的衣服纽扣未扣，参加朝会的一位干部递了个条子。阎锡山看后大怒，立即站到扩音器前说：“我的生活，由侍从长负责料理，衣服不整，他未尽到责任，这是他做甚不务甚，让他罚站，自打嘴巴。”这时张逢吉立即站在洪炉台前一角，自打嘴巴两下，这才了事。张逢吉随阎锡山多年，由老勤务人员而至侍从长。那一天给阎锡山穿衣的人并不一定是他本人，但他是侍卫们的总头儿，出了事，他责无旁贷，必须得出面顶着。
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时，同蒋介石的关系是表面上互相恭维，骨子里各怀心思。当时阎锡山处晋西一隅，为取得蒋的支持，不得不仰蒋介石鼻息。蒋介石于抗战时，每与阎锡山通信，都亲昵地称阎锡山为“伯川大哥”。但阎锡山给蒋介石写信，一律是“委座钧鉴”。
从秋林至克难坡，阎锡山公馆居住的家庭成员，主要有他的如夫人徐兰森，五堂妹阎慧卿及其夫梁延武，五堂弟阎锡垲与弟媳张毓芬，二儿媳赵绣锦和孙子树楹、孙女树榕。阎锡山共生五子：即长子志恭，幼夭；次子志宽，20岁病死于四川；三子志信亦幼夭，只有四子志敏与五子志惠在阎锡山身边。当时志敏约20岁，志惠约18岁。为了使他们上学读书，阎在其公馆里设了书房，分请中文、外文、数学等教师，按教育部印发的课本讲授。我听李冠洋说，他曾问过阎锡山：“为什么不把孩子送人正式学堂读书？”阎锡山说：“孩子入学，有人骂几声军阀，他们就受不了了，就会赤化，跟上人走。”阎锡山也想把儿子教育成人，对儿子常讲慈禧的事，说西太后常告皇家子弟，“待人要有礼，善处老百姓”，否则，“小石头也会把你绊倒的”。
阎锡山甚为迷信，抗战中他曾多次改变地名，以求吉利。他相信生辰八字。有次生日他和亲属们说：“相家说我八字样貌，除袁慰庭袁世凯外，国内无一胜我者。”听侍卫们说，“他也很喜欢在夜晚出外散步，观察星象，并指某星为本人，某星为蒋、汪”等。阎锡山每年元旦日早晨，就把秘书唤来，由他口述，秘书笔录“遗嘱”，或修改上一年所写给蒋的“遗呈”。
1945年4月14日当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传来时，阎锡山十分激动，频频以手帕拭泪，并连说：“这是世界人类最大的损失，同盟国的最大损失。”记得当时他曾命秘书笔录了他悼罗斯福的文章。[6]
克难坡是个黄土山头，距山西省吉县县城西北30公里处，西与壶口瀑布相邻，原住有6户人家，本名“南村坡”，四面环山，山高沟深，交通闭塞。“南村”用阎锡山老家五台话念着完全就是“难存”，他觉着不祥，便亲自改为“克难城”，通称“克难坡”。
克难坡由西向东并列和从北到南倾斜的5条沟梁组成，各梁均有一块冲积平地，或种有庄稼，或栽有桃树。
阎锡山派一个工兵师经过两年多修建，将这个弹丸之地建成为一座窑洞叠立，颇具规模，能容纳数万人的山巅小城，人称“小太原”。第二战区司令部、山西省政府、八路军办事处等首脑机关于1940年至1945年驻扎在这里，一时成为第二战区军事指挥重镇和山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目前全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抗战时期战区旧址。
阎锡山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在这个小山沟支撑下来，颇费了一番心思。
人有安居，方能乐业。阎锡山在这荒凉的山窝窝里设计构建起几千间窑洞，背山向阳，洞中有洞。且与欧美建筑式样结合，风格独特，新颖别致，排排窑洞，不仅整齐美观，而且坚固实用。
城堡里军事机构、警卫部队、随部家属，发电厂、纺织厂、报社，宿舍、办公、会议场所，食堂、商店、医院、学校，俨然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上有“战区长官”、省府高干；下有普通士兵，职员家属。如何容纳，怎样布局，他都亲自过目。当年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记者团”采访延安前，来此地参观采访曾描述：“昏晓远眺，灯火满山，洞窟参差，别有风致。”
阎锡山根据自然地形分别将5条沟梁命名为：西新沟、一新沟、二新沟、三新沟、四新沟、五新沟。之所以取“新”字为头，与其1938年6月，在古贤整军会议上强调的“新能存在，旧必灭亡”有关联的。
