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浅入深地观察，市场经济对于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流行性的“现代读物”的大量兴起。“现代读物”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类别，其中文学性的读物最接近审美的意义。由于市场运作方式进入到文学生产领域，同时形成了对创作起明显制约作用的读者消费市场，所以相应产生了适应于这种运作方式及消费市场的文学作品，使写作含有较为直接的追逐商业利润的目的。这里所说的“文学读物”，是与纯文学（或说严肃文学）作品相对立存在的，包括两者的艺术观念、写作方式和审美趣味都截然不同，市场经济下的文学读物是可提供给读者消闲、益智、娱乐的精神消遣品。像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新武侠小说，普佐、谢尔顿等的黑社会犯罪小说，以及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苏青的闲适型或市民气的消闲散文，它们都率先占据了大陆文化消费市场，并培养和形成了后来的文学时尚。正是由于这些外来作品的刺激，当代文学才在90年代之后产生出了庞大驳杂的读物型作品。这类作品中较有影响的大致包括以下这些：王朔的“顽主”系列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的“布老虎丛书”（包括洪峰的《苦界》、王蒙的《暗杀》、张抗抗的《情爱画廊》、铁凝的《无雨之城》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大文化”散文，叶永烈等的政治人物传记、黄蓓佳等女作家的言情小说，秦文君和陈丹燕的青春小说，彭懿的恐怖小说，张中行等前辈文人的学者随笔等等。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入，文学读物的种类及内容日益变得丰富多彩，其可读性和吸引力也逐渐增强，相反的，纯文学作品正在失去读者，成为一种精神奢侈品，逐渐地退出市场。
当然，文学性的现代读物与传统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虽然读物也包括了不同档次的通俗读物，但也确实有许多普及“高雅”文化的文学性读物。如余秋雨的散文就是体现了这种“高雅”文化精神的文学读物。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里有许多令人读之难忘的作品，如《遥远的绝响》，是一篇追怀魏晋文人风度以及讨论其与时代、与政治关系的散文，其阅读对象非常广泛，从学者到普通青年都对其有观赏的兴趣。余秋雨的作品之所以这么受关注，除了作者的文笔通俗浅显外，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性格的多元发展滋生了一种对雅致文化的精神需求。现代读物是一种多层次的文化现象，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精神需要，从梁实秋的小品到张爱玲的小说，从米兰·昆德拉的译本到余光中的诗集，从金庸的武侠到余秋雨的散文，都可以被纳入到现代文学读物的范畴里加以考察。
市场经济影响文学的另一个方面，是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受到了剧烈冲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失去了经济地位（也包括心理适应）上的平衡，坚持纯粹精神劳动的作家不能凭此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与此同时，他所从事的事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日益被挤向了社会的边缘。在关乎生计的情况下，有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把生存放在第一位，而放弃自己对于文学的执着追求和历史使命，甚至为了追逐商业利润而丧失起码的道德水准，炮制媚俗低级的作品。
中国知识分子长久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导致其独立人格的萎缩与丧失，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残缺的进一步形式是对金钱物质的盲目崇拜。为了坚守人文精神，首先需要知识分子反省自己，如何正确地面对困境，不是选择还是拒绝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下保持和发扬知识分子原有的精神传统。“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长期与现实社会的批判斗争中形成的人文精神，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则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所要解决的难题。知识分子利用市场经济规律来争取文化消费对象、弘扬人文精神的努力始终像在走钢丝那样，充满了冒险的刺激和失落自己的危险。8０年代以来，无论崔健的摇滚、王朔的小说还是苏童等先锋作家，他们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都充满了艰辛，力图通过自身的尝试寻求出路。
以王朔为例，他早期致力于写作“言情”及“犯罪”题材的小说，包括《空中小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玩得就是心跳》在内的一系列作品，均成为80年代以来最畅销的文学读物，其后他发展了极有个性化的“调侃风格”，在《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小说中十分成功地触动了读者的阅读兴奋点，他的文学创作的商业倾向愈加明显，并促使他最终放弃小说，转入纯粹商业性的影视剧创作，经他策划和编剧的作品有《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等，都曾经轰动一时，成为开拓中国当代商业影视创作的先锋。
