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挺”，即势不可用尽，功不可独享，大名要推让几分，盛时要作衰时想，刚柔相济，无为而无不为；百尺竿头，不能再进一步；缺欠本身就是完美。曾国藩以盖世之功而能于众说诋毁中安然保全自身，全赖这一“挺”字。主动、积极、参与，以恬淡的出世之心来入世，在困厄中求出路，在苦斗中求挺直。如此方能在前有猛虎后有毒蛇的情况下，不受其左右，气定神闲享受人生之至高境界。
卷一 内圣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译文
仔细思考古人在修身方面所下的工夫，成效特别显著的大概有四项：慎重独处，就会心胸泰然；庄严恭敬，就会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就会心悦虔服；正心诚意，则神灵也会钦敬他。
慎重独处，就是遏制自己的贪欲，连其中最隐蔽微小的地方也不放过，行事遵循自然之理，一刻也不间断，这样内心时时自省且无愧于心，所以心胸安泰。庄严恭敬，就是仪容整齐严肃，心灵宁静专一，稳重端庄而不懈怠，所以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就是要心存仁义滋养的天性，视百姓为同胞，对万物也心存养护。像这样大公无私，自然会受到人民爱戴。正心诚意，就是忠贞不贰，言语笃实不欺瞒任何人，用至诚之德来感应天地万物，因此受到神灵的钦敬。如果在修身工夫上真能做到以上这四点，那么成效自然会到来。我虽然已经老了，也还想在修身方面下工夫，希求能达到成效。
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译文
古人所谓的“独”，是君子和小人都能感受到的。小人认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所以他会产生非分的想法，非分之想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肆意妄为，从而做出一些欺骗他人的坏事。君子担忧自己是单独一人时，会生出真诚的想法。真诚想法积聚多了就会处事谨慎，从而下工夫提升自己不满意的道德修为。虽然君子和小人都是独处，两者的差距却可由此得到评论。
自从《大学》穷究事物的原理并获得知识之后，过去的言论行为都可用作个人开阔眼界充实知识的资料，日常处理的琐事问题，更可深化个人的阅历见识。君子这样做了，他的心在遇到实事时，已经能剖析公私的区别；他的心在联系道理时，又足以精辟地研究其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的坏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在的见识，去实行他所知道该做的事。于是办一件好事，惟恐别人不知道是自己干的，去办的时候迟疑不决。改正一个不好的毛病，侥幸别人可能窥视不到，改正得很不得力。背地里自己独处，虚假的情弊自然会产生，这就是欺骗啊！而君子，惟恐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彻底，在晦暗中会产生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不改正，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邪念如同面对天神，主心骨坚硬如同金石。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方单独行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要点，也是后世贤人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原文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睦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译文
有关自身修为和治理国家的道理，仅凭“勤劳为政，节俭持家，谈话诚信，行事诚恳”这四句话就能终身适用并且受益无穷。所谓话不在多，也不在深，有用即可。
古今圣哲先贤们的胸怀宽广可达到大德的，大概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为而萌生出聪明睿智，这是二程（程颢和程颐）的说法；诚恳到了极点以至于感动神灵，进而达到可预知前事的效果，这是子思的遗训；安于贫穷的境遇，乐于奉行自己信仰的道德准则，所以身体康健面色光润，这是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等人学说的要义；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吟咏诗赋，所以意态闲适神色恬然，这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我常常悔恨自己年少时不知道努力，到老来就常有悔惧之意，对于古圣先贤们的心境情态，不能领略一二。所以我只能反复寻思揣摩，叹息感喟不已。
解读
一个人不管是读书从政，还是做工种田，亦或是经商做学问，都离不开他修身养性程度的高低和掌握的好坏。古往今来，凡能成大事者，无不须具备“内圣”的心法素质。贤者曰：“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达。”即指为人立身处世，应具备一种高尚明达的心境，否则就好像在尘土里打扫衣服，在泥水里洗濯双脚，又如何能超凡绝俗。“慎独”即是这种境界的最高体现，而只有在自持自制的心性修养中，才能逐步达到这样的境界。自律自制，修身养性，要“每日三省”。程颐说，君子遇到困难险阻时，一定要思考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错误而导致这种困难的发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纠正它，没有过错就用它来自我勉励，这是修养自身的美德。
曾国藩在个人修养上尤为严格，每日静坐，反思己过，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修为。所以能够名垂千古而不败。很多人都想从曾国藩身上学到成功的黄金定律，修身处世，立于不败。许多成名的人物，也都受过他的思想熏陶。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毛泽东青年时期，也潜心研究过曾国藩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而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
曾国藩认为，“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故而他认为涵养功夫当以“诚”为本。
概言之，“诚”可以化育天地万物，求诚须不欺，不欺必能居敬慎独，居敬慎独者必无私著，无私著者必中虚，虚必静，静生阳，阴阳来复，是谓天行。
为达“内圣”心法最佳境界，他以“修法十二课”来约束自己的身心，下面列出这十二课的内容。
一、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二、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三、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四、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五、阅读史书。每天仔细读史十页。
六、说话谨慎。所谓祸从口出，很多人都因此招致祸患。所以君子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圣最重要的工夫。
七、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做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八、爱护身体。时刻以父亲的“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训导作为健体却病的准则。
九、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十、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的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中，因为作诗文特别耗费真气和时间，也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十一、写字。饭后写半个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十二、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
一个省心修身、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却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
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曾国藩这点做得最到位。在治学过程中，他每天都记日记反省自己。曾国藩把自己的字改为“涤生”，取意于佛家语“前日之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之种种譬如明日生”。如果曾国藩平时没有养成明事理、析得失的良好习惯，恐怕不会在复杂的官场中不断得到升迁，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名相。
卷二 砺志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
君子立下的志向，是想让自己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圣人一般的德行，有称霸天下的大功，然后才不辜负自己的父母生育了自己，不愧身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是为自己比不上舜帝和周公而忧虑，为自身的德行没有修养完备而忧虑，为学问没有大的成就而忧虑。所以，那些因为顽固的刁民难以感化而忧虑，因为野蛮的少数民族不能征服而忧虑，因为小人当道而贤德的人只能远远地逃避而忧虑，因为普通的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泽而忧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悲天命而怜悯百姓穷苦，也就是君子怀有的忧虑。如果只是个人的如意和困顿，一家人的温饱和贫寒，世俗所说的荣誉与耻辱、所得和所失、富贵与贫贱、诽谤与赞美，君子是顾不上为这些事而忧虑费神的。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译文
明道德、教化民众除旧立新、做事至善至美，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了书而不能将书中的道理应用到自己身上，认为这三项与我毫不相干，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呢？虽说读了书之后能写文章能作诗，也能卖弄自己学识广博，但这也只能算是一个识字的牧童而已，怎么能够称得上是个明白事理而且懂得应用的人呢？朝廷以科举文章来录取人才，也是认为这样的人能坚持圣贤的言论，一定也明白圣贤的道理，做出圣贤的行为，因此能为官管理民众，以身作责来引导和带领其他的人。如果一个人把宣扬德化、教导百姓看成是分外的事，那么他虽然能写文章能作诗，却对修身治人的道理茫然不懂，朝廷任用这样的人作官，和任用牧童作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译文
长年累月在外奔波应酬，还能坚持日常的学习，当然能够日有所进，不会止息。人生只有做事持之以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书法此道，也曾经艰苦探求，但始终无所成就。近日来，我每天摹写，坚持很久没有间断，就觉得我写的字每月都有长进。可见年龄不分老少，事情不分难易，只要持之有恒，就像种树和养牲畜一样，每天看见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奋力前行，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的工夫，自然会有无形的精进。言语迟稳，举止端重，品德性情自然就会有所长进。文章有峥嵘雄骏之气，则学业有长进。
解读
人生在世，不过短短几十载，大凡有志向的人，无不希望生前建功立业，死后万古流芳。然而想成就大事业的人，非有卓越之智慧和超凡之才干不可。而智慧才能的获取，依赖于平时的学习和知识的增进，所以古今中外的成功者没有不讲求治学之道，高度重视知识的作用的。
治学之道，最紧要的是立下坚卓不俗的大志，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学问就长进得越快。
当然，仅有高大的志向是远远不够的。治学，还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务实精神，避免奢谈，踏实认真。要明白学问的获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学问好比金字塔，基础越深越博越好，这样才能在广博的基础上求得高精尖。做学问，必须重视读书的方法。不要贪多，而要专注于一书，力求吃透。同时，治学须避免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依赖于不俗的才学，一个人才可以为国立功，为己立德，为人立言，受到后人的敬仰。
所以，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礼记·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古人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其能否进行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古人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如果说，在古人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也是同古人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美德紧密相联的。
“砺志自强”是道德修养的起点，也是其内在目标和精神动力之所在。这里讲的“志”，也就是一种道德理想。古人指出：“志当存高远。”又说：“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道德之“志”，价值都是一样的。同时，即使是高远之志，若只讲不做，徒托空言，也不能成为德行。只有躬行践履，高远之志才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对理想人格的不倦追求。所以从道德上讲，“砺志”实质上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自我超越的品性。
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可以说都是在砺志中，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取得的。曾国藩的家书，是其毕生奉行“砺志”的生活最为可信的实录。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毫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只有立下坚定的志向，才有可能勤奋学习，修养自身。
一个人立身处世创大事业，谁也无法预知结果。成功的人固然有，失败的人也不少。因此，一个磨炼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必须有磐石般坚定的意志。志者，心之向也，气之帅也。有志者，事竟成。居贫穷而志不改，处危难而志弥坚，报国复邦，建功立业，或闻鸡起舞，或卧薪尝胆，志存高远。孟子在《孟子·告子下》中写道：“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里所举的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圣贤将相，都分别历练过种种不同的人生苦难，有的从事筑墙、贩卖鱼盐等古代所谓的“贱业”，有的做了奴隶，有的沦为囚犯，经受过许多苦难。他们的成功，当然有乘时借势的机遇，但主观意志的坚忍不拔也是重要原因。孟子认为艰难的境遇可以振奋精神（“动心”），坚定意志（“忍性”），增加人的能力（“曾益其所不能”），他把人生苦难说成是上天要委以重任的前兆。
苦难既是一种前兆，也是一种考验，它选择意志坚韧者，淘汰意志薄弱者。要达到奇伟瑰丽的人生境界，要成就任重道远的伟业，必须具有远大的志向和极端坚忍的品质。《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道运行，一往直前，强健不息，君子效法它，因而自强不息。
曾国藩通明古人之意，一生以“砺志”标榜，砺志必须“用世”，也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曾国藩和同乡好友刘蓉、郭嵩焘结为“湘乡三剑客”，他们互相勉励的事尤足以传为佳话。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被顺利地点中翰林后，他锐意进取的精神更强了。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在他的诗歌中，经常有抒发高远志向的篇章。他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自信地表示：“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在给亲友的信中，阐述得更为明确。如在给刘蓉的信中写道：“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也表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就是说，他要按着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来要求自己，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宏愿。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他也的确做到了“砺志”与“用世”，以一介书生而统领湘军兵勇，为清政府统治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真正实现了古时君子建功立业、闻达天下的梦想。
卷三 家范
原文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
译文
家中的兄弟子侄们，应该牢记祖父训诫的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还应该谨记祖父的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我的日记中又有八本的说法，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晚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都是我通过亲身经历总结出的行之有效的论断，弟弟应当教导各位子侄，让他们谨记教诲。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家境贫寒还是富裕，只要能守住祖父的八字和我的八本，都不失为受人尊敬的上等人家。
原文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译文
