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11月，歌德生活史上发生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情。他接受卡尔·奥古斯都公爵的邀请，来到了魏玛，后来就定居在这里。当时的魏玛公国不过是一个面积仅仅36平方英里，人口仅有10万的封建小邦。歌德却以为魏玛的统治者比较开明，自己可以在这里从事实际工作，施展才能，实现抱负。因此，不久他便在魏玛的朝廷中做官。先任枢密顾问、枢密大臣，后升任内阁大臣，主持魏玛公国的政务。整整10年间，歌德很少进行文学创作而忙于行政事务。他热心地实行社会改良，如整顿财政，精简军队，恢复矿山，修筑公路，减轻农民赋税，发展文化教育等等，有时还要侍奉公爵出游狩猎。
歌德从一个反叛作家变成了一个封建小朝廷的官吏和宫廷文人，但是，他的内心是充满着矛盾的。由于行政工作，他接触现实，了解社会，克服了狂飙突进的幻想，增添了脚踏实地进行改革的动力。但是他的改革遭遇重重阻力，很少奏效。是继续这样为魏玛公国勤勉工作呢，还是超脱世俗，用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人类谱出理想的高歌？是克制自己，向环境妥协呢，还是任凭自己诗人的感情与想象向远方驰骋？这样的矛盾纠缠着歌德。然而为了行政工作，他不得不在许多方面对外妥协，对己克制。为此他常常感到痛苦。他曾一度对政务厌倦，埋头于自然科学研究，发现了人的颚间骨。1786年9月，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改名换姓，独自一人乘驿车逃离魏玛，来到了他早已向往的意大利，希望在另一个环境中求得新生。
在意大利，他游遍了各个城市和西西里岛。宏伟的大自然，丰富的文化遗产，淳朴的民间生活，都使他心旷神怡。他仿佛重新“找到了自己”，成为一个充满着活力和创作激情的人。他对古代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接受美术史家温克曼的观点，认为古代艺术体现了一种淳朴、宁静、和谐的理想的美。他在意大利生活了两年。1788年4月返回魏玛，但不再参与政务。
意大利之行使歌德转入“古典”主义。歌德用新的观点批判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去，放弃了“狂飙”式的幻想而追求宁静、和谐的人道主义理想。与此同时，歌德恢复了创作热情，完成了一些他早已动手的作品，其中重要的如《埃格蒙特》、《伊菲格尼亚在陶里斯》、《托夸多·塔索》以及《浮士德》的部分场景。
历史剧《埃格蒙特》（1789年）写16世纪尼德兰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剧中描写了许多群众场面，描写了起义前夕紧张的社会矛盾。主人公埃格蒙特是一个同情人民的贵族，他在对敌斗争中态度游移不定，一方面希望人民得到自由，另一方面又反对起义，要求人们在暴政面前保持平静，“勤恳工作，安分守己”。他的被囚激起了人们的怒潮。全剧在他关于自由的幻想和为自由而斗争的呼吁中结束。歌德从1775年就开始写作这部剧本，因此剧中保留着“狂飙突进”的反叛精神，但这种精神已明显降低。
《伊菲格尼亚在陶里斯》标志着歌德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转变。歌德在1779年写成该剧的散文本。1786年从意大利回来后，又把它改成剧本。这个剧本采用古代的题材，但是主人公伊菲格尼亚不是古代神话和悲剧中那个以智取胜的姑娘，而是一个体现了人性感化力量的理想的女性。她来到陶里斯后，说服国王废除了当地屠杀外来人的陋习。当国王因自己的求婚要求不能满足而欲恢复这一陋习并处死她弟弟的时候，她能用自己高贵的德行和真诚的感情打动国王，启发国王内心的善，终于放走了他们。剧本表现了歌德以纯洁人性消除邪恶，以道德感化打动统治者完成社会改良的思想，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剧本用古代戏剧的风格写成，形式完整，语言简练。
1790年完成的剧本《托夸多·塔索》以16世纪著名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身世为题材，写他从一个敢于揭露宫廷腐败的反抗者变成一个自我克制、安于现状的庸人。塔索在菲拉拉宫廷的遭遇颇似歌德自己在魏玛的处境。塔索形象中也包含着作家本人的体验。因此歌德曾说“这个剧本是我的骨头中的一根骨头，我心中的一块肉”。
歌德的思想矛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革命爆发时，他热情欢呼，也能认识到这次革命将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他却转为憎恶革命，抵制革命，甚至写作品嘲笑革命群众（如《威尼斯铭语》的某些部分、剧本《大科普塔》、《市民将军》和《受鼓动的人》）。歌德赞成“合乎自然，和平的发展进化”，不赞成革命的暴力。
在这时期，歌德对自然科学有极大的兴趣，研究过植物学、昆虫学、解剖学、光学和颜色学。他把自然界看成一个互相联系的不断进化的整体，努力寻找所谓“原形态”。但是他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
1794年，歌德与席勒订交，开始了这两位伟大作家互相合作的10年。他们俩在魏玛共同主办剧院，主编文艺杂志，合作写成了一批诗歌作品。1796年他们合作所写的400多首警句诗，无情地讽刺了当时文化界的不良现象。1797年。他们又一起写了一系列谣曲，其中著名的《掘宝者》、《魔术学徒》、《科林斯的未婚妻》等就是歌德此时创作的诗篇。与此同时，他俩还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一些重要作品。歌德写出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年）和《浮士德》第一部（1808年出版）等，成为他一生中又一个新的创作丰收时期。
