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蕙
小的时候，家住在北京东单附近。
稍微熟悉北京地理环境的人都知道，东单距天安门仅一箭之遥，过去有牌楼两座，是进入皇城的标志，因此得名东单牌楼。解放前，东单牌楼一带居住的多为有钱、有身份的人，房舍地貌因而得以俨然些。若从高空腑瞰下望，紫禁城那一大片黄瓦红墙的宫殿外围，便是横平竖直街道上的四合院群落。这些四合院，一般都是硬山式建筑，青砖灰瓦，大屋顶的檐下盘着座爬满青青叶的葡萄架。高级一点儿的，还有一扇红漆绿楣的大木门。门里是迎面一座石影壁，门外蹲着两只把门的小石狮，这小石狮子似狮而又非狮，头部、四腿、爪子、尾巴等等全部嵌进石中，造型之洗练，令人想起远古的墓刻。
然而我住的那座院子，却是一个迥然的例外。
那是座深宅大院，深到占据了两条胡同之中的全部空间，大到差不多有天安门广场那般大。院内没有大雄宝殿一类的大屋顶庙宇，也没有飞梁画栋的中国式楼阁亭台，更看不见假山、影壁、小桥流水的东方风光。而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小世界——绿草如茵，中间高耸着巨型花坛。树影婆娑之间，是一条翠柏簇拥着的石板路，通往若隐若现的一座座二层小楼。小楼全部为哥特式建筑，平台尖顶，米黄色大落地门窗，楼内诸陈设如壁炉、吊灯、百叶窗等全部来自欧美，墙外爬满茂盛的爬墙虎……
在东单牌楼一片宁静的四合院群落中，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座西方园林，不由令人想起黄山的“飞来峰”。那是大自然的造化，这一个却是人工玉成。都如此说，大院是美国人1917年始造，属协和医院建筑群落的一部分，连各个小楼的编号也是与整个协和楼群排在一起的。也有人说，这是用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建造起来的；不过查史书记载则不是，那上面的文字写着用的是洛克菲勒财团的慈善投资。还有庶民说，解放以前，这个院叫“两旗杆大院”，说是门口常年飘着中国和美国两杆国旗，里面住的都是洋人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说未免带了点“洋奴”的嫌疑，我因此想考证是否确凿。按说年代并不久远，本应不难考，可是因了老人们的缄默，我也就至今没有弄清究竟。
不过住高级知识分子一说是不错的。解放前，能够跻身大院并住进小洋楼的华人，全部为协和医院的专家教授。我国著名的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就住在第41号楼，我小时听说他是英国皇家医学会在中国的唯一会员。还有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住在第28号楼。有故事，说是解放前，凡有病人找到林府上，即使是衣衫褴褛的穷人，林大夫也一律不让门卫挡驾，而是免费诊治，有时还施以钱财，致使京城遍传林巧稚美名。
大概是因为这些因素，老北京的平民百姓，过去从这院门口走过时，都是怀了敬畏之心的。久而久之，百姓们的嘴上便约定俗成了对它的称谓——“协和大院”。
这称谓一直沿袭到现今。
解放后，黄、林二位仍住在这里，其他教授们也仍住在他们各自的小楼中。那时的等级依然是森严的，正教授，即一二三级教授者，可以住一座一座的带有木顶凉台的独楼，这样的独楼共有七座。副教授，即四五六级教授者，则只能住连成一片的有凉台而无木顶的联楼，虽然叫联楼其实也是各个独自成一统的小楼，不过外在的建筑结构连在一起罢了。
我有幸住进这样一座大院中，托福于我父亲。那时我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下级军官，他所在的部队恰巧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接管协和医院的部队。1955年，这批军队干部全部脱下军装，留在了协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
当时的这批干部们也逐渐变得拖家带口，住房成了问题。但这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于教授们的洋楼秋毫无犯，只在大院后边辟出一片荒地，盖了一座四层的宿舍楼和三排平房。这些砖木结构的新建筑自然远远比不上泰国优种稻米灌浆、菲律宾上等木板铺地的小洋楼舒适高级，但军队干部们从军政委到小排长，没有一人抢占教授小楼，这种状况差不多一直保持至“文化大革命”。
我家住的是三排平房中的两间，门前也盘了一个葡萄架。父亲那时在做医科院的组织人事工作，经常出入各个小楼的教授家门，我有时也跟着，便得以窥见小洋楼内的高级陈设。其实小楼们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解放前夕，父亲和他的共产党员同学们，就曾接受地下党的指派，以进步学生身份进入一座座小楼内，做教授们的争取工作。有一回，他当年的一位同学来家，还感慨地说起某次到××教授家去，教授请他们吃草莓冰淇淋的情景。我的父亲却从未说起过那段辉煌的历史，他始终对教授们彬彬有礼。
