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心理反套路: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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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轻易察觉不到的偏见

第一节 我们大部分的偏见,来自于确定性

“心存质疑确实令人不快,但确定无疑则是荒谬不堪。”

——摘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致腓特烈二世的信

人类其实比虎鲸还固执

1997年10月9日,雷耶角鸟类观测站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距旧金山海岸26英里远的法拉隆岛附近海域,一条虎鲸和一条大白鲨纠缠在了一起。这惊人的一幕登上了新闻报道。人们一直很好奇,如果这两种顶级捕食者正面交锋,到底谁会占上风?但在此之前,没有人能确定。有人在船上录下了这一搏斗过程。后来,这段视频传到网上,立刻引起了世界上数百万人的热切关注。

事实证明,虎鲸赢得不费吹灰之力。它迅速肢解了大白鲨,吞下了它的肝脏,把残骸留给海鸥享用。很多人期待这两大“海上霸主”能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血腥对决,结果却大跌眼镜。不过,科学家倒是兴致勃勃。

他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两大海上霸主会打起来,虎鲸又是怎么击败鲨鱼的。通常来说,顶级捕食者会相互避让,因为跟同等重量级的对手搏斗很可能伤及自身。受伤就意味着丧失狩猎能力,也就意味着末日将近。

所以,科学家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两大顶级猎手甘冒风险,在开阔海域捉对厮杀?答案让所有人大为震惊——这不是遭遇战,而是虎鲸在捕鲨。

要想弄清为什么,就得回过头来看看虎鲸是怎么学习狩猎的。跟人类一样,虎鲸也有自己的文化。但跟大多数人类文化不同,虎鲸文化只围绕一点展开——狩猎。有些虎鲸偏爱鲱鱼,有些猎杀海豹,有些拿黄貂鱼当主食,还有一些专门捕鲨。研究人员看见的那只虎鲸,就是以鲨鱼为食的虎鲸文化的产物。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虎鲸能轻而易举地击败鲨鱼?无论在哪种虎鲸文化中,狩猎技巧都是通过示范和模仿学来的。虎鲸会相互学习经过实践检验的、切实可行的狩猎技巧,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能成为优秀的猎手。当一条虎鲸用某种方法成功狩猎,其他虎鲸就会积极学习和模仿。

科学家推测,某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条虎鲸发现,如果从侧面发起猛烈冲撞,就能把鲨鱼撞翻,让它动弹不得,无法自卫,身受重伤。事实上,这会导致对手进入“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状态——许多鲨鱼在肚皮朝天时都会暂时陷入麻痹状态。连人类都是直到近些年才发现鲨鱼会这样的。这也就让虎鲸的做法显得格外令人震惊。

这种能让大白鲨毫无还手之力的致命猎鲨技巧,在虎鲸文化中相当于人类文化中的“谜米”(meme)——一套口耳相传的文化理念和实践方法。苏珊·布莱克摩尔在《谜米机器》(The Meme Machine)一书中给“谜米”下了个简单精准的定义——“模仿得来的东西”。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谜米就像一组遗传基因,能将有机组织的特征传给后代。虎鲸能够成为超级猎手,遗传因素自然不能忽略。但现在我们知道,文化对虎鲸发挥天性也起着重要作用。拥有捕猎鲱鱼文化的虎鲸不会向大白鲨出手,正如拥有捕鲸文化的虎鲸不会追击黄貂鱼。

关键在于,传递“谜米”的虎鲸文化让成员学到了赖以为生的狩猎技巧,使每条虎鲸都能从中受益。虎鲸的大脑相当发达,能让“谜米”不断传承下去。这一点远远超越了海洋中的其他生物。换句话说,那些生物迟早会成为虎鲸的盘中餐。

相比之下,地球上最擅长学习的无疑是人类的大脑。人类文化当然比虎鲸文化复杂得多,因为我们交换的“谜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比虎鲸的高出几个数量级。但反过来说,正因为我们的大脑非常发达,才会出现种种复杂的缺陷,而且很容易传染给别人。

其中最危险的一种基因(也就是“谜米”)是渴望确定性。人类的天性和后天形成的认知偏差让我们相信自己永远是对的,而不管事实是否如此。这就相当于虎鲸学到了错误的捕鲨技巧——当然,聪明的虎鲸可不会去模仿。如果虎鲸文化传递的“谜米”会危害自己的成员,那么虎鲸恐怕很快就会灭绝了。而人类文化每天都在传递有问题的“谜米”,例如对确定性的渴求。最终结果可能很糟糕,但我们就是死不悔改。

人类之所以如此固执,原因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大脑会极度不适——越是不确定,不适感越强。心理学家徐明及其团队在2005年的研究中发现,即使是非常微小的不确定因素也能刺激杏仁核。杏仁核共有两个,都位于大脑皮层深处,在应对威胁时扮演重要角色。每个杏仁核都是神经细胞的集合体,分别位于大脑左右半球的颞叶下方。方方面面的信息汇入杏仁核,杏仁核会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划分威胁等级,然后做出反应。与此同时,腹侧纹状体的活性会减弱。腹侧纹状体是大脑中对奖励做出反应的区域。(可以想见,当我们期待加薪、度假或亲吻的时候,腹侧纹状体的活性会增强。)随着不确定因素增大,杏仁核的活性会增强,腹侧纹状体的活性则会减弱。

这告诉我们,大脑不仅仅是偏爱确定性、讨厌不确定性,而且是渴求确定性。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对的。事实上,我们需要“感觉”自己是对的。神经学家罗伯特·伯顿以“确定性偏差”(certainty bias)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感觉,以及这种感觉是如何扭曲我们的思维的。

当我们觉得某个决策、某种信念是正确的时候,无论它是大是小,大脑都会感到快乐。由于大脑喜欢处在快乐状态,所以我们喜欢感觉自己是对的。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感觉我是对的”往往会被当作“我就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只是“觉得对”,那就意味着有可能不对。从大脑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无法让人满意。)

海洋中的哺乳动物并不渴求确定性,也就不用背负随之而来的重担。它们的需求直截了当得多。在进化过程中,它们的大脑也形成了适应自身需求的功能。正如那条不幸的大白鲨发现的,虎鲸的大脑非常擅长完成任务。

我们的大脑同样擅长完成任务。但由于人类大脑过于复杂,我们的生存发展之路没有虎鲸那么清晰。渴求“永远正确”只是其中一例,这也是本章要讨论的内容。

在眼前“消失”的大猩猩

菲尔是一所盲聋学校的年轻教员,负责照顾和指导住校学生。他是个聪明人,智商高得足够进入门萨俱乐部。他提到了自己刚来这里工作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他在盲人学生的宿舍楼里巡视,确保每个学生都待在房间里。以他过去在其他学校的经验,检查宿舍和“熄灯”是同步的。但来这所学校后,别人告诉他,盲人学生通常开着灯睡觉(因为亮不亮灯对他们没有影响),而出于安全考虑,学校管理层也希望宿舍亮灯。

