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了大概有半英里地，我的小手绢儿完全湿透了。那时候，车夫突然把车停住了。
我往外看车为什么停住了的时候，真没想到，坡勾提从一个树篱那儿突然冲了出来，爬上了车。她用双手搂住了我，把我使劲往她的紧身衣上一挤，挤得我的鼻子都非常地疼起来；不过我当时并没顾到这一点，事后发现，鼻子都有点蔫糊儿了，才想起来的。坡勾提一句话都没说。她只撒开一只手，把它伸到她自己的口袋儿里，一直伸到胳膊肘那儿，掏出几包点心来，塞在我的口袋里；又掏出一个钱包儿来，放在我的手里。但是她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只用两只胳膊，把我使劲又挤了一下，也就是最后挤了一下，才下了车，跑着去了。我现在相信，也永远相信，她那时袍子上的纽子，连半个都没剩下。有好几个纽子四处乱滚，我捡起一个来，珍重地保藏了好久，作为纪念。
车夫直瞧我，神气好像是问我，坡勾提还回来不回来。我摇了摇头，说，我想不会回来了。“那么，哦呵，走哇，”车夫对懒洋洋的马说。马跟着就走起来。
顶到那时候，我已经哭得很够劲儿了，就开始想，再哭也没用处，特别是，不论拉得立克·蓝登还是不列颠皇家海军里的舰长，遇到急难的时候，从来没有哭过，这是我记得的。车夫看出来我下了这样的决心以后，就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我顶好把手绢儿放在马背上晾一晾。我对他道了谢，照着他的话办了。只见手绢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显得特别地渺小。
我现在有闲工夫看一看那个钱包儿了。只见它是硬皮子做的，带有暗扣儿，里面装着三枚发亮的先令；那显然是坡勾提用白粉子擦亮了，为的好叫我看着更喜欢的了。但是那里面最可宝贵的东西，是一块纸包着的两枚半克朗，纸上是我母亲亲笔写的几个字：“吾爱与此，同付卫。”我一见这个，又悲从中来，哭了起来。我对车夫说，劳他的驾，把手绢儿递给我。不过他说，他认为顶好不必用手绢儿。我一想也不错，因此就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不再哭了。
并且还是永远不再哭了。不过，我先前既然那样激动过，悲痛的余势，仍旧有时使我剧烈地抽搭一阵。我们这样颠簸着前进了不大一会儿的工夫，我问车夫，他是不是要送我一路。
“一路到哪儿？”车夫问。
“那儿呀，”我说。
“那儿到底是哪儿哪？”车夫问。
“离伦敦不远的地方，”我说。
“哟，那么远！那这匹马，”他把缰绳一抖，指示那匹马，“不用走到一半，就该成了死肉了。”
“那么你只到亚摩斯就不走了，是不是？”我问。
“那还差不多，”车夫说。“到了亚摩斯，我把你送到驿车那儿，驿车再把你送到——不管什么地方。”
这几句话，在车夫方面，就算是说得最多的了（他的名字叫巴奇斯），因为他这个人，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脾气很冷静，一点也不爱多说话。我因为他说了那么些话，要对他表示表示客气，就给了他一块点心。他接了点心，一口就把它咽下去了，和大象吃东西完全一样；吃的时候，他那个大脸，又没露出一丁点吃东西的样子来，也完全和大象一样。
“这个点心是她做的吗？”巴奇斯先生说，他老是把两只脚蹬在车的踏板上，把两只胳膊放在膝盖上，弯着腰往前趴着。
“你说的是坡勾提吗，先生？”
“啊！”巴奇斯先生说，“是啊！”
“是她做的。我们的点心，都是她做的；我们的饭，也都是她做的。”
“是吗？”巴奇斯先生说。
他把嘴闭拢，做出要吹口哨儿的样子来，但是他却并没吹口哨儿。只坐在那儿，直看马的耳朵，好像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新鲜东西似的；他这样在那儿坐了好久，后来才说：
“她没有甜蜜的情人儿吧，我想？”
“甜蜜饯杏仁儿？你刚才说甜蜜饯杏仁儿来着吗，巴奇斯先生？”因为我只当他又想吃点儿糖果、点心什么的，指着名儿叫出来啦。
“情人儿，”巴奇斯先生说。“甜蜜的情人儿。没有人和她相好吧？”
“和坡勾提相好？”
“啊！”巴奇斯先生说，“是啊。”
“哦，没有。她从来没有过情人儿。”
“是吗？”巴奇斯先生说。
他又把嘴闭拢，做出要吹口哨儿的样子来，但是却又并没吹口哨儿，只坐在那儿，看着马的耳朵。
“你才说，你们的苹果点心，”巴奇斯先生琢磨了很大的一会儿才说，“都是她做的，饭也都是她做的。是不是？”
我回答说不错，是。
“呃，我这阵儿有一句话告诉你，”巴奇斯先生说。“你是不是要写信给她？”
“要写信给她，”我回答说。
“啊！”他说，一面慢慢地把眼光转到我身上。“呃！你要是写信给她，那你想着点儿，写上这么一句，就说，巴奇斯愿意，行不行哪？”
“巴奇斯愿意，”我天真地重复了一遍。“你的话就是这个吗？”
“不—不错，”他一面琢磨，一面说。“不—不错。就是：巴奇斯愿意。”
“不过，巴奇斯先生，你明天就又回了布伦得屯了，”我说，说的时候，因为想到我自己那时候要离那儿很远了，所以声音有些颤抖。“那你自己亲自对她说，不更好吗？”