他的迁居大院的部队战友们也都始终对教授们彬彬有礼。虽然他们之中有的人文化水平不算高，但他们都用严明的纪律约束着自己和家属，尽量遵从着这座学者大院的文明传统。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从幼儿园归来，我和小朋友们站在林巧稚大夫家门前的花圃看花，有一个小女孩忍不住想去掐一朵极美丽的蔷薇，恰巧被林大夫看到。一生酷爱鲜花的林大夫生气地制止了她，我代那个小女孩认了错。那一年，我也就六岁，以后，我们一群孩子再没有伤过大院的一花一叶。
我上小学那一年，我们家突然成为全院最瞩目的家庭。那是1961年，我哥哥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在北京排第一的男四中，这在大院众多的孩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很使我父亲光彩了一阵子，后来我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大院里有十个男孩女孩与我同班，我的成绩总是稳稳地排在前一二名之位，令那些教授的孩子们自叹弗如。我的小心眼儿里便也存一个愿望，希望到我考中学时，能考入在北京排第一的女校师大女附中，使我们家再度光彩一次。可惜后来碰上了“文革”，使那愿望成了泡影。
不过坦白地说，我那时可真不用功，只知道疯玩。
大院的花草树木最令我着迷。每年春天，阳历三月中旬开始，我们一群孩子便天天跑到大院门口去盼望杏花。那里有一棵一抱粗的老杏树，不知是地气还是天光缘故，年年都是它最早抖擞起密密匝匝的花骨朵，在寒风中便绽出淡粉色的小花。每年每年，当我们一连企盼数日，终于发现老杏树的花枝上出现一朵、两朵小花时，便一个个惊喜得大叫大跳，在大院里飞奔开，告诉每一个碰见的大人和小孩：
“老杏树花开啦，春天啰！”
记得每个大人，不管是教授们还是干部们，全都冲我们点头微笑，仿佛我们就是那杏花，就是那春天。等如今我已长大成人，重新揣度从前那大人们的心态时，益发体味出成人的那种对不曾留意的春天猛然莅临的欣喜。
那棵老杏树，一定是协和大院众花树的精神领袖。从它的花朵绽开之日起，我们大院便一年鲜花不断了。第二棵开花的是黄家驷教授楼前的那棵“中年”杏树，而第三棵则必定是29号楼旁边的那棵“青年”杏树。这三棵杏树罢了，就是雪白的梨花了。大院里只有一棵梨树，每年结不结梨印象不深了，那随风飘曳的冰清玉洁的梨花，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谢了梨花，大院的花事就纷繁起来了：大门口的迎春花迎客始罢，甬道两旁就走来一棵棵白丁香紫丁香。不几日，桃花也伴着嫩叶开了出来。还有我最喜欢的灌木榆叶梅，一团一团的粉红色像人工造出的大花球，远远地就让人看醉了眼。这时候，草地上的绿草，也早已染绿了那一方方土地。柳条依依，白色的柳絮迷蒙了天地空气。最给人以喜悦的是生命力极强的杨树叶，等它们唱歌似的一齐摆动着新绿时，不要说从它们之下穿行，你就是看着它们竞长，也痴痴地觉得自己正在长大似的——那时候，我是多么盼望自己快快长大！
而大院里的人们，不论是教授们还是干部们，一个赛着一个地“贪婪”，对周围这么多奇花异草仍嫌不够多，还一起动起手来栽花弄草。于是，看罢了绿树，再回头来看鲜花，便更加眼花缭乱了——粉白相间的海棠花，红的、黄的、紫色的月季，重瓣的芍药，甜香的槐花，火红的石榴花，五颜六色的蝴蝶花，小太阳似的蒲公英，小红灯似的倒挂金钟，名贵的花之王君子兰，还有奇异的令箭荷花和仙人掌花，一现的昙花和千年的铁树花，浓香的晚香玉和夜来香，娇嫩的含笑和美人蕉，挺拔的大丽花和菊花，以及红云似的一品红，婀娜多娇的仙客来……还有许许多多我叫不上名字来的各色花卉，直开得将春延长到夏，将秋延长至冬……
前面说过，我们大院离天安门不远，这便占尽了地利之优。我们这群孩子们，一年之中最欢乐的两个夜晚就是“五一节”和“国庆节”，一俟那轰鸣的礼花腾空，院子里就被花朵的雷霆灼照得红腾绿舞，亮如白昼。如果风向对头，还会有一顶顶白色的降落伞从空飘下，把我们撩拨得哇哇大叫……
呵，如今想起这一切，真是旧梦依稀，止不住的女儿情呀！
而这一切，至“文革”罹祸，一夜之间便破坏殆尽了。
那个血雨腥风的1966年，先是花草树木被砍、被烧；又是抄家的书籍旧物被砸、被焚，冲天大火一连烧了数日。后来，便是医院里的造反派携家带口搬进来“占领牛鬼蛇神大院”。理由是：“你们这些走资派（指干部们）和反动权威（指专家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是对广大工农兵的蔑视和欺侮！”于是，教授们被勒令腾出一间又一间住房，由洗衣工、清洁工、门房、厨师、花匠……等组成的无产阶级住房大军，进住了一座座哥特小洋楼。
