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纲
有一种流传较广的民间想象认为：赵匡胤之所以”谋害“孟昶，是因为看中了后蜀孟昶的太太花蕊夫人。但我倾向于认为：史上不存在这个”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旧五代史》不载，《新五代史》不载，《宋史》不载，《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长编》不载。也即是说：正史中没有关于花蕊夫人的记录。
一花蕊夫人的故实
最早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初陶谷《清异录》：
孟昶夏月水调龙脑末涂白扇上，用以挥风。一夜，与花蕊夫人登楼望月，误堕其扇，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第二个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徐匡璋纳女于昶，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翻轻也。又升号慧妃，以号如其性也。王师下蜀，太祖闻其名，命别护送，途中作词自解曰：”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之后讲述花蕊夫人故事的野史、笔记、小说，就越来越多了。综合各种史料可知：”史上“共有3位花蕊夫人。第一位是前蜀主王建的妃子，徐姓，史称”小徐妃“，也号”慧妃“。第二位是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费姓，或徐姓，也有人称之为”慧妃“。第三位是南唐主李煜的妃子，姓氏不详。
李煜的妃子名花蕊，传播较少，传播最多的是王建妃子和孟昶妃子。这类故事，大多遵循同一个传播模型：将王建妃误为孟昶妃。
譬如，关于花蕊夫人的姓氏，诸说不一，但一般以为她姓”费“或姓”徐“；而王建妃子花蕊夫人正好姓徐。说到著名的百首《花蕊夫人宫词》也是诸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前蜀主王建妃所作；有人认为是后蜀主孟昶妃”仿王建妃所作“；这里还是将王建妃与孟昶妃搅和到了一块儿。
诸如此类，就在这种种传说中已经发现：很多野史记录，都把王建妃子的故实附会到了孟昶妃子身上，于是，有了”孟昶妃子是花蕊夫人“的传说。
陶谷算是孟昶的同时代人，但巴蜀与中原暌隔半个多世纪，前蜀、后蜀已经有了”传闻异辞“。陶谷没有交代关于花蕊夫人的来源，因此无法确定他说的为真，当然，也无法确定他说的为假。陶谷《清异录》更是一部”当代传闻“之记录，而非”实录文本“之摘抄，内中可见有价值的”故实“，也可见想象奇特的”传说“。我倾向于认为：陶谷所说的花蕊夫人，很可能也是王建的妃子，而不是孟昶的妃子。
陶谷是个什么样的人？
陶谷在太祖赵匡胤禅代之际，预先写好《禅代诏书》，本来是想邀功，但没有想到的是老赵反而因此对他非常轻蔑。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称，陶谷，自五代至大宋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缙绅莫不畏而忌之“。老赵虽然不喜欢他的为人，但是因为他的辞章足用，所以还是留他在翰苑。陶谷自以为有功，期待能够被太祖大用。但太祖初期就是不用他。以后的日子，很多名气远不如他的人物得到擢升，他还是耽在翰苑没有升迁。陶谷心不能平，多次唆使他的党羽，因事向老赵荐引，说他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以此来窥伺上旨。老赵知后笑道：”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老赵直接否定了没有啥创造性可言的秘书工作。陶谷听说后，干脆作诗一首，书于公署墙上。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史称老赵知道这事后，更加鄙薄他的为人。
陶谷的两个儿子考试，一个因为贿赂主考官，被人发现告到老赵那里，气得老赵罚了他两个月俸禄，还将儿子撤官。另一个儿子正儿八经考中了，老赵不信，又发明了”复试“，还好儿子复试也过了，但从此朝廷留下一个”复试“的政策，等于长久地羞辱了陶谷。
史称陶谷不仅为人”轻险“，还特别”狡狯“。《国老谈苑》（宋·王君玉）载一事，说陶谷到吴越国出差，生病，吴越国王派人问候，他索要了十个金钟，事后写诗道谢。但他是中原名流，”金钟诗“一下子就在吴越国内流传开来。他觉得此事不光彩，回国时，在边境邮亭又写了”驿站诗“让人去传诵。此举目的就是试图以此诗”掩前诗之失“。史称陶谷之”狡狯，多类此也“。
此人无处不有心机。赵匡胤说他长了”一双鬼眼“（宋·张舜民《画墁录》）。大宋初，比他名气更大更正的人物是窦仪。但窦仪与陶谷在前朝后周时就有矛盾，陶谷就秘密地在公卿间设计陷害排挤窦仪，结果窦仪直没有坐上宰相位置。船山先生就认为：大宋初，窦仪是最有资格来做宰相的人物之一。
《玉壶清话》（宋·文莹）载一事更可见陶谷的无耻。说后周时，陶谷使江南，以为自己来自上国，在对南唐君臣时，”容色凛然，崖岸高峻“，宴会谈笑之际，他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几乎不说不笑，滴酒不沾。南唐大臣韩熙载观察他几天后，对亲近的人说：”我看此人作秀，不是他表演的端介正人。他恪守的这点架子，有办法让他败坏，诸君看我手段。“于是找了个缘由，让陶谷在江南多待些日子。韩熙载派遣歌妓秦若兰假装做驿馆管理者的女儿，穿了旧衣戴着竹钗，早晚在院子里洒扫。若兰的美丽在朴素的装扮下，别有韵味。陶谷渐渐与她有了巫山云雨之行，史称陶谷”失慎独之戒“。到了陶谷将要辞行北回时，秦若兰索诗，陶谷为她写了《风光好》一阕。就要走了，南唐君臣在高雅的澄心堂为陶谷设宴送行。李璟命人用珍贵的玻璃巨杯满酌劝酒，陶谷还是过去的模样，端着架子，”毅然不顾“，脸上一副大国来使威风凛凛的样子。这个时候，歌妓秦若兰出现了，她怀抱琵琶来”侑觞“（劝酒），当堂讴歌陶谷所作《风光好》，词曰：
