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一世提倡科学，简化俄文字母，出版报纸，创办公众剧院，鼓励翻译介绍西欧著作。他在宫廷中强行推广法国礼仪，仿效法国风尚，提倡用法语交谈。他在文化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大大推进了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有盲目崇拜外国、忽视民族文化的一面，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彼得一世时期，俄国文学还处于从古代文学向新的内容和形式过渡的阶段。30~50年代，专制制度日趋巩固，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深入俄国。于是形成了俄国古典主义流派，出现了第一批俄国作家康捷米尔（1708~1744）、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1718~1777）等。
俄国古典主义反映了先进贵族的世界观和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它除了遵守古典主义原则和形式方面的规则以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为了创造民族文学，俄国古典主义作家大都向民族历史和民族生活汲取题材，特别注意文学语言和诗体改革，强调爱国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启迪作用。此外，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加深，法国启蒙思潮开始传入俄国，俄国古典主义作家比较注意文学的社会作用，往往采用讽刺体裁表示他们的社会见解。
18世纪前半期，俄国最重要的作家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寄·罗蒙诺索夫（1711~1765）。他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出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后来进科学院附设的大学学习，并被派往国外研究自然科学。1741年回国后，他在科学院任职，创办了莫斯科大学（1755）。他在进行科学活动的同时，又从事语言研究和文学创作，写过颂诗、史诗、悲剧、讽刺诗和散文，翻译过希腊文学作品。
罗蒙诺索夫在纯洁俄罗斯语言、使文学语言接近日语方面贡献很大，著有《修辞学》（1744）、《俄语语法》（1757）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1757）等。他认为俄语是一种丰富、灵活、生动有力的语言，同样具有欧洲其他语言的优点。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俄语中夹杂着许多外来词汇，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词汇也未经清理。他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改革意见。根据古典主义的原则，他把文学体裁划分为高、中、低3种，规定每种体裁所允许使用的词汇，主张避免使用陈旧的教会斯拉夫词汇和不必要的外来语。这为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统一的规范语言打下了基础。
罗蒙诺索夫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是诗歌。他的诗颂扬英雄的业绩，充满对祖国的热爱。他认为诗歌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咏唱醇酒和爱情，而是培养崇高的爱国精神。这种看法鲜明地体现在他写的颂诗里。《伊利莎伯女皇登基日颂》（1747）实际上是对祖国和彼得一世的歌颂。诗人把彼得一世奉为榜样，希望女皇伊利莎白继承父业，开发资源，发展科学，培养人才，使俄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他向年轻一代呼吁，相信“俄罗斯的大地能够诞生自己的柏拉图和智慧过人的牛顿”。他还以颂诗体裁写过一些雄伟瑰丽的科学诗，解释自然现象（《晨思上天之伟大》、《夜思上天之伟大》等）。他在同时代诗人特烈佳科夫斯基（1703~1769）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俄国重音诗体的理论（《论俄文诗律书》，1738），并在创作中进行了成功的实验。他的诗音调铿锵，庄严雄辩，富有节奏感。
18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在沙皇庇护下，地主享有支配农奴的绝对权利，正如当时民歌《奴仆们的哭诉》中所说，“老爷们杀死一个奴仆就像宰一匹马，而且还不准农奴控告。”农民运动不断高涨，70年代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规模宏大的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地主贵族的统治，是俄国农奴制危机的最初表现。