士大夫家族会很快衰败，往往比不上乡村耕读人家的家运持久。士大夫家族之所以会衰败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使家业衰败的途径有四个方面：不讲礼仪的人家会衰败；兄弟之间相互欺诈的人家会衰败；女子淫荡秽乱的人家会衰败；家族子弟傲慢横行的人家会衰败。使自己身败名裂的途径有四条：骄横傲慢、恃才傲物的人必败；是非不明、放纵下属的人必败；贪婪苛刻、求全责备的人必败；反复无常、没有信誉的人必败。从没听说过在以上这八个方面都没有过失而无故败家覆身的人。
原文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译文
天下的官宦人家，大多只是一代就将家业享用殆尽，他们的子孙起初还骄横懒散，继而漂泊浪荡，最终困死在沟壑旁。能有幸将家族基业再维持一二代的实在非常罕见。
商贾巨富人家，勤俭持家的能够延续享用三四代；耕读人家，谨慎俭朴的能够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友善和睦的人家，则能延续十代八代的样子。我现在仰仗祖先累积的功德，能够少年得志、家业发达，但是我非常担心我一个人享用殆尽，所以教导各位弟弟和子侄们，希望大家都立志发奋，使我们家成为耕读、孝悌、友善和睦的家庭，而不愿它成为一般的官宦人家。如果不能看透这一层道理，那么即使科举高中，官位显赫，终算不得祖父贤能孝义的子孙、我们家族的功臣。如果能识透这番道理，那我将钦佩之至。澄弟一直认为我升官得志，便是孝子贤孙，殊不知这并不是贤德孝义啊！如果以此为贤孝之举，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是位极人臣、显赫一时的人物，岂不可以说他们也是贤孝之人吗？我自知学识浅薄，误登高位显爵，于是事事留心，时时在意。我此时虽身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做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希望能在弃官回家的时候，自身可以淡泊名利，妻儿子女也可以担任劳作，这样才对得起祖父和各位兄弟，也对得起宗族乡亲。仅此而已。
解读
中国古代文人的立身行事之道大抵不外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家齐则万事兴。古人的家族观念甚重，只有家中诸人和睦友爱，这个家族才能兴旺繁盛。
曾国藩的齐家理论以“和”字为中心，铺陈开来，总结出了“八本”格言、八字家规。他反对奢侈，主张勤俭持家，反对给子女留下大笔遗产，而要培养子女自立的精神，认为子女不指出长辈的错误也是不孝行为。
咸丰十年（1860）二月，曾国藩一面统兵作战，一面辑录经史百家杂抄，作书寄家，名其所居曰八本堂：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这八句话，是曾国藩从经历学识各方面得来的妙谛，也是曾国藩家庭教育的范本。曾国藩终身行之不懈，亦愿其子弟终身行之不懈。希望其子弟勤俭持家，半耕半读，成为知书识理的谦谦君子。
曾国藩熟读前人书籍，自然知道自古以来，许多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都是因为子孙骄奢淫逸所致。所以他虽出将入相，却最担心子孙长处于富贵乡里，习惯过一种寄生虫似的生活，渐渐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经常言传身教，对家中子弟谆谆告诫：“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说：“勤俭持家，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饭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曾国藩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他的日常饮食，总是以一荤为主，如果没有客人，不会另增一荤。据说他吃饭遇到饭里有谷粒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粒剥开，把谷粒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他的穿戴更是俭朴，一件青袍马褂一穿就是三十年。
另外，曾国藩将其家规编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书：就是读书；蔬：就是菜蔬；鱼：就是养鱼；猪，就是养猪；早：就是早起；扫：就是扫除；考：就是祭祀；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国藩的家书家训，流行民间，至为广泛，相当于一部家庭教科书。后人戏称八字家规为治家的“八宝饭”。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以八本堂的八句话为经，以“八宝饭”的八个字为纬，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一套治家的理论体系。千百年来，中国谈家庭教育者，未能出其范畴。
除八本八宝之外，曾国藩还有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这也是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的教诲，星冈公对于医药、僧巫、地仙，一见即恼，斥之惟恐不远，因此曾国藩也一生不爱和这些人往来。另外“勤俭孝友”四个字，曾国藩于家书中也常提及：“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至，其衰也则反是。”又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灵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
此外，曾国藩对于妇女之教，亦极注意，他曾说，自古家庭能长久兴旺，男子一定要讲求耕种和读书二事，女子要讲求吃饭和穿衣二事。他还认为，凡是世家子弟不勤不俭，从世家妇女的言行中就能看出来。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还不惮其烦，为家中儿子侄儿、媳妇女儿们亲制了一份功课单，具体内容抄撮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属（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
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工。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即纱绽）；细工五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右验功课单，谕儿媳、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这一份“功课单”，除人手一份外，还贴在内堂。
所以曾国藩的儿媳、侄儿媳妇和几个成年还未出嫁的女儿都精通针线活，并且年年给他寄送鞋袜，让他评定她们手工的优劣。
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每日带领家中女眷纺织酿造，做酱菜，勤于女工，从不懈怠。
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内容之一。曾国藩治家有方，兄弟多有建树，子孙也人才辈出，家中一团和气，尊老爱幼，子孝妻贤，世世代代广为流传。
卷四 明强
原文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译文
“智、仁、勇”三项至圣的德行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往今来，豪杰志士、才能特出的人都被称为英雄。英也就是明的意思。明有两个方面：一般人只看到近前的事物，我则可见更深远的事物，这叫高明；一般人只看到粗大显眼的东西或者事物明显的一方面，我则可看见细微的东西或者事物细微的方面，这叫精明。这里所说的高明，好比身处一室之中，人们只能看到近处的景物，若登上高楼，看得就远了，如果登上高山，见到的就更远了。而精明，就如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照它，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又如满是粗糠的糙米，捣两遍就可除去粗糠，捣上三遍四遍，就精细白净到极点了。
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资质，而精明则全赖于后天钻研学问的程度。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身居高位，我们天赋资质都不算很高明，全靠勤学好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买显微镜，可深知极细微方面；好学如同捣舂了好几遍的米，可去粗取精。总之，必须心中了如指掌，而后口中说出自己的决断。对事物能了解明白后再做决断，就叫英断。不明所以，稀里糊涂就做决断，就叫武断。武断自己的事，产生的危害还不大；武断他人的事情，招致的怨恨就很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轻易下决断，才足以保住福分。
原文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译文
要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工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这五个方面，主要归结为使糊涂的弄明白，使柔弱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去做，做事不坚定就不能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四个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深合我意。自古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祖父教导别人，也说要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豪雄的气概。只是几万兵众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弟弟你能够保持数万人的刚猛士气，长时间不至于消靡折损，这是你的过人之处，以后更应在这方面下工夫呀。
原文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译文
凡是国家强盛的，一定是得到了众多贤臣良相的辅佐；家族兴旺的，一定是出了很多贤良忠孝的子孙。这关系到天道运命，不全是出于个人的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强盛，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够集思广益，使自己慷慨自得，等同于曾子因自我反省而屈伸有度。只有实践曾子、孟子和孔子告诉仲由强胜的道理，自身的强胜才可以保持长久。此外斗智斗力的强盛也很重要，有因为强盛而迅速兴旺的，也有因强盛而彻底惨败的。古时人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等人，他们的智力都卓绝一世，而他们灾祸与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世人像陆、何、肃、陈也知道自己胆力超群，却都不能保持强盛到最后。所以我们在自己弱的地方，需要自修的地方，求得强盛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不要一味逞强。福气和利益都是身外之物，一个人如果专门在胜人处逞强，那么是否真能强到底，却都不能预料。即使是终身强横乡里安稳度日，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们不屑提起的。
解读
曾国藩一生刚强，坚而不脆，认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认为“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上承家训，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他甚至“尝自称欲著《挺经》，说他刚毅”。正是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
曾国藩的倔强，在他最初出来带兵的时候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是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出来带兵的，无地盘，无粮饷，事事仰仗于人。偏偏他又是勇于任事之人，所以与地方官员势同水火，屡屡发生冲突。加上初期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败，更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然而，在与官场政敌和与太平天国的双重搏斗中，他却养成了一种咬牙立志、不肯认输的性格。他把这称之为“打脱牙，和血吞”的“挺”字功夫。他曾经夫子自道说：
李申夫曾经说我与人怄气从来不说出，而是特别能忍耐，一步步寻求自强之道，因而引用俗话说：好汉打掉了牙，和血吞下去。这正是我咬牙立志的诀窍。我曾经被京城中的权贵所唾骂，被长沙官场所唾骂，被江西官场所唾骂，也经历过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被打掉牙的时候多了，没有一次不是连血一块吞下去的。
又说：我办理湘军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士们都愿意离开水师而做陆军。但我咬紧牙关将局面维持了下来，而后终于有了重振的机会。安庆没有合围的时候，祁门大营十分危急，黄德的局势也很危险，大家都建议我撤安庆之围，以支援祁门、黄德，但我咬紧牙关不撤，终于打下了安庆。至于南京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大城，易守难攻，我却以孤军将南京围了起来，大家都说恐怕要蹈前面清军的覆辙了，然而最后竟然立了大功。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联以自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这种倔强性格的写照。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自胜，也得克己，所以，刚强也是一种克己之学。克己，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下手，即“刚柔互用”，不可偏废。
曾国藩说：“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并非就是暴虐，强矫而已；柔并非卑弱，谦退而已。”为使“刚”得恰到好处，“柔”得也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刚柔均须建立在“明”的基础之上。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致书诸弟说：“‘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又说：“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不明而强，于己则偏执任性，迷途难返，于人则滥用权威，逞势恃力，终归都是害人害己。
所谓“明”，就是要明于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欲强，必须明；欲柔，也必须明。否则，虽欲强而不能强到恰当处，虽欲柔而不能柔到恰当处。一味刚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一味柔弱，遇事虑而不决，决而不行，待人则有理不争，争而不力，也是不能成功的。明有两种，一种叫高明，一种叫精明。同一个地方，只有登上高山的人才看得遥远，这就是高明。同一件东西，凭空估计不如用秤称得准确，用眼打量不如用尺量得准确，这就是精明。
以明为基础的倔强，其实就是一种定见，是一种看清问题后坚持到底的决心。据此，曾国藩认为，“强”有两种：“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国藩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自反而缩”的“强”。孔颖达注：“缩，直也。”指正确的道理。反躬自问，为维护正确的道理而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强”。故曾国藩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味逞强，终必败露；炼就意志刚强不拔，就可能有所成就。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向清廷伸手要权、拒绝鲍超北上勤王，便是明强法中最显著的事例。
做官讲求明强，能处理很多麻烦事。所以曾国藩认为，做官讲明强，修养心性，可以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这样才能保持平静，保持平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心急似火，性如烈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因此，“明强”之法，仍讲究修炼自己，尤其在遇到困难时，要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决不求一时之功，轻举妄动。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是明智之举了。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终会失败。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的矛盾，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强烈地征服自我，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进。到了一定时候，你就会因为自修而完美和强大，这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曾国藩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明强，也希望自己身边的人都做明理之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正无偏，属下弟子才能明理谦恭，官位势力才不至于很快倾颓，自身道德修为才能日渐精进。
卷五 坚忍
原文
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好游侠，故数称坚忍卓绝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及此篇之述贯高皆是。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如本纪以黄帝第一，世家以吴太伯第一，列传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赞称张、陈与太伯、季札异，亦谓其不能遗外势利、弃屣天下耳。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译文