但是他把头一甩，表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同时带出非常庄严的态度来说，“巴奇斯愿意”，要传的就是这句话。他这样把前面的要求又肯定了一遍之后，我马上就答应了替他传。就是那天下午，我在亚摩斯的旅馆里等驿车的时候，我弄到了一张纸和一瓶墨水，给坡勾提写了一封短信，信上是这样写的：“我的亲爱的坡勾提。我平安到了这儿。巴奇斯愿意。问我妈好。你的亲爱的。巴奇斯先生说，他特别要我告诉你，说，巴奇斯愿意。又及。”
我当时答应了巴奇斯先生，在我就要写的信里，给他传这句话，跟着巴奇斯先生就又静默起来。我呢，经过近来发生过的情况，觉得非常疲乏，就在车里一个口袋上躺下，一会儿睡着了。睡得很熟，一直睡到我们到了亚摩斯的时候。到了那儿，他们把车赶到客店的院子里；那儿的一切，在我眼里，都完全是生疏的，新奇的；我原先本来还暗中希望在那儿会看见坡勾提先生家里的人，甚至于还会看到小爱弥丽，但是这地方这样生疏、新奇，把我那种想法完全打消了。
驿车已经放在院子里了，车的全身都非常地亮，但是马却还没套上。以它当时的情况而论，没有比它更不像是要往伦敦去的了。我就一面琢磨这种情况，一面纳闷儿，不知道我的箱子，闹到究竟，会弄到哪儿去（巴奇斯先生因为磨车，把车赶到院子里，所以把我的箱子放在客店院子里有砖石铺着的地方，靠驿车车辕旁边），也不知道，我自己闹到究竟，会弄到哪儿去；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只见一个妇人，从一个凸形窗户里面（窗户上面挂着好些只鸡鸭和好几片猪肉）探出头来，问道：
“那位少爷就是从布伦得屯来的吗？”
“不错，太太，”我说。
“你姓什么？”那个妇人问。
“我姓考坡菲，太太，”我说。
“那可不成。”那个妇人说。“这儿可没有人给姓考坡菲的开付饭钱的。”
“那么，有人给姓枚得孙的开付的吗，太太？”我说。
“你就是枚得孙少爷吗？”那个妇人说。“那你为什么刚才可说你姓考坡菲哪？”
我把缘故对这个妇人说明白了以后，她跟着就拉铃儿，同时喊道，“维廉，把这位少爷带到咖啡室里去。”她这一喊，就从院子那面的厨房里，跑出一个堂倌儿来，带我到咖啡室里去。他一见我，好像很诧异，因为让他往咖啡室里带的，原来只是我。
咖啡室是一个很长的大屋子，里面挂着几张大地图。假使这些地图是真正的外国地方，而我一个人流落到它们中间，我不知道，我那种人地两生的感觉是不是还会更厉害。我手里拿着帽子，在靠门最近的一把椅子的边儿上落了座，那时候，我觉得我简直地是大胆莽撞。堂倌儿特意为我铺了桌布，铺好了桌布，又在那上面放了盐醋瓶子，我现在想，我当时看到那样，一定因为害羞，全身都红了。
他给我端了些排骨和蔬菜来。他揭盘子盖儿的时候，那样冒冒失失地，当时我直害怕，只当我不知怎么把他给得罪了。不过他在桌子前面给我放了一把椅子，很和气地跟我说，“喂，六英尺高的大个儿[95]，来吧！”那时候，我才把一颗心放下了。
我谢了谢他，在桌前坐下；但是因为他正站在我的对面，死气白赖地盯着我，同时，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要脸上大红一阵：所以刀和叉子，在我手里，想要用得灵活一点儿，实在很难；汤想要不洒出来，也不容易。他看着我吃第二块排骨的时候，说：
“还给你定了半品脱麦酒哪。[96]你是不是就要喝？”
我谢了谢他，说“就要喝”。跟着他就把麦酒从一个罂子里倒在一个大玻璃杯里，把杯迎着亮儿端起来，叫酒显得很好看的。
“哎呀，”他说。“酒看来还真多，是不是？”
“不错，看来确实很多，”我微笑着说。因为我看到他那样好玩儿，很喜欢他。他这个人，两只眼直眨巴，满脸都是粉刺儿，满头的头发都直挺挺地扎撒着；他站在那儿，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把玻璃杯迎着亮儿端着，看着再没有那么和气的了。
“昨儿我们这儿来了一位绅士，”他说——“一位又壮又胖的绅士，他姓塔浦扫——你也许认识他吧？”
“不认识，”我说，“我想我没——”
“他穿着短裤子，扎着腿套儿，戴着宽边帽子，穿着灰褂子，系着花点子高领巾，”堂倌说。
“不认识，”我羞涩地说，“我没有那种荣幸——”
“他上我们这儿来，”堂倌儿迎着亮儿看着玻璃杯说，“要了一杯跟这个一样的麦酒——我劝他别要，他可非要不可——要来了就喝了，喝了可就倒在地上死了。那个酒他喝起来太陈了，本来就不该要来着。那是一点不错的。”
我听到这段悲惨的故事，吓了一大跳，跟着说，那我想，我还是喝点水吧。
“哟，你不知道，”堂倌说，一面仍旧迎着亮儿，看着玻璃杯，一面把一只眼睛闭着，“我们这儿可不许有人要了东西又都给剩下了。这样我们可就要生气了。要是你不敢喝，我替你喝了吧。我是喝惯了的，决没有碍处。什么事儿，一做惯了，就一点碍处都没有了。我要是一仰脖儿，一口就喝下去，那我想决不会出毛病的。你是不是要我替你喝哪？”
我说，他要是认为他喝了不会出毛病，那他替我喝了，我只有感激的；不过，如果有妨碍的话，那他千万可不要喝。他把脖子一仰，一口把酒喝下去了以后，我得承认，我吓得什么似的，唯恐他和那位可怜的塔浦扫先生遭到同样的命运，一下倒在地毯上玩儿完了。但是他却什么事儿都没有，不但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还觉得，他喝了酒以后，反倒好像更有精神了。
“你这儿是什么东西？”他把叉子放到我那盘排骨里，问道。“不是排骨吧？”
“是排骨，”我说。
“哎呀，太好啦！”他喊道，“我还只当那不是排骨哪。你不知道，喝了麦酒，想要不出毛病，最好是吃点排骨！你说运气有多好！”