整个城堡结构，布局是以内外两道城垣构成，一、二新沟居内，是城的核心地区；三、四、五新沟和西新沟为外城。城堡周围设有6道关卡，除这6道关卡可进入克难城外，周围深渊峭壁均在各个制高点的碉堡控制之下，根本无法通行。克难城内一新沟居中，沟口建有实干堂，即会议室。堂后建有一排石窑，是主持会议办公地，堂前有广场，广场南建有洪炉台，即阎锡山每天早上举行朝会，发号施令之处，间或亦在台前场地召开大会或举办晚会。
正北面建有昭义祠大厅，亦称忠烈祠，内供抗战忠烈人员牌位，以纪念抗战牺牲将士。两旁厅柱刻有两副对联，一联是：“千秋庙貌光华胄，九曲涛声壮国魂”，另一联是：“百战鼓鼙思壮士，三河袍泽仰英灵”。
为保卫首脑机关所在地克难坡和阎锡山的安全，警卫部队分三线配备：外线警卫、内线警卫及贴身警卫。外线警卫：即政卫一师驻在克难坡北的文城一带；政卫二师驻在克难坡南面的留村一带；196旅驻在克难坡西的秋林一带；二战区挺进4纵队驻在克难坡，东南的汾西、赵城一带；政卫4师驻克难坡东北的乡宁一带。
内线警卫：在阎锡山居住区百米范围内，每到夜间，侍卫身配手枪，部署在阎锡山住宅的房上、左右、前后、门口等处。按点设哨（左右以视线所及为哨点）。中间设游动哨联络。白天减少哨点，但必须以能见度为限。
贴身侍卫：侍卫长由张逢吉兼任。下设侍卫组、膳食组、医务组、舆驾组。侍卫组30多人，配备德国造手枪，日夜在阎锡山的院心、窗前和门口侍卫，组员不仅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而且擅长腾空、跳远、肉搏、擒拿等软硬功夫。阎锡山对这样周到的安排极为欣赏，不久便将负责勘察地形、修建窑洞、部署公馆警卫的副官处科长律焕德提升为司令部副官处处长。
阎锡山所住的窑洞较深，中有小门可通向第3孔窑，为开会接见与招待来客所用。第4孔窑洞是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与其夫梁延武之寓。院门有内勤队侍卫兵士分立两旁，日夜值勤站岗。窑洞之东新建平房一排，一头为阎公馆小伙房。一头是阎锡山的两个儿子及孙女的书房。院落宽敞，有土墙围护。此为阎公馆的主院。公馆下有一石建“防空洞”，阎锡山亲笔题有“兼可休息”字样。
阎公馆南边的一个小院，有窑洞两孔，是阎锡山的二太太徐兰森之居处。阎公馆北边亦有一大院，是一排坐西向东的窑洞，最南头是内勤队侍卫长张逢吉及副官所占，中间两孔为阎锡山的侍从医官所用，备有各种中草药，由中医张子仁与副官安敬业掌管。
最北头一孔窑洞是省主席赵戴文所住。窑洞内清雅异常。此院无围墙，由石级小坡直上，可至洪炉台或通往东西各山头的各处室。迤南分别建有克难室、进步室、批评室、竞赛室、检讨室、真理室、望河亭，下有路通马粪滩黄河渡口。登上望河亭，则可见波涛滚滚的黄河在深远的峡谷中迂回盘旋，壶口烟柱直上云霄。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阎锡山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仿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当时延安有个学校叫“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临汾也成立了一个“民大”（民族革命大学）。稍后各机关撤至克难坡，阎锡山挖了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同时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兴水电，使得克难坡的夜景像是个小延安；中共历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延安有成群结队的女兵，阎锡山也标榜提高妇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养女干部。于是克难坡街头也不乏身着戎装的“女兵”；延安提倡勤俭朴素、艰苦奋斗，阎锡山也要求禁绝烟赌赃欺，官兵干部待遇以及服装也较国民党中央军简朴；延安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阎锡山也使克难坡的生活紧张化，机关干部每天8小时工作外，须出席早晨6点由阎锡山在洪炉台主持的“朝会”。