菲尔逐层检查,发现每间宿舍里都亮着灯,学生也都老老实实待在里面。当他发现一间宿舍没亮灯(跟前面的情况相比,这是个例外),就摸黑走了进去,大喊住这间宿舍的学生姓名。没有人回答。他又喊了一声,提高了嗓门,但还是没有动静。喊第三声的时候,他已经有点慌了,但还是没得到回应。他急急忙忙检查了其他宿舍、卫生间和走廊,那个学生还是踪迹全无。他马上冲进领导办公室,报告有学生失踪。领导问他,他是否确定那个学生真的失踪了。他相当肯定地回答说,楼里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他“非常确定”那个学生不在屋里,也不在附近任何地方。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全校大搜索,搜索范围甚至扩展到了全城,前前后后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在搜索过程中,菲尔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让他浑身一震。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回宿舍楼,跑进那个仍然一团漆黑的房间,摸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啪”的一声打开了灯。那个学生正戴着耳机,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呢。

为什么菲尔会忽视如此明显的线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首先,菲尔接受了一条新法则:灯亮着,就意味着没问题。而在他原先待的学校,情况恰好相反。因此,他的大脑正在做调整,努力适应新法则。接着,他看到了许多亮灯的宿舍——一层楼接一层楼,一间屋接一间屋。这些体验加速了大脑的调整过程,让大脑坚定地接受了新法则。

换句话说,菲尔的注意力变得非常有选择性。当法则突然发生改变时,他脑子里的警钟就敲响了。警钟是如此急促,导致他无暇考虑别的可能性。他完全忽略了最关键的细节——具体来说,就是开灯。这是“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的绝佳案例,也被称为“选择性偏差”(selectivity bias)——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处理信息时完全忽略其他要素,无论那些要素多么显眼。

心理学家通过“侧抑制任务”(Eriksen Flankers Task)解释了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屏幕上会闪现三个并列的符号。有时两侧的符号都指向中间(相吸组),有时两侧的符号都指向外侧(相斥组),有时两侧的符号指向同一方向(一致组)——比如→—←,←—→,→—→,←—←。每组符号闪现过后,实验参与者要告诉研究人员,看到的是相吸组、相斥组还是一致组,以及对自己给出的答案有多少信心。

结果惊人的一致:参与者都说对自己的回答很有信心,但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答错了。原因在于,要让大脑忽略周围的环境实在是太容易了。一组接一组的符号快速闪现,不断变换,大脑选择性地关注某一变量,忽视其他变量——这么一来,它就会变得“盲目”。时间在“侧抑制任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实验人员故意把符号变换的速度设得很快,迫使参与者在下一组符号出现前迅速做出选择。当符号变换的速度放慢时,选择正确率会显著提升。

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中最有趣的要数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进行的“我们中间的大猩猩”实验。这个实验证明了选择效应能夸张到什么程度。参与者要看一群人抛接篮球的视频,并计算传球次数。他们忙着计算的时候,一个打扮成大猩猩的女人会慢慢走进画面,停在中间捶打胸口,然后慢慢走出画面。她总共会在屏幕上出现9秒钟。看完视频后,参与者要回答一系列问题,比如,“你有没有在视频里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除了玩篮球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别的人或东西?”最后,他们会被问到:“你看见大猩猩了吗?”一半以上的参与者都表示没看见不寻常的东西,当然也没看见大猩猩。

西蒙斯和查布里斯通过让参与者关注篮球和计算传球数,成功诱导出了“选择性注意”。大多数参与者根本没看见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的怪事。

参加上述实验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犯的错深感震惊。参加“侧抑制任务”实验的人通常都对自己的答案确信无疑。参加“我们中间的大猩猩”实验的人则对自己忽视了这么显而易见的东西大为惊讶。

再回过头来说说菲尔吧。由于检查的每间宿舍情况都一模一样,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出“没问题”“有问题”的判断。事实上,这份工作实在是太简单,他也许根本没用心看——所以速度越来越快。走进不符合原有模式的房间时,他并没有放慢做判断的速度。结果就是,他没看见近在眼前(尽管是在黑暗之中)的事实。

菲尔该怎么做才对呢?现在看来,答案显而易见——他应该放慢速度。只要多花点时间思考,他就能重新睁开智慧的双眼,看到被忽略的细节。但这么做势必会对“我是对的”的想法发起冲击。不难推测,正如“侧抑制任务”的参与者对自己犯错感到震惊一样,菲尔也会对自己忽略了这么明显的细节深感惊讶。幸亏菲尔的故事结局还不错,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相关例证。

奇妙的思想框架

我十来岁的时候,可不觉得问家里要零花钱是理所应当的。十五六岁的时候,为了赚点钱顺便打发时间,我到一家杂货店打工。有一天,我站在收银台后面,店里突然走进一个面部微微抽搐的男人。他说不知道自己新买的35毫米摄像机配哪种胶片,叫我把身后架子上的几种胶片都拿下来看看。

我转身去取几大盒胶片,准备给他介绍200转和400转的胶片有什么区别。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个穿宽松外套的女人在放香烟的货架边鬼鬼祟祟地晃悠(当时有些杂货店还把烟摆在货架上卖)。我继续和男人说话,但暗中留意那个女人。男人发现我有点心不在焉,就加快了语速,希望吸引我的注意。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女人偷偷把几盒烟塞进大衣里。我马上明白了,这两个人是一伙的——男的负责打掩护,女的负责偷东西。

我抓起电话,通知坐在后面办公室里的店经理艾德。那对男女意识到自己露了马脚,迅速冲向店门,大有狗急跳墙之势。艾德蹦到门口,阻止他俩离开。他需要在几秒钟内做出决定:要么拦住男人,要么拦住女人,但不可能把两个人都拦下,肯定会有一个逃掉。他觉得女人更容易拦下,就伸出手去,抓住了她的肩膀。可惜他判断失误了。女人抓住他的手,转身一扭。艾德一脸惊恐,眼睁睁地看着女人拽住他的食指,把它硬生生掰断了。他疼得跪倒在地,痛苦呻吟,那对男女则夺门而出。

艾德做决定的理由很简单:男强女弱。他恰巧又是个老古板,相信女人属于弱者。事实证明,根据这种禁不起推敲的逻辑做出的决定,导致他身陷险境。

不过,故事还没讲完呢。艾德痛苦地倒下后,另一名店员(我们就叫他奈德吧)追了出去。奈德的个头比艾德大,经常炫耀自己的一身武艺。他一路追到停车场,让那两个贼停下,结果他们真停下了。男人转身面对奈德,奈德马上摆出说不清是空手道还是柔道的架势,仿佛在警告对手——老子武艺高强,你小子不信试试!可怜的奈德,人家才不管他那套呢,冲他右脸就是结结实实一拳。奈德应声倒地,两个贼继续逃跑,钻进车里开走了。