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这都是事实。爱好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本篇中所讲的贯高都是此类人物。崇尚黄老，所以多次称赞他是鄙视富贵，厌世弃俗的人，如本纪以黄帝为第一，世家以吴太伯为第一，列传以伯夷为第一，都是这个宗旨。此篇赞中说张耳、陈余和太伯、季札不一样，也是他们没有能够回避势利，抛弃天下。
过去耿恭简公说过，做官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忍，有耐性。其实带兵也是这样。和官场往来，我们兄弟都患在略知世态却又怀有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想法，既不能硬做主张，又不能迎合世事，所以到处落落寡合。迪安之妙就在于他全然不了解世态，他腹中虽然也有些不合时宜的想法，却能一味浑同包容，永不表现显露。我们兄弟却时刻把它显露出来，总不是带来福气的办法。雪琴和我们兄弟最相像，也少有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包容，决不显露表现。将来性情修养纯熟，身体也健壮旺盛，子孙也受用无穷，不要沉湎于官场的机变伪诈，这样恐怕在官场越久，德行就会越浅薄。
原文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而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译文
弟弟你在信中自认为是老实人，我也相信自己是个老实人，只是因为阅历世途，饱经世事变迁，约略学了些机谋权变之术，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机变之术的作用远不如人，白白惹人笑话，让人怀恨罢了，有什么好处呢？近来忧思猛然间醒悟，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显现出来，归还本来面目，恢复我固有的本性。
弟弟你此刻在外面，也应该即刻恢复老实的本性，千万不能走上投机取巧的道路，并且越陷越深。即使是别人对我机巧奸诈，我仍然用混含应付，用诚愚应付；久而久之，那个人也会对我渐失机巧之心的。如果双方钩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疏远，那么报复将会是无休无止的。
原文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译文
我们办事，成败要听天由命，诋毁和赞誉也随别人去。只有自己的行事准则，可以靠自己来制定，也就是不随众人的欣喜和忧惧而欣喜或忧惧。
解读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正是把“恕”当作“夫子”的一项重要修养目标。“恕”是对人而言的，自己不愿意做的，不要强求别人做。“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便是善于忍。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忍辱负重的例子。越王勾践为奴三年，卧薪尝胆，伺机待发，最后一举歼灭吴国。司马迁身受宫刑，仍然坚忍卓绝，耗尽心力，编成巨著《史记》。
曾国藩外藏内敛的百忍之道，至今为后人叹服。咸丰七年（1857年），四十七岁的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但也是他反思自省最深刻，对“忍经”琢磨最多的时候，为他的再次复出，打下了扎实的心理基础。“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的气度。
曾国藩的为人，不论治军治政或立身为学，都有一种不可及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坚忍和“吃硬”。一个主意，当曾国藩做出决定后，并且认为是对的，那么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前途如何困难，他总是勇往直前，不避艰苦，拼命地去干，绝不灰心。
但是，曾国藩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拍案而起参他一本，或拔剑而起势不两立。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没有抟扶摇直上九霄，也没有一失足掉进深渊。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并且总能启动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在这亦忍亦纵、忍多纵少的人生波涛中，曾国藩颠簸了一辈子。
卷六 刚柔
原文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公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译文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不是从自强自立做起的。即便是圣贤之人，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独立不惧，坚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的时候，好与一些身居要职、名声高远的人闹意见，也是一开始就具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的气概。现在我体会到天地之道，是要刚柔并济，不可偏废。太柔容易萎靡，太刚则容易折断。这里的刚不是暴虐的意思，只是要使弱变强；柔也不是卑弱的意思，只是在强的方面谦退一些罢了。做事为公，应当勉力争取；争名逐利，则应当谦让退却。开创家业，应当奋发进取；守业享成，则应当谦逊平和。出外与人结交应对，应该努力表现；回家与妻儿安享消受，就要谦恭淡然。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外享崇高声名威望；一方面求田问舍，内图奢侈待遇享受，这两者都有盈满的征兆，全无一丝谦虚退让的表示，那么这一切必定不会久长。
原文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译文
每当肝火发作时，不只是不平和，更不恐惧，确实有这样的境况。不仅年轻气盛时是这样，即使我现在逐渐衰老，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要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压制自己的怒火，佛教称这为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许多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关键在于稍稍控制自己，不要让肝火过盛。降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人所说的遏制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警戒忿怒，就是伏虎。佛家与儒家的说法不一样，但节制气血，却没有不同，总是要不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躯体。
原文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译文
至于“倔强”这两个字，却不能缺少。不论功业还是文章，都必须要有这两个字的精神贯穿其中，否则便会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是从倔强二字引出的。我们家兄弟都继承母亲很多美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在倔强上。如果能够去除愤懑的欲望而休养身体，多些倔强的气息来激励志气，那么就可以进步不止了。
原文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译文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能没有。但是强毅和刚愎的区别很大。古话说，能战胜自我就叫强。强制、强恕、强为善，都是战胜自我的意思。如果不习惯早起，就强迫自己天不亮就起床；不习惯庄重恭敬，就强迫自己参加祭祀斋戒；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能强迫自己勤劳不倦，就是强。不习惯坚持，却能强迫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就是毅。除此之外，力求以气势胜人，就是刚愎了。刚毅与刚愎二者有相似之处，但其实质却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觉，不可不谨慎。
解读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自古以来，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靠自立自强闯出来的，哪一个圣贤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义尽的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也有刚的时候，他当宰相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正是因为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忍不拔。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
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人间，哪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哪一个人离得了他人的信任与帮助？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东西。
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只有刚柔并济，刚强而又坚韧，方能成就事业。中国有句名言，叫做“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一语道破以柔克刚之真谛。君子柔且刚，刚且柔，这又道出了刚柔相济之道。非一味地柔，而是为柔，月缺不改光；为刚，剑折不钝锋。那么，以柔克刚，要点在于“克”，柔是刚的手段，以柔为挺，以柔为进，这就是柔的实质。
对于何时何处可刚，何时何处可柔，曾国藩有自己的法则。凡遇事若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退让；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业享乐时，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受时，应当谦退。
所以后期的曾国藩是“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杯”。当他对付最高统治集团时，用的是柔术；当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则刚强之至。他训练出来的湘军子弟兵，个个英勇善战。
他第一次攻陷武汉，消息传到京城后，咸丰帝大为高兴，情不自禁赞扬了曾国藩几句，当时身边的近臣就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未必是国家之福吧！”咸丰帝听了，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了，并久久沉默不语。
面对这种大祸即将临头的险恶局面，曾国藩立即又打了一套漂亮的“太极拳”。他首先用“御”劲退出一部分军权，并裁减四万湘军；又用“封”劲把南京的防务让给旗兵，由他发全饷；用抢来的钱财建筑贡院，提拔江南士人，一下子就封住了朝野的铄金之口。此计一出，果然朝廷上下交口称誉。曾国藩不但没因此招致祸患，反而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
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祸福相依。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就是大凶大难之时。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长久地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
曾国藩的办法是柔顺、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柔顺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刚毅”过了头才需要柔顺，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柔顺。柔顺是什么？曾国藩说，“柔顺，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存在着，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正是这种思想使曾国藩谦恭自省，时时节制自己的言语行为，不敢有丝毫松懈。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告诫自己身边的人，也要有这种月圆则缺的思想。他曾经给同为清廷名将的胞弟曾国荃写了一首诗，原文如下：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中的屠羊说是一个帮助被伍子胥打败逃亡在外的楚昭王复国的隐士。昭王回国后再三请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受，宁肯继续过他摆摊卖肉的清贫日子。曾国藩借用这一典故，告诉弟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办公桌的左边挂满了朝廷的奖状，右边放了一大堆告发我们、咒骂我们的传单吗？人世间的事本来就如天平一样，这头高了那头就低，既不应有了功就忘乎所以，也不能被人骂就垂头丧气。只要效法屠羊说的做法，把一切都看开了，荣誉也罢，毁谤也罢，都不过是蓝天上的一片浮云，一会儿就会被风吹散，成为往事。那时，蓝天依然是蓝天，只剩虚空无垠，碧海无边。”
所以，曾国藩才能打消皇帝对他功高震主的疑虑，从而躲过祸患。
卷七 英才
原文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铻而终无所成。
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译文
即使是良药，如果不对病症，那效果还不如一般的药物；虽然是贤才，但所干之事不适合于他的专长，那么还不如去找平凡人来干。质地坚韧的木梁可以撞开牢固的城门，却不能用来堵住老鼠洞。强壮的水牛不会捕捉老鼠，日行千里的骏马也不能守住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斧头好用。传世数代的宝鼎，用来开垦荒地，还不如普通的木犁。只要是应和当时的情况，普通的东西也会产生神奇的效验。否则认不清锄头、宝剑的特性，干什么都会弄糟。
所以世人不忧虑没有人才，而忧虑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魏无知在议论陈平的时候说：“现在有个年轻人，很有孝德之行，却不懂战争胜负的谋略，您该如何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争忧患之时，如果一个人不懂战争胜负谋略，即使有高深的德行也没地方应用。我生平喜欢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迈了，才知道药物虽很多，却也有治不了的病。
原文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译文
没有军兵，尚不足焦虑；没有粮饷，也不足以痛哭，只有放眼当世，想求得一个见利不争、义字当头、忠挚耿直的人才，不能够立即找到；或者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却又因为地位卑下，往往因此抑郁不舒，受尽挫折，终至罢官或者死亡。而那些暴虐贪婪善于钻营的人却占据高位而享尽富贵，受人尊重，健康长寿，直至衰老，这是真正令我慨叹无奈的事啊！静观天下大局，这种不平的事情实在难以挽回。而我们所能够勉力去做的，就是尽量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引导大家的）核心力量。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努力坚强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强迫威逼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强迫威逼环境中立起来。”董子（董仲舒）说：“努力勤勉地做学问，那么所见所闻就会广博；强韧不拔地寻求真理，那么道德修养就会日益进步。”《中庸》里所说的“他人知道一件事，自己要知道一百件；他人了解十件事，自己要了解一千件”，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下苦功。现在人们都期盼自己能为世所用，但自身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一再努力，那么就可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人不知道自己吗？
解读
人处于世，免不了要和其他人接触。优秀的人懂得辨识英才，与他们接近，向他们学习，从而提升自己。作为领导者、统帅，识人辨人的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任何领导者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善于发现人才，网罗人才，礼待人才，并且大胆使用，因才授职，尽其所长。因此，善于知人用人，是君王将帅能成其大事大业的核心。
每个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在一个人身上，往往优点与缺点共存。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在于会用人，发挥他的所长，避免他的所短，这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作为一种领导艺术，就要本着“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原则，不因为一个人有些缺点和过失而与人才失之交臂，不要让人觉得怀才不遇，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中没有过失呢？所以古人知道用人不求其备，论大功不录小过的道理。伍子胥对陈惠公说：“用他的长处，避开他的短处，那么，天下的人没有不能用的。”
曾国藩统帅湘军，战功卓著，其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便是对人才的重视，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咸丰十年（1860）冬，因侵略者侵占北京，咸丰帝避走滦阳热河行宫，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诸省疆臣也纷纷陈奏，众口一声，以为迁都乃当时第一良策。惟曾国藩称，“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跋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只要有忧思勤勉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他向朋友和兄弟们反复说明“须以修明政事，谋求贤才为紧要任务”；“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坏事如此，好事亦如此。
