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舞动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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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邓肯自传(42)

有一天,两位抬担架的人进到我的房间,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我的医院。当时我不能走路,他们用担架抬着我走过一个个房间。在每个房间,我看见我的酒神女祭司、舞动牧羊神、仙女与森林之神的浅浮雕,都从墙上被拿下来了;还有我的帐幔与布幕也被拆掉了,代之以从一家天主教商店买来的廉价耶稣受难像。在战争期间,这些商店大批卖这类耶稣像。我想如果这些可怜的伤兵第一次醒来的时候,能看到房间原来的布置,那该有多高兴。为什么要让他们看着这位在金色十字架上张开双臂的可怜耶稣呢?这是多么令人忧伤的景象。

在我美丽的练舞室里,蓝色布幕已经被取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无数排等着伤兵的床铺。架上原本摆着适合初学者阅读的诗集的图书室,现在已成为等待着殉道者的手术场所。当时我的身体衰弱不堪,深深受这些景象影响。我觉得酒神已完全被击败。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后的统治时期。

不久之后,我听到第一批担架兵脚步沉重地抬着伤兵进来。

贝尔维!我的艺术卫城,原本此地应该是启发灵感的泉源,一座为这些爱哲学、诗歌与伟大音乐启迪的高贵灵魂而设的艺术院。从这一天起,艺术与和谐消失,四壁之内,我听到自己的哭声、受伤的母亲的哭声以及宝宝受到战鼓惊吓的哭声。我的艺术殿堂变成了殉难者牺牲的场所,最终变成死伤遍地的藏骸所。我曾经向往天国音乐的地方,现在却只听到刺耳的痛苦号叫。

萧伯纳[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批评家、文学家。]说过,只要人们继续屠宰动物并且吃它们的肉,我们就避免不了战争。我想所有意志清醒、有思考能力的人一定同意他的看法。我的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吃素,她们只吃蔬菜与水果,却都长得健康又美丽。在战争期间,当我听到伤者的哀号声时,我想到在屠宰场里的动物发出的哀号声;我觉得正因为我们杀害这些不能反抗的可怜动物,神明就要惩罚我们。到底谁喜欢这种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恐怖之事?大概是那些杀生的肉食者杀惯了,他们杀害飞禽走兽,猎杀温和的鹿、狐狸,甚至还要杀人。

屠夫围着沾满鲜血的围裙,激起屠杀的情绪。怎能不是这样呢?割开小牛的喉咙与划开我们人类同胞的喉咙只有一步之差。当我们腹中是这些被谋杀的动物的尸体时,我们又怎能期待世界达到理想的境界?

等我能够走动之后,我与玛丽出发去海边。我们沿途经过战区,在我报出我的名字时,我受到极大的礼遇。当值勤的哨兵说“这位是伊莎多拉·邓肯,让她通行”时,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从未享受过的最高荣誉。

我们去杜维,住在诺曼底饭店。我很累,又有病,很高兴能找到这个适合休息的好地方。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依然无精打采,甚至无法下床到海边呼吸新鲜的空气。最后,我觉得病情相当严重,就去请医院的大夫。

令我惊讶的是,医生竟然没来,他只用托词敷衍我。没人可以照料我,我只得继续留在诺曼底饭店。我病得连将来怎么办都不去考虑了。

当时,那间饭店是许多巴黎著名人士的避难所。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柏拉蒂女伯爵,她有一位诗人宾客孟德斯鸠伯爵。晚饭以后,我们常常听着他用假音朗诵他的诗作,在不断的战争与屠杀的消息之间,能听到他热情颂赞美丽,真是一件乐事。

吉特里[吉特里(1885—1957),法国演员、剧作家兼导演。]当时也住在诺曼底饭店,他每晚在大厅讲述好多趣闻逸事,大家都大为开心。

不过,一旦信使从前方送来前线的悲剧性新闻,我们就又回到悲惨的现实。

我不久就厌烦这种生活了,由于病得无法到处游走,于是我租了一栋附带家具的别墅。这栋别墅名为“黑与白”,别墅里的所有小地毯、窗帘与家具都是由黑白两色组成。我租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致。但当我住进这栋房子后,才发现里面的气氛很阴郁。

我从贝尔维搬迁至此,带着我对我的学校、艺术与未来新生活的期望,来到位于海滨的这栋黑白色的小房子。我孤孤单单,生着重病,而且寂寞凄凉。不过,最坏的还是我的病。我几乎没有力气走那一小段路到海边。秋天到了,9月的暴风雨开始肆虐。洛翰葛林写信告诉我,他们已经将学生们带到纽约,希望能在那儿找到战时避难所。

有一天,我觉得比平常更为孤寂,于是我去医院找那位当时不愿意来看我的医师。他是一个留着黑胡子的矮个子,不知是我的想象,还是他真的一看见我就飞也似的拔腿就跑?我走向前对他说:

“医生,为什么你不愿意给我看病呢?否则为何我差人请你来为我看病时,你不愿意来呢?你难道不知道我病情严重,真的需要你吗?”