他用一只手揪着排骨有骨头的那一块儿，用另一只手拿着土豆儿，大嚼起来，吃得香极了，我看着觉得非常地好玩儿。他吃完了那一块排骨和土豆儿，又拿起一块排骨和土豆儿来。他把排骨和土豆儿都吃完了，给我端了一个布丁来。他把布丁放在我面前，跟着好像琢磨起来，有一会儿的工夫直出神儿。
“这个饼怎么样？”他如梦初醒的样子说。
“这不是饼，这是布丁啊，”我回答说。
“布丁！”他喊道。“哟，我的妈，还真是布丁，啊！”他又往前凑了凑，看着布丁说，“你说，这不是奶蛋布丁吧？”
“是，是奶蛋布丁。”
“哟，还真是奶蛋布丁，”他说，一面拿起一把汤匙来。“我就是爱吃奶蛋布丁！你说运气有多好！来，小家伙，咱们俩赛一赛，看谁吃得多。”
堂倌当然吃得多。他有好几次，叫我加劲儿比赛，好取得胜利。但是他用的是汤匙，我用的是茶匙，他吃的是大口，我吃的是小口，他的胃口那样大，我的胃口那样小：所以，我们吃头一口的时候，我就远远地叫他拉到后面去了，根本就没法儿跟他赛。我想，我从来没看见过有人吃布丁吃得像他那样香甜的。他把布丁都吃完了，还大笑起来，好像布丁虽然完了，布丁的滋味，在他嘴里却还没完似的。
我看到他那样和气，那样友好，就趁着机会，跟他要纸、笔和墨水，写信给坡勾提。他不但马上就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拿来了，还在我写的时候，不怕腻烦，站在我后面，看着我写。我写完了，他问我，到哪儿上学。
我说“到伦敦附近”，因为我说得上来的，只有那句话。
“哦！哟！”他显出沮丧的样子来说，“我听你这一说，我很难过。”
“为什么？”我问他。
“哦，哎呀！”他说，一面摇头。“就在那个学校里，他们把一个小学生的肋骨给弄折了，折了两根。一个小学生，我得说一个——我想想看——你多大啦？——你大约几岁啦？”
我告诉他，说我八岁多点，九岁不到。
“那个小学生正和你一样大，”他说。“他们把他的头一根肋骨给弄折了的时候，他八岁零六个月。他们把他的第二根肋骨给弄折了的时候，他八岁零八个月：这样一来，那孩子可就玩儿完了。”
这件事这样巧，使我觉得很不安。这是我没法儿对我自己或者对那个堂倌儿掩饰的。我问他怎么弄折了的。他的答复，更叫我没法儿能振作起精神来，因为他的答复是两个阴森可怕的字：“揍的。”
驿车的号角在院子里响起来了，恰当其时把我的话岔开了，我跟着就站起身来，因为有个钱包儿，一方面觉得得意，一方面又怪不好意思，结结巴巴地问（我从口袋儿里把钱包掏了出来），“有没有什么得给钱的。”
“有，你用了一张信纸，”他说。“你从前买过信纸没有？”
我不记得我买过。
“信纸很贵，”他说，“因为要纳税。三便士。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就是这样捐税重重。再没有别的了，就剩了堂倌儿了。墨水你就不用管啦。我给贴上好啦。”
“请问你，你要——我得——我应该——我必须——给堂倌儿多少钱？”我脸上一红，结结巴巴地说。
“要不是因为我有一大家孩子，而那些孩子又生牛痘，那我连六便士都不要。要不是因为我得养活一个老娘，和一个招人疼的妹妹”——堂倌说到这儿，非常地激动——“那我连一个法丁都不要。要是我有个好地方，要是我在这儿待遇好，那我不但不要别人给我钱，我还要对别人表示点小意思哪。但是我吃的可是剩饭，睡的可是煤堆”——堂倌说到这儿，一下哭了起来。
我听他说得这样可怜，极为感动，觉得给他的钱如果少于九便士，就是残忍、心狠了。因此我就把我那三个亮晶晶的先令给了他一个。他接这个先令的时候，非常地谦卑恭敬。他把钱接到手，跟着就用大拇指把钱捻得一转，试钱的真假。
他们帮着我，把我弄上驿车的后部以后，我就发现，他们都认为，那些东西，并没有人帮着，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吃了的；这种发现，叫我心里有些慌乱起来。我所以发现这一点，因为我听见凸形窗户里那个妇人对车上的守卫说，“乔治，这个孩子你可要好好地看着点儿，要不，他的肚子恐怕要爆，”同时又看到客店里里外外的女仆，都跑过来，一面看我，一面龇着牙笑，说我是个小怪物儿。我那位身世不幸的朋友——堂倌，现在精神饱满，一点也没有原先那种伤心的样子了，好像对于这种情况，不但不觉得难为情，反倒一点都不在乎地和别人一块儿说我、笑我。我当时如果对他生出疑心的话，那我这种疑心，就有一半是他这种情况引起来的。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些相信，尽管那个堂倌，有些引起了我的疑心，而我对于他，总的说来，还是没有什么不太信任的地方；因为一个小孩，总是心地单纯地轻信别人，总是自然而然地认为比他年长的人可靠（我看到小孩过早地就把这些品质消失了，而学会了一套世故人情，老觉得难过）。
车夫和车上的守卫，也把我当作笑谈，说这辆车，因为我坐在后面，后重前轻；又说，我要是坐篷车[97]，倒是更好的办法。我得承认，这种情况，未免叫我觉得不受用，因为他们这样拿我当笑谈，在我实在是无妄之灾。我的饭量大这个笑话，在驿车外面的客人中间，也风声传扬，他们也同样都拿我开心；他们问我，在学校里是不是一个人顶哥儿俩或者哥儿仨交饭费；是不是要特别订合同，还是只按照常规办理；还问了我一些同样好笑的话。但是还有更坏的呢：原来我先就想到了，再吃饭的时候，我决不好意思吃什么东西的，而吃正餐的时候，我吃的并不多，我的点心又因为匆忙，撂在旅馆里了，这样，我就非饿一整夜不可。我担心的事儿，果然出现了。我们的车站住了，大家吃起晚饭来，那时候，我怎么也鼓不起勇气来吃任何东西，虽然我很想吃；我只坐在炉旁，说我什么都不要吃。但是我虽然这样忍饥挨饿，却仍旧并没能免于受人讥笑。因为有一位哑嗓子的绅士，脸上皮糙肉厚，虽然自己一路之上，除了拿瓶子就嘴儿喝酒而外，再就几乎不断地从饭盒里拿三明治吃；但是他却偏拿我开玩笑，说我和蟒蛇一样，吃一顿，饱半年；他说完了，跟着就又吃了好些煮牛肉，弄得打嘴现世，起了一身鬼风疙瘩[98]。