古人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是深知这个道理的，因而在人才问题上深具历史的卓识与战略的眼光。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中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封疆大臣军营统帅遍布全国。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
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由于曾国藩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盛极一时”。
容闳回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薛福成把曾国藩幕府中的人才分为四大类型。
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划者”，有李鸿章、刘蓉、李元度、何应棋、郭嵩焘、邓辅纶、李鸿裔、钱应博、陈鼐、许振、向师埭、黎庶昌、吴汝纶等。
第二类是以他事从曾国藩“邂逅入幕，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有左宗棠、彭玉麟、李云麟、罗萱、李鹤章、李翰章、陈兰彬、李榕、王定安、陈士杰等。
第三类是因学问渊博而在幕府中做宾客，平时讽谏建议，来往没有规律或是招纳到书局，并没有具体委以公职的人，有吴敏树、吴喜宾、张裕钊、俞樾、罗汝怀、复燮、曹耀湘、赵烈文、钱泰吉、方宗诚、李善兰、汪士铎、华蘅芳、徐寿、戴望等。
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有冯俊光、程国熙、陈文坦、洪汝奎、刘世墀、何源等。
薛福成仅录了八十三人，不能代表幕府实况，实际上曾国藩的幕僚达四百人以上。重要的如年轻的工程技术专家徐建寅，为曾国藩筹办军械工业组织并带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国的容闳，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内。这些幕府人物有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卓有成就。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经学家。左宗棠是杰出的军事家，后来在捍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郭嵩焘后来则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郭氏与薛氏都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我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网罗天下之士，也须使其处囊中，尽展所长。曾国藩曾经用八个字非常精辟地总结了用人的经验：广揽、慎用、勤教、严绳。
他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慎用”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窒穴、牦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才必须“器使而适宜”，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此评价较高，他说：“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哉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慎用”另一方面的意思是“量才录用”。曾国藩对人才的使用极为谨慎。他认为行政之要首在立法与用人二端。而他生当末世，主要使命是“扶危救难”，维护旧制度，基本上无“立法”之责，而其事业之成败，也就主要在于用人得当与否。故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着力之处”。为用人得宜，不致因用人不当而坏事，曾国藩对人才总是反复测试、考察。
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
卷八 廉矩
原文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歔。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文
翰臣方伯廉洁清正的作风，令人钦敬仰慕。但是死后家境萧条败落，无法庇护家人，这使人觉得不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学做榜样，甚至善良的事情也没必要做。他一生好学不倦，正打算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却不幸去世。我昨天送了百两纹银帮助他办丧事，又做了一副对联悼念他：“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我这样站出来大声呼吁，颇有号召众人学习的意思。但我只是处于客卿的位置，估计无人响应，所以只好独自反复感叹不已。韩愈曾经说过：“贤德的人经常无法维持自身生活，无德的人却志得意满，不可一世。”这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这种情形的叹息呀！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文
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尽心力修德养性的，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都秉持礼法。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谈不上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法协理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记录典籍以《周礼》做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中通晓礼法、擅长游说辞令，常能说服众人，实现自己的主张，因而使国家强盛。但是战国以后，用烦琐的文字规范“仪礼”的标准，是叔齐所讥讽的虚有其表。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追逐流俗啊！近代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原貌的佳处。秦蕙田编辑《五礼通考》，把天文、算学录入到“观象授时门”一类，把地理、州郡录入“体国经野门”一类。这样做，对于著书的意义和条例来说，就有些繁杂不精，但该书对古代经营世事的礼法则全部具备了，所以也说不上有什么失误。
原文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译文
崇尚节俭可以用来培养廉洁之风。过去，州县的佐官杂员在省城任职办事，国家没有薪水银两。如今，每月可领到数十两银子还嫌给得太少，这就是所谓的不知足呀！要想学习廉洁正直，必须先知足。看到各处的难民，遍地都是饿死的人，而我们却衣食无忧、住行不缺，已属万幸了，哪里还有什么奢望呢？哪里还敢任意糟蹋东西呢？不仅应当正当地获得利益，还要正当地赢得名誉。不要贪图向上保举获得功劳，不要贪图虚浮不实的名誉。事事知满足，人人守纪律，那么正当的风气就可挽回了。
解读
从古至今，为官者茫如群星，但是为官不贪的却寥寥无几。曾国藩就是为数不多的廉洁官员之一。
为官不贪是曾国藩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的祖父曾对曾国藩的父亲说：“虽然宽一（曾国藩的乳名）点了翰林，但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这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初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借此来号召乡土的豪杰人才。曾国藩当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又说，一般的人，都不免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
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正因为不爱钱，所以他谆谆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也孜孜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所自傲的，是这一生的确做到未动用军中财物，没有贪污军中粮饷。
他对儿子纪泽说，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宦习气，吃饭住宿，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约可以，略略丰盛也可以，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是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如此，故时人诙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他三十岁生日时，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遇庆贺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服穿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
他教导家人不要骄奢淫逸，不要取用不合道义的钱财。在家乡主持家政的是他的四弟澄侯，曾国藩曾经写信给他，指出家中诸人过于奢华，动不动就坐四抬大轿，招摇过市，影响很不好，并且也为子孙们埋下了骄横贪逸的种子，要求他们应当常存谨慎朴素的思想，不要追求奢靡和享受。
虽然在外做了大官，但是他并未给家中寄回太多钱财。“荫亭归，余寄百五十金还家，以五十周济宗族。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军中银钱，余不敢妄取丝毫也。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与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只有勤俭的人家方能家运长久，不至于很快颓败。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光复安庆，同治皇帝初立，着意笼络曾国藩，加官晋爵，命曾国藩节制苏、皖、赣、浙四省，东南精华地区都在曾国藩的号令之下。这时曾国藩的妻子欧阳夫人带着小女儿曾纪芬由湘乡老家赶到安庆与曾国藩团聚，彭玉麟特地准备了一艘十分考究的巨船，用素绢装饰船舱四壁，亲自绘上梅花，前去迎接，时人号称：“长江第一船”。被曾国藩知道了，对彭玉麟大加责备，下令毁掉那只船。
曾国藩的女儿和夫人与他一同住在江宁两江总督府时，他规定她们白天下厨做饭菜，夜晚纺纱织麻，一直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他的朋友也曾说过，曾氏任两江总督期间，其夫人欧阳氏与长媳刘氏每夜纺棉纱，不达四两不休息。
同治年间，曾国藩虽已出将入相，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针砭自己。
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新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如果说，曾国藩小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昨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曾国藩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实在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卷九 勤敬
原文
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译文
治理政务，首要的在于爱民，爱护人民必须先督察官吏，督察官吏的要点在于知道他的为人，而知人必须谨慎地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说的“仁术”中，“术”字最有道理。喜爱一个人也能知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也可以看见他的长处，就是“术”字的意思。又说遵行大道、顺应时势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具体的行为上去勘察，而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浮夸的言论。应当先提高自己的观察识见能力，然后再去访察别人的言论。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译文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这几点。勤能像周文王那样勤于政务而没有闲暇；大就像舜、禹两位帝王的功业伟大而不可代替；谦就像汉文帝的自以为不可胜任。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的态度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就在其中了。古往今来的圣贤豪杰，哪怕是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之真理大道的士人，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可以说是“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
原文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译文
我踏入仕途已有好些年了，已经看够了京城的风气。那些达官贵人、权贵显要们，特意表现出从容宽容的气派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对下属姑息纵容，一团和气，这种现象我早就知道并且很熟悉了。但是我多年养成的惯常禀性，不仅没因此磨平，反而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我想惩治迂腐肮脏的这一类现象，想改变这个社会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的坏风气。不过，矫正偏差难免超过应有的限度，有时更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激，因此经常招致深重的怨恨，被一些人讥讽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有道德的君子本来不应责备他人没恪守中庸之道，并且还应该同情体谅他被激发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许多事都很难办，焦灼万分的时候，也不是不想干脆眼一闭，睡到棺材里算了。舒舒服服地休息，什么事也不用看也不用管，也许比今日活在人世间更快活。于是焦虑越来越重，公事越来越繁乱，而能够永远悠哉快乐的日子却遥遥无期。而我又晋升为大学士，责任更重，被人指责评议的地方也就越多。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耀，我现在实在是把它当做痛苦、烦懊的处境，但处在这种形势之下，又万万不能置身事外。我也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解读
为政应当勤敬，当官也应当勤敬。古来成大事者，都以事业为重。诚惶诚恐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中国这种谨慎勤敬古已有之，后世亦未断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历来成为官员勤政爱民的典范。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称一绝。康熙帝从政六十余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彻曙听政，日脯而食；数十年间，极少间断。这是康熙帝勤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康熙帝于每日清晨至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这就是衙门听政之制。而康熙帝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务在精勤，有始有终。在他执政的前几十年间，“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写字，仍用左手执笔批旨，而决不假手他人。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说：“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这并非过誉之词。康熙帝的勤于政务，以身作则，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曾国藩早年做京官的时候，对于清廷内忧外患纷陈迭至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勤敬之于政务，首要的是治民；而治民的第一要义是爱民。曾国藩从中寓悟到，必须经历一个自上而下的大改革，才能使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振作起来，以恢复到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改革的切入点应是整顿吏治，改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
为此，他先后上呈《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痛陈对统治危机的忧虑，阐述吏治弊病的极度严重，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种：退缩与琐屑。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而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己以严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既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既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既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的勤敬精神在他治军方面有深刻的体现。他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他说：“担心民心一旦失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堵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希望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他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无论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他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曾国藩在湘军操练上，严格要求，从不间断，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到熟练掌握技艺的程度，从而训练出一支精强的军队。