古贤村在克难坡之北，一岭之隔，有长隧道可通，两村距离约5里许，阎锡山骑毛驴随从步行，出洞上坡，约需半小时。1938年5月至11月，阎锡山曾住古贤，以后常来憩息。6月至9月阎锡山曾在此召开整军及行政会议，8月间，阎锡山在古贤会见朱德总司令。
阎锡山曾有《克难坡感怀》一诗：
一角山城万里心，
朝宗九曲孟门深，
俯仰天地无终极，
愿把洪炉铸古今。
当年阎锡山在这里提倡“克难生活”，做出多项严厉的规定，其中主要有：不论官兵，都穿自织自染自制的粗布军衣，官兵一律在食堂就餐，定量供给，一日两餐；家属住房由各部门自挖自碹窑洞，并报规划部门批准。每天早上6点举行“朝会”，接受长官训话，以统一思想、统一语言、统一行动，为的是“克难求存”。
阎锡山在干部们的办公室题写告戒语，“做甚务甚（晋北方言：‘干什么要操什么心’的意思），深入彻底；真正负责，不重表面”，让担当责任者处其室坐其位而不得懈其责。他讲，士当尚志，如农当务苗，商当务市，工当务器，是一样的。
阎锡山还自编一首《洪炉歌》谱曲，让广大官兵传唱“组织领导，决议是从，自动彻底，职务唯忠，抗战胜利，复兴成功。”当年的克难坡政治氛围可谓浓矣！
阎锡山还实行以经济为中心的“抗战政治”和“兵农合一”制度。在各村组建“经济合作社”，把青壮年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既是民，又是兵，既解决部队吃穿之忧，打起仗便都是战士。
李蓼源到克难坡的时候，第二战区长官部侍从秘书室有两个主要秘书，一为徐崇寿，一为陈过。还有两个处理文书的秘书。作为阎锡山的秘书，主要工作是记录、整理阎锡山的讲话稿，逐年编印成册，兼收阎锡山的亲启信件。
李蓼源是河南淮阳人，1925年3月出生。他的祖籍，在安徽颍上。其父李际九，乃辛亥志士，著名学者。祖先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为避免清廷迫害，逃往河南，先居太康，后定居淮阳。因颍上春秋时属蓼国，父亲为他取名“蓼源”，告诫他走马天涯，不能忘记故土。同时“蓼源”之名，又暗合《诗经》的《小雅·蓼莪》意趣，强调为子必须尽孝，为国必须尽忠。
1941年起，李蓼源开始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侍从秘书，兼助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文字工作，并参与《抗战丛书》的编译，参与《赵戴文讲学录》《阎伯川言论集》等书的编辑。李蓼源人虽年轻，但因出身书香门第，故已习读诸子、遍览群书。加之长得一表人才，风华正茂，爱国热情高，且博学多才，工作得心应手。他与赵戴文的公子、二战区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和杜任之等意气相投，成为挚友，受其影响，以“燎原”为笔名在《阵中日报》《抗战青年》《壶口》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游击队的小说和鼓舞青年抗日的文章，成为二战区名重一时的才子。连不少晋绥军将领，都以能和他交往为荣。
然而，在一次无意之中，李蓼源却惹得阎锡山雷霆震怒，险些丢了命。
1945年10月，日本人投降不久，从克难坡回到太原不久的阎锡山过62岁生日，选了10篇他过去写的长文，编成《革命动力》一书来祝寿，特指派李蓼源负责该书的编纂工作。
太原海子边有个《复兴日报》社，李蓼源带着几个编辑去印。那天李蓼源正审稿，有两个牺盟会的朋友来看他。因书稿催着马上要付排，李蓼源不敢耽误，便一边审稿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朋友聊天。朋友看到阎锡山有篇文章里写着这么一句话“我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就随口说了一句“阎锡山算什么啊？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才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
李蓼源上中小学时，校长都是共产党人，包括克难坡时代与赵宗复、杜任之等中共地下党员过从甚密，思想受共产党影响很深。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吧，听朋友这么一说，脑子里一时走神，顺手就在旁边写下一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