我们是下午三点钟从亚摩斯开的车，要在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左右到伦敦。那时正是仲夏，晚上非常凉爽。我们从一个村庄经过的时候，我就想象村庄的人家里都是什么样子，人们都在那儿做什么；有时有的小孩子跟着车跑，攀到车后面，在车上打一会儿秋千；那时候我就纳闷儿，不知道他们的父亲还是死了，还是活着，他们在家里，还是快乐，还是苦恼。这样，我的脑子里，老有的是事儿琢磨。除此而外，我还时时琢磨我就要去的那个地方——那叫人想起来，当然是悚然可怕的了。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不想别的，一个劲地琢磨家里和坡勾提；再不就茫无头绪、胡思乱想，琢磨我咬枚得孙先生以前是怎么样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孩子，但是老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咬他那一口好像是远古前代的事儿了。
到了深夜，不像刚黑的时候那样可心了，因为冷起来了；他们怕我从车上栽下去，就把我夹在两个绅士中间（夹在那个脸上皮糙肉厚的绅士和另一个绅士中间）。现在这两个绅士都睡着了，把我完全夹住了，挤得我简直都喘不上气儿来。有时他们挤得太厉害了，我就不由得要喊，“哦，劳驾，别挤啦！”那时候，他们就非常地讨厌我，因为我一喊就把他们喊醒了。跟我对面坐的是一位快要上了年纪的妇人，披着件皮斗篷，在暗中看来，不像一个女人，却像一个草垛，因为她蒙头盖脑地身上围了那么些衣服。这个妇人，带了一个篮子，有好久的工夫，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好。后来她看到我的腿短，就把篮子塞到我的腿底下了。这样一来，篮子把我的腿又挤得伸不开，又硌得非常地疼，把我弄得苦极了。但是只要我稍微一动，把她那个篮子里盛的一个玻璃杯往别的东西上碰得嘎啦一响（杯碰到别的东西上，当然非响不可），她就用她的脚往死里踹我，同时嘴里还说，“你这个小东西子，你老老实实地给我待着好多着哪。你这把子骨头还嫩着哪。不怕疼你就动！”
后来太阳到底出来了，同车的客人也都睡得不像先前那样糊里糊涂地了。他们夜里，都几乎是活不下去的样子，又捯气，又打呼噜，那样可怕，真叫人难以想象。太阳升得越高，他们的觉也睡得越比较安稳：这样他们就慢慢地一个一个醒来。我记得，那个时候，人人都推托说，他们根本就没睡，有人说他们睡了，他们就非常地愤怒，说是诬赖他们，死不承认。这种情况，我当时听了，觉得十分诧异。我一直到现在，对于这种情况，还是惶惑不解，因为我曾一贯地注意到，在人类所有的弱点里，人们最不愿意承认的，就是在车里睡着了这件事（我想不出来为什么）。
我从远处望着伦敦，觉得它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地方；我相信，我喜欢的那些主角，全都一遍又一遍在那儿表演他们的奇遇；我模模糊糊，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认为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都没有像伦敦那样多的奇观，都没有像伦敦那样多的坏事：所有这一切我都不必在这儿费工夫一一叙说。我们慢慢地走近了这个城市，在相当的时间内，到了白圣堂区[99]的客店，我们原先就是朝着那儿奔的。我不记得这个店是叫蓝牛，还是叫蓝猪；不过我却记得叫蓝什么东西，那个东西的图样，还画在车的后背上。
车上的守卫，在下车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然后站在账房的门口喊道：
“这儿有一个小孩儿，登记的名字是枚得孙，从素弗克的布露得屯[100]来的，原说是先撂在店里，等人来领。有人来领没有？”
没人回答。
“你再用考坡菲的名字问一问看，”我从车上不知所措地往下看着说。
“有一个小孩儿，登记的名字是枚得孙，从素弗克的布露得屯来的；他也叫考坡菲，原说是先撂在店里，等人来领。有人来领没有？”守卫说。“我说，到底有人来领没有？”
没有。没有人来领。我很焦灼地往四外看去；只见守卫问的这句话，没引起任何人丝毫的注意；只有一个扎着套腿、还瞎了一只眼的人，出了一个主意：说他们顶好给我在脖子上套上一个铜脖圈儿，把我拴在马棚里。
他们把梯子放在车门那儿，我跟在那个妇人后面，就是那个像草垛的妇人后面，下了车；我是一直等到她把篮子拿开了的时候，才敢动弹的。这时候，车上的客人都下来了，车上的行李也很快地都搬下来了；拉车的马，在搬行李以前，早就卸下来，拉走了；现在有几个马夫，把那辆空车，横拖竖拉，前推后拽，弄到不碍事的地方去了。但是即便那时候，这个满身尘土、从色弗克的布伦得屯来的小家伙，也仍旧没有人来认领。