艾德和奈德的通病是,思维框架过于狭窄,只关注有限的信息,没有考虑到可能改变后果的因素。想要理解大脑的思维框架,不妨想象一个相框。不过,跟相框不同的是,它把框外的东西全遮住了,把你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框里的东西上。如果你想看框外的东西,大脑就会发出让人不舒服的警报,希望你尽快把注意力放回框里。

不难发现大脑的这种倾向是怎么影响艾德和奈德的。例如,为什么艾德要跟贼动手呢?因为他的思维框架让他确信,自己肯定比其中一个贼厉害——也就是他觉得柔弱的女贼。事实上,这种思维框架实在太强大,让他完全没意识到跟陌生人动手的危险性。

奈德的思维框架则是这样的:“我武艺高强,能制服小偷。”他没有考虑框架外的可能性——例如,他也许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小偷的功夫可能比他还厉害,甚至可能随身携带武器。他也没有考虑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艾德的手指刚刚像饼干一样被掰断了。

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率先将这种倾向定义为认知偏差。他们简单称之为“框架偏差”(framing bias),也就是决策者对跟某个决定有关的行为、后果和意外情况的看法。决策者采用的思维框架部分取决于问题本身,部分取决于个人的行为规范、习惯和性格。

艾德和奈德“当下”就做出了决定,固有思维框架使他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放他们一马吧)。如果能深入观察他们的意识,就会发现更深层的内在思维框架,也就是所谓的“预设框架”(preframing)。

哲学家兼心理学作家山姆·基恩讲过一个故事,说父母是怎么给他和哥哥“贴标签”的。他哥哥从小就是个机械天才,不到六岁就能把割草机拆开后重新组装起来。父母逢人就说他天生是做工程师的料,是机械界的奇迹。相比之下,山姆则“敏感又多虑”,没有出众的机械天赋。父母常常谨慎地指出——对山姆或者对其他人说——他跟哥哥截然不同。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山姆不确定是该上大学还是上职业学校,就去做了个职业测验,想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事后,他去找辅导员讨论测试结果。辅导员告诉他,他各方面成绩都不错,机械方面尤其突出。山姆惊讶不已,回答说:“您肯定是搞错了,那应该是我哥哥。”

基恩的故事展示了思维框架与“确定感”之间的潜在联系:它在头脑中运作,就像别人给我们写好的剧本,会对我们的思维框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自己根本意识不到。

当然,思维框架也会受到外在影响。目前有大量研究探讨媒介对思维框架的影响,尤其是处理敏感问题的时候。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做过一个经典实验,展示了思维框架是怎么运作的。下文会重现这个实验。想想以下每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你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有个600人的小镇爆发了名为“亚洲流感”的致命疾病。如果你什么也不做,镇上的600人都会丧命。有人提出了两套不同的方案:

方案一,200人能得救。

方案二,1/3的可能性600人都能得救,2/3的可能性没有人能得救。

你会选择哪种方案?

接着,另一位专家提供了两套新方案:

方案三,400人会丧命。

方案四,1/3的可能性没有人会丧命,2/3的可能性600人都会丧命。

你会选择哪种方案?

前两套方案中,72%的参与者选择了方案一。后两套方案中,78%的参与者选择了方案四。我相信你肯定发现,其实方案一和方案三一模一样,方案二和方案四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表达方式。第一种表述得到了72%的支持,意思完全相同的第二种表述只得到了22%的支持。当思维框架影响我们做判断时,具体内容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无论我们能否意识到这一点。

艾德和奈德故事的结局很有讽刺意味:最好的选择是让小偷逃跑,然后打电话报警——顺便一说,这正是我当时的做法。正如前面提到的,艾德和奈德的做法情有可原,毕竟他们是在高压之下做出选择的。但我们接下来会提到,就算并不是紧急情况,思维框架也能让人把事情搞砸。

依赖直觉,容易陷入套路

几年前,我到中国出差,有一天可以外出游览。我最想去的是长城。跟我同行的是在北京居住多年的美国人马克。幸运的是,他不但熟知当地习俗,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旅途中,他一直在教我该怎么跟中国人交流,哪些事千万不能做,哪些事不能凭我在美国的经验胡乱推测。

他千叮咛万嘱咐的一点是,经过街边小摊的时候,千万不要碰我不打算买的东西。摸摸货摊上的东西在美国很正常,但在中国的小贩看来,你有兴趣“翻看”他们卖的东西,就意味着你会买点什么。我觉得这个规矩很荒唐:如果我不先拿起来看看,怎么知道自己想不想买?马克的回答是:“相信我,别碰就是了。”

通往长城的一路上都有小贩在兜售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我被一样东西吸引了——带毛皮护耳的老式棉军帽。我朝卖军帽的小摊走了过去,理所当然地想,帽子嘛,肯定要先戴上看看合不合适,再说买不买。于是,我把同伴的劝告置之脑后,拿起一顶帽子戴上试了试。结果大小不合适,我就摘下帽子,放回了摊上。

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两个小贩就绕过摊子站到了我身后。其中一个人把我刚才试戴的帽子塞回我手里,语气坚定地说了几句中文。虽然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毫无疑问,他是要我买下这顶帽子。我微笑着摇摇头,摆出一副“我是老外我听不懂”的天真表情,把帽子放回了摊上。接着,另一个小贩抓起帽子,不客气地往我头上扣。我赶紧摘下,放了回去,但它马上又被扣了回来。最后,马克发现了我的窘境,赶紧跑过来解释,但两个小贩还是不依不饶。直到我们跑到长城景区的入口附近,他们才作罢。

这种思维框架缺陷跟艾德和奈德的不一样。我事先得到了明确可信的警告,知道某种做法肯定会导致糟糕的结果,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该怎么做。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根据自己狭窄的思维框架做出了判断。

心理学家凯斯·E·斯坦诺维奇和理查德·F·韦斯特的研究显示,我犯的错误正是所谓的“直觉性无视”(heuristic override)。在心理学领域,直觉是指一系列简单有效的法则(无论是生来就有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当我们遇到问题但缺少信息时,直觉就会发挥作用。人类总是依赖直觉。它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但也可能把我们领进死胡同。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吸纳外界知识,以此补充或压倒内在直觉。

当直觉占上风的时候,斯坦诺维奇和韦斯特等心理学家就会说,我们成了“直觉性偏差”(heuristic bias)的俘虏。要想理解“直觉性偏差”,不妨设想一本规章手册,里面写满了原本就有和后来添加的规章制度。你总是随身携带,时不时参考。但这本手册存在重大缺陷:许多规章制度看起来似乎准确无疑,适用于所有情况,但其实并非如此。不幸的是,很难分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所以,你有时候会不知所措。你越是思前想后,就越是不确定,大脑也就越容易陷入恐慌。于是,你会更倾向于按书里来。这会让大脑感到快乐,尽管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再回到我的故事。我完全无视同伴的建议,以固有的狭隘思维面对小贩,严格遵照自己手册里的一条法则:不要相信跟经验不符的建议。我觉得自己做的决定是正确的,结果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本章的末尾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思维框架和直觉,回到古代去看一看。