这一时期在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反对农奴制的进步思想有所发展，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即位之初，假装接受启蒙思想，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出版杂志，并亲自动笔，其目的是要使文学为她的反动统治服务。但是进步作家诺维科夫、冯维辛、拉吉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里彻底揭穿了这个“穿裙子的答丢夫”，反映了农民的某些呼声。普加乔夫起义前夕，诺维科夫（1744~1818）创办了《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2种杂志，揭露了农民在地主残酷剥削下濒于绝境的悲惨情况。《雄蜂》这个名称就是针对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而取的。诺维科夫在《雄蜂》上公开反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关于讽刺的主张。他认为讽刺不应是“含笑的”讽刺，而是“咬人的”；不应是抽象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应当对准社会的具体丑恶现象加以无情揭露。他对讽刺的看法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少年》和拉吉舍夫的散文《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发扬了这种重视社会根本问题的讽刺传统。诗人杰尔查文（1743~1816）在《费丽察》（1783）里，也把讥刺手法运用到领诗体裁中，把歌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美德”和讽刺宠臣们的荒淫无耻融合在一起。
杰尼斯·伊凡诺维奇·冯维辛（1745~1792）是18世纪后半期俄国讽刺文学的代表。他出生于贵族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后任外交部翻译，当过显贵的秘书，游历过西欧许多国家。在早期诗歌里，他尖锐地指责沙皇的专制暴虐。他写过各种体裁的讽刺作品；其中以喜剧最为成功。
《旅长》（1766）嘲笑了贵族中老一代的愚昧和年轻一代所受外国教育的毒害。冯维辛最著名的喜剧是《纨绔少年》（1782）。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多方虐待寄养在她家的孤女索菲亚，后来由于索菲亚可以继承叔父斯塔罗东的一宗财产，普罗斯塔科娃便强迫她做自己的儿媳。但是索菲亚在开明贵族普拉夫津和斯塔罗东保护下，终于和贵族军官米朗结婚；普罗斯塔科娃因虐待农民和孤女被法办，财产也交官代管。
作者真实地刻画了普罗斯塔科娃这个农奴主的形象。她横暴、奸诈、愚蠢、狠毒。她对农奴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农奴出身的保姆在她家工作了40年，所得的酬报是“一年五个卢布，外加每天五记耳光。”她虐待周围的一切人，包括她的丈夫，却十分溺爱儿子米特罗方，一心希望他娶上成了巨富的索菲亚。在母亲的教养下，米特罗方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少年，他已经16岁，念了3年书，却不会加减乘除。他利用母亲的溺爱装病逃学，捉弄仆人。他善于见风使舵，并像普罗斯塔科娃一样凶暴狡黠（“米特罗方”，希腊文的意思是“像母亲”）。剧中的正面人物如斯塔罗东、普拉夫津等都写得不成功。喜剧的结构简洁紧凑，是按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写成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1749~1802）出身贵族，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受到法国启蒙学者卢梭、马布里等的影响，成为具有民主思想的唯物主义者。他回国后，普加乔夫起义和政府的血腥镇压使他认识到沙皇统治的反动性，并用批判的眼光重新估价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见解。俄国多次对外战争，连年饥荒，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先后爆发，这些事件也促使他考虑俄国的现实和未来。他写过哲学著作、政论和文学作品，共中最重要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本书出版后，他立即遭到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直到晚年才被召回。1801年，他参加了政府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的工作。次年自杀，以抗议沙皇对他的新迫害。
《旅行记》出版后不久就传到宫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盛怒中往书页上批道：拉吉舍夫“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造反上面”，“比普加乔夫更坏”。
这部作品在俄国一直被列为禁书，但仍以手抄本形式到处流传，对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起过很大的影响。
普加乔夫起义后，俄国也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感伤主义在俄国是贵族地主阶级精神危机的表现。它虽然促进了俄国散文的繁荣，对丰富文学语言和心理描写的技巧有一定贡献，但是这一流派的作品美化贵族地主，企图掩饰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卡拉姆辛（1766~1826）被认为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他的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1792）叙述农村少女丽莎被贵族少爷艾拉斯特遗弃以至自杀的故事。作者同情丽莎的不幸，对她的心理活动写得比较生动，文笔流畅。但他站在贵族立场，用“命运”来为艾拉斯特辩护，极力抹杀造成丽莎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18世纪俄国文学的成就虽不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但就俄国本身来说，仍是一大进步。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为19世纪俄国文学的大步跃进作了准备。