陪朋友聊了一会儿就到了中午，李蓼源就陪他俩出去吃饭，原想吃完饭再过来，结果下午他临时有个会，就把这事儿放下了。
万万没有想到，下午助编到李蓼源办公室取稿子送去排版，就把李蓼源写的那行字给拿到印刷厂给排印出来了。校对发现后，吓得三魂丢了两魄，赶紧毁版重印。
这事自然被当作重大政治事件，一位李蓼源带过去的编辑急于立功，马上向阎锡山报告。
阎锡山大为震怒：怎么我过生日他提共产党的主张？我跟前这个人是不是个伪装分子，共产党派进来的潜伏人员啊？
梁化之也对阎锡山说：“这一定是共产党搞的名堂，有两个目的：从小处说，破坏您的文章印发计划；从大处说，是共方利用此事做宣传。”
阎听梁分析后更为生气，立交负责太原警备的总司令王靖国派政治保卫师师长贾宣宗和铁纪团部长将李蓼源逮捕，并立即秘密处死。
李蓼源尚不知大祸已经临头，陪朋友吃过午饭后回到办公室，没过一会儿，两名不明身份的人进来，对他说：“李秘书，我们是政卫师的，贾师长请你去一趟。”
等他走近一辆黑色小轿车，看见副驾驶座上坐着与自己关系很熟的贾宣宗，不禁惊问道：“你怎么也来了……”
这时，两名警卫将他推进车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将他夹在中间。
贾宣宗回过头对他一声苦笑，说：“蓼源，你这次闯下大祸，我也没法救你了。”
说话间，轿车开出了大门。
李蓼源当时没有理解贾宣宗的话，也没有想到自己在一念之间随手写下的一行字儿竟会要了自己的性命，更不会想到朋友贾宣宗是奉了阎锡山的命令前来处决自己的。
小轿车一直开到中涧河荒郊，河滩上已经挖好一个墓坑。李蓼源被推下车，两名警卫各自架着他一条手臂。
到了这一刻，李蓼源仍然没有想到这里就是埋他的地方。
贾宣宗在墓坑周围来回走动，大口大口地抽着烟自言自语：“这么年轻，总得有个口供吧？”
李蓼源大声嚷道：“贾宣宗，你想把我怎么样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真是急死我了！”
贾宣宗冲他喊道：“李蓼源，我是奉阎长官的命令办你，死到临头了你现在还蒙在鼓里啊？”
此言犹似五雷轰顶，李蓼源这下吓坏了，大叫：“阎长官为啥要杀我啊？”
贾宣宗吼道：“长官让你编书，你在上面去鬼画桃符了些什么啊？”
李蓼源这时候仍然没有想起自己写了啥，叫道：“那是阎长官的专著，选出的10篇文章全都是他亲自写的。我不过是奉命阎长官的命令，替他把把文字关而已，借我个胆，我也不敢在上面鬼画桃符啊？”
贾宣宗说：“你还想不起你都干些了什么啊？我提醒你吧，你居然敢把阎长官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改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你不是活腻了是什么？”
李蓼源大叫起来：“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如果真有那样的事，也一定是笔误！对，一定是笔误啊！”
贾宣宗听李蓼源大叫大嚷，仍绕着墓坑不停抽烟，不再搭理他，大约过了一刻钟时间，他把烟头一扔，猛然一跺脚：“走！”
车开到中涧河村，贾宣宗让警卫把李蓼源带下去，单独关到一个窑洞里监押起来。
事后李蓼源听人说，贾宣宗那一天直接去了骑兵军部，找沈瑞军长和参谋长一起商量救他的事，沈瑞和参谋长平时也对李蓼源印象不错，都觉得李蓼源这么年轻，又很有才华，为几个字糊里糊涂地让人处死太可惜了，都主张再找阎锡山求求情，争取保住这条命。
贾宣宗连夜赶回绥署，侍卫长张逢吉说阎长官已经睡下了，有再要紧的事也得等到明天再说。
贾宣宗果真就在待见室里等了一夜。
凌晨5点，阎锡山起床后，贾宣宗进去汇报李蓼源的问题，说李只承认是笔误，我们的意见是否问问口供再做处理？
阎锡山一听就拍了桌子，训斥道：“贾宣宗，我知道你这人心软，处理不了这类问题。你把杨贞吉给我叫来！”
杨贞吉是警务处长，当时山西的特务头子。他赶来后，阎锡山在他的小炕桌上写了个手令交给他，或许是贾宣宗的求情多少起了点作用，阎锡山这次没有命令杨贞吉立即处决李蓼源，而是交给杨两个字：熬刑。
次日，杨贞吉率审讯组长严森等人搜查了李蓼源在梁园春饭店的住所，详细翻查了李蓼源的日记，寻找李蓼源是“伪装分子”的蛛丝马迹。