我当时在比鲁滨孙·克鲁叟还要孤单（因为他虽然也孤单，却没有人看着他，没有人看到他的孤单）的情况下，进了账房，值班的账房先生招呼了我一下，我就转到柜台里面，在他们给行李过磅的磅秤上坐下，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和一本一本的账簿，闻着马棚的气味（从那时以后，我一想到那天早晨，就仿佛又闻到马棚的气味），于是焦灼忧虑蜂拥而至：假设始终没有人来领我，那店里的人可以让我在那儿待多久呢？他们是不是肯叫我一直待到我把我那七个先令都花完了的时候呢？还是我可以晚上躺在那些木头槽子的一个里面，杂在行李中间睡觉，早晨在院子里的水龙头那儿洗脸呢？还是他们夜里得把我赶出去，第二天账房开开门，再叫我回来，等人来认领呢？假设现在这件事，并不是什么人弄错了，而是枚得孙先生存心想出来的坏招儿，好把我出脱了，那我怎么办呢？他们即便让我待在他们那儿，等到我那七个先令都花完了的时候，但是一旦我挨起饿来，那我就不能再希望他们还收容我啦吧？因为那对于他们的顾客，一定是很不方便，很不愉快的。这还不算：如果我饿死了，那个蓝什么的店家还得受我的连累，负担丧葬费呢。如果我马上就起身往家里走，那我怎么能找到路，怎么能走那么远呢？即便我到得了家，那除了坡勾提，我怎么敢保别人一定能收容我呢？如果我能找到离那儿最近的监管当局[101]，投军去当大兵或者水兵，那我那样小，他们十有八九是不会要我的。这种种想法，还有无数其他一类的想法，使我又担心，又惊恐，弄得我火烧火燎、头晕眼花。我正在这样发着高烧的时候，只见一个人走了进来，在账房先生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跟着账房先生就把磅秤一掀，把我从那上面掀下来，推到那个人前面，好像我是一件货，已经买妥了，称完了，付过钱，交出去了一样。
那个人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出账房的时候，我偷偷地瞧了他一眼。只见他是一个面黄肌瘦的高个儿青年，两颊下陷，下颏上的胡子碴儿几乎和枚得孙先生的一样地黑乎乎的，不过他们相似的地方，就到这儿为止，因为他没留连鬓胡子，他的头发也不是光滑润泽的，而是锈卜几、干巴查的。他穿着一套黑衣服，看着也有些锈卜几、干巴查的；袖子和裤腿，还都未免不够长的。他系着一条白领巾，也不太干净。我当时并没有（现在也没有）认为这条领巾，是他的服装中惟一的麻制品[102]；但是他露在外面的麻制品，或者说，让人能想得到的麻制品，却就是那一条领巾。
“你就是那个新生吧？”他说。
“是，先生，”我说。
我当时只是想当然，其实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
“我是撒伦学舍的教师，”他说。
我听了这个话，不禁肃然起敬，对他鞠了一躬。我觉得，像我的箱子那样平常的东西，不能在撒伦学舍的学者和教师面前提起，因此我们出了客店的院子，走了一会儿，我才敢斗胆说我还有个箱子。我并没敢照直地说我这个箱子怎么样，只带着很谦虚的样子，拐弯抹角地透露了一点，说那个箱子，以后对我，也许有用处；因此我们就又回到了账房。到了那儿的时候，撒伦学舍的教师对账房先生说，那个箱子，先撂在那儿，他告诉脚行午间来取。
“请问老师，”我说，这时我们又走到原先走到了的那个地方了，“学校远不远？”
“在布莱克奚斯[103]那儿，”他说。
“到那儿远吗？”我低声下气地问。
“不近，”他说，“有六英里哪。咱们得坐驿车去。”
我那时候累极了，心里直发慌，所以一想到还得咬着牙再钉六英里地的路，实在觉得受不了。我斗着胆子告诉他说，我一整夜连一口东西都没沾牙，他要是能允许我买点什么吃，那我可就太感激他了。他一听我这个话，好像吃了一惊——我现在还好像看见他站住了来瞧我的样子——跟着想了一想，对我说，他要去看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住得离我们现在到的那个地方不远。我顶好买一块面包，或者不管什么有益健康而我又顶喜欢吃的东西，拿到那个老太太家里，在她家里吃。在那儿还可以弄到一些牛奶。
因此我们就往面包房的窗户里瞧。我先说要买这个，买那个，但是因为那都是叫人吃了害肝病的东西，他一样一样地都说不好；最后我们决定买了一小块挺不错的黑面包，只花了三便士。跟着又在一个食品杂货店里，买了一个鸡子儿和一片五花儿咸肉。买了这些东西之后，我还是认为，我那第二个发亮的先令剩了好多，因此我觉得伦敦这个地方，东西很便宜。我们把这几样吃的东西都带好了以后，就往前走去。只听得车马喧阗，声音嘈杂；我本来就身困神疲，现在更闹得头昏脑涨，不可言喻了。我们往前，过了一座桥，那毫无疑问是伦敦桥[104]（一点不错，我记得他告诉过我，说那是伦敦桥，不过我当时半睡半醒，并没很注意），最后我们到了一个穷苦人家的房前。那是一所布施庵堂的一部分；因为看房子的样式和栅栏门上面一块方石上刻的字（说这个庵堂是为收容二十五个贫苦妇女而修盖的），我知道那是一个布施庵堂。
只见这所房子，有一溜一模一样的小黑门，门的一边有一个菱形方块玻璃格子窗户，门上面，也有一个菱形方块玻璃格子窗户。撒伦学舍的教师，把这样一扇门的门栓儿拉开了以后，我们就进了这几个贫苦的老妇人之中的一个住的小屋子。只见这个老妇人，正在那儿吹火，要把一口小小的深锅烧开。她本来拿着吹火管跪在那儿吹，看见了教师，就不吹了，嘴里叫了一声，我听起来好像是“我的查理”似的。但是她看见我也进来了，就站了起来，搓着手，略带举止错乱的样子，行了个半屈膝礼。