意大利文学
17世纪意大利在西班牙占领下，政治分裂，经济衰落，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压制思想言论，文学严重脱离现实，极端形式主义的马利诺诗派盛极一时。
18世纪初叶，奥地利代替了西班牙的统治，在新的外族压迫下，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分裂衰弱的国家。从17世纪末年到18世纪中叶，在诗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阿尔卡底亚诗派，这个诗派和它所反对的马利诺诗派同样严重地脱离现实，它所提倡的田园诗是一种缺乏思想性的、形式主义的文学。从18世纪中叶起，意大利出现了将近半世纪的和平局面，奥地利统治者和意大利的公侯们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经济有了发展。资产阶级较前壮大，民族意识日益觉醒，法国启蒙思想传播到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意大利文学出现新的繁荣。启蒙思想在意大利被看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继续和发展，但是人们对待社会现实不采取革命态度，而采取温和的批判态度，这反映了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例如，诗人帕利尼（1729~1799）就在他的作品中以温和的嘲讽笔调去描绘贵族生活的空虚无聊。他的诗里也显示出旧的阿尔卡底亚诗派的形式和新的启蒙思想内容之间的矛盾。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觉醒、政治热情的高涨，最鲜明地反映在阿尔菲爱里（1749~1803）的作品中。
此外，他还对悲剧进行了改革，用古希腊、罗马和《圣经》的题材以及简练有力的语言写出了富有思想性的剧本，对19世纪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起了推进作用。但意大利18世纪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哥尔多尼的喜剧。
卡尔洛·哥尔多尼（1707~1793）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以律师为业，30年代即开始创作剧本。1748年放弃律师业务，成为剧团的编剧家。他一生写了267个剧本，其中有150多个喜剧。当时舞台上流行意大利的独特剧种——即兴喜剧，这种喜剧没有固定台词，由演员临时想出对话和独白。
剧中滑稽人物戴着假面具，因而又名假面喜剧。它原来具有社会讽刺性质，但是到了18世纪却变得庸俗鄙陋，缺乏思想内容。哥尔多尼作为启蒙的编剧家，要求戏剧对观众起教育作用，为此必须改革即兴喜剧，使之成为有固定台词的现实主义喜剧。
为了寻找新型喜剧的方向，他研究了本国和外国的经验。他青年时受过马基雅维里的喜剧《曼陀罗花》的启发，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莫里哀和英国18世纪的剧作家。他在《喜剧剧院》（1750）这一剧本里阐明了自己的喜剧观点。他要求喜剧忠实地反映生活，反对三一律和盲目崇拜亚里士多德，提倡性格喜剧，强调正面性格和反面性格的鲜明对比，使喜剧能起更大的教育作用。
哥尔多尼在喜剧改革和创作中贯彻了这些观点。他对当时的即兴喜剧进行了合理而且可行的改革，他的剧本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假面人物，但他们不再是定型的，而是具有现实内容的形象。哥尔多尼称自己的喜剧为性格喜剧，剧中人物性格的确是鲜明生动的。剧情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因而又是风俗喜剧。其中社会背景虽然主要是威尼斯，却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他把讽刺揭露的锋芒指向贵族阶级。《封建主》（1752）一剧描写腐化堕落的侯爵引诱农家妇女，遭到殴打，农民联合起来，决定同贵族作斗争。但剧本最后让一个农家女子和侯爵结婚，造成阶级调和的结局。
在《女店主》（1753）中，作者通过侯爵和伯爵的形象，讽刺了没落贵族和购买贵族爵位的暴发的资产者。女主人公在耍弄了这两个显贵人物之后和一个仆人结了婚。许多生动的生活场面、民主的思想内容和女主人公动人的形象，使这个剧本成为一部杰作。
哥尔多尼也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恶习和缺点。《老顽固们》（1760）一剧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人之间的矛盾为主题，反映了18世纪威尼斯社会的危机。
剧情是在典型的威尼斯商业资产阶级环境中展开的。一个商人的女儿想在结婚前和素不相识的未婚夫见一面，这违反了当时威尼斯的习俗。一位聪明热情的太太帮助她，使她如愿以偿。两家的父亲都是顽固的家庭暴君，因为这件事解除了他俩的婚约。那位太太仗义执言，终于成全了这一对青年男女。
剧本在描绘威尼斯的生活特色和刻画各个顽固人物性格的细微差别上，都较为成功。
在哥尔多尼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剧本中，最出色的是《乔嘉人的争吵》（1762），它描写渔民争吵打架的场面，一位年轻律师使大家言归于好，并帮助他们办理了几件婚事。
剧本是由一系列鲜明生动的现实生活场景组成的，通过争吵的形式却描绘出劳动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同时也流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哥尔多尼的喜剧改革引起以哥齐为首的反启蒙的批评家的猛烈攻击，他不得不于1762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一直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