卷十 诡道
原文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译文
带兵的方法，用恩情不如用仁义，用威严不如用礼遇。“仁”的意思就是：要想自己立身成事，先让别人立身成事；要想自己达到目的，先要达到别人的目的。对待士兵要用对待自家子弟一样的心情，希望他能够成就事业，希望他兴旺发达。那么人们自然会感恩于你。“礼”的意思，指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不管年龄大小，不分位置上下，不能怠慢侮辱别人，要安适平和而不能骄傲自大。端正衣冠，目光庄严肃穆，使人看见就生敬畏之心，觉得你威严持重不猛烈。做事要非常敬业，待人要端庄，于无形无声之中显出凛然不可冒犯的气势。那么，别人自然就能尊重你的威仪了。如果遵照了这两个方面，即使是到蛮夷落后的邦国也行得通，又有什么样的兵士不能管理呢？
原文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译文
用兵，是很冷酷的事。有哀痛悲愤之意，如同面临失去亲人的场面；肃穆庄敬之心，如同身处祭奠仪式，这样才可以讲用兵。如今杀猪狗牛羊之际，见它们嚎叫啼哭在刀割之时，痛苦挣扎于斧案之间，仁慈的人就不忍心看，何况眼见以人命来相搏杀的争战之事呢。先不说战争失败的情形，即使幸运地获胜，看见战场上死的死伤的伤，到处是断头穿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的场面，哀痛悲切还来不及，哪里会觉得高兴欢喜呢？所以在军队中不应有欢欣喜乐的情形。有欢心喜悦情绪的，不论是高兴还是骄傲轻敌，终归在战争中失败。田单在守即墨的时候，将军有赴死的心思，士兵没有生还的念头，这是能打败燕军的根本原因啊！等到进攻狄戎时，士兵们披着金甲玉带，驰骋在淄渑之间的土地上，有求生的乐趣，没有赴死的心思，鲁仲连认定他一定打不赢，果然言中。用兵打仗的事应当有凄惨的准备，不应有欢欣的妄想，这才是明智的。
原文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内心不可不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译文
练兵就如同作八股文，只要心中有百篇背得烂熟的文章，那么文章的结构布局、立意主题之法，就常有熟路可寻，行文腔调也会左右逢源。凡是那些读书太多，实际上却潦草浮泛没有心得体会的人，一定不会写文章。用兵也应该有简达易练的营垒、兵法纯熟有谋略的将领，学习阵法也不可贪多而不切实际。这时，自己想控制全局是毫无把握的，如果立即追求成效，就会虚火上浮而身体困乏，弟心中不可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常说进兵必须由自己作主，不能因为他人的言论而受到牵制。不仅进兵是这样，即便寻常出兵开仗也不能受人牵制。应该开战的时候，即使别的营垒不愿出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的时候，即使别的营垒一再催促，我也要坚持不进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作写应酬的文章，那么就再也不能出奇制胜了。
解读
“兵者，诡道也”，趁敌人不注意时，攻其不备。或者主动出击；或者坚守阵地，以逸待劳。
我国历代战乱不断，所以关于阵法、用兵之术更是层出不穷。《孙子兵法》早在几千年前就盛行于世，大凡有志兼济天下的人多半都看过类似的兵书。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潜心钻研前人的兵法，将其运用到湘军作战中，虽屡战屡败，但仍不断总结，屡败屡战，最后终于平定太平军，为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
《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大意是说，我不敢先发动进攻，而是采取守势；不敢冒进一寸，而要后退一尺。这就叫做：虽然有阵势，却像没有阵势可摆；虽然要奋臂进击，却像没有手臂可举；虽然可以牵制敌人，却像没有敌人可以牵制；虽然手持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持。
老子的这一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并成为他攻防战守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说，“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
那么何为主，何为客？何为奇，为何正？这主、客、奇、正之间有什么奥妙，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这种战略战术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在咸丰九年（1859）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曾国藩带兵时就抓住一点：不轻进，不轻退。他打仗的作风是：扎硬寨，打死仗，就是说拼消耗，拼实力。他的军队一旦扎下营盘以后，用来防御围墙就有八尺高，三尺厚，墙外面有一道深沟，深沟八尺宽，六尺深，墙外两道，墙内两道，所以他是以逸待劳，也就是扎硬寨，打死仗。
具体说来，这也是曾国藩看准了太平军的弱点，因为太平天国是一支根据地不稳的流动部队，没有稳固的后方。而曾国藩却在湖南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后方。湖南是太平天国冲出广西后的第一个省份，太平天国却没有在这个地方建立根据地。湖南反倒成为了湘军的大后方，成为湘军饷源和兵源的供给地。
湘军是曾国藩为剿灭太平军而成立的军队，兵士多为湖南子弟，故名湘军。曾国藩治军重视精神教育，他耗费数年操练湘军。他自己曾说，他把将领当作兄弟对待，把士兵当作子侄对待。用仁义、礼数来治理士兵，使湘军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士气一致。曾国藩不迷信兵书，他认为兵法不在多，重要的是将帅心中运用自如，并让士兵操练纯熟。这样真正打起仗来才不会乱了阵脚。
打仗的时候要适当地把握时机，掌握主动权，这样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曾国藩的应敌方法不拘泥于古人，讲究相机而动，掌握最有利的时机，正兵和奇兵互为辅佐。
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
一般说来，用奇兵比用正兵好，老子就说要“以奇用兵”，奇兵的优点是隐蔽，出奇不意，变幻莫测，但有时也要用正兵，威风凛凛，气吞山河，使敌人不敢进犯。
那么，什么时候为主，什么时候为客，什么时候用正兵，什么时候用奇兵，这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曾国藩说：“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可见“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这才是用兵的最高智慧和最高境界。
曾国藩说：“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大直。”“平”、“直”二字，可以说概括了曾国藩战略战术思想的特点。但是，平直不等于用兵呆拙。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又说：“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箴弟联中说得很明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曾国藩还认为，打仗本身就是一件很凄惨的事情，士兵们应该有凄惨的准备，不应有欢欣的妄想。如果士气浮躁，应敌时势必会军心涣散。所谓哀兵必胜，也是一样的道理。
卷十一 久战
原文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译文
打持久战，最忌讳“势穷力竭”这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供应补充。敌人以坚忍的决心拼命抵抗，我也要以坚忍的精神抗衡，直到最终取胜。这时只有休养士气，相机而动，不必急于追求胜利而白白消耗精锐的士气。等到时机成熟，就如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可以一出击便歼灭敌人。
原文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译文
凡是和敌人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散漫地打仗。士兵们会因散漫作战而不在意，不在意就会懈怠、不认真。敌人因为散漫作战而更狡猾，狡猾就会变得机巧。用我军的疲累懈怠去和敌军的诡诈机巧作战，终不免有受害的一天。所以我曾经在军营中训诫各位将士说：“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也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计划。”
原文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译文
打仗，靠的就是勇气。第一次击鼓进攻时，兵将的士气最旺盛，第二次进攻，士气就开始减弱，等到第三次进攻，士气几乎就完全衰竭了。这是古人用兵经验，我对这几句话，经常思索琢磨。大概用兵并无其他奥妙，经常保持锐气不使其用尽就可以了吧！孙权攻打合肥，受挫于张辽；诸葛亮攻打陈仓，败在郝昭手下，这都是因为起初士兵士气太盛，攻打不下就逐渐士气衰竭的缘故。荀罃攻打逼阳国，本来士气已经衰竭，但是后来又振作起来；陆抗攻打西陵的时候，料想到不能很快攻下这座城池，所以他养精蓄锐，保持士气，先准备好外援，就在城外守着，等待城内无法困守自动投降。这就叫做善于运用士气。
解读
“久战，实为持久之战。其必心如铁石，意志坚韧。”用这句话来形容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的漫长历程实在是太贴切不过了。
1851年（咸丰元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曾国藩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触怒朝廷，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1852年（咸丰二年），曾国藩得母讣闻，回籍奔丧。此时太平军的势力正逐步扩大，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岳州。
但是此时清朝正规军绿营腐败至极，已不堪太平军一击，清廷需要新的武装。1853年（咸丰三年），咸丰帝任命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部任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咸丰四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
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署理湖北巡抚。七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秀清、洪秀全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自1854年（咸丰四年）开始征讨太平天国至1864年（同治三年）7月攻下太平天国，前后一共持续了十年之久。并且，在这场持久战中，曾国藩的湘军消耗甚重，他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葆也都因这场战争而客死他乡。
战争之初，曾国藩的湘军势力和太平军的势力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曾国藩却在这场持久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不能不说与他的“久战”之道有莫大的关系。
曾国藩针对持久战的主要战术“防是主”、“攻是客”、“以守代攻”、“以逸待劳”、“以静制动”。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名正言顺，这样才能获取支持力量。打仗更是如此，古往今来，一般师出无名的军队最终会吃败仗。所以古人不管是在出兵还是应战时，都要给自己军队找到一个合理的说法，并将它灌输到士兵脑海中。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农民不堪暴政，揭竿而起，太平天国运动也是这样。洪秀全在金田村起义，以拜上帝为思想核心，反孔孟，反关公，号召农民起来反抗。但是这样的政治策略在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很难行得通。尊上帝教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冲突，不惟地主官僚、知识分子不能接受，即便是老百姓亦茫然不知所措。反孔孟、反关公，则断然否决了那些中间阶级（地主绅士、读书人）的支持，此举固然能拉拢部分贫苦百姓，但事实上却孤立了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曾国藩出山之初便洞察于此，认为“长毛”主张以民族大义号召天下，故湘军以尊孔孟，拜关公之天下大义为号召，以得民心。由此，曾国藩才能得到优秀的将领、勇敢的士兵、多智的谋士和那些地主阶级的支持。并且曾国藩一再申明，自己的军队是朝廷的军队，是正统力量，从事的战争是正义之战。
善吾和气，防其离气。湘军是曾国藩的家乡势力，同为湖南人，自然更容易同心同力。曾国藩很重视带兵之道，他用仁义和礼遇去安抚、治理军队，曾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湘军中官兵团结、上下团结、三军团结。这样的军队当然力量强大，可以以一当百。反观太平天国中，“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军队离散。成败立见分晓。
曾国藩也非常注意军队操练，“务使兵士熟习兵法，临阵不乱。勤练兵法，勤练胆气”。曾国藩认为，练兵先练胆，人无胆气，一切技艺都归无用。军纪必须威严，军容必须整齐，要培养全军的阳刚之气。所以曾国藩的湘军纪律严明，剽悍勇猛，作战时大有誓死不回的气势。
久攻不下的时候，最能体现一个将帅的智谋。曾国藩认为既然进不能攻，那就要安心退守。退守之时，重要的是先稳定军心，修养士气，伺机而动，又不能让士兵萎靡不振，所以勤练不惰，并且要振作兵士的胆气。他曾援引陆抗久战告捷的例子，来说明打持久战时，困守敌方的策略。陆抗攻打西陵的时候，料想到不能很快攻下这座城池，所以他养精蓄锐，保持士气，先准备好外援，就在城外守着，等待城内无法困守而自动投降。
当时机成熟时，就不要顾忌，果断出兵。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太平天国内部分崩离析，士气衰竭。曾国藩就在城外养精蓄锐，待到7月19日一举攻下天京城。
卷十二 廪实
原文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
译文
勤劳节俭，保持自己的操守，习惯劳苦，能够置身于优裕的环境，也能够置身于节俭的环境中，这才是君子啊。我做官二十年，一丝一毫也不敢沾染官宦的奢侈习气。日常的饮食起居，都还谨守着贫寒朴素的家风，极为俭朴也可以，约略丰厚也可以，但是太丰厚就不敢领受了。凡是做官的人家，由俭朴到奢侈很容易，可是由奢侈恢复到俭朴可就难了。你年纪还小，千万不能贪恋奢侈，不能养成懒惰的习气。无论是资丰财厚的大家族还是勤劳俭朴的小家庭，不管是士子、农民、雇工还是商人，只要是勤俭节约的，没有不兴旺的；只要是骄奢倦怠的，没有不破败的。
大抵治军、治国方面，没有充足的财力物资，就无从下手。自从王安石（字介甫）因谈论利财而被正人君子评论批驳后，后世的君子们就都避开理财的问题，以从不说有无钱财和财力多寡为清高。实际上到了补救国力、扭转时世的时候，断断不是贫穷困苦能解决问题的。叶适（号水心）曾说：仁人君子不应当不讲理财问题。这真是个很好的说法。
原文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
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译文
洋务问题本来很难处置，但它的本质，也不外乎孔夫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质厚；敬，就是谦慎；信，就是不说假话。然而，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是极难的事。我们应当从这几个字下手，今天说定的话，明天不能因小的利害关系就改变。如果一定要推举我主持洋务，我也不敢推辞。我可以将祸福置之度外，但是因为不了解外国的情形而深感忧虑。上海那里如果有很懂洋务、了解洋情而又淳厚正直的人，可请他到安徽来。
从正理上说，我们以孔子的忠敬来与洋人打交道；从机变谋划来讲，我们可以采用勾践自辱其身以使吴王骄傲的方式，来对付洋人。听说前些日子，上海的兵勇大多都被洋人侮辱轻慢。而自从你带湘淮各处兵勇防卫以来，还从没有受辱的事。孔子说：“能够自治的国家，没有人敢侮辱。”如果我们整齐队伍严肃法纪，各种事宜都处理妥当，自然不会无端受欺。既然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这样自然就没有后患了。以柔和之道谋发展是这样，自强的路也是这样。
原文
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译文
就拿各省的出海口来说，我认为和外洋通商，正和内地的盐务相同。通商就是以海外的土特产，在中华大地上售卖。盐务也是以各海滨的物产，行销到各个口岸。和国外通商由广东开始，由福建、浙江到江苏，再到山东，最后到天津。盐务也是兴起于广东，由福建、浙江到江苏，经过山东，最后到达天津。我们国家以“耕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泰西各国以“商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需要动用军队时，就狠狠地收取商人的税费；和平无事时，就照顾随顺众商人的要求。只要众商人所请求的，国王没有不应允的。他们的公使代表商人向中国提请的事务，一定要听到应允方才罢休。众商请求开放三个港口，不但便利洋商，也便利华商。中国和外国商贸交易，就是互通有无，所以购买实用的外洋器具物品，更是名正言顺。
解读
太平天国期间，清廷财穷力竭，不能发放军饷，督抚将领就地筹饷，不再受户部控制，也不能按原来的刻板条例报销。同时，收支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财政制度陷于混乱。督抚掌握地方财政，自行分配，户部连各省收支项目和总数都不清楚，更不可能进行财政的统筹和监督。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自然是洞若观火。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要使国富民强，百姓知礼节、晓荣辱，就应该以廪实为要，勤劳为本，商贸为道。
曾国藩“廪实”的理财之道，自然是从俭字入手。他深知“每粒米来之不易”的古训，告诫人们，须知“一文钱摔倒英雄汉，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因此，在理财问题上，大手大脚最是要不得的，这既不利于人的德性修养，又不利于财物的积累。