只要有利,对错并不重要

我是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的铁杆粉丝,那部影片生动再现了著名的温泉关战役。战役中,三百名优秀的斯巴达勇士抵挡了数不胜数的波斯士兵。更准确地说,电影是根据弗兰克·米勒的漫画小说改编的,小说描写了斯巴达人“为自由而战”,抗击残忍的波斯大军。

我喜欢这部电影,并不是因为它还原了那段历史。毕竟,它跟史实相差甚远。我喜欢的是片中精心设计的打斗场面,还有它证明了如何选择信息证明自己的立场。

电影上映后不久,不少自说自话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把“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主题融入了自己的节目。这部电影成了民粹主义的赞歌,而浑身油亮、古铜肤色的主人公,也就是斯巴达人,则成了民粹主义的英雄。

那些媒体滔滔不绝的独白中没有提到,斯巴达人同样是残酷的奴隶主。斯巴达人之所以能全身心投入训练,正是因为有无数奴隶替他们做繁琐的杂活。斯巴达人关注的不是“自由”本身——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自由。

斯巴达人也不是宣扬“家庭价值”的人该崇拜的英雄。斯巴达的习俗是把没有展现出战斗天赋的婴儿丢进深谷。男孩很小就要学会自力更生,否则就会饿死,要不就在如今看来极其野蛮的训练中丧命。大多数美国人都接受不了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一部根据历史幻想小说改编的电影,怎么会被关注家庭的民粹主义者视若圭臬?答案是,只要是支持“自由”的东西,都会被宣扬民粹主义的人纳入现有的认知体系。不符合这一主题的史实则被他们统统忽略了。寻找能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忽略不能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证实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这跟性爱、睡觉和烤肉一样,是人类的天性。

以一群粗鲁暴力的男人为例,就能证明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设想你是奥克兰突击者队的铁杆粉丝。有一天,你打算逛逛职业橄榄球论坛,看看最近有什么新闻。结果,你发现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突击者队这么烂》的帖子。你点进去看内容,发现作者竟然明目张胆地侮辱你心爱的球队。你气坏了!但这还不是你最关注的。真正引起你注意的是,文中质疑了一些你作为铁杆粉丝深信不疑的事实。况且,他不是信口开河,而是逻辑严密、有据可依。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肯定不仅仅是气愤,因为气愤是漫无目的的。你的情绪更复杂,也更有针对性。你为别人批评自己心爱的球队而火冒三丈,同时也担心其中某些说法是真实存在的。如果那些说法是真的,就意味着你始终坚持的某些信念是错误的。你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也不能假装没看见我读到的东西。”于是,你决定做点研究,自己也写篇帖子。你很清楚该从哪里入手——奥克兰突击者队的球迷网站。除了在那里,你还能去哪里寻找需要的信息呢?

不用再想了,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的目的不是理性评估新发现的信息,说服自己改变立场,而是寻找能证明现有立场的信息,因为你压根就不可能改变立场。

无论抱何种信念,持何种立场,我们总是这么做。当我们寻找证据证实自己的观点,反驳让自己不舒服的观点时,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简单来说,我们想要解决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去都灵转一圈,聊聊你家的狗,再回过头来聊这个话题。

都灵裹尸布和给狗狗洗澡

都灵裹尸布,这块让宗教考古学家激动不已的圣物,关于它真伪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然而,所有可靠的科学评估都证明它是中世纪的人伪造的。科学家多次通过碳-14年代测定法证明它是公元13—14世纪之间的产物,而非公元1世纪的奇迹之物。然而,争论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2009年,在坚持“裹尸布为真”的派别中,一位梵蒂冈研究人员声称在裹尸布上发现了用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写成的隐形文字。她宣称,里面有用希腊文写的“拿撒勒人耶稣”字样。如果正如某些人所说,裹尸布是中世纪伪造的,当时的人绝不会对耶稣用如此不敬的称谓。梵蒂冈研究人员指出,再拙劣的伪造者也不会犯如此明显的错误,所以说裹尸布肯定是公元1世纪的。首席研究者是梵蒂冈聘用的一位历史学家,以研究圣殿骑士团著称。在研究中,她宣称圣殿骑士一度保管过这块裹尸布。对此,大多数研究同时期的历史学家都不以为然,因为圣殿骑士团在14世纪初就解散了,而关于裹尸布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360年的法国。这位研究人员近期提出的关于裹尸布的说法也饱受争议。多年来,研究过这块裹尸布的人都知道上面有字——这一点并不新奇——但她是第一个宣称从中发现可靠证据,证明“裹尸布为真”的人。不过,她得出的结论有不少致命缺陷。例如,她宣称部分文字是拉丁文,但公元1世纪的犹太葬礼中从未使用过拉丁文。真煞风景,是吧?但争论还在继续。

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们会孜孜不倦地为已被证明是假的东西辩护?首先,我们必须认可与这一信念紧密相连的深厚感情。不管看起来怎么样,这番争论不仅仅关乎证据。对许多人来说,认定“裹尸布为真”与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

如果宗教信仰与客观的科学判断发生冲突,结果总是这样。承认事实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无论证据多么确凿,都会遭人质疑。

斯波克说得对,人类毫无逻辑

斯波克先生是科幻剧集《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外星逻辑学家,这个角色在剧集试播时差点被砍掉。《星际迷航》在1966年首映,伦纳德·尼莫伊扮演的斯波克先生的造型在当时绝对是个突破。人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吓人的家伙——尖尖的耳朵,凌厉的眼神,轮廓分明的山羊胡。不少观众都吓懵了,连NBC电视台的高管都说他“像魔鬼”。剧组担心这个造型会冒犯观众,特别是对长得像魔鬼撒旦的外星人毫无好感的基督徒,于是决定砍掉这个角色。不过,斯波克(和演员尼莫伊)也有不少支持者。在对造型进行了若干修改(比如去掉山羊胡)后,斯波克这一角色终于得以保留,并成为了电视史上极为经典的形象。

再举个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吧。假设你和另一半为这次轮到谁给狗狗洗澡发生了争执。你们都说上次是自己洗的,这次该轮到对方洗了。事实上,你们俩都很忙,过着黑白颠倒、昼夜不分的生活,根本不记得上次是谁给那可怜的小家伙洗的澡。

但你毫不退缩,像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一样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在这时,你的另一半突然摆出证据,给了你致命一击。她说,你不可能在你说的那天给狗狗洗澡,因为那天你要开会,很早就去上班了。尽管你仍然坚持自己特意早起,给狗狗洗了澡,但其实这两件事都不可能是真的。她的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你还是确信自己是对的。你心想:没准我记错日子了,毕竟是好几个星期前的事了,这个错谁都可能犯。

不过,你的心理防线已经被冲破了。你开始想,自己编的故事是不是真说得通。如果你想不起来是哪天早上开的会,自然想不起上一次你(或另一半)是哪天给狗狗洗的澡。有没有可能是你为了说服对方,故意从记忆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有没有可能是你故意歪曲记忆来满足预期——本来就不该是你给那只可爱但脏兮兮的狗狗洗澡?证据就摆在眼前,你越来越不确定,要不要就此投降?