在社会转型时期，90年代文学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是复杂而又难以做出简单判断的，在这一时期，新的文化格局尚未形成，富有生气和开拓意义的新文学正处于探索与尝试之中，多元化的主题与艺术表现形式引领着迷茫中的文学走向未来。
拓展新的写作空间
社会转型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改变了旧有生活空间的实质内容，扩展了新的生活空间领域，这给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了相应的变化，即表现为对写作空间的拓展。
对于写作空间的拓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随着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当代诗歌和小说中出现了具有鲜明个人立场的女性题材创作；又由于80年代以来大量中国人留学或移民国外，随之兴起了海外新移民题材的文学创作；军旅题材创作因为军队在和平时期生活的特殊性，也有了新的发展，由传统的反映敌我斗争转向了对军人内心世界活动的探询。
写作空间的拓展不仅是指创作题材的开拓，同时它还意味着形成了新的审美形态，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富于创造性的因素。
女性写作空间的开拓
20世纪前期出现了一批反映女性意识的作品，像丁玲、萧红、庐隐、张洁、舒婷等女作家的创作以女性视角及其自觉的修辞方式，明确表现出女性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甚至在丁玲的早期作品中还反映出了与当代女性写作的个人化倾向相沟通的潜在可能，但在当代女性文学的主张者看来，90年代以前的女性写作所表现的女性自身特征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大程度上被无性别之分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所遮蔽。90年代之后，女性写作迅速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女性文学的主张者认为“90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从根本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流露出一种着重于表现女性个体意识的自觉以及更加独立的女性意识的写作倾向，其中所表达的女性意识完全独立于公共意识之外，所揭示的女性问题也不再具有共名的普遍意义，这种倾向所展露出来的女性视角更多地聚焦于写作者的个人世界之中，通过独特的个人话语描绘女性的个体生存状态，记录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来表达当代女性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和个人意识。
80年代中期的女性诗歌创作率先体现了这一新的写作倾向：翟永明的大型组诗《女人》宣示了女性自觉写作的开始，此外还有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和翟永明的另外两个组诗《静安庄》、《人生在世》等等，尽管这些抒情诗风格各展示但全都意在表现女性个体生存体验，这些作品构成当代女性写作的第一个高峰。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几乎都把男性及其权力作为反抗的对象，同时借助于女性时有的话语方式，来完成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颠覆。这些作品里出现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意象组合，比如女性/男性，黑夜/白昼，月亮/太阳，癫狂/理性等等，作品通过尖锐的对照突现出女性生存的感性内容，同时瓦解了社会历史的种种虚妄假象。翟永明在《女人》中所精心营造出的“黑夜”意象，成为女性诗歌创作的核心象征，体现了女性的自我世界，是一个完全边缘化和个人化的生存空间。
女性小说作家主有陈染、林白、海男和徐小斌等，其作品是：陈染的中篇小说《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和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和中篇小说《回廊之椅》等。这两位女作家都着力于探询女性生存的私人空间。陈染的《私人生活》通过描写女性的个体生存世界，强烈地表现出个体与环境的对峙。主人公倪拗拗是一个孤僻、敏感、执拗的年轻女子，她完全沉溺于内心生活中，本能地憎恶和排斥任何的公共意识，最终因为无法适应社会交往而成为幽闭症患者，作品通过大量的独白自赏、对躯体及器官的感受、纯粹精神上的白日幻想等等，渲染了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显露出了女性生命体验中偏执的个人特色。与陈染相比，林白的小说更多地写出了女性感性世界的丰富与美丽，她的《一个人的战争》是写女主人公多米的个体成长经历，作者重点描述了多米在性意识的成熟过程中不断遭到男性世界的打击与伤害，最终转向了自恋的过程，正如小说题记中所说：“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作品通过零散的片断式的叙事方式，直接地写出了女性感官的爱，刻画出女性对肉体的感受与迷恋，展现了热烈的女性个人世界，作者创造出了女性写作独特的审美精神，让人处处感受到深情灵动的轻盈美感。
海外新移民题材