唯一幸免的，是28号楼。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派人保护了林巧稚大夫一家，使大院得以保留下唯一一座教授楼。
十年不短，大院当然发生了一系列大小事变。因其重提引人心酸不已，干脆跳过不写。
如今，每当我看到那“中西合璧”的44号小楼时，心里都涌出一丝惆怅。物非人非，今日的协和大院里，已住进二百多家，除了教授、干部们之外，还有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儿女，几乎百业俱全。最有意思的是那家有着两辆外国小轿车的个体户，昔日是大院里最贫穷的一家，全家六口人就靠当家的四十来块钱吃饭。如今，已成为大院里食最精细，衣最美艳的首富。
真是世事沧桑啊！我的大院，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嘛！
所幸的是，改革十年，大院又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草坪又重新植上了，柏树又重新栽上了，花坛又重新砌上了。还于一片绿意鲜花之中，新添了两座历史上也不曾有过的白色的藤箩架。一株盆粗的银杏树和五株两人搂抱不过来的老槐树，也被钉上“古树×××号”的标记，被铁栅栏保护起来。大院又重新恢复了四时鲜花不断的面貌。在今日高楼林立、喧闹拥挤的北京城中，这一座花园式的院落，更显示出幽深的宝贵，便于一早一晚，吸引来大批的附近居民。清晨来做太极拳和迪斯科操的老年人居多，傍晚是牵了孩子来散步的中青年夫妇们，与红花绿树交相辉映在一起，又构成了一幅幅颇动人心弦的画卷……
那三株报春的杏树，竟还都幸存着。虽然其中的两株各被劈去一半枝杈，但两株半残的树都还在开花、长叶、结果。只是这一切亦是物非人非了——我早巳不再是二十多年前那个梳辫子的小姑娘。那在寒风中天天企盼开花、然后惊喜地向大院里的人们报春的小姑娘，该是我的女儿了！这满院神奇的花草树木，也该是属于她的了。
只有这悠远的旧梦，依然属于我……
［鉴赏］
韩小蕙（1954～）北京人。女。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任《光明日报》记者、编辑、主任编辑。
大院是城市的一隅，大院的人居生活是大众社会活动的缩影。本文作者正是通过叙述大院的人事变迁，折射出历史沧桑。并以此告诫人们要以史为镜，反思过去；以史为鉴，开拓未来。
一座占据了两条胡同之间的空间，大若天安门广场的深宅大院，一个在清一色的四合院群落中鹤立鸡群的“欧洲小世界”，一个住满了专家教授而且树影婆娑、鸟语花香的天地，本身就有独特的气质，独特的美，本身就是一首诗。
可是作者绕开了一般的描写、歌吟。她所要抒写的大院远远不是它的天生丽质和异国情调，郁结在作者心中，使她不吐不快的是这座美丽的大院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人事沧桑。
作者念念不忘的是那曾经同时在大院门口飘扬的中国和美国两杆国旗，那昔日出入林巧稚大夫府邸的衣衫褴褛的穷人，“文革”中那连烧数日、焚书毁树的冲天大火，那由洗衣工、清洁工、门房等组成的“无产阶级住房大军”，还有那“洋为中用”的哥特式洋楼及大院后的平房……这一系列往事，从作者那浸透着沉重历史感与沧桑感的笔端流淌出来，给了我们多么复杂的情感，多么一言难尽的慨叹啊！
正是这些沉甸甸的历史沧桑，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使读者和作者同情同感同慨同叹。
作者是很懂得叙述技巧的。她叙写的是沉重纷繁的历史沧桑，抒发的是浓烈深切的自我情感，然而她却选择了近乎白描的语言，选择了不太动声色的客观叙述。这样，浓烈与单纯，纷繁与白描的强烈反差，反而把大院的辛酸史和作者的满腔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意象上，作者也处处注意对比与反差。自然的葱笼茂盛与人事的变迁凋零，大院往昔的鸟语花香和“文革”期间的荒芜光秃，儿时的快乐甜美与长成后的忧患悲悯，严丝合缝地交织在一起。相信读者忘不了协和大院那纷繁的花事：那一团团的粉红色像人工造出的大花球的榆叶梅；那唱歌似的一齐摆动着新绿的杨树叶；那依依柳条，那弥漫了天地的白色柳絮；还有那一生酷爱鲜花，生气地制止儿童摘花的林巧稚大夫，这一切，使大院后来的黯淡凋零，物非人非，显得更加辛酸、更加发人深思。
而作者那浓郁的大院情结，至此也算有了一番化解。
全文五千多字。在散文里这篇幅是算长的，但从浓缩了历史、浸满了沦桑的角度看，这篇幅显然称得上精悍。在近年的忆旧散文里，《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是感人颇深的佳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