都灵裹尸布的“证实性偏差”与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相关。就像在讨论进化论时,有些人认为,认可进化论相当于背弃自己的信仰。这个立场压倒了一切。给狗狗洗澡的“证实性偏差”与信仰无关,但与个人信誉有关。所谓个人信誉,就是关于自己是对是错的“纪录”。对大多数人来说,维护个人信誉的意愿虽然没有维护宗教信仰那么强,但也够强了。

不难推测,最后总会有人放弃争论,去给狗狗洗澡(毕竟它又不会自己洗),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会有人承认自己记错了。就算是这么琐碎的小事,人们也难以逾越“证实性偏差”。双方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都想让大脑感到快乐。类似该谁给狗狗洗澡的争论是所谓“能轻易摘到的果实”。解决类似的琐碎小事,就像从树上摘下最容易摘到的果子。大脑喜欢这么做,因为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能获得小小的奖励——一点点的确定性。如果能在都灵裹尸布真伪的争论中“取胜”(其实并不可能),大脑将获得如滔滔江水般延绵不绝的欢愉。用另外一件古代圣物来打比方的话,解决这种重大问题带来的奖励,就像大脑找到了确定性的“圣杯”。可惜,在裹尸布真伪这件事上,确定性就像圣杯一样,虚无缥缈,遥不可及。

但如果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观念被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是错的,那又会怎么样?“证实性偏差”的支柱是否会在如山铁证面前轰然坍塌?让我们拭目以待。

隔空打牛,是绝技还是忽悠?

在世界各地的武术流派中,有一些宣称拥有“隔空打牛”的秘传绝学。这门绝学的特点是,无需肢体接触就能击倒对手。有一位深谙此道的武术大师人称“人体眩晕枪”,另一些则自称“合气道大师”。(“气”是指一个人生来就拥有的内力,据说必须通过特定招式才能施展出来。)

用不着怀疑,确实有人相信这门绝技的存在。网上可以找出一大堆视频,显示合气道大师在自己的武馆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弟子击飞。大师只是隔空比划了几个动作,弟子就被甩了出去,或倒地不起。面对虎虎生威的大师,弟子毫无还手之力。

在外行人(也就是除了弟子以外的人)看来,这门功夫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甚至有人直说是“扯淡”。许多人要求合气道大师对普通人而不是弟子施展绝招,但大师往往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或者粗暴拒绝。他们常常表示,不需要证明给外行人看。“证据”已经摆在视频里了,爱信就信,不信拉倒。

不过,有一位合气道大师表示,他不仅能向弟子以外的人发功,还愿意挂出高额悬赏,奖金高达5000美元。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在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面前,承受住大师施展的绝招,就能领走奖金。为了让这个赌局更有趣,他直接向综合格斗师下了战书。(综合格斗师在空手道、柔道、跆拳道等领域都颇有造诣。)不出所料,有人接受了挑战。

这位合气道大师名叫龙家林(音译),声称自己有200胜0负的完美纪录。他要在自己的武馆里接受挑战,届时会有大批观众亲临现场,电视台的摄像机也将现场直播。他的对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综合格斗师。此人在比赛前公开签署协议,表示如果无法战胜龙家林,自己绝不会领走奖金。一切准备就绪后,比赛开始了。

比赛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综合格斗师向龙家林发起进攻,龙家林则以在视频里击倒弟子的招式应对,也就是隔空比划动作。结果,龙家林被综合格斗师打倒在地,这让观众们都震惊不已。他好不容易爬起来,冲着对手比划了几下,结果又被打趴下了,还挨了一顿猛踢,最后不得不主动认输。

看过这场惨败视频的人都不由得奇怪:为什么龙家林愿意以如此公开、如此惨痛的方式作践自己的信念(和身体)?不管答案是什么,有一点很清楚:他确实相信自己拥有“隔空打牛”的神功,为此不惜赌上金钱、名誉和自尊来证明这一点。他无意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证实性偏差”面临终极挑战——而且一败涂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我说的不是龙家林的“证实性偏差”,而是相信他的那些人的“证实性偏差”——包括他的弟子,还有打心眼里相信合气道大师确实身怀绝技的人。如今证据就摆在面前,他们肯定不会再执迷不悟了吧?

才不是呢!这番对决过后,许多“隔空打牛”的信徒仍然毫不动摇。有人说,综合格斗师用某种方法“干扰”了大师运功。还有人说,龙大师当天身体不适,无法发挥全部实力,败北是意外,什么也证明不了。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哪怕有成千上万人见证了龙大师的惨败,“隔空打牛”的信徒和传授者也不会消失。

简而言之,这就是“证实性偏差”的力量。不管你是捶它、踹它,害它缺胳膊断腿,还是当众羞辱它,它仍会屹立不倒。

影响决策的,除了思维定式,还有思维图式

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在争论中选择立场是件麻烦事。我们会抱定一个答案不放手,同时还以为自己是客观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认知科学通过研究大脑用于组织信息的心智构造——也称为图式(schemata)——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心理图式就像一幅由相互关联的观点组成的思维地图。例如,关于“学校”的图式,就包含“老师”“课本”和“学科”之间的联系。这些概念又会引出其他概念,比如“学科”会让人联想到“数学”“语文”等等。认知科学指出,随着图式的不断发展,能进入这一范畴的信息会越来越少。这么做的理由很现实:我们是根据心理图式中的联系做出判断的。如果信息杂乱无章,或者地图没有将某些信息排除在外,我们连做最基本的判断都会很困难。

设想一下,你在某个领域工作已经快十年了,现在要去面试一份新工作。面试官告诉了你工作职责、工作日程、上班地点、工资待遇和其他相关细节。这些都很重要,但跟这些同样重要的是你关于“职业生涯”的心理图式。其中包括你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是你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你面试的这家公司符合你的职业规划吗?他们的工作日程合适吗?薪水合适吗?公司规模合适吗?上下班路上花的时间合适吗?当然,你可以根据情况随时调整预期,但关键在于,你面试的时候并不是头脑空空。在走进面试的房间之前,你已经有了关于“职业生涯”的心理图式,它将影响你做出判断。

问题就出在这里。既有的心理图式能引导我们评估新信息,但同时也会选择性忽视与图式不符的信息。

要想知道为什么,就得回头看一看哪些东西能让大脑感到快乐。当新信息使既有的心理图式受到质疑时,大脑的反应跟受到威胁时一模一样。对威胁有反应的杏仁核活性增强,对奖励有反应的腹侧纹状体活性减弱,大脑会觉得不舒服。大脑喜欢安安稳稳,不喜欢随时保持警惕。处理新信息会带来不确定感,这对大脑来说是种威胁。我们要么选择考虑不符合心理图式的新信息,让大脑暴露在威胁之下,要么选择反驳或忽视新信息,或者将它们划归“跟我无关”的范畴——这些信息不能完全忽视,但也不会影响或改变现有的心理图式。