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若是一般人，此时当惭愧难言。但陶谷惭愧归惭愧，干脆放声大笑起来，还笑得前仰后合，捧腹喷饭，连脑袋上的簪珥都快掉下来了。于是，接过大玻璃杯，一杯一杯又一杯，不断地灌酒，史称”几类漏卮“，几乎像个漏壶，没底。酒喝高了，又吐了一地，最后倒在满是呕吐物的茵席上，就这样，还不许完，还要接着喝。不要说南唐君臣，就是主持宴席的小礼官，都瞧不起他了。等到他还朝的那天，南唐只派遣了几个小吏来送他。回到京师之后，《风光好》早已在世上传喧开了。
这样一个陶谷，是有可能做黑幕文字”黑“老赵的。
由于”传说“比”故实“更有趣，所以坊间的传播规律就是：”传说“与”故实“比较，”传说“优先。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孟昶妃子”花蕊夫人“的故事正史不载，野史纷纭的原因。在种种传播中，”传说“被一本正经且反反复复征引的例子也不少见。譬如，元明之际陶宗仪《辍耕录》说：”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其色。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陶氏这个说法，就来自于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而吴曾已经是南宋人物，距离孟昶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间，关于花蕊夫人的”传说“已经有了传播中的流变，他的”笔记小说“《能改斋漫录》与陶谷的《清异录》一样，都是传闻记录，不同的是，陶谷的记录来自于当代，吴曾的记录来自于百年传闻之流变，或就来自于《清异录》的改编，都属于”传说“范畴，而不属于”历史“范畴。神话、传说、历史，各有苑囿。
有意思的是，近代以来，讨论花蕊夫人的”学术文章“，被广泛引用的居然不是陶谷不是吴曾，而是陶宗仪。陶谷《清异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前蜀王建徐妃故事改编的”笔记“，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流变中的”传说“或《清异录》而摘抄的”笔记“，陶宗仪《辍耕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吴氏”笔记“再作之”笔记“。陶氏并没有交代来源，不明就里者，还以为陶氏自我作古，其实，这正是”传说优先“的野史路数。读古人”笔记“越多，就越会发现这个规律：辗转相传的，多是传说，而非故实。
陶谷讲述的故事蕴藉而香艳，但其事不足信；吴曾讲述的故事悱恻而又悲情，但其事不足信；陶宗仪讲述的故事似一本正经的”考证“，但更不足信。
孟昶妃花蕊夫人最有名的故事，是那首坊间流传最广的《国亡诗》（又称《述亡国诗》）。孟昶之后近百年的宋人陈师道，在他的《后山诗话》中记录了这个故事：”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于是花蕊夫人吟出了那篇传诵千古的《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据《后山诗话》说，老赵听说这诗之后，很高兴，原因是：平定后蜀的周师只有几万人，而后蜀则有兵14万。花蕊夫人如此作诗，等于讨好老赵。
但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这首诗乃是沿袭前人之作。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前蜀后主王衍投降后唐，承旨作诗云：
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
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就是花蕊夫人《国亡诗》的真实出处。
我很怀疑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沿袭“前人之作是后人伪托。在各种正史中，均没有发现赵匡胤当庭召花蕊夫人作诗的记录。此事若为真，《宋史·太祖本纪》不当不载，若说为”太祖讳“，须知道，《宋史》乃是元人编纂--元人干吗要为宋代的太祖”讳“啊？《续资治通鉴长编》史料繁复，号称”宁滥勿缺“，有闻必录，更当记录此事，但没有记录。故《国亡诗》很可能是好事者移花接木，将王衍故实安到花蕊夫人头上。
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记载花蕊夫人一事，也顺便说在这里，说花蕊夫人才调冠于一时，在被俘押解的途中，曾即兴而作《采桑子》，就在驿站墙壁上题写道：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
春日为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这是半阕，据说还没有来得及写出下半阕，就被匆匆押解而去。
此事，几乎八百年间没有记录，到了晚清，被况周颐记录下来--谁信？
再说，孟昶在投往汴梁的一路上是得到优厚待遇的，各路驿站都在奉命远接高迎，没人敢怠慢他。故这个故事只能是民间想象。
关于花蕊夫人，附会到她身上的民间想象太多了，被好事文人记录到笔记小说中，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