他在给子女的家信中说：从来一国或一家的财政问题不出大乱子，都是由勤劳节俭所致。曾国藩在这里反复强调勤俭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教导子女要懂得生活艰辛。当然，他的目的是不愿意子孙后代过贫困潦倒，低三下四去求得别人恩赐的生活。如何避免这种困境的出现呢？曾国藩教导子孙后代的办法就是谨守节俭二字，只有这样才能管理好家财，操持好以后的生活。
曾国藩以勤俭持家，就是在署衙中，他也以“廪实”的“俭”字诀教诲幕僚。他讲了很多徽商的经营理财之道。
明、清两朝间，徽州出大商贾，全国闻名，而他们致富的原因，曾国藩认为离不开个“俭”字。他说，徽州以勤俭甲于天下，所以其富庶也甲于天下。……青衣童子在家赋闲，或长途跋涉进京应试，都是身穿仅到小腿的短衣，光脚穿草鞋，随身只带一把伞，为节省轿子、车马的费用而徒步出行。其实他们都是拥有千万金的富室子弟。徽州人无论士、工、商，都很俭朴，所以他们才能起家致富，称雄天下。
曾国藩的弟弟们有的任官，有的持家，他多次去信说无论为官为家，都应节俭。在《书赠仲弟六则》中说：“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字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针对地方官吏的挥霍浪费，曾国藩提出了“节用”的主张。他力主裁减冗员、减少应酬，以节省开支，并将这一问题与减轻民力联系起来。
综合曾国藩关于财政经济的看法，主要如下：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古时的君子都耻言钱财，王安石因为整顿财政，遭到后世君子的鄙夷。但是在现实情况下，财力对于补救国力、扭转时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君子无须不言财，要使财用之有道。
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而此时，西方列强用枪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曾国藩认为，开放通商口岸可以互通有无。与中国内地的盐务一样，不但便利洋商，也便利华商，可以施行。并且，西方的器物用具有适用的，我们也可以拿来用。曾国藩在这里显示了一种不拘于古的卓见。既然西方列强是不达目的不罢休，那我们也就开放通商口岸，况且，这于我们自己也有益处。
既然是对外开放，当然就不能不和外国人打交道。受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他十分痛恨列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但是当时形势如此，曾国藩只好提倡对外处处谦让，以和为贵，对内则修明法度，严整规矩，善于自治，使外洋不敢轻易进犯。内修外柔，这样就杜绝了受辱的后患。
卷十三 峻法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译文
当世风气渐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日里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作恶为害。稍稍对待他们宽容仁慈一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市集抢掠财物，将官府君长视同无物。如果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那些宵小鼠辈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我才注重采用残酷的手段，希望起到些微小的作用，以挽救颓废败坏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实在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如果不这样，就没办法铲除强横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民众。放牧马群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的人，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行了。治理民众的道理，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呢？
原文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译文
医生治疗瘦弱的病人身上的痈疮时，如果病情严重，也必定要剜除他身上的腐肉，以便长出新肉。现在军中品行恶劣、身体孱弱的士兵，也应该被淘汰精简掉，就好比剜去病人身上腐烂的肌肉一样。然后再对兵士严加训练，以便生成新的、更有战斗力的队伍。如果不按照上述两种办法整顿军队，那么军队武力的废弛，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停止。立法并非难事，难在依法办事。每制定一项法令，都要实实在在地施行它，并持之以恒，长久坚持下去。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译文
用谨严精微的态度，去做树立威严的职事，务求达到让犯法而被处死的人没有怨恨，活着的人也知道警戒自己，这样我们的内心才能得到安宁。对待属下的方法，有两个方面应该宽，两个方面应该严。应该宽的：一是使用银钱之事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钱财充裕的时候，要挥金如土，一掷数十百万；当穷困窘迫的时候，也要慷慨解囊，分利于人，而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遇到打了胜仗，要将功劳全部归之于别人；遇到有保举的事情，就通过保举优奖笼络亲近他人。应该严的：一是礼节文书要疏远淡泊，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明了，话不要太多，感情不要过于密切。二是要剖析讲明是非对错，凡是他部下将士与官宦百姓争斗诉讼的，又恰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又有来诉苦告状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假借包容，请他严加惩治。应放宽的是利益和名声，应严格的是礼法和义气。如果四方面都顾及全了，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解读
晚清时期，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曾国藩认为，要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国安民，制夷图强，就必须崇奉礼义，注重法制，要以峻法治理天下。法，律也，范也，乃指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峻法，即指法律的严厉，法律的威严。
曾国藩虽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把礼看作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为此，他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圣人之法天，以政养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性，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他甚至将唐虞以后的五刑称作“不易之典”。
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
为此，他提出了以下重要意见和措施：第一，重视执法人员的品格才能。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良好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认为，如果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氏强调在执法中人的作用，认为法执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他强调指出：“任法不如任人。”只有“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使生不恨、死不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曾国藩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论证说明了有法必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举例说：诸葛亮治理蜀国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很少颁布大赦令，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国家靠的是对民众的体谅与爱护，而不是靠这些小恩小惠。所以西汉的匡衡，东汉的吴汉也都很少颁布赦令。先帝刘备说过，他与陈元方、郑康成为友，每次遇见的时候，都会谈起如何治理天下，但从来没有提到过赦免之事。而像刘景升、季玉父子，每年都颁布赦令，实在没什么作用。所以，当时的蜀人称诸葛亮为贤相。
曾国藩曾说：“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观点鲜明，意见明确，力主不能随意赦免，否则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军，也治不好家。与赦免相关的赎罚，曾国藩也主张严禁。他指出：“关于词讼罚捐，过去愚民犯禁，有司念其无知，而思曲全。又地方刚好要用工，便定罚银若干，就赦而不议。此与律意相违背。”因此，他明确要求各地方官吏，“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
第三，反对冤狱累讼，严禁私自关押。曾国藩十分痛恨冤狱累讼。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在其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等案件，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却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和密云防御阿祥二案，是“原告得实，水落石出”。其他各案，大抵是原告反得虚诬之罪，而被告脱然无事，逍遥法外。
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曾国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
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凡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众人周知。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求州县长官躬亲狱讼，规定清讼期限。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认为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在《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明确规定，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不准拖拉；保定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文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
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如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立予断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犯等。
这一举措无论是对案件的慎重处理或者是对犯人的关心爱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都是曾国藩的创见。对于“怠惰偷安”、不躬亲狱讼的州县长官，曾国藩指示“记过示惩”或“严参不贷”。他要求地方长官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政明刑清”，不可贪图享受，要真心实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清讼，还必须从速结案，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对地方的骚扰。曾国藩在《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中对各类案件的处理规定了适当的期限：寻常命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三个月，审拟招解；斩绞立决命案，州县审两个月，审拟招解；大小盗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两个月，审拟招解；军流以下、徒罪以上杂案，定例限两个月，审拟详解；州县自理词讼，定例限二十日，完结。
这一清讼期限的规定，其中对重大命案，州县在处理过程中所费的时间比寻常的命案要短些，以此体现对危害严重的命案的重视和快速处理，反映了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效能和威力。
崇法卫法，则要有优秀的官吏和良好的军队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就必须严格整顿吏治，强调军纪，以法治吏和以法治军。
卷十四 外王
原文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译文
外国人占领了我国的土地，却要求停战议和，这实在令人愤慨不已。古人曾经说过，自己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忍他人自在鼾睡？现在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非常忧虑和担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让外国人对我们敬畏臣服，我们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做样或者虚张声势都没什么作用。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恋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谈到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在外国人面前树立威望，要求被他国人信服，我们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呢？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一听似乎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但其实却是简单而明确的，它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原文
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译文
凡是拿自己有而他人没有的东西向别人夸耀，都是人世间的常情。面对经常见到的东西就会忽视，面对极少见的东西就会震惊，这也是世间常情。轮船速度的飞快，洋炮射程的遥远，对于英、法两国来说是夸耀他们自己独特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却因非常罕见而感到吃惊。如果能购买轮船大炮为我们所有，那么中国人就会因为它常见而不觉得惊讶，英、法两国也就渐渐失去他们所倚仗的优势了。等轮船大炮买回来之后，招募精思灵巧之才人，智慧奇巧的工匠，开始演练熟悉，然后尝试制造。不出一二年，轮船大炮肯定会成为中外官民通行的必需工具，同时还可剿除太平军，为巩固国家长远战略服务。
原文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译文
我们学习洋人的智能技术，表面上是为了平定内乱，剿除奸徒，实际上还可以抵御列强的欺侮。列强是我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敌。学习他们的才智，购买他们的轮船机器，重点不是为了剿办太平天国，而是为了陆续购买，为我们国家所有。广东一带，洋人猖獗，实在令人可恨可叹。洋人放肆的这种情况实在有损我国国家威严。有了轮船机器，就可利用来驯服他们。那么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些现成的机器，从表面上看，可以稳定国内人心力量；从根本上讲，也可以抵挡破坏列强侵略我们的阴谋。各地都应该仿效推广，以此作为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
解读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这个时期，西方列强已经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一日千里。而中国因为闭关锁国，还在做天朝上国的美梦，丝毫不知即将到来的威胁。曾国藩一直以中国传统思想来教导自己，未尝没有这种天朝臣子的优越感。但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粉碎了他的美梦，轰开了他的头脑。曾国藩开始看到西方的器物之强，继而反思中国的不足。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曾国藩心里并未造成太大冲击。他还没有意识到“碧眼赤珠”、远道而来的“文明”客人们会对中国局势造成什么致命的威胁。因此，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所写下的家书、日记和信函等，涉及到外国侵略者的字眼，更多地体现了他本能的痛恨和对前线战败、官吏指挥失措的种种忧虑。例如，当英国侵略者因林则徐在广东严密设防，入侵不能得逞，遂改道攻占浙江沿海一带宁波、定海、镇海等地时，他把带来这种后果的原因首先归咎于中国败类之助纣为虐，而并未真正了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对弱小民族进行侵略蚕食，以掠夺这些弱小民族极大财富的侵略本质。
他说：“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有外国无法相比的“纲常名教”，有驾驭局势的“圣明君相”，而外国侵略者只是一些尚未开化的“夷狄”。他们的不法行径虽可“痛恨”，但螳臂怎能挡车？他们必然要以失败告终。他说，“英夷在江苏滋扰”，虽曾攻陷镇江一带，并威胁到江宁、扬州等地，“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他批评其弟一闻“英夷滋扰”，便轻信谣言，惶恐不安，乃是无胆无义之人。“虽明知蕞尔螳臂，不足以当车辙，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欢，非同有职位者，闻敬而告假，使人笑其无胆，骂其无义也”。