认知科学研究人员尤其关注大脑如何维护既有的心理图式。例如,弄清宗教信仰的深远意义,有助于理解大脑是如何追求稳定的。信仰与大脑对动态平衡的喜好息息相关。著名生理学家瓦尔特·布拉德福德·坎农称之为“能调节内部环境、保持稳定状态的体系的特性”。

人类喜欢用“价值”给不同的信念划分等级。例如,信仰上帝就比相信2+2=4重要得多。但神经科学研究显示,有价值的信念也好(比如宗教),没价值的信念也罢(比如数学),都会让大脑产生同样的反应。无论我们主观上觉得某种信念重不重要,大脑想要的都是同样的东西——稳定性和一致性。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但日常行为都受其影响。

大脑发出的信号,有时候是不靠谱的

一款新产品很快就要上市了,我想你也许会感兴趣。这款产品名为“超级工具”,外形类似超大号的摩托车头盔。你只要把它戴在头上,按下一个按钮就行了。不用不知道,一用真奇妙——戴上它以后,你的大脑将拥有别人不具备的优点。你会发现,自己的“选择性注意”大大减少(再也不会遗漏细节!),思维框架明显扩充(再也不会有思维盲点!),能够客观评估不符合自己信念的信息(再也没有“证实性偏差”!)。除此之外,“超级工具”有各种颜色和图案,完美搭配用户的独特个性。

我想,就算这种工具真的存在,我们也不会真的想要。通过让大脑的某些部分短路,来避免这一章提到的种种认知偏差,这么做真的值得吗?大概不值得吧。下面这个问题或许更值得探讨:如果大脑如此渴望确定性,为什么不满足它呢?如果它如此渴望“我是对的”的感觉,为什么不让它高兴呢?

在试着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要讲一件发生在我太太身上的事。她痴迷跳伞。我们结婚前,她决定实现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亲身体验一次跳伞。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北部找了一个颇有声誉的跳伞基地。在那里,她可以把自己对这项极限运动的热爱化为实际行动。在我看来,这简直是疯了。读完免责条款(“你很清楚参与这项活动可能导致突然死亡”等等)后,我有点被吓到了。我问她:“你确定要从12000英尺高的地方跳下来?”但对她来说,跳伞前的每一刻都是无上的享受。她不是不紧张(我想,从上万英尺的高空跳下来之前,只有僵尸才会不紧张吧),但美梦成真和完成终极挑战的愉悦感战胜了不安。她成功完成了跳伞,我则惊恐地睁大眼睛看完了全过程。

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的大脑不是昨天才诞生的。正因为大脑演化了这么久,我们才会拥有应对威胁的警报机制,才能应对不稳定感。没有它们,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只要是正常人,从高空跳下时都会紧张不安。这是我们的大脑在危险出现时发出的警报,不管危险是实实在在的,还是尚未出现的。但我们得知道,什么时候该无视这种信号,选择走不那么舒服的路。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不可信的东西?

认知心理学家兼作家布鲁斯·M·胡德指出,人类生来就拥有一种“超感官”。它让我们相信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他在著作《超感官: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不可信的东西》(Super Sense:Why We Believe in the Unbelievable)中提出,大脑是为理解周遭世界进化而来的,这导致我们会相信无法解释的东西,比如超自然力量。“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世界上有看不见的模式和力量。这种想法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天性就是希望与外物建立联系。”胡德还指出,通过分享让人超凡入圣的体验,它将个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和意大利心理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不太需要“认知闭合”(cognitive closure)的人,通常比其他人更擅长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换句话说,能够克服大脑对确定性的追求,防止大脑为了追求稳定性而固步自封的人,更乐于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冒着风险去克服重重障碍。有时候,在大脑大喊“停下”时从半空中跳下,正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正是这样的冒险精神,为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人类发展铺平了道路。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该听从大脑发出的警报。违背天性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候,狭隘的思维框架更适合眼下的情况。有时候,忽略新信息很有必要。我们必须听从直觉,弄清什么时候该冒险一跃,什么时候该脚踏实地。这正是人之为人所面临的挑战——谁叫我们拥有具备求生本能的大脑呢?

第二节 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规律

“有那么多假象和错觉,就像暴风雪中纷飞的雪花。”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美国思想家、诗人

巧合是命运的安排吗?

我们先来做个小小的思维实验。首先,想象你走在机场的通道里,看见了一连串似乎是偶然出现,但又像诡异巧合的东西。例如,在不到45分钟的时间里,你在四个不同的地方看见了同一个数字(比方说429吧):一本杂志的售价,不经意看手表时上面显示的时间,某人T恤背后印着的数字,一杯冷冻酸奶的价钱。这件怪事让你满腹狐疑,直到准备登机。结果,“巧合”还在继续——你的航班号是1429。现在,你有点拿不准了——是该从这些巧合中领悟出什么,还是当这事根本没发生过?你是不是得到了什么“暗示”?如果是的话,是谁在发出暗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是该按部就班地登上飞机,还是该换票搭乘下一航班,好摆脱这个奇怪的巧合?

这样的例子足以让大多数人心生疑虑,觉得这些偶然事件可能预示着什么。如果这确实意味着什么,怎么才能发现其中隐藏的含义呢?既然马上就要登机了,你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这是在警告我不要坐这班飞机!”不过,有那么多人要坐同一班飞机,又有多少人收到了同样的警告呢?如果他们都没收到警告,你凭什么能享受特殊待遇?再说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也可能是个好兆头嘛,说不定你会在飞机上遇到好事。也许你会坐在未来伴侣的旁边,或者碰上给你高薪工作的老板。但话说回来,你怎么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冒这个险到底值不值?如果你上了飞机,却不幸遭遇空难,当飞机垂直下坠的时候,你肯定会后悔当初没能领会“暗示”。光是想想这些可能性,你的脑子里就会乱成一锅粥。

好了,别再想了,歇口气吧。

如果上面那段话让你纠结不已,那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显而易见了——我们会在偶然事件中寻找规律,赋予它们特定意义。这些意义其实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然后被我们投射到外界。问题在于,一旦爱找规律的大脑编出一套可信说辞(这可能让我们身陷险境,也可能让我们从中获益),就很难摆脱这个念头。在前面的例子里,你很难回想起自己为什么会开始关注“429”。也许你看见了这个数字两次,这么小的规律就让大脑提高了警惕,导致你集中注意力,希望拓展这个规律。一旦开始寻找,在机场里找到更多包含“429”的东西并不难。它们会像黑幕上的霓虹灯一样引人瞩目。事实上,你跟没有发现这些“巧合”时一样安全。其实,这个道理你心知肚明。但正如本书接下来会讨论的那样,知道却做不到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吧,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大概8岁的时候,住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有一天,我在家外面玩雪的时候,发生了三件怪事。首先,我闻到了一股异味,像是死掉的动物。当时,除了家里养的狗,我没接触过多少动物,但就是把那股味道跟动物联系在了一起。几分钟后,气味消失了,我继续玩。接着,我又听到了一阵响亮的呼吸声。那个声音太响了,不可能是人发出的。我环顾四周,但什么也没看见,不管是人还是别的东西。声音很快消失了。最后,我在房子边的人行道上用雪堆城堡的时候,低头一看,发现雪地上有一块奇怪的痕迹。我越是盯着看,图案就越明显——那是一头熊!脑袋、身体、四肢还有爪子,全都清清楚楚印在那里。没过多久,妈妈就喊我回家吃饭了。电视里正在播出的当地新闻让我大吃一惊:有头黑熊逃出了动物园,目前仍未被捕获。