然后，杨贞吉带着人马赶到中涧河村，借农民张儒的宅院为审讯之地，动用种种酷刑，坐老虎凳，上电刑，压杠子，七天七夜不停。开始几天李蓼源还因为年轻体壮，咬牙扛了过来，最后一天，上了杠子，他终于昏死过去。
特务警察们还准备给李蓼源上竹签，钉手指。
这院的房东老太太在窗户上看了看李蓼源，跟他们说：“那个人已经死了。”
昏昏沉沉中，李蓼源只听见窗户底下“哗啦”一声响，那是竹签撂地的声音。
七天七夜过去，他们没得到一句想要的口供——那时候的李蓼源的的确确与共产党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关系。
当时，阎锡山被蒋介石电召去重庆开会，李蓼源的事就暂缓下来，开始了秘密监禁生涯。
1946年初李蓼源被转到亲贤村原日本窒素厂[7]，1947年又转移到五福庵囚禁，现在这个地方还在。
这期间社会上传说很多，一说李蓼源泄露了上党战役军事机密，造成阎军大败；一说李蓼源是共产党的潜伏人员。还有一些牺盟会的朋友，打听不到李蓼源的下落，以为李蓼源已经被处死了，还写了祭诗：沿山遍寻李君墓，风雪蔓草无处觅。
1948年，李蓼源的事慢慢传开了，人们知道李蓼源还活着，地下党开始积极营救，各界人士多方奔走保李蓼源。一些将领去找阎锡山，被拒绝：这是政治上的事，你们带兵的不懂。后来他们找到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世人口中的五妹子），五妹子说情才将李蓼源保释出来。
李蓼源出狱时，已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梁化之又一次看中了他的才能，提出“让李蓼源去我那里如何？”
李蓼源托词“要去山西大学钻书本”，谢绝了。
1948年夏，地下党、李蓼源的好友赵宗复（赵戴文之子）两次去看李蓼源，督促李蓼源尽早离开山西。其实当时他的处境比李蓼源更危险，他给李蓼源写了介绍信。10月，李蓼源和山西大学撤离太原的学生一起，搭上了最后一班飞机飞往北平。
最让李蓼源意外的是，省政府警务处一课长突然到机场为他送行，把他拉到僻静处说：“你要去那边（意指解放区），我有朋友可以帮你。”
飞机已经发动，李蓼源解释“我只是去北平读书”后，就匆匆登梯进机舱，心里惊疑不定[8]。
文史学者张全盛在《我所认识的李蓼源》一文中，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或许读者已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李廖源先生所写《阎幕琐记》一文得知以上情节，但却不知先生这篇文章却隐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先生在《阎幕琐记》中说：“阎寿日过后，有人向阎密报。”但谁向阎锡山密报，文中未说，戛然止笔，话锋转向。其实，这段情节，我在文史馆通过阅读大量未发表的“三亲”史料已有所了解，情况大致如下：李蓼源下文字狱时年仅20余岁，但因他坦诚谦谨的品行和出众的才华，早为阎锡山左右的军政要员所赏识。李被抓捕后，消息很快传出，阎锡山的许多高级幕僚和将领纷纷给阎锡山写信要求保释，但终不得其果。其间，有人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查清将李送进大牢的人，才有可能再将李保出。他们终于调查出向阎锡山密报李蓼源是“伪装分子”（阎锡山对中共地下党或党的同情者之称谓）的人是李蓼源的顶头上司，便一同找到此公为李蓼源求情。此公在众怨难堪的处境下，找到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由其向阎锡山转圜解说，终于保住了李蓼源的性命。
先生为什么要将此公隐去？要解开这个疑团，很有必要先将此公情况大略作点介绍。此公为阎锡山的内侄，侍从秘书室主任秘书。1948年夏，太原变成解放军包围的一座孤城，此公以“赴京探望妻病”为由，通过阎慧卿转说，向阎锡山请准了几日短假，遂从此背阎而去。北平和平解放后，此公曾遵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之嘱，联络北平与阎锡山有戚谊关系的人向阎锡山联名致电，劝阎锡山悬崖勒马，效法北平方式走和平解放太原之路。1950年1月，此公回太原工作，为省文史研究馆撰写了不少“三亲”史料，1985年被聘为该馆馆员。1988年，先生任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举荐此公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省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特邀委员；并量其才，荐某高校任教，使其在文史授业和促进海峡两岸人士联谊交流方面多有贡献。