“请你给这位少爷热一热早饭，成不成？”撒伦学舍的教师说。
“成不成？”那个老太婆说。“当然成，那有什么不成的？”
“夫毕孙太太今儿怎么样？”教师问，一面往坐在壁炉前面一把大椅子上另一个老太婆那儿看去。只见那个老太婆身上一层一层地摞了那么些衣服，我当时没把她错当做一捆东西而坐在她身上，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要谢天谢地。
“啊，不好哪，”头一个老太婆说。“今儿她的病又重了。壁炉里的火，要是玩儿完了，不管是怎么玩儿完的，反正只要玩儿完了，那她也非跟着一块儿玩儿完了不可[105]，决没有再活下去的希望。这是我毫不含糊的看法。”
因为他们两个都往那个老太婆那儿瞧，我也就跟着往她那儿瞧。只见那天虽然很暖和，她却也好像一心不想别的，只想烤火。我当时有一种想法，觉得她连对于火上的深锅，都有些嫉妒。我现在想来，深信不疑：她看到我硬逼着炉火为我服务，叫它给我煮鸡子、烤咸肉，都觉得怒不可遏。因为，在这种烹饪正在进行而没有别人看着的时候，我那双勉强睁着的眼睛确实看见，她有一次，用拳头对着我比划来着。阳光从小窗户那儿透到屋子里；她把她的背脊和大椅子背儿冲着阳光坐在那儿，把火挡得风也不透，好像她死气白赖地要使炉火发暖，而不是炉火使她发暖似的，并且以极端不信赖的态度看着炉火。我的早饭做完了以后，她看见火空出来了，大为高兴，因而大笑了一声——我得说，她那一声笑，非常地难听。
我坐下吃起那块黑面包、那个鸡子和那片咸肉来，外带着一大碗牛奶，吃得非常地津津有味。我正大嚼而特嚼的时候，这一家那个老太婆对那个教师说：
“你的笛子带来了没有？”
“带来啦，”他说。
“你吹一吹我听听吧，”那个老太婆哄着说。“吹一吹吧！”
教师听了这话，把褂子襟儿撩起来，从褂子里面把笛子掏了出来。笛子一共三截儿；他把这三截儿拧到一块儿，跟着就吹起来。经过了多年的考虑，我的印象仍旧是：世界之上，决不能有人比他吹得再坏的了。他吹的声音，凄惨极了，我向来听见过的声音里，不论是天籁，也不论是人籁，都没有它那样凄惨。我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谱子——其实他吹的是不是有谱子，我很怀疑——但是他吹的声音，却那样凄婉，我听来的时候，起初是想到我所有的悲愁，忍不住掉下泪来；跟着是胃口全倒了；一点也不想再吃东西了，最后是困得要命，眼睛都睁不开了。我现在回忆起那种光景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又闭上了，我的脑袋就又乱晃起来了。现在，那个小屋子和屋里那个敞着的小三角柜，那一把方背的椅子，那一个通到楼上的小小方形楼梯，和那三支摆在壁炉搁板上的孔雀翎儿（我现在记得，我刚一进屋子的时候，就心里纳闷儿，不知道孔雀要有什么感想，如果它知道它那华丽的羽毛，会命中注定，要落到现在这步田地）又在我面前消失了，我的脑袋又乱晃起来了，我又睡着了。笛子的声音听不见了，我耳边却听见了车轮子的声音，我又上了路了。车一颠，把我从睡梦中一下颠醒了，笛子的声音又送到我的耳朵里了。撒伦学舍的教师搭着腿坐在那儿，吹的笛声呜咽凄凉，那个老太婆就脸上带着笑容，在一旁听着。跟着这个老太婆也消失了，教师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听不见笛子的声音了，看不见教师的样子了，撒伦学舍也没有了，连大卫·考坡菲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沉沉的酣睡。
我当时觉得，他凄凉地吹着笛子的时候，我好像梦见那个老太婆有一次越听越乐，越乐越往他身边凑，后来靠在他坐的椅子背儿上，抱着他的脖子，使劲亲热地搂了他一下，使他的笛声也停了一下。我在那时候，或者那时候以后，正处在似睡非睡的状态；因为，他又吹起来的时候——他这回停了一下，确是事实——我看见并且听见那个老太婆，问夫毕孙太太，妙不妙（她说的是笛子）；夫毕孙太太就说，“唉，唉，妙！”同时朝着火直点头；我现在还以为，她是把演奏的妙处，完全归功于炉火的。
我好像打盹儿打了很长的时间，撒伦学舍的教师才把笛子拆成三截儿，又和先前一样收好，带着我走了。我们一看，驿车停的地方，原来离我们很近。我们上了车顶。因为我困极了，所以车在路上停住、又上客人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弄到车里面；那儿没有别的客人，所以我就在那儿大睡而特睡起来。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只见驿车已经慢下来，正用步行的快慢，在绿树扶疏中上一个很陡的山坡。一会儿车停住了，原来已经到了目的地了。
我们——我这是说，我和教师——走了几步，就到了撒伦学舍了。只见校舍四面有高高的砖墙围着，样子极为沉闷。墙上开了一个门，门上有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撒伦学舍的字样。门上还有一个带栅栏的小窗户；我们一拉门铃儿，就从那个小窗户里露出一个脸来，粗暴凶狠的样子，打量我们。门开开了以后，只见露出脸来的那个人，身子粗而壮，脖子粗而短，脑门子横突而旁出，留着一个光头，安着一只木头假腿。
“这就是那个新生，”教师说。
