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男护士各得了我给的二十个福林，便殷勤小心地把他用担架担下楼来。到了医院，我又给病房日班和夜班护士各二十个福林，请求她们看护他。她们向我承诺，她们会每隔半个小时去看看病人。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可以去看他。他虽然有开口说话的能力，却沉默不语。他邻床的病人偷偷告诉我，那两个护士根本就没有踏进病房来瞧他一眼——考虑到她们有一百七十个病人要照看，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大夫们也不屑去给他检查，只是说星期一要给他会诊。邻床的人说，用这种办法处置星期六上午送来的病人是他们的习惯。
我想找头天值班的护士问一下情况，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找到星期天的值班护士，我也塞给她二十个福林，求她时不时进去看看我父亲，我还要求见大夫，因为我在家里已经把一张一百福林的钞票装进一只信封。她告诉我大夫被叫到女病房去给一位患者输血了，但她劝我不要急，她会把情况代我向大夫讲的。我回到病房，父亲邻床的病人一再要我不用着急。既然值班大夫没有时间检查我父亲的病，我也就没有机会塞钱给他了。明天病房大夫来了，他们才有时间给我父亲检查。
“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我问父亲。
“不需要，谢谢。什么也不需要。”
“我去为您买几个苹果吧？”
“谢谢你。我不需要。”
我们的谈话到此终止，实际上我想与他沟通，但一时之间，又不知从何谈起。我问他是不是觉得身上什么地方痛，他却回答说哪儿也不痛，于是我再也想不出该问他什么了，我们只好面面相觑。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向很羞怯，而平时我们之间主要是谈事实，任何发生在头一天的事实，第二天它的意义便缩小到零。我们也从不谈感受。
“噢，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呆了一会后我说。
“好，那你回去吧。”
“明天我再来，再找大夫。”
“谢谢你。”
“明天上午病房大夫才能来。”
“我知道了，谢谢你！”他说着，用目光送我到房门口。
谁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我便被告知我父亲于昨天夜里去世了。我一踏进217号病房，便发现另外一个人占领了他的床位。邻床的病人告诉我，我父亲死前很坦然，也不痛苦，他只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就过去了。我怀疑那人没有说实话，因为我觉得要是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也会用和他同样的语言说同样的话的。不过我还是说服自己相信父亲没有受到任何痛苦就死去了，他邻床的病人根本没有骗我。
我被叫去处理一些手续，我来到医院接待办公室。负责处理这些事情的是一名我从未见过的护士。她把他的金表、眼镜、钱夹子、打火机和一纸袋苹果交给我。我给了她二十个福林，接着向她问及他的情况。这边手续刚办完，整容的师傅就走进来了。他的任务是给躯体梳洗、穿衣服、化妆。他在使用“躯体”一词时，指的是提到的那个人虽然不再活着，可也不是一具十足的尸体，因为尸体的概念应该是整容过的。
我突然想起那封装着一百福林钞票的信封，忙掏了出来塞给这个整容师。他断开封口，往里瞥了一眼后，猛然摘下帽子，从此在我面前再没有把它戴上。他爽快应允我包我满意，我只需要送来一些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被单就行了，他一直保证做得完美。我告诉他说我当天下午就把这些东西送来，外加一套深色的西服，不过我想现在就去看看他。
“您现在就要去？”他吓了一跳，同时问。
“是的。”我说。
“您一定更愿意等它梳洗完毕后再去看它。”他建议说。
“不，我现在就要去，”我坚持道，“我要弥补我的过失。”
他不情愿地领我到太平间。那里亮着一盏电灯，没有灯罩，光线非常强。我们走下几级混凝土台阶，正好在台阶脚下，我看见父亲仰面朝天躺在混凝土地板上，他摊开着四肢，战争场面的油画里，凡在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的士兵都是这个姿势，只不过他赤裸着身子。从他的一个鼻孔里露出半截棉花球，另一个棉花球则沾在他的左臂上——显然是他们最后一次给他注射的地方。
“您其实现在不该来，这会使你很难受。”手里捏着皮帽的整容师抱歉地说。即使在冰凉的地窖里他也不戴帽子，站在我身旁。“如果您等我为它做过整容后再来看，肯定会很满意。”
我没有回答。
“他病很久了吗？”过了片刻，那人问。
“对，病很久了。”我回答。
“噢！那我应该这么做，”他说，“我要把他的头发理短点，这样效果就会更好些。”
“您看着办吧！”我说。
“他梳什么头？”
“分头。”
他不再说话了，我也沉默不语。我不能对父亲说什么，或做什么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无论现在我做什么，说什么，即使我死在他身边，也丝毫不能减轻我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