他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割土地，赔金银的悲惨结局说成是清政府“和戎之策”的结果，是中国对英国侵略者所定的“抚局”。他说：“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
显而易见，曾国藩并不承认中国战败，并不承认签订不平等条约是英国侵略者武力胁迫和外交讹诈的结果，相反，他把这种结局说成是为了“安民”而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和”、“抚”。他内心虽痛恨指责投降派的腐败无能，但仍满怀信心地预言，通过“和”、“抚”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即使割地赔款，也只是暂受损失，而中国从此将不会再有事，以大事小确是上策。
最初而来的民族危机被这种安全感过滤之后，则会在士大夫的思维中大大地淡化。曾国藩心中埋下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浓厚的精神氛围，也就难以突破原来的保守观念的构架。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地认识西方事物和应付西方的挑战，对曾国藩来说，乃是不可能的。然而，像在学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株守儒家学说，而是博采众学，兼收并蓄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事实的了解，曾国藩对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现实主义态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念念不忘“海国环伺，隐患方长”。他反复提醒清延：“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由于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感，是在曾国藩对现实危险的新鲜的警觉和感受中直接产生的，而主要不是从尧舜孔孟的圣人格言中直接引申出来。它直接听命于他那保国保种的生存意念的呼唤，所以这种基于生存意念基础上的危机意识和价值尺度，便首次并有力地冲破了原先笼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的心理氛围，本能地抗拒和抵制着某些不利于实现避害目标——“自立”、“自强”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规范以及思维习惯；并通过这种抵制和抗拒，力求在他自身所形成的新的观念王国中为生存而赢得一席地盘；同时迫使他反躬自省，面对严酷的现实而采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机之方。
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落后的清王朝，提出“师夷之长技”，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曾国藩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计求经世致用。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千古奇变”的情况下，曾国藩接受了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寻找救国之良方。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时，他在奏折中除了提醒清廷不要因款议之立而盲目乐观，而应采取实力防备之外，还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事业，在曾国藩的倡导和主持之下雄心勃勃地开展起来。曾国藩积极投身于洋务事业，做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事情。
一是1862年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揭开了中国用手工自制轮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1865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办了百余台机器设备运回上海，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鼓励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它出书的时间和北京同文馆差不多，而出书的种类和数量则超过之。五是采纳容闳建议，会同李鸿章和丁日昌，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力图冲破极度封闭僵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他的知识与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去实现民族自卫目标，希图达到“外王”的目标。
卷十五 忠疑
原文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是蜎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译文
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如果他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时，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他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时，就会心胸广阔，无所畏惧，更不会感到羞惭。所以，公冶长不愧对他的老师孔子，东汉范滂也没有辱没母亲的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您这个人，纯朴诚实，淳厚守信，恪守本分，无求于人，可是意外的灾祸却连连降临。夜晚对影沉思，内心充满了悔恨和不满。这种时预正应该加深功力，提高修养，发扬美德，不能因此而滋生疑虑，哪怕是稍微改变平时一贯的信念。我在这里滥竽充数，结果也不太好。我恶劣的习性本来就跟不上眼前的形势，而我修行弛缓，也难跻身高明者之列。只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希望能够不太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期望。我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原文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桮棬，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命之功也夫！
主张矫揉造作说法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作用它的枝条编结成的杯盘一样。不知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会残害仁义，使道理颠倒而不顺畅。只是高谈玄虚空论，却没有见识和主意的人，就好像浮萍漂泊在江河湖海中。只是浮泛地论述本性、天命的学问，却不探求事物外在的形状和内在的神色，这种学问实际上是模糊不清、不够通顺的。只有体察精细微妙，不隐蔽自己的意图，不屈挠自己的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都行事顺利。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要忠贞不贰，并遵循前进不停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地做事情，惟恐自己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去做，终生才会没有不顺利的事。这也是圣贤之人用以发挥本性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原文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译文
我阅读王夫之所注解的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要旨略有领会。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对自己不可知、无法改变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上“尺蠖之屈”这八句，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劳的有好收成，懒惰的就欠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种庄稼，无论怎么勤劳，庄稼终归是焦枯绝收，这就是命。喜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是性。喜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报答，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范围，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好像没有用力，这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解读
所谓“功高震主”，在曾国藩攻克太平天国以后，清政府的矛盾中心就从太平军转移到湘军头上，消灭了太平军，湘军就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
湘军成立之初，原系保卫湖南本省的地方军队性质，并无出境作战计划。后来因为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只好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这时曾国藩的湘军准备不足，为了保全实力，他以准备未妥为由，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些不满之意。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是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正是如日中天，两人又都是汉人，难怪咸丰帝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很显然，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猜忌和恐慌不止一星半点，而这些明来暗去的猜忌，曾国藩又岂能不知？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清廷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然而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然现象。
太平军失败了，便有许多官吏乘机制造罪状，打击湘军，而且想将湘军将领一网打尽。功高震主，不仅使咸丰帝深为忧虑，其他官员，也恐慌不已。所以很多官员如编修蔡祺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无的放矢。
对此，清政府马上采取了措施：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清廷控制和利用。南京被占领后，曾国藩的名声一下子炙手可热，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其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又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摆在曾国藩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另立新朝，与清政府对着干；二是裁军。曾国藩想了几天，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裁军。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等到曾国藩的坚实后盾——湘军被裁，个人势力大为削弱，对清廷的威胁不足以使皇室害怕，曾国藩又重新受到朝廷信赖，并得以延续他晚年的安定生活。
曾国藩的做法就是在危险到来之前，采取主动，向朝廷表明自己的一片忠心，从而消释清廷对他的怀疑。遵循古圣先贤的教导，尽性知命，尽自己的可能表明忠心，不过分妄求，时时谨慎，步步小心，将可能的危险降至最低程度，这也是曾国藩的为政之道。
卷十六 荷道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译文
写作文章的道理，以气势宏伟广阔、境界明朗雄俊最难达到，也最为可贵。就像是连日淫雨绵绵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临高山之上，眺望平旷的原野，有心旷神怡，气象万千的感觉。再如登上高楼俯临浩淼的大江，独自一人坐在明亮的窗台下，在洁净的茶几旁悠然远眺，可以看见水天交接、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又如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发，飘然出尘而至，丝毫没有卑下龌龊的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文章中如果能有这种境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努力学习没太大关系。除了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的贾谊、唐代的陆贽、宋代的苏轼，他们的文章中达到这一境界的相对最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宏伟雄俊的气象，虽然文辞意旨不够渊博高雅，但他文章的形式与内容浑然一体，通畅明快，就好像和知书达理的人谈话，文章言辞和内容都很华美，中心和铺陈相得益彰，这确实不是能够轻易达到的。
原文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译文
古人谋求天下大业，常以专心致志、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诸葛亮凭借区区蜀国汉中的一小块地盘，却打算出兵关中，向北面讨伐势力广大的曹魏。他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今少有的。但是《出师表》这篇文章，不谈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该恢宏、赏罚应该公允，为君者应当亲近贤人、从善如流，为臣者应当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自己的职责。由此可以推知，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胸襟远大、思虑精密周到的结果呀。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译文
夏、商、周三代的鼎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们世代相传，社会安定繁荣。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中，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市井乡间，因此，那时候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村夫或者是汉江边游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贞静、善于吟咏自己的情绪。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工，自当不用多言。等到了春秋时期，君王的恩泽衰败枯竭，道义本身行将废弛，文章也就变化了。所以孔子看到人们捕获麒麟，就叹息说：“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结了呀。”被匡人威胁，就说：“古代的礼乐制度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称王百代所需要的法制，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业盛大之极呀！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们遍布天下，不断传授、演进他的学说。后世聪明杰出的人才或者是有知识见解擅长著书立说的，大多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醇厚或者驳杂因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而有不同。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人，他的文章就醇厚深沉，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在荀况、杨朱、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聪明杰出、擅长作文的人们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
解读
自古至今，“文”、“道”的说法一直在文人脑海中萦绕。“文以明道”、“文道合一”、“作文害道”等说法层出不穷，不管怎样，在历朝历代，大多文人都认为，“道”是文的核心。一篇文章，如果没有“道”，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曾国藩熟读前代文章，自然也不能避开“文”、“道”的说法。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这里的“道”自然是圣人之道，特别是孔孟儒学之道。
曾国藩为文，主张思路宏开，意义宽广，济世载道。他最不愿意看的，便是无病呻吟的文章。他认为，大凡作文赋诗，应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吐不快的时候。如果你有了这种不吐不快的压力，就表示你已经到了可以作文赋诗的时候了。若想达到这种不吐不快的境地，一定要在平时注重情感与材料的积累，这样在写作时，才会文思如泉涌；而所讲的道理，才足以表达心中的至真至正之情。假若平常不注重情感与经验的积累，到了写文章的时候，即使有真挚的感情想要抒发，也会由于理念不足以与之相适应而不得不临时搜寻理念和思想，而思想和理念又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搜寻得到的，于是就不得不追求字句的完美，试图用言辞的花巧来取悦读者，虚伪做作，一天比一天拙笨，所谓“修词立诚”的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
曾国藩教子习文时说，学诗学文，先要掌握各家的风格特色。他把古文标举为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属，在《十八家诗钞》中，前三属相同，惟将“趣味”改为“工律”。这四属便是对各篇诗文的不同特色的分辨。曾国藩还纵论千古诗文，占八句，以概括各家的风格特色。句云：《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愈）之越，马（司马迁）之咽，庄之跌，陶（渊明）之洁，杜（甫）之拙。领会各家的基本风格，是学诗学文的一条捷径。但各家风格是复杂有变的。