《赫尔曼与窦绿苔》是一部古典牧歌式的叙事诗，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某小镇上一个家境宽裕的青年与莱茵河左岸逃难过来的姑娘的爱情故事。歌德反对大革命带来的混乱，而赞美封建宗法式的田园生活。
进入19世纪以后，欧洲与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欧洲人民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仍在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也使得欧洲一些国家的劳资矛盾日益显露；与此同时，世界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东方文化大量传入欧洲。歌德以极大的兴趣来接受新事物，对于当时兴起的许多自然科学学科和许多工程建设计划，诸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开凿计划，他都很热心。他还研究了傅立叶、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种好学不倦，积极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态度，表现歌德宽阔的胸怀和不断追求更高理想的进取精神，虽不能使他克服内心的矛盾，摆脱庸人习气，却能帮助他保持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了解时代的先进思潮。
歌德曾以极大的兴趣研究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文学与哲学，神游于东方世界，写出大量诗歌，后来收集在《西东合集》（1819年）中。他在看到了《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等中国小说和中国诗歌作品的译本之后，大为赞叹，甚至模仿中国诗歌的风格写了14首抒情诗，题名《中德四季晨昏吟咏》。文化交流大大扩充了歌德的文学视野，使他预见到从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的著名论断。
歌德的晚年是在隐居生活中度过的。他以惊人的毅力埋头写作，完成了一些重要作品，如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1820~1829）、《亲和力》、自传《诗与真》、（1811~1830年间完成，共4卷）《意大利游记》（1816~1829）、《出征法国记》（1822年）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完成了他“毕生的主要事业”——诗剧《浮士德》。
《威廉·迈斯特》（包括《学习年代》和《漫游年代》）是在歌德全部创作中地位仅次于《浮士德》的重要作品。歌德从1776年着手写作，1796年完成上部《学习年代》，1829年完成下部《漫游年代》。它的创作过程贯穿歌德一生的几个重要时期。这是一部描写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的教育小说。主人公威廉·迈斯特是富商之子，他不满于周围平庸狭隘的市民生活，希望从事有益的工作，实现远大的抱负。他离开家庭后，一度迷恋过女演员，从事过商业，后来参加流浪剧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开明贵族罗塔利奥，此人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回来即解放了自己的农奴，组织了以服务人类为宗旨的秘密团体。威廉从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于是脱离剧团，加入了这个团体。威廉渴求个性的协调发展。在他的个性形成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与周围现实的矛盾，但是歌德并不想改变现有的秩序，只是寄希望通过开明贵族之手来改革现实。
小说的下部，在思想内容和结构上与上部都没有紧密的联系，描写威廉与他儿子费利克斯的漫游，但主人公只起情节线索的作用。威廉曾把他儿子放在“教育区”培养，那里的人过着集体生活，人人勤奋劳动，互敬互爱。这是歌德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而提出的空想。但是那里的集体劳动是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威廉后来从漫游中认识到人应该对社会有益，决定当医生。小说在威廉与儿子的团聚中结束。
威廉·迈斯特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青年的形象，他的漫长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德国进步人士对社会理想的探索过程。小说的最后结论是：为集体劳动，为人类造福才是真正的生活理想。这里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上部所写的理想由开明贵族提出，下部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是一个逃避现实、回避革命、妥协容忍的乌托邦。
