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掌舵:政商圈子生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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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城下之盟(5)

张清波接着说:“再说了,你按时把钱还上,事情还有转圜。虽然是违规放贷,但摩天大楼毕竟是河州重点工程,我这也算迫于政府压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那跟一般的官商勾结还不同。不就是手续不完善吗?你按时把钱还上了,银行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到时想办法完善一下手续,又重新把钱放出来。有杨行长这层关系,加上我和吕市长一起做工作,应该很有把握。可要是你不能还上这笔钱,那方方面面都交代不过去。”

杜林祥半信半疑:“真能像你说的那样?”

张清波说:“当然!杨行长是总行分管领导,我又是洪西分行一把手,还有吕市长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出面,问题不会太大。我的那位老同学,如今的常务副省长徐万里,他也同意,关键时刻省政府再出面协调。但违规放出去的贷款你要不能先还上,哪位领导都不好帮你讲话。”

杜林祥已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表情痛苦地说:“也只能这样了。对方的款一到,我就先还贷款。”

在张清波施加了巨大压力之后,杜林祥更是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着贺小军的购楼款。如今的他,已经站到悬崖边上,任何一步不慎,都会粉身碎骨。

约定的付款日期转眼就到了。贺小军却亲自打来电话,说资金调度上出现一些问题,付款期限不得已要延后一周。电话中,贺小军言辞恳切地说:“我也知道这样做是我方严重违约,但的确是没有办法。希望杜总无论如何宽限一周,一周之后,钱准时到账。”

杜林祥一百个不情愿也只好答应下来。他如今只有这么一根救命稻草,除了紧紧抓住,已别无良方。

偏偏在这时,北京一家不怎么知名的媒体刊发了一篇报道《资金链断裂,银行逼债,纬通集团命悬摩天大楼》。报纸上记者的署名叫袁凯。尽管这家媒体不是什么大报,但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出现这种文章,还是令杜林祥猝不及防。

有些债主,因为看到这篇文章,又气急败坏地跑来公司大闹。

正在杜林祥焦头烂额之际,却接到一个电话:“杜总,你好!我是《新信报》

的记者袁凯。”

杜林祥立即警惕起来:“袁记者,你好!你的大作我已经拜读了,总体来说很好,就是某些细节和事实有出入。我正想派人和你沟通一下,但又苦于联系不到你。”

袁凯说:“上次的报道推出之后,效果还不错。不过我也承认,那篇稿件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能采访到纬通集团相关负责人,有些话难免是一面之词。

我准备推出一篇跟踪报道,为了做到公正客观,所以有些问题想直接跟你求证一下。”

杜林祥问:“什么问题?”

袁凯说:“这样吧,初稿我已经写好。就先发给你过目,如果当中有什么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们再联系。”

袁凯很快将稿件传真过来,杜林祥抓起来一看,肺都要气炸了。先说文章的标题就很耸动——纬通集团大限将至。仔细看内容,除了对于纬通集团目前的困境有许多细节描写之外,还翻出不少陈年旧账,包括杜林祥以土地开发起家,曾在强拆中闹出过人命,还有集团高管安幼琪,此前曾在政府任职,并与一位被查处的贪官卓伯均关系密切。在袁凯笔下,许多虚虚实实的事件串联在一起,简直要把纬通集团置于死地。

杜林祥对媒体界的内幕也略知一二,这位袁记者没有直接发稿,而是先打来电话求证,敲诈的意味十分明显。这年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算是大问题!

杜林祥亲自拨通了袁凯的电话,满面笑容地说道:“袁记者,文章中许多内容都不是事实啊。要不咱们见一面,我把许多情况当面向你说明一下。”

“见一面也好!”袁凯说,“只是我现在人在北京,没空来河州。”

杜林祥说:“没关系,我正好要去北京出差。到时咱们好好聊一聊。”宽限给贺小军的一周时间马上要到了,杜林祥原本就准备去北京催债。

袁凯说:“恭候大驾。”

杜林祥当晚就飞到北京,不过袁凯却推说临时有事,要第二天下午才有空。

袁凯也拒绝了去茶坊见面的要求,而把会面地点定在他的办公室。

袁凯的办公室就在宣武门附近的一栋普通写字楼里,办公室里除了《新信报》报社的招牌,还挂着文化传播公司的牌子。办公室的装修很简陋,里面坐着七八个着装随意的年轻人。袁凯是其中唯一拥有独立办公室的人,他把杜林祥迎进自己办公室,热情地沏好茶,并递上一张名片。

杜林祥瞟了一眼名片,除了印着《新信报》首席记者,还有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瞧这头衔,杜林祥已大体明白,这个袁凯,就是以新闻报道为幌子,要挟采访对象投放广告或公关费用的媒体混混。

杜林祥没话找话地说道:“袁记者年轻有为啊,不仅做新闻报道,还涉足文化产业。”

袁凯以一口标准的河州话说:“杜总,其实我们以前打过交道,只不过我这种小角色不太能入你法眼。”

杜林祥很惊讶,但绞尽脑汁也想不起何时见过这位袁记者,他说:“恕我眼拙,不知我们以前……”