那个安木头假腿的人，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那并没费多大的工夫，因为我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么——在我们进了门以后，把门又锁上了，把钥匙收了起来。我们正往屋子里去的时候（屋子外面都是枝叶浓密、郁郁苍苍的树），他对带我来的那个教师喊：
“喂！”
我们回头看去。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双靴子，站在门房的门外面（他就住在那个门房里）。
“呃，”他说，“麦尔先生，你出去了的时候，修理鞋的来过。他说，这双靴子，没法再修理啦。他说，这双靴子上原来的皮子连一丁点都没有了。他还说，他真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还有？”
他说完了，把靴子老远扔给了麦尔先生，麦尔先生往回走了几步，把靴子捡起来，一面和我往前走，一面看靴子（我当时觉得，看的时候，神气怪可怜的）。我那时候，才头一次注意到：他脚上那双靴子，也穿得太破了；他的袜子，也有一个地方绽了，像要开的花骨朵一样。
撒伦学舍是一座用砖盖的方形房子，两边有厢房，看样子好像空洞洞的，里面没有什么家具。到处都是静悄悄的，所以我就问麦尔先生，怎么看不见学生？他们都出去了吧？麦尔先生听我这一问，觉得很诧异。因为那时候本来正是假期，学生都回各自的家去了。校长克里克先生和他的太太、小姐也到海滨休养去了。他们在假期里就把我送到学校里来，因为我做了坏事，用这种办法来罚我。这种种情况，我都不了解，所以我们一面走着，教师就一面都告诉了我。
他把我领到教室里。我到那儿抬头一瞧，只见那儿那样空落落、那样冷清清的，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那个地方，现在又在我面前出现了。只见一个长条的屋子，安着三长溜书桌，六长溜凳子，墙上到处都是挂帽子和挂石板的钉子，像兽毛扎撒着似的。撕碎了的笔记本和练习本，散布在满是尘土的地上。有几个养蚕的小盒子，也是用笔记本、练习本做的，都乱放在桌子上。两个可怜的小白耗子，因为养耗子的人走了，没人管，正在一个用纸壳（纸壳都发出霉味来了）和铁丝做的笼子里来回地跑，用它们那红眼睛往每一个角落里瞧，想找点吃的东西。一只鸟儿，在一个比它自己大不多的笼子里，往二英寸高的架儿上跳，站不住又跳下来，时时发出凄凉的哗啦声；但是它不用说不会清晰嘹亮地哨，就连唧唧啾啾地叫都不会。屋子里有一种有碍卫生的怪味儿，像长了毛的灯芯呢、放在不透空气的地方上的甜苹果、发了霉的书一样。屋里到处都是墨水的污痕。如果这所房子，从盖起来那一天起，压根儿就没盖房顶，而在一年四季里，下雨也是下墨水，下雪也是下墨水，下雹子也是下墨水，刮风也是刮墨水，即便那样，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墨水洒得到处都是。
麦尔先生把他那双没法修理的靴子拿到楼上去的时候，把我一个人撂在屋子里，我就轻轻悄悄往屋子远处那一头慢慢走去，一面瞧着这种种光景。我忽然一下看到一个厚纸做的广告牌，正放在桌子上，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几个字，写的是：“留神。他咬人。”
我马上爬到桌子上面，一心只怕桌子底下至少会有一条大狗趴在那儿。但是我虽然焦灼地到处都瞧遍了，却哪儿也瞧不见有狗。我仍旧还在那儿用眼到处寻觅的时候，麦尔先生进来了，问我为什么爬到桌子上。
“对不起，老师，”我说，“对不起，我正找狗哪。”
“狗？”他说，“什么狗？”
“难道不是狗吗，老师？”
“难道什么不是狗？”
“要留神的、咬人的，难道不是狗吗，老师？”
“不是，考坡菲，”他严肃地说。“不是狗。是一个学生。我得把这个牌子挂在你的背脊上，考坡菲；这是他们给我的指示。我很难过，和你刚一见面儿就跟你来这一手儿，可是我没有法子，不能不照着办。”
他这样说了，就把我从桌子上抱下来，把牌子像一个背包那样，绑在我的两个肩膀上（那个牌子是特意为我做的，做得还真方整平贴）。从那时候以后，我无论走到哪儿，我的背上都背着这个牌子，就别提够多么称心惬意了。
我因为这个牌子，都受了些什么样的罪，没有人能想象出来。不管有人瞧见我，也不管没有人瞧见我，反正我心里老嘀咕，老觉得有人在那儿瞧那个牌子上面的字。即便我转过身去，瞧不见身后面有人，也都不能叫我把心放下，因为，不管我的背脊朝着哪儿，我老认为那儿有人。那个安假腿的狠家伙，更增加了我的苦恼。因为他是大权在握的。他只要一瞧见我把背脊靠在树上，或者靠在墙上，或者靠在房上，他就从他那个门房的门口那儿，用洪亮的嗓门大声吆喝着说：“喂，你这个小家伙儿！你这个考坡菲！把你的牌子露在明面上，要不，我可要给你报告去啦！”游戏场是一个石头子儿铺的光院子，房子的背后和厨房、伙房什么的，都冲着这个院子。我每天早晨，都得按照吩咐，到那儿散步。那时候我知道，工友看见我这个牌子，送肉的看见我这个牌子，送面包的看见我这个牌子：总而言之，所有在这个学校里来来往往的人，都看见我这个牌子，都知道得留我的神，因为我咬人。我记得，我当时确乎自己都怕起自己来，认为我是一个真会咬人的野孩子。