1832年3月22日，歌德病逝。歌德的一生是漫长的，也是不平凡的。他为德国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1919年编纂竣工的《歌德全集》达143册。他的思想是那样广阔，他的著作涉及到那么多的领域，真可谓博大精深。歌德的一生中也充满着矛盾。他生活在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大变革年代，当时的德国虽然落后，缺乏革命的条件，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对于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不能没有反应。歌德自己说过：“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们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凡是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得到的。”
歌德总是积极关心现实，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探求，努力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是，作为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又无法摆脱这个阶级与生俱来的鄙俗和妥协性，再加上德国现实的限制，使他的思想和创作都充满着复杂的矛盾。
席勒
席勒（1759~1805），原名约翰·克里斯托弗·弗利德里希·席勒，是18世纪德国的杰出诗人和戏剧家。他与歌德一起把德国的古典文学推向高峰，为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席勒出生于符腾堡公国的马尔巴赫城，父亲是医生，做过小军官，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1773年，13岁的席勒被强行送进了人称“奴隶养成所”的军事学院，先后学习了法律和医学。在这里度过的八年囚徒式的生活，养成了他对专制统治的憎恨和对自由的渴望。
席勒通过一位教师接受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莎士比亚、卢梭的作品，也读普鲁塔克的作品，更热衷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具有狂飙突进精神的当代德国作品。就在此时，他开始秘密地写诗、写剧本。
1780年，席勒毕业于军事学院，在斯图加特做军医。1781年，他自费出版了剧本《强盗》。次年，该剧在曼海姆剧院上演。席勒未经公爵允许就越境去那里观看，为此而被关进禁闭所，被剥夺了写剧本的权利。席勒不能忍受这种迫害，1782年9月即与一友人逃离斯图加特。此后，他在曼海姆、法兰克福、莱比锡等地流浪，靠朋友接济而生活。1787年去魏玛，不久定居在那里。在这时期，他写了不少诗歌，发表了他青年时期最好的剧本《阴谋与爱情》（1782年），此外还有《斐哀斯柯》（1783年）、《堂·卡洛斯》（1787年）等。
在“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下，青年时期席勒的创作充满着反暴政、争自由的革命精神。处女作《强盗》就是一部反封建反专制的杰作。主人公卡尔是穆尔伯爵的长子，因弟弟弗朗兹的离间而被父亲逐出家庭。离家后他到波希米亚一带入伙为盗，被选为首领。当弗朗兹毒害老父、强占他未婚妻爱米丽亚时，卡尔救出了他们。爱米丽亚劝他脱离盗群，重新生活，但受到众盗的反对。卡尔遂杀了未婚妻，去官府自首。卡尔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进步青年的形象。他仇恨暴政，蔑视法律，同情被压迫人民，而且想要改造社会，在德国建立一个共和国，“让罗马和斯巴达与之相比都不过是尼姑庵”。他参加盗群，用恐怖手段对统治者进行复仇。当然，他的个人反抗并没有什么成果，最后屈从于他一向蔑视的法律。尽管如此，全剧的反暴政倾向是非常鲜明的。剧本的第一版引用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忒斯的话“药治不了的，要用铁；铁治不了的，要用火”作为题词，第二版的扉页上，又添上“打倒暴虐者！”的铭语，更突出了剧本向专制统治展开暴力斗争的思想。所以恩格斯称赞它是“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
《强盗》的演出获得成功，观众对它报以狂热的欢迎。据记载，演出时整个剧场欢声雷动，观众们瞪着眼、握紧拳、顿足踏地，互相拥抱。“剧场活象一座疯人院”。
《斐哀斯柯》是席勒的第一部历史剧，描写十六世纪热那亚共和主义者反暴斗争的故事。由于剧中所写的反专制斗争的领导者是个阴谋家，因而使人对斗争的胜利和前途感到失望。但全剧的反专制的倾向是非常强烈的。剧中包含有群众场面和紧张的戏剧冲突，这都是后来席勒历史剧所具有的一些特色。
《堂·卡洛斯》以16世纪尼德兰解放运动为背景，写西班牙宫廷中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这是席勒青年时期的最后一个剧本。剧中仍然回响着反对专制、渴望自由的基调。但是主要人物波沙把自由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妥协的倾向已很明显。它标志着席勒从“狂飙突进”向“古典”主义的过渡。
8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逐渐衰落，席勒的反叛精神也逐渐衰退，而且中断了文学创作活动，转为研究历史和哲学。从1785年到1794年，他写过《尼德兰独立史》（1788年）、《三十年战争史》（1791~1793）等著作。其间还担任过耶那大学的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