对此,你怎么看?这是巧合还是预警信号?你可以慢慢想,我们继续讨论下一个话题。

我思故我在

大脑擅长从规律中寻找结论,所以巧合会吸引我们的关注,这其实不足为奇。心理学先驱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指出,我们视为“巧合”的东西,其实是种种内在联系,这些联系编织成了一张隐形的网。他用“共时性”(synchronicity)来描述这种神秘力量。不少关于新纪元(New Age)的书籍和励志读物都强调了荣格的说法。描述“巧合”力量的国际畅销书《塞莱斯廷预言》(The Celestine Prophecy)和种种跟风之作就是绝佳案例。

这种将经验、符号、图像和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冲动,源于大脑生来就是为了理解周遭环境。正如前面提到的,如果大脑没有这种特性,人类早就灭绝了。问题在于,跟大脑的其他许多特性一样,我们很难控制这种将事物联系到一起的冲动。这种冲动出现的时候,大脑就会“无中生有”。我们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种事一次又一次发生。

再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心理学家迷上了超级畅销书《秘密》(The Secret),不仅自己爱不释手,还推荐给病人读。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人可以通过“认为自己会变富”等正向思维改变命运。为了证明这本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位心理学家向病人展示了一幅新型宝马敞篷车的照片。她解释说,这本书让她确信,自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最渴望的东西(也就是这辆车)上,并时刻提醒自己“我会拥有宝马的!”她还说,自从她开始这么做,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这款车。事实上,在过去几天里,她看见这款车不下五次。她声称,这表明她的正向思维奏效了。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她没有意识到她是在自欺欺人。她把注意力全放在那辆车上,导致大脑不停从身边截取相似的图像。她没有发现是自己执迷不悟,还以为正向思维真的奏效了,在“暗示”她马上就能实现目标呢。

就算你觉得自己不容易被巧合吸引,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陷阱——尽管可能不像机场的例子那么富于戏剧性。市场营销人员经常运用心理学家所谓的“聚类错觉”(clustering illusion),通过安排零售商品的摆放顺序,诱导我们识别规律并赋予其特殊意义。例如,三款蓝光播放器并列摆放,价格从高到低,中间那款肯定卖得最好。商家会根据这个来定价。原因在于,我们会不自觉地为摆放顺序赋予意义,尽管这种意义其实并不存在。事实上,中间那款播放器的质量未必就比最便宜的那款好。营销人员知道,顾客都深信自己的直觉没错,所以给便宜的商品标个高价也能卖出去。

大脑会在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因为这是它的职责所在。请记住,大脑的适应性(比如识别规律)还没有进化到能解释我们身处的复杂商业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希望每个结果都能对应一个原因——如果没有的话,大脑也很乐意捏造一个出来。

疯狂的咖啡和抽烟的猴子

假设报纸刊出了一份关于喝咖啡的研究报告,表示每天至少喝三杯咖啡能显著提高注意力和记忆力。有人读了这份报纸,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每天喝三杯咖啡。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专注,记忆力也增强了,因为她喝的咖啡多了。接着,她又读到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每天喝两杯以上咖啡会让人注意力下降,焦虑感增加。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个最新研究成果,研究人员的资历也相当惊人。她心想:没错,我最近确实有点焦虑,也许也没我想象的那么专注。于是,她变回了每天只喝两杯咖啡。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她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有了改善,也不那么焦虑了。直到几个星期后,她又看到一篇支持第一份报告、反驳第二份报告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实,整个过程中,她体验到的种种效果跟咖啡关系不大。她深信某种行为会导致某种结果,这才是关键所在。

再来说一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有个叫“抽烟的猴子”的新奇小玩意流行过一阵子。那是个塑料或陶瓷制成的小猴,附赠一根小小的香烟,可以插在猴嘴上的洞里。如果把烟点着,看上去就像小猴在抽烟,甚至还会吐烟圈。猴子是空心的,底部还有个洞。空气可以从中通过,让小小的香烟持续燃烧——至少一些人在看见底部的洞之后是这么推测的。他们觉得,小猴嘴里的烟能持续燃烧,原理应该跟人类抽烟一样。

这个推论看上去挺有道理,似乎能解释小猴抽烟的秘密——不过,“抽烟的猴子”毕竟不是“抽烟的人”,这个解释其实并不准确。事实上,底部的洞跟烟毫无关系。烟之所以能持续燃烧,是因为它用了特殊纸张,能缓慢燃烧。人们看见底部的洞,获得了一点点信息,就做出了理所当然的推测(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因果联系”)。通常来说,我们跟那些人差不了多少。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抽烟的猴子”,我们的大脑则乐此不疲地填补信息空白,得出根本不存在的因果联系。在每种“抽烟的猴子”情境下,大脑寻找的其实是个能说得通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原因。

故意捣乱的上帝

讲故事是治疗心病的灵丹妙药。书上的故事也好,电视里的故事也好,它们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将有意义的碎片拼凑在一起,最终得出了更多的寓意。换句话说,故事让我们理解世界,而理解世界让大脑感到快乐。但我们听到的一些故事并没有前因后果。下面这个真实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

若干年前,我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参与一个公共卫生项目时,听说了一起极为偶然的悲剧事件。有位女士开车前往市区,在路口停下等红绿灯。她不知道,自己正好把车停在了城市总水管的一个井盖上。她同样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有关部门正在测试总水管能承受的压力,她所在的区域恰好在加压试水。

就在她等待变灯的短短几分钟里,高压水流涌到了她停车的地方。水管中有个薄弱环节突然爆裂,灼热的水蒸气像间歇式喷泉一样从井盖喷薄而出,那位可怜的女士就像蒸锅里的龙虾一样被活活烫熟了。