自从80年代以来，到海外去留学、打工的中国人数量越来越大，出现了大量反映他们国外生活的纪实性和通俗性小说作品，其中不乏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佳作。如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和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女房东》等等。这些作品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它们比较深刻地写出了中外文化在个体经历中的冲撞，以及这种冲撞积淀在人物性格及精神层面上的影响。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是这类创作中先驱性的作品。它写一个留学美国的青年女子在认同西方文化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巨大伤痛，表现了“错过人生珍爱”的主题，即“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在小说中，中国式理想主义因为主人公初恋男友的死而最后终结，充实自由的西方物质生活下面一直存在着的轻与虚，又使她感到了这种理想丧失所带来的不幸。小说情节的设置表现出了人处于不同文化冲击下的失落与悲哀，以及这种失落与悲哀在当代文化格局中不容改变的必然所在，所以查建英没有让她的主人公彻底认同于西方文化，而是把心中最宝贵的角落留给那已被她错过的理想精神。
90年代以后，严歌苓的一系列海外题材作品在海外华人文坛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她的作品通过描写中西文化的对话与冲突，生动展示了海外中国人的生活传奇，如长篇小说《扶桑》描写了早期华人妓女和劳工的苦难历史与白人对黄种人的种族歧视与文化上的误解，批判了西方文化中的野蛮因素与东方文化中的愚昧落后，颂扬了东方民族承受苦难的坚韧精神。
长篇小说《人寰》以一个留美的中国女性在就诊心理治疗时的口述，叙述了当代中国几十年政治斗争中男人间的友谊、道德等所经受的考验，叙述者试图用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东方人的伦理问题，使叙述与被叙述之间充满了解释的张力。这两部作品立意新颖，视角独特，展示出海外题材创作的新空间。除了查建英和严歌苓之外，描述海外华人生活的作家还包括虹影、友友、严力、刘西鸿、刘索拉、高行健等。
军旅题材的新倾向
这一时期的军旅题材作品主要体现为对和平时期军人精神世界的反映与审思。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代表是朱苏进的小说创作。和平年代已不存在战争中两极对立的敌我形态，因而作者着力于强调人物本身的个人欲望，体现不断膨胀壮大的个体精神世界，以及对于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
在朱苏进的长篇小说《醉太平》和中篇小说《绝望中诞生》、《金色叶片》、《接近于无限透明》中改变了军旅题材创作的旧有面貌，使得原来的敌对意识的艺术表达被模糊淡化，转而揭示出了新时代军人个性化的深层心理空间。朱苏进的作品中还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力量，这使得他的作品能够穿透平庸阴暗的现实生活，展现新时期军人的崭新精神面貌。
民间理想的文学创作
民间理想主义指90年代出现的一批歌颂民间理想的作家的创作现象。这里的“民间”是指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民间”不是专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其意义也不在具体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是指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的一种区别于权力形态与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空间。
知识分子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借以表达自身对时代的认识。而90年代以来，作家们从“共名”的宏大叙事模式中游离出来以后，一部分在80年代就有相当成就的作家都纷纷转向民间的叙事立场，他们深深地立足于民间社会生活，并从中确认理想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
在五六十年代，所谓的理想主义都是国家意志的派生物，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理想主义被“四人帮”统治集团强调到压制人性摧残人性的地步。所以，随着“文革”结束后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普遍地对虚伪的理想主义感到厌倦。进入90年代以后，滋生了驱逐理想与信仰的庸俗唯物主义。经济利益刺激了一般社会情绪，追逐经济利益的社会潮流似乎淹没了过去处处制约社会的强大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得不重新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劳动价值，但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陷入迷茫和困惑，一时无所适从。
90年代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自动发起“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重新呼唤人的精神理想，不少作家与学者都转向民间立场，在民间寻找和确立人生理想，在创作中歌颂人的理想性，呈现出多元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