这个游戏场，有一个旧门通着。原来学生中间，有一种风气：他们老把他们的名字划在这个门上面，所以这个门上划满了学生的名字。我心里老害怕，惟恐假期完了，学生都回来了，他们瞧见了我这个牌子。我看到每一个名字，我都不由得要问，这个学生念到我背的牌子上“留神。他咬人。”的时候，会是什么态度？会是什么口气？有一个学生，叫什么捷·史朵夫，他的名字划得很深，划得很多。我当时想，他看到我的牌子，一定要用沉重的声音念它上面的字，念完了，还要用手薅我的头发。另一个学生，叫托米·特莱得。我看到了他的名字，我就害怕他会用那个牌子跟我开玩笑，假装作非常地怕我。第三个叫乔治·顿浦尔。我看到这个名字就想，他要拿我的牌子唱着玩儿。我这个畏畏缩缩的小家伙，老琢磨这个门上的名字，到后来，我只觉得，所有那些名字的本人——麦尔先生说，那时学校里有四十五个学生——都异口同声一齐叫，不要理我，每个人都用他自己特有的说法一齐喊：“留他的神，他可咬人！”
我在书桌和凳子中间，心里想的也是这种情况。我上床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的时候，眼里窥着那些林立成行[106]的空床，心里想的也都是同样的情况。我记得，我天天晚上做梦：梦见我母亲，还是和往常一样，和我在一块儿；梦见我往坡勾提先生家里去赴会；梦见我坐在驿车顶上旅行；梦见我跟我那个身世不幸的朋友，那个堂倌儿，一块儿吃饭；在所有这些梦里，别人都又直眉瞪眼地瞧我，又鸡猫子喊叫地哄我，因为我不幸被人发现，身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我的小睡衫和那个大牌子。
我一方面觉得生活非常单调，另一方面却又老害怕学校开学：在这两种苦恼的夹攻之下，我那份苦恼，可就真叫人没法受了。我每天跟着麦尔先生做很多的功课，不过我却都做了，而且做得还不至于丢脸，因为没有枚得孙先生和枚得孙小姐在跟前看着。没做功课以前，和做完了功课以后，我就散步——散步的时候，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有那个安木头假腿的家伙监视。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能想起来，当时那所房子怎样潮湿，铺院子的石板怎样裂了缝儿，长着青苔，一只旧水桶怎样漏水，几棵阴惨惨的老树怎样树干都失去了本色，好像在下雨的时候，滴水比别的树更多，而在艳阳的天气里，开花却比别的树更少。我和麦尔先生，一点钟的时候，在一个空落落的长饭厅尽里面那一头上吃正餐；那儿满屋子安的都是松木桌子，满屋里闻着都是油膻气味。吃完了正餐，接着做功课，一直做到吃茶点的时候；吃茶点，麦尔先生用的是一个蓝茶杯，我用的是一个锡盂子。整天价，从早晨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麦尔先生都坐在教室里他自己的桌子那儿，一刻不停地和笔、墨、尺、簿子、纸打交道，把上半年的账目一项一项地结算出来（这是我当时看出来的）。他晚上工作都做完了，东西都归置好了，就把笛子拿出来呜呜地吹；吹到后来，我只觉得，他简直地把他整个的人，都慢慢地从笛子上手的大孔那儿吹了进去，然后又从笛子的几个小孔那儿冒了出来。
我现在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我是那样一个不大点的小家伙，用手扶着脑袋，坐在灯光暗淡的屋子里，一面听麦尔先生凄凉的笛声，一面啃第二天的功课。我现在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我啃完了功课，把书合上以后，听了麦尔先生凄凉的笛声，就想到家里过去的情况，想到亚摩斯海滩上刮的海风，感到非常凄凉，非常孤寂。我现在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到楼上冷清清的屋子里去睡觉，我坐在床沿儿上，一边哭着一边想象坡勾提来安慰我。我现在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我早晨下楼的时候，一面由楼梯的窗户上一个使人悚然的大豁子那儿，看着那口校钟，上面带着信风旗，悬在一个外屋的顶上，一面心里嘀咕，害怕钟声一响，把史朵夫和别的学生都叫到教室里来。我心里最怕的，是那个安假腿的人把长了锈的栅栏门上的锁开开，把可怕的克里克先生放进来。其次就是怕那些学生都回来。在这种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里，我都不能想象我这个人有任何危险的地方，但是在所有这种种情况里，我却都老得在背上背着那个警告人的牌子。
麦尔先生一直地没跟我说过很多的话，但是也一直地没对我露过严厉的声色。我认为，我们两个是相对无言的伴侣。有一件事，我忘了说：那就是，他有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嘟囔，一个人咧着嘴笑，还又攥拳头，又咬牙，又自己薅自己的头发，叫人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不过他的确有时候做出这种种怪样子来。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很害怕，不过过了不久，也就看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