袁凯说:“几年前我是《河州晚报》的记者。”

“《河州晚报》?”杜林祥自言自语道。这些年来,采访过自己的《河州晚报》

记者起码有十多个。这么多人,他一时实在记不清了。

袁凯说:“当时杜总在河州西郊的棚户区做土地整理,结果强拆闹出人命。

晚报派我去采访,回来稿子都写好了,却突然接到上面通知,河州所有媒体不准报道此事。后来我实在气不过,就把自己采访的文章发到论坛上。可是没过几天,我发到网上的稿子就被人删得无影无踪了。”

想起来了!虽然一直没有见过此人,但杜林祥与袁凯的确算是打过交道。当时在河州西郊棚户区搞拆迁,林正亮带人和拆迁户发生械斗。林正亮被人刺伤,对方则有一人丢了性命。杜林祥连夜去谈判,终于搞定了死者家属,可第二天还是有人把这事捅到网上。为此,吕有顺大发雷霆,还叫网监部门追查是谁发的帖。杜林祥和周玉杰也急匆匆赶赴北京,四处联系删帖公司清除网上信息。

杜林祥记得,当查出是《河州晚报》的记者把事情捅到网上之后,吕有顺还声色俱厉地表示要“严肃处理”。

尽管从未谋面,但袁凯留给杜林祥的印象可谓深刻。杜林祥好奇地问:“你怎么到北京来了?”

袁凯吸了一口烟:“中国的事情,喜欢层层加码。大领导发话要对我严肃处理,到了报社这一级,就变成了立即开除,而且河州的其他媒体也没人敢录用我。不得已,我先是流浪到广东,两年前又来到北京。”

对于自己,袁凯一句话便轻轻带过。其实,作为一个80后,袁凯的经历远比同龄人丰富。

袁凯的父母是工人,没什么文化,一辈子就知道老老实实干活。从为袁凯取的名字,就知道这二老憨厚到何种地步。袁凯刚出生时,父母到处向人请教,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有人存心戏弄他们,就说干脆让小孩叫袁世凯。这两人哪里知道袁世凯是何许人也,只觉得名字听上去还挺顺口,便欣然接受了。直到上初中时,袁凯实在不堪忍受同学的嘲笑,才去派出所改名,把中间那个“世”字拿掉。

袁凯从小便是厂区里出了名的淘气鬼。可就在他高考落榜的那一个月,父母竟双双下岗,全家生活陷入窘境。突如其来的变故刺激了这个聪明伶俐的少年。

袁凯跪在父母跟前,希望父母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他复读一年。

一年后,袁凯果然不负众望,以高分考入洪西大学新闻系。其实以他的分数,上复旦大学都不是问题。只不过父母再三叮嘱,家里经济条件只能供他复读一年,填报志愿时千万不能冒险,最后才选择了有充足把握的洪西大学。

靠着父母走街串巷售卖下岗牌茶叶蛋,袁凯勉强完成学业。四年大学生活,也彻底改变了袁凯,他变成了一个充满理想抱负的热血青年。毕业时,有许多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到了政府机关,而袁凯却执意进入《河州日报》当起了记者。

他的理想就是成为法拉奇、邵飘萍那样的传奇记者。

三年《河州日报》的生活,袁凯却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面对那些“高度重视,强调指出”等八股味十足的官样文章,他感到十分厌倦。他主动申请离开《河州日报》,转而进入市场化媒体《河州晚报》。在那里,袁凯倒是写出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特别是暗访假酒窝点、乡干部截访致使一名孕妇流产等稿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他不仅成为河州的名记,甚至有不少市民称他为“袁青天”。

成功让袁凯个性中的桀骜不驯彻底释放。在采访杜林祥公司强拆闹出人命的新闻时,满腔热血的他,因为报纸不愿刊登他采写的稿件,而和总编辑拍桌子大骂。事后,他又把稿件放到网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回,袁凯可是惹恼了大人物。不仅砸了饭碗,在河州也失去了立足之地。袁凯并没有灰心,心中的新闻理想甚至燃烧得更加炽烈。他毅然南下广东,加入一家在业界具有极强影响力的媒体。

在广东的岁月,他笔下锋芒更盛。其采写的多篇稿件,不仅在全国范围引起震动,甚至让两名县委书记丢了乌纱帽。不过,当他把舆论监督的矛头指向上海一家大型企业时,却遭遇到空前压力。对方投入重金公关,封杀了他的全部报道内容。而且还以虚假新闻的名义,将袁凯告上法院。报社迫于压力,让他停职休假。恰在这时,袁凯的母亲遭遇车祸,送到医院抢救不及过世。匆匆坐火车赶回河州奔丧的袁凯,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

事业遭遇挫折,亲人撒手人寰,或许正是这一连串的打击,让袁凯的内心发生重大转变。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可仔细想想,究竟得到了什么?无论是在河州还是广州,他当记者的收入,只够勉强糊口,根本谈不上去孝敬双亲。母亲直到过世前都还推着一辆三轮车,沿街叫卖下岗牌茶叶蛋。如果自己的经济实力足够宽裕,哪里还会让母亲受这份罪?母亲如果不是整天走街串巷,岂会遭遇车祸?