1995年此公去世后，我曾当面问及先生，当年密报之人是否真为此公。先生莞尔一笑：“多团结一个人，有利于党的统战工作和党的事业。当年他也是为洗清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在众人舆论下，他多年深有歉疚，并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好个蓼源老，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竟至如此！这也正是我未与先生相交而先产生敬重之情的原因。此公去世时，先生恰在北京开会。遗体告别那天，先生专程返回太原参加了告别仪式，并商有关托请照顾其亲人子女。由此可见先生待人至诚，确实令人起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蓼源于1952年返回太原，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历任太原进山中学教员、太原女子师范高师部史地教员、山西大学客座讲师、副教授，讲授《中国史学名著》。1954年后，又历任太原工学院《学报》《山西盟讯》《山西政协》主编。在太原工学院工作期间，他曾与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员、工学院院长赵宗复同志以“弓冶文”为笔名共同撰文。他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了大量杂文，曾经名噪一时，为山西广大读者欢迎。然而，正因为如此，“文革”中，他和赵宗复同志都未能幸免，被视为山西的“三家村”，他们所著，被当作山西的“燕山夜话”。赵宗复同志不甘受辱，坠楼而亡。李蓼源再入囹圄，一囚就是5年。他蹲于大牢而不知妻小如何挣扎。岳母承受不住惊恐而亡。
李蓼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实我入狱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和杜任之为王世英翻案。王世英早年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抗战时期任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文革’以前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山西省省长。当年毛主席要与江青结婚时，王世英因为知道江青在上海时的历史，曾给党中央写信表示反对。江青知道后对王世英恨之入骨，一直想找机会报复。‘文革’开始以后，江青首先迫害王世英，致使王世英含冤而死。我也因和杜任之一起，整理王世英是党的好同志的材料，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有人说，我住过国民党的监狱，也住过共产党的监狱。我说，我住过国民党的监狱不假，但没有住过共产党的监狱，我住的是‘四人帮’的监狱！”
近年来，他亲自撰写和主编的《阎幕琐记》《漫忆阎锡山日记》《阎锡山与西安事变》《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晋西采访记》《阎锡山离晋去台始末》《华北最后一战》《拔剑长歌一世雄》《阎锡山特务组织内幕》，以及他回忆邓初民、赵宗复等史料，因其内容之翔实，文字之流畅，史料之宝贵，而受到史学界的好评。
晚年李蓼源曾以一首小诗，概括了自己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诗书门第官宦家，为赴国难走天涯；
两度入狱生死以，统一情怀照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