曾国藩认为，文章的醇厚或者驳杂，是由作文者掌握大道精深和浅薄所决定的。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人，他的文章就醇厚深沉，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他认为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胸襟远大、思虑精密周到的结果。
曾国藩还认为，文章的气势与遣词、造句密切相关。雄奇以行文的气势为上，造句次上，选字又次之。然而字不古雅则句必不古雅。句不古雅则气势也不会古雅。同时，字不雄奇则句子也不会雄奇，句不雄奇则气势也不会雄奇。文章的雄奇之妙，从内看，全在于行文的气势，从外看，全在于选词造句的精当。用心在精处，着笔在粗处，这大概是曾国藩古文作法的要点。
对于文章的志趣，曾国藩说：“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话，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可为行气不易之法。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曾国藩所以崇拜韩愈，是因为韩愈的文章最为雄奇，而雄奇的文章，是曾国藩最推崇的。曾国藩的文章理论，偏重于雄奇一途，所以他的文章，也在雄奇的一方面见长，他比较著名的文章如《原才》和《湘乡昭忠祠记》等，气势之壮，句之不俗，使人觉得大有韩愈文章之气。
他主张文章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贵。好比雨后初晴，登上高山远望旷野；如在楼上俯视长江，坐在明窗净几下，悠然而远眺；又好比英雄俊杰，没有卑鄙龌龊的狭隘志向。文章有这样的雄伟气象，可谓上佳。
有雄伟之美，必有阴柔之美，但阳刚（即雄伟）与阴柔不是对立的。曾国藩指出，风格阳刚之文，须糅以阴柔之气；风格阴柔之文，须运乎阳刚之气。这也是曾国藩一个重要的美学主张。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车中看义山诗，似有所得。”又作《读李义山诗集》五绝一首：
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萤。
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
李义山（即李商隐）在中国诗史上历来被人称作纤巧柔和风格的代表者。对宋诗人黄庭坚（字鲁直，晚号涪翁），曾国藩很赏识和提倡他的诗风。黄庭坚的诗历来以风格奇崛著称，而曾国藩认为，只有黄庭坚才最能领会李商隐诗的渺绵奥缓的风格，可见曾国藩坚决反对阳刚与阴柔“画然不谋”的作法。曾国藩提倡阳刚之美，却亦不废阴柔之美。
卷十七 藏锋
原文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译文
《扬雄传》中说道：“君子遇到政治清明、君王有为的时候，就要努力实施自己的理想抱负；遇到政治紊乱、君主无道的时候，就要像龙和蛇那样，能屈能伸。”龙蛇，就是指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高洁的操守，就属于伸的一方面。言语谦逊，就属于屈的一方面。此诗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诚恳的心意表现在人的外貌上，生根于心里，显示于颜色神气上。古往今来有道的人，他们的淡雅谦和无不通过外貌表现出来。我的气色没有丝毫变化，难道是我内心强烈的欲望没有淡化？机心没有消弭？我应该在心中深刻反省，让我的修为涵养通过外貌表现出来。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译文
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想超过他人。他们讨厌卑微的职位，向往崇高的权势，讨厌贫贱而希望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些都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君子，大都终生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他们难道跟一般人的天性不一样吗？实际上，他们才真正明白了大的道理，知道一般人所争夺追逐的名利是不值得计较的。从秦汉至今，所谓的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尽呢？当时他们占据权势要地，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才智超过别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和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就那样熙熙攘攘活着、又潦潦草草死去的人，真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当然其中也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才智超过他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后再看，他们和当日的杂役贱卒、低贱贩夫，熙熙攘攘的活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深义而地位显贵，因而泰然自若地自奉为高明，竟然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熙熙攘攘、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做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同归于死亡，而没有丝毫的差异，难道不叫人悲哀吗？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译文
古代的英雄，志向和胸怀都很广阔，事业规模宏大、声名远播，但是，他们教训告诫子孙，做人应该虚心、谨慎、藏锋，身体要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权势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平；以威望对于别人，别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犬马、嬉游聚会之类的活动，不应该做得太度。像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样的事情，一概都不要做；吃穿用度等各种花费都要有节制。对于奇异服装、稀有玩物，都不应该有太大的兴趣。应该适当地与辅佐自己的官吏见面交流，相见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我就无法了解他们的感情思想，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又如何去了解民众的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治理国家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弟，都是意旨简约，往卑微处着想，非常收敛抑制。
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韬光养晦了。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个人锋芒太露，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嫉恨，并最终为自己带来祸患。孔子谆谆告诫要“温、良、恭、俭、让”，实际上也就有藏锋的意思在里面。
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来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周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庄子》中有一句话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一般所用的木材，多选择较直的树木来砍伐；水井也是涌出甘甜井水的先干涸。由此观之，人才的选用也是如此。有一些才华横溢、锋芒太露的人，虽然容易受到重用提拔，可是也容易遭人暗算。隋代薛道衡，十三岁便能讲《左氏春秋传》。隋文帝时，作内史侍郎。隋炀帝时，任潘州刺史。大业五年（609）被召还京，上《高祖颂》。隋炀帝看了颇不高兴，说：“不过文词漂亮而已。”因为隋炀帝认为自己文才高便傲视天下之士，不想让他们超过自己。御史大夫乘机说薛道衡自负才气，不听训示，不把隋炀帝放在眼里。于是隋炀帝便下令把薛道衡绞死了。天下人都认为薛道衡死得冤枉。他不正是锋芒太露遭人嫉恨而命丧黄泉的吗？
有前代这么多的例子，曾国藩自然不敢太过招摇，凡事预先留条退路，不过分炫耀自己的才能。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韬光养晦，懂得藏锋。粱启超评价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曾国藩时时标榜自己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不敢以精明自许。他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他的自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论才德时曾经引用过司马光的话：“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由此可见，曾国藩并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何以他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于小人了。这完全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这正是中庸中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读曾国藩的书籍，就如同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这能说他没有大才吗？可是他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当然，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上“锋”了，因为没有试验的机会。所以藏是为了露，曾国藩对其弟曾国荃的复出及帮助李鸿章稳定两江总督一职，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
卷十八 盈虚
原文
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译文
我曾经思考《周易》中所讲的道理，考察探究盈虚损益的原因，这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太阳到了当空就会逐渐向西落下，月亮到了圆满就会开始亏缺，天空有空旷无依之处，大地没有东南尽头，所以世界上没有总是十全十美的事物。《周易》中的“剥”卦，是讲阴盛阳衰，小人得势而君子困顿，可这正蕴育着相对应的“复”卦即阳刚重返、生气蓬勃，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周易》中的“夬”卦，是讲君子强大，小人逃窜，可是这也暗藏着“姤”卦即阴气侵入，小人卷土重来，所以君子认为得“夬”卦，也潜伏着危险，不能掉以轻心。本来是吉祥的，由于吝啬可以走向不祥。本来是不祥，由于改悔而又向吉祥发展。君子只有知道有灾祸，知道世上有许许多多不祥的灾祸，才可以忍受缺陷而不去追求十全十美的东西。小人则不懂得这个道理，时时要追求完美；完美已经得到了，但是吝惜和不吉也就跟着来了。假如众人都有不足，而一人常十全十美，如果是因为老天爷的缘故，世事难道会如此不公平吗？
原文
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劳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译文
天下事怎能尽如人意？自古以来成就大业的人，一半是天缘相凑，另一半则是努力强求的缘故。攻克金陵，也是本朝的大功勋，千古的大功名，这全都是凭借上天意旨作主，怎么会完全由人力决定呢？上天对于大功名，吝惜得很，经千百次折磨、艰难动乱之后才能给予。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就是说不敢居天下第一等大功名的意思。弟弟你前年刚刚进驻围攻金陵的时候，我多次写信给你并且大多是劝你小心儆戒的言辞，因为我也深知大功名是不能勉力强求的。少荃（李鸿章）自从同治二年（1863）以来屡建奇功，肃清江苏全境，我辈兄弟的名誉声望虽然降低，但还不致身败名裂，这就已经是家门的福分了。你的军队已经疲惫困顿很长时间了，而朝廷还没有贬斥你的说法，全局没有发生其他意外的变故，这就是我们兄弟值得庆幸的事了。我们只应该敬畏上天，相信天命，断断不能埋怨上天，归罪别人。我们保养身体、祛除疾病的方法就是靠这个，我们用来维持我家盈满之象，保持通畅、安泰的也是靠这个。
原文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译文
让大家严格遵守的只有两句话，那就是“有福分不要尽情享受，有权势也不能用得精光。”有福而不过分享用，就是要以勤俭为主，少用仆人奴婢，少花银钱，自然就是珍惜福分了；有权势而不过多实施，少管闲事，少评判是非，没有人感谢你也没有人惧怕你，你就自然可以长久了。我还在反复考虑，不辞职就不能回老家。平日里总嫌这样做太仓促，但是成就功业以后引退，则是要越快越好。
解读
古人深晓阴阳相生，祸福相长的道理。所谓“否极泰来”，就是说事物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败，大自然及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曾国藩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角逐功名，治国平天下；但他也受老庄出世思想的影响，委曲求全，明哲保身。当他叱咤风云时，俨然一儒者；当他功成身退时，仿佛一道家。
曾国藩得意之时，强调“势不使尽”、“弓不拉满”，深得“阴阳盛衰”之道。自从咸丰十年（1860）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便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在他弟弟曾国荃孜孜以求功名利禄的时候，曾国藩教导他，凡事切不可太过。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同治六年（1867）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委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很危险。这些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古往今来，能够享有一时的盛名和荣耀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很少有能安享晚年的。
他在同治七年（1868）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人生最苦于不知足，方苞讲汉文帝常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天子的职责，最善于形容古人的心曲。大抵人怀愧对万物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具，修德之门径。比如觉得上天待我深厚，我愧对上天；君主待我恩泽优渥，我愧对君主；父母待我过于慈爱，我愧对父母；兄弟待我非常友悌，我愧对兄弟；朋友待我恩深义重，我愧对朋友，这样就觉得处处都是和善之气。如果总觉得自己对待万物无愧无怍，总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上天对自己刻薄，那么就会觉得处处都是违戾不顺之气，道德因自满而受到损害，福分会因骄傲而折损的。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他丝毫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
他说，我们家目前正处在鼎盛时期，我本人身居将相之位，沅弟（曾国荃）所统领的人马有五万，季弟（曾国葆）所统领的人马有六千，近世像这种情况的有几家？沅弟近半年以来，七次拜受君恩，近世像弟弟这样的人有几个？太阳上升到最高点以后就会向西偏，我们家现在也是最高最满的时候了。管子说，斗斛太满则人概之，人太满则天概之。我认为天概人是无形的，仍然要假手于人来概。霍光家族太盈满，魏相来平灭他，汉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国君主也来平灭他。等到别人已经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太迟了。我们家正处在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待天来平，人来概，我与诸位弟弟应当先设法自己来概。并且，列出“清（廉）、谨（慎）、勤（劳）”几个字作为准则。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处事更为稳重，对待同僚及下属都处处谦让；对手中的权力，也常常辞让。咸丰十四年（1864）攻克南京之后，曾国藩立即下令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回乡下停职反省。“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才能。同治六年（1867）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曾国荃：“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
“势不使尽”主要体现在曾国藩苦心于事业的延续上，即寻我事业传人。一是从幕僚、下属中寻找，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就是。更主要的是保持家族处于盛势，这体现在他对儿子曾纪泽的教育、培养上。曾纪泽年幼患过病，记性不太好，但悟性较强，曾国藩要求塾师“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诵也”。
曾国藩更重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他告诫曾纪泽“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规定曾纪泽由新宅黄金堂到老宅白玉堂，“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练习筋骸”。曾国藩还教育曾纪泽等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他规定儿辈“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曾纪泽严遵庭训，循父所示，在家课读经史，苦攻诗文，练字习画，在咸丰八年（1858）的乡试中，湘乡县尽取前三名，即曾纪泽、傅泽鸿、黄麓溪。曾国藩获悉大喜，写信致弟：“湖南乡试榜发，吾邑得中者三人。傅泽鸿不知即邓师之徒否？黄南坡之世兄、麓溪之世兄皆中。麓溪年甫四十，而子（十八岁）已登科，可谓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