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曾国藩家书(精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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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致诸弟(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四月初三日发第五号家信,厥后折差久不来,是以月余无家书。五月十二折弁来,接到家中四号信,乃四月一日所发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

京寓一切平安。癣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无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为五年来所未有,今又过之,或者从此日退,不复能为恶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虑,久而弥可信也。

四月十四日考差题“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经文题“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赋得“濂溪乐处”,得“焉”字。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而圣量如海,尚能容纳,岂汉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然此后折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折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也。

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即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关乎与考不与考。上年己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纳、张芾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灵桂、福济、王广荫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三人。是日题“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论”,诗题“楼观沧海日”,得“涛”字。五月初一放云贵差,十二放两广、福建三省,名见京报内,兹不另录。袁漱六考差颇为得意,诗亦工妥,应可一得,以救积困。

朱石翘明府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当写信与之。霞仙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刘继振既系水口近邻,又送钱至我家求请封典,义不可辞,但渠三十年四月选授训导,已在正月二十六恩诏之后,不知尚可办否,当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办,则当俟明年四月升祔恩诏,乃可呈请;若并升祔之时,推恩不能及于外官,则当以钱退还。家中须于近日详告刘家,言目前不克呈请,须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

澄弟河南、汉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难,乃至于此。自汉口以后,想一路载福星矣。刘午峰、张星垣、陈谷堂之银,皆可收,刘、陈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际之道,与其失之滥,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欣慰者也。西垣四月二十九到京,住余宅内,大约八月可出都。

此次所寄折底,如欧阳家、汪家及诸亲族,不妨钞送共阅。见余忝窃高位,亦欲忠直图报,不敢唯阿取容,惧其玷辱宗族,辜负期望也。余不一一。兄国藩手草。

评点:直言上疏

自咸丰皇帝登基(道光三十年二月)至咸丰二年六月出京,两年多时间里,曾氏上了十四道奏折,其中谢折三道、例行公事五道、保折一道、进言奏疏五道。进言疏五道分别为:《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

奏疏,是大臣与皇帝沟通的最主要的渠道。奏疏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为禀报分内的工作,二为建言。建言折最见一个大臣的本色。或出于明哲保身,或因懒惰乏才,许多大臣虽身处高位,肩负重责,一年到头很少甚至根本不建言,实在推脱不了,则不痛不痒地应付一下。乾、嘉、道三朝元老大学士曹振镛有句名言:“多磕头,少说话。”这六个字,的确是宦海戏水者的防身秘诀。

然而,曾氏却不是这样的人。

咸丰即位时年方二十,正在血气方刚的时候。鉴于道光晚年朝政疲沓、国力衰弱的状况,他颇有一番振衰起敝的志向,登极之初便诏令内外臣工对国事多发表意见,以便择善而从,重振朝纲。做了十多年京官的曾氏一向关注国计民生,早就藏了一肚子话,借着这个机会,一年内,他连上了上面所列的五道建言疏。

在《应诏陈言疏》里,他着重谈的是人才之事,提出教育人才的三个主要方面: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所谓“转移”,即皇上以身作则,臣工群相仿效,造成一股巨大力量,以便扭转世风。至于培养之道,曾氏提出了四条途径,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考察之法,即应改变现在的京官仅凭召见及三年一次的京察、外官司道仅凭督抚考语的成习,建议加强监督,常年考核,鼓励人人建言,相互质证。

这道奏疏对时局的批评尖锐而准确,如:“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这些话因切中时弊而痛快淋漓,很快便在朝野上下、京师内外不胫而走。至于“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句话,不幸很快便得到了验证。对付太平军的人才,政府体制中果然没有几个,成千上万的乱世之才,还得靠这位侍郎从体制外去发现培养。

关于《议汰兵疏》,前信评点中已说过。至于《备陈民间疾苦疏》,则是向这位养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年轻皇帝,叙说了民间三大疾苦:一、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在“冤狱”一节中,曾氏沉痛地写道:“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差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司法上的黑暗腐败,对人心的动摇最为重大。看了这段话,便可知江南百姓为何背弃朝廷影从太平军了。

在《平银价疏》中,曾氏针对当时银贵钱贱之现状,提出几条纠正的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颇类似于对规范货币体制一事献策。

五疏中最为大胆也最为冒风险的便是此信中所提到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氏针对这个年轻皇帝三种所谓的“美德”,毫不客气地指出其背后可能出现的流弊。一为“谨慎”,将有可能导致琐碎。在指出近日几处失误实例后,曾氏劝皇上宜效法汉高祖、唐太宗,“豁达远观,罔苛细节”。一为“好古”,将有可能导致徒尚文饰。曾氏列举了咸丰帝的几桩徒尚文饰的事例,尤其有一件事,想必皇上读来心中甚为不快。现照录如下:“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至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文人好名,皇帝也好名。曾氏此谏,无疑给二十岁的好名皇帝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岂不恼火?

第三个所谓美德为“广大”,但若把握不了分寸,则有可能“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不防”。曾氏规劝皇上,用人行政之大权,不可自专,宜付军机处、六部九卿、科道百僚共商。且提醒皇上,当重用有风骨的直臣,不要听信阿谀拍马者的媚柔之言。

曾氏亦知此疏言辞过于质直,故在折末特为写上:“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抑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

据野史上载,曾氏此疏果然引得龙颜大怒,恨不得杀掉这个大胆的乡巴佬以惩效尤。后来多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等人以“君圣臣直”的话来为曾氏开脱,才得以免去了这次无妄之灾。从此曾氏的建言疏再也不敢放肆直言了。

当老家的亲人们看到曾氏这道奏疏抄件时,也都为之紧张。其叔信中说:“所付回奏稿,再四细阅,未免憨直太过。”其父后来为此事告诫儿子:“卿贰之职,不以直言显,以善辅君德为要。”

然而,曾氏的这五道奏疏,很快便传遍天下,广播人口,为他赢得了“关心民瘼”“忠直敢言”等美誉,奠定了他日后办大事所十分需要的基础——海内人望。他的好友刘蓉用这样的诗句来赞美:“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这两句诗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