他结结巴巴说着一些借口,眼神依旧充满恐惧,不过他答应第二天来看我。

第二天早晨,秋天的暴风雨开始肆虐,海浪卷得好高,外面还下着倾盆大雨。在这种天气状况下,医生来到“黑与白”别墅。

我坐在壁炉前,想点燃木柴生个小火,但是烟囱不通,开始冒烟。医生为我把脉,问了我一些平常的问题。我告诉他发生在贝尔维的那件令我哀伤的事——也就是宝宝过世的悲剧。他继续以那种失魂落魄的眼神盯着我。

突然之间,他将我抱在怀里爱抚着我。

“你没有生病,”他说,“你只是心病了,因为没有爱情而病。唯有爱情才能治愈你的病。爱情,更多的爱情。”

我当时孤单、疲惫又悲伤,因此我很感激他自然又热情地流露感情。我在他的眼中找到爱情,我以我受伤的灵魂与身体之哀伤力量,回报他的爱。

每一天,他结束医院的工作之后就来我的别墅。他告诉我当天的可怕经验,伤员们如何受罪以及那些常常是徒劳无功的手术——可怕战争带来的恐怖。

有时我陪他值夜班,此时位于原本的卡西诺剧院的偌大医院,里面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中央的一盏夜灯还亮着。到处都有虚弱不堪、不能入眠的伤员,一面翻身一面呻吟,他会过去看他们,说一些安慰的话,给他们倒杯水喝,或者想办法哄他们入睡。

就在这样艰辛的白昼和可悲的黑夜之后,这个奇怪的男人需要爱情与热情,他惹人同情又感情澎湃。在这些激烈的拥抱与使人癫狂的纵情欢乐之中,我的身体复原了,又能够到海边漫步了。

有一晚,我问这位奇怪的医生,为什么他当初拒绝来为我看病。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他眼中流露出极为痛苦与哀伤的神情,使我不敢追问下去。但是我愈发好奇,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个谜。我深感我的过去与他拒绝回答这件事之间似乎有某种奇怪的关系。

11月1日是纪念殉难者日,我站在别墅的窗边,此时我注意到花园那一小块土地上铺着黑色与白色的石子,很像两座坟墓。看到花园的墓地让我陷入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的确,我似乎被困在苦难与死亡的网子里,整天独自一人待在别墅,或是徘徊在寂寥的海滩上。一列又一列的火车抵达杜维,运来一车又一车的伤者或是垂死的士兵。曾经时髦一时的卡西诺剧院,上个旺季还到处都是爵士音乐和欢笑之声,现在却变成一座充满苦痛的大旅店。我越来越哀伤,而安德烈的热情每晚更加强烈。他像个被回忆萦绕的可怜人,当我问及他抑郁绝望的原因时,他就对我说:“当你知道一切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该分手的时候。你别再问我了。”

有一晚,我醒来时发现他正倾身端详睡梦中的我。他的眼神如此绝望,已经到了我无法忍受的地步。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求他,“我无法再忍受这种不祥的神秘。”

他退后了几步,低头注视着我——他身材不高,脸形四方,蓄着胡子。

“你不认识我了?”他问我。

我一直看着他,疑云渐渐消去,我放声大哭起来。我当然记得他,还有那个可怕的日子。就是这个医生给我希望,他就是当时试着拯救我的两个孩子的那位医生。

“现在你知道,”他说,“我受着什么样的折磨了。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的模样和那个躺在床上的小女孩一模一样。我尽力想救她,好几个小时,我试着从我的口中送气息给她——我的生命通过她的小嘴——给她我的生命——”

这些话引起我的心头剧痛,我整晚无助地哭着,他的痛苦不亚于我。

从那一晚起,我意识到对他的爱强烈得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当我们两人对彼此的爱与欲望增加时,他的幻想更加严重,直到有一晚,我醒来发现这双恐怖的哀伤之眼再度望着我,于是我知道,一直纠缠着他的痛苦回忆终究会使我们俩都发疯。

第二天,我在沙滩上散步,走得越来越远,心里藏着一个可怕的念头,不想再回到这栋抑郁的“黑与白”别墅,也不想回到那包围着我的像死亡一般的爱情。我走得很远,直到黄昏时分,然后天色完全暗了下来,这时候我才发觉,我必须往回走。涨潮的速度很快。我在这些打上来的海浪之中走着。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我很想面对浪涛,一直走进海里,永远结束那无法忍受的忧伤。艺术、新生命的诞生或是爱情,都无法让我从这深沉的哀伤之中解脱。我试了各种方式想挣脱,但是我只发现毁灭、痛苦与死亡。

半路上,我遇到安德烈。他变得焦躁不安,因为他发现我无意中掉在海边的帽子,他以为我已经在海浪中结束我的苦痛。当他走了几英里,看见我还活着朝他走来时,不由得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我们走回别墅,试着安慰彼此,但是,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想发疯的话,我们势必得分手,因为我们的爱情夹杂着可怕的偏执,只能导致死亡或是进疯人院。

此时又发生另一件事,让我更加哀伤悲恸。我派人从贝尔维寄一箱冬衣过来。有一天,他们将箱子送到别墅,可是搞错了箱子,当我打开箱子的时候,发现箱子里装的是黛尔蒂与帕特里克的衣服。这些衣服重现于眼前——他们生前最后一次穿的衣服——小外套、小鞋与小帽,我又一次失声痛哭,就像当时我看见他们死了,静静躺着时失声痛哭一样。奇怪的、长长的、哀号的声音,连我自己都听不出那是我自己的声音。我的喉咙发出的声音仿佛是有人残忍地伤害动物时,动物所发出的死亡之声。

安德烈回来时发现我失去意识,躺在打开的箱子旁,手上还紧紧抓着这些小衣服。他将我抱进另一个房间,把箱子弄走,从此以后,我再也没看过那个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