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
刘绍棠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不知不觉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个时光飞逝，文学新潮日新月异的年代，刘绍棠先生的遗产还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吗？我觉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在当代文学史上，刘绍棠先生是以“荷花淀派”和“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为人熟知的。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因为发表作品早、成名早而有“神童作家”之誉。据说他十三岁就发表作品，上高中时，当时的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本上就有他的小说《青枝绿叶》，堪称传奇。后来他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仅过一年，就因为发现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对自己的创作帮助不大而退学，这也是非同凡响之举。退学后，他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很快成为专业作家。就在顺风顺水之际，却遭遇了“反右”的政治风暴。他因为发表了一些“出格”的言论被打成“右派”，被迫下乡劳动改造。命运的大起大落没有动摇他对写作的痴迷。“文革”后，他重返文坛，仍以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和诗情画意的小说引人瞩目。他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荣获第一届（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二等奖，短篇小说《蛾眉》1981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直到1990年，他的长篇小说《敬柳亭说书》还获得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这些成就都为推动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一直写故乡淳朴的风土人情，写乡村的诗情画意，这些文字足以唤起读者对那个逝去的年代的无限缅怀。
说到现代“乡土文学”，鲁迅的《社戏》、废名的《菱荡》、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荷花淀》都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代表作。而说到当代名篇，铁凝的《哦，香雪》、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汪曾祺的《受戒》、贾平凹的《商州初录》、莫言的《民间音乐》、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也都在描绘乡村的田园风光、淳朴民风方面各有千秋。上面提到的这些文学经典，都将乡土之美、乡情之浓、乡民之淳朴渲染到淋漓尽致的境界。那么其中，刘绍棠又显示出怎样的独特风格呢？
他善于传神地渲染故乡的诗情画意，讴歌朴实、热情、豪放的乡村民风。《蒲柳人家》就相当生动地描绘出了20世纪30年代京东大运河一带生机盎然的风俗画，通过机灵顽皮、充满稚气的六岁男孩何满子的视角打量世界，使小说富有童趣色彩。小说对一丈青大娘、柳罐斗等人豪放、勇敢、尚武性格的传神刻画，使小说既富有诗情画意，也充满传奇魅力，令人想起那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古语。对传奇性的追求使他的“乡土小说”更具有“大众化”色彩，也使他与其他作家明显区别了开来。他的小说善于运用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性格，乡村口语、俗语信手拈来，使小说洋溢着民间气息，读起来还朗朗上口。例如对一丈青大娘的形象刻画就相当出色：“大高个儿，一双大脚，青铜肤色，嗓门也亮堂，骂起人来，方圆二三十里，敢说找不出能够招架几个回合的敌手。一丈青大娘骂人，就像雨打芭蕉，长短句，四六体，鼓点似的骂一天，一气呵成，也不倒嗓子。她也能打架，动起手来，别看五六十岁了，三五个大小伙子不够她打一锅的。”多么有女中豪杰的气势！
作家年轻时深受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影响，在写景、抒情方面得其真传。另一方面，他也说过：“我从小就读《红楼梦》……拜读《红楼梦》不下十遍。”还说：“《红楼梦》中的女子，我还是最喜欢晴雯和芳官的性本高洁，天真无邪。我在长篇小说《春草》中写了个农村少女就叫芳官，又在长篇小说《野婚》中写了个农村少女，外号叫小戏子。”“我这个乡野出生的农家子弟……只有见到出身微贱、未失野性的晴雯和芳官，才产生相逢似曾相识，好像他乡遇故知之感。”“我在我的乡土文学小说中，写过不少‘乡土晴雯’‘乡土袭人’‘乡土金钏’。”善于刻画纯洁、活泼、可爱的乡村女孩子形象，是刘绍棠小说的一大看点。从《蒲柳人家》里的望日莲、《蛾眉》中的蛾眉直至《红兜肚儿》中泼辣的“红兜肚儿”，都体现出这一点。他还说过：“在我的漫长的22年坎坷岁月中，我一直把《红楼梦》带在身边，又不知读过多少遍。……只为消愁解闷，也就不计其数。”（《十读红楼》，《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2辑）这段话，道出了作家的创作秘诀：熟读《红楼梦》，在描绘故乡的风土人情时，着重写出乡村少女的“性本高洁，天真无邪”。
我想，这便是刘绍棠小说留给文坛的遗产吧：具有兼容并包中外文学遗产的胸怀，满腔热忱地讴歌故乡的诗情画意、风土人情，写出中国农民的质朴、开朗、泼辣、勇敢来，而且特别注重在表现乡土故事的传奇性、人物性格的豪爽、泼辣上下功夫，从而在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独到的脚印。
无可讳言的是，每个作家都难免时代与个人的局限性。刘绍棠多产，有些人物形象就显得脸谱化，有些故事情节也有重复。这些问题，评论界曾经有过中肯的批评。然而，他在苦心孤诣追求“乡土文学”创新的道路上做出的贡献，对于后来者至今还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也就是他的作品至今还有人喜爱的原因所在吧！
2017年3月28日于武汉大学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