虽然很难计算这种意外事件发生的概率,不过我还是做了一番粗略的统计。在综合考量伯明翰市区的司机人数、井盖数量和水管突然爆裂的概率后,我算出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大概是五十万分之一。(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作“水锤”。)这个数字当然不够精确,但不管精确数字是多少,这样死去的概率肯定小而又小。然而,在某个悠闲的午后,一切看似都跟其他日子没什么两样的时候,这种小概率事件却发生了。听到类似的故事时,我们都能感觉到,大脑想把意外发生前的偶然因素联系起来,弄清这起悲剧为什么会发生。但就算有了明确的解释(水压过高),这个故事还是缺少结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们难以接受这种开放性结论,是因为它给我们一种感觉:偶然的意外会发生在任何人(包括我们)身上。这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威胁,而大脑又对威胁特别敏感。换句话说,缺少“为什么”突显了我们生活中的偶然性。我们渴望知晓原因。人们常说“事出有因”,但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就算不知道,也会断定是某种行为导致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期待,我们要是找不到原因,就会找个“替罪羊”。在心理学中,“替罪羊”就是我们认为导致某事发生的人或物。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寻找“替罪羊”,无论它是人还是物。就算明知它不存在,我们也会精心遣词造句,暗示它是存在的。例如,一位教授打算用电脑和投影仪给学生做演示,可投影仪怎么也放不出来。他试图修好,但徒劳无功,只好说:“看来投影仪打算毁了我这堂课啊。”他自己心如明镜,教室里其他人也心知肚明,投影仪不是为了毁掉他的课而故意坏的。他的话暴露了大脑的渴望——无论事实如何,都要找个“替罪羊”。我们会抱怨车子不肯发动,软件没保存文档,花草不迅速生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称其为“意向姿态”(intentional stance):为了迅速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会把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对象拟人化。

我们会发现,大脑的这种倾向同样是进化而来的。判断是什么情况导致了某种行动,这也许能救我们一命。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正在密林中觅食,忽然听见旁边的树上有动静。那是风声?是鸟叫?还是食人猛兽?迅速分析线索、找出真正的原因,关乎他是能回家吃晚饭,还是成为别人的晚餐。人类走出森林后,这种倾向同样有用,能帮我们判断别人的意图。人类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物种之一,不仅对其他生物来说很危险,对自己的同类也是如此。无法正确判断别人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成为你这辈子犯的最后一个错。

合取谬误,你相信哪种超自然现象?

“合取谬误”(fallacy of conjunction)指的是,认为包含某个真实表述的说法比那个表述本身更准确。比方说,我告诉你吉姆是个民选官员,也是个狂热的政见宣传者,你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吉姆的大致模样。如果我问你,下面关于吉姆的表述哪个更准确:1.吉姆是个政客;2.吉姆是个不支持私人持枪的政客。这两个表述都包含一个我们已知的事实(吉姆是个政客)。不过,第二个描述还包含一个推断——由于吉姆是个狂热的政见宣传者,所以他肯定不支持私人持枪。那么,这个表述比第一个更准确吗?并非如此。就算吉姆不支持私人持枪,第一个表述也没有因此变得不准确。更重要的是,第二个表述建立在对吉姆政见的推测基础上,这种推测不一定准确。心理学研究显示,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尤其容易犯“合取谬误”。如果把上述例子中的真实表述换一下,换成通灵者在“与死者沟通”过程中说出某人已逝亲人的名字,你也许就能明白了。如果通灵者说对了名字(也就是表述正确),那他就打开了通往“合取谬误”的大门。如果对方相信了这个,就一头扎进了陷阱。从那之后,通灵者想怎么胡说八道都可以了。他可以基于“唯一的真相”,建起一座谎言的堡垒。

偶然和运气

大多数学生都不怎么喜欢统计学。统计学课在任何一所大学里的出勤率都很低,仅次于微积分和有机化学。然而,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统计学。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概率手中的棋子。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足够多的司机、足够多的水管薄弱环节,总会有人把车停在即将喷发的井盖上。也许这种事不过是一年一遇、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但它迟早会发生。我们怎么知道?因为这件事发生了。

“偶然”和“运气”这两个词其实是“概率结果”(probabilistic outcomes)这个术语的替代品。当龙卷风席卷整座小镇,只有一栋房子幸免于难,而且毫发无损,我们会说这栋坚挺的房屋(还有住在里面的人)很“幸运”。也没准有人会说,这栋房子能幸存下来是上帝的恩典,其他房子被毁则是魔鬼的作为。而勤勉的统计学家会指出,这不过是既定因素的概率结果。既定因素包括房屋构造、龙卷风风速、这栋房子与其他房屋的相对位置,等等。他们也许还会摆出一堆龙卷风摧毁结果的统计数据,证明一栋房子幸存而其他房屋倒塌的情况其实很常见,大多数房屋安然无恙而只有一栋房子倒塌的情况也不少见。这些信息并不能说明那一栋房子为什么能幸存或者倒塌,但我们能从中得知,这一事件并非完全无法解释。

然而,大脑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它眼下最需要的是为发生的事找理由。这种渴望是如此强烈,导致我们完全忽视了一点——很多事根本没有理由。事实上,类似的情况经常出现。有时候,我开车时听见广播里提到“棕马”,往窗外一瞥,正好看见路边有匹棕色的马。每次发生这种事,我都会惊讶不已。从概率上说,这其实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在这种巧合发生的一瞬间,我还是会想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

这不是我们在犯傻,不过是大脑的天性。

无处不在的控制错觉

除了前面提到的东西,还有一点也值得讨论。我故意把它放在最后,希望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有时会认为自己在某个场景中扮演重要角色,心理学家称之为“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当悲剧发生在自己或亲人身上时,我们往往觉得自己该为此负责,心想“要是当时我……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我们觉得自己能阻止悲剧发生,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错觉。但我们需要为悲剧的发生找理由,找“替罪羊”,所以很难听进别人的劝告,接受这并不是我们的错。

这一点在赌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不管你是买彩票,还是进赌场。彩票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人们有“控制错觉”。许多玩彩票的人都相信,自己选的号码要比机器随机生成的号码“好”,因为那是他亲自挑选的。如果有一天没有买那组号码,那组号码却中了奖,他肯定会气得从楼上跳下去。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去买自己选的号码。这个博彩人受了错觉的影响,以为自己能控制号码中奖的概率。但事实上,他根本无法改变概率。

赌场也利用了人们类似的心理。下一次你去赌场的时候,不妨问问玩老虎机的人打算靠什么赢钱。有些人会说,他们知道赢钱的“秘诀”,只要按“秘诀”玩就能赢大奖。他们落入了同样的错觉陷阱,以为自己能靠某种“成功秘诀”改变概率。

可惜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成功秘诀”就是赶紧停手。

为什么庄家总能赢?

《赌博研究杂志》(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刊登了一份研究报告,揭示了在线赌博中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看上去很矛盾,但完全说得通。研究人员分析了2700万个在线牌局,发现玩家赢牌局数越多,赢得的奖金越少。研究人员认为,原因在于他们虽然赢得的局数多,但每局的奖金不多。为了赢得更多局数,玩家得不停地玩牌,而玩牌的次数越多,就意味着惨败的概率越大。事实证明,惨败的局数虽然少,但赢的钱一下子就输回去了。在线赌博者错误估计了“冒险就能得到回报”的不确定性,几局小胜就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结果,庄家总能赢。这是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不适用于少数大赚一笔后见好就收的幸运儿。如果你接着玩,那么笑到最后的一定是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