更令这个年轻人绝望的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为何而战!曾经,他希望用手中的笔,来呼唤公平正义,推动国家的进步。可现实中,一个记者的力量是多么渺小。袁凯甚至开始嘲笑自己少不更事,不晓得天高地厚。

就算放弃这些远大理想,总可以用新闻来帮助一个个普通而无助的百姓吧?

想到这里,袁凯更是痛心地摇着头。采访河州强拆案时,王家兄弟一开始对他千恩万谢,称他是“青天大老爷”,可一旦收下杜林祥的钱,马上翻脸不认人。王家老三后来还给袁凯打过电话,质问他为何把事情捅到网上,并说,如果因此妨碍了杜林祥给他们钱,就要让袁凯好看。

和上海那家企业对簿公堂时,也是当初的受害者收下企业巨额赔偿,反过来出庭指控袁凯写假新闻。只不过,那个上海人比河州的王家兄弟稍微客气一些,还专门打电话给袁凯道歉,说“自己昧了良心,不是人”,“袁记者,对方开价是一百万啊!有了这笔钱,我一辈子吃穿不愁了。像我这种工薪阶层,不可能不动心”。

袁凯经常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小说中,华老栓与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既勤劳朴实又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为了救儿子,他竟然拿馒头去蘸革命烈士的鲜血。鲁迅先生对人民大众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种态度,袁凯如今也有,但还要加一句“恨其不义”。

另外,那些整日把新闻理想、职业操守挂在嘴边的报社领导又如何呢?不论河州还是广州,一旦出了问题,袁凯总像替罪羊一样,被人毫不犹豫地扔出去。那些拿着高额年薪,甚至还有不菲红包收入的报社领导,却要月薪五六千、在采访一线风餐露宿的记者秉持职业操守,这不是扯淡吗!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劝袁凯:“三流记者写报道,二流记者收红包,一流记者拉广告。”还有人说:“你那些负面报道,不过是为你带来两三千的稿费,为你们部门主任带来万把块钱的红包,为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甚至删帖公司带来几十万的利润。仅此而已!”对这些话,袁凯一开始只是一笑置之。现在,他不得不仔细掂量。

任何一个行业的操守都需要人身安全与基本物质生活做保障!为什么宋朝士大夫最有风骨,人杰辈出?身为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煌煌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起码保证了士大夫群体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不用担心因为说错话而掉脑袋。此外,宋朝一直给予士大夫优厚的物质待遇。哪怕屡遭贬谪的苏东坡,到了岭南蛮荒之地,还能“日啖荔枝三百颗”,而不用像后世文人曹雪芹那样“举家食粥酒常赊”。

说到曹雪芹,袁凯自然想到了与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朝。在那个曹雪芹尚且穷困潦倒,龚自珍只能徒唤“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已被精神阉割。没准哪天就家财散尽,脑袋搬家,此时谁还要去奢谈人格、尊严,只能是神经病。就说那个被电视剧吹得神乎其神的纪晓岚,其奴颜媚骨,实在比和珅好不了多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纪晓岚在上书房,因为他眼睛不太好,没发现皇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头子在哪儿呢?”结果乾隆皇帝从屏风后面转出来问纪晓岚“老头子”是什么意思?纪晓岚马上跪下来说:万寿无疆就叫作老,至高无上就叫作头,父天母地就叫作子。文人的马屁都拍到这水平了,夫复何言!

袁凯忽然觉得,让他这样的小记者去奢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实在极其荒谬。

在广州租住的小屋中,袁凯经常吃着泡面,抽着五块钱的白沙,不断在网络中找寻成就感。他在百度搜索栏中输入自己的名字,而后敲击回车键。很快,他的名字,还有那些名满天下的文章,就会在屏幕中出现。看到自己的稿件又被几十家网站转载,他会忘记贫困的现实,开心地笑起来。

在母亲的灵前,袁凯认为自己必须停止这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了。在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以前,他必须先改变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

袁凯随即离开广州北上京城,什么新闻理想、职业操守通通被扔在地下。他与几个朋友联手,将一家原本做老年保健品的行业小报,改头换面成一家财经媒体。当然,他们的财经新闻主要是揭露各地企业的黑幕,然后再以此相要挟。袁凯不仅是这家报纸的首席记者,还自己成立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如今的袁凯,已从“三流记者”蜕变为“超一流记者”。过去,袁凯是名副其实的名记,其采访作风在圈内以剽悍着称。

再难以采访的题材,交到他手上,很快就能获得突破。如今的他,敲诈作风同样以剽悍见长。什么龙潭虎穴都敢闯,单刀赴会的故事在他身上更是无数次上演。

袁凯常说:“我们的对手全是身家不菲的商人或者手握重权的官员,跟他们叫阵,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们大不了不当记者,那些人如果丢掉书记、董事长的头衔,损失却是难以估量。”

看来,“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后面还要加一句,“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