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新潮涌动(191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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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1911年(8)

民军本应乘胜前进,据三道桥,夺取滠口,占据有利地形,阻止清军沿铁路线南下进攻汉口。但旧军官出身的何锡蕃对民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既不敢大胆进攻,也没有在三道桥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认为刘家庙与租界相近,敌人必不敢贸然进攻,因此把防线设在刘家庙附近。这样,每至夜间,清军就越过三道桥,向民军进攻。对此,革命党人十分不满,强烈要求并自动组织敢死队,向敌人发起攻击。但这时敌人喘息已定,并占据三道桥有利地形,以机枪多挺,堵塞路隘,民军进攻遭到失败。指挥官何锡蕃自感指挥不力,引咎辞职。

军政府于10月24日任命原清军第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可是张景良到汉口后,既不召开军事会议,又不下令作战,采取拖延态度。这时,清军大部陆续南下,前锋抵达滠口。10月26日,清海陆军开始大举反扑,敌舰潜过武昌青山革命军的炮兵阵地,未遇狙击即到达造纸厂附近江面,向民军阵地猛烈炮击,民军牺牲500多人。在炮舰掩护之下,清步兵也向刘家庙发起进攻。经过3天的激烈战斗,民军伤亡2000余人,被迫退人市区。在民军苦战过程中,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张景良逃离前线,与张彪暗中勾结,被汉口军政分府领导人詹大悲处以死刑。

正当民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关键时刻,10月29日午后,革命党重要领导人黄兴自上海到达武昌,毅然承担起前线总指挥的重任。黄兴亲临前线指挥,给正在苦战中的民军以很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但这时清军也已因袁世凯的复出而加强了力量。10月27日,清政府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10月29日,冯国璋到达汉口,接统第一军;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阵。至此,清军兵力已达1万多人,且配备了许多机枪和大炮,而在汉口的民军仅有5000人左右。

为扭转不利局面,黄兴于29日指挥各军攻击敌方大智门阵地,一度击溃敌军,因敌人大量援军赶到,民军反攻未获成功。第二天,在市区内民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为破坏革命军的顽强阻击,冯国璋竟丧心病狂地下令纵火。大火从歆生路花楼街一直烧到满春茶园,又从满春茶园烧至斫口,一连三昼夜不熄,十余里街道皆被夷为焦土。民军的将士们在烈火中坚持了三天三夜,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战斗。11月1日夜,汉口失陷,黄兴渡江返回武昌。

汉口失陷以后,开始进人汉阳保卫战阶段。由于双方均需要重新部署兵力,前半个月战事暂时呈沉寂状态。黄兴于11月4日在汉阳伯牙台(后移昭忠祠)组成战时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正式接防备战。到11月11日,黄兴所辖防守汉阳的民军各部计有:鄂军第一协蒋肇鉴两标,第四协张廷辅两标,第三协熊秉坤两标,第二协第四标,工程、辎重各一营,炮队一团;援鄂湘军第一协王隆中、第二协甘兴典各部,总兵力约2万余人。清军占领汉口后,即以左翼扼长江沿岸,右翼由京汉铁路进至玉带门停车场之北,后方预备队屯于孝感,总兵力约3万余人。

在势均力敌、各有优劣的情况下,是进攻还是防守?民军内部出现严重分歧,黄兴主张进攻。11月16日夜,黄兴决定分兵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鄂军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击清军后路以为牵制;第二路以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领所部,由汉阳东北岸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以为助攻;第三路是主攻部队,以湘军第一协为右翼,湘军第二协为中央,以鄂军第五协为左翼,在襄河(汉水在襄阳以下之别称)琴塘口军桥渡河,向汉口玉带门一带进攻。

战事开始后,第三路右翼湘军王隆中部进展迅速,将敌人打退至韩家墩;左翼进展迟缓,进攻失利;居中湘军指挥甘兴典更是临阵慌乱,首先率部退却。王隆中部孤军奋战,最后也不得不退至汉阳。其他两路则因指挥员的贻误,根本未能按时发动。反攻汉口失利,民军形势日益被动。

月21日,清军一路从孝感绕道至蔡甸,强渡汉水,民军堵截未成,退守三眼桥;另一路清军从舵落琴断口架设浮桥渡过汉水,向民军右翼阵地美娘山、仙女山进攻,形成对汉阳的两翼包围形势。此后数日,双方在汉阳外围的重要据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娘山失守后,民军管带祁国钧率几十人,勇敢冲锋,一举夺回美娘山;磨盘山被清军占领,革命党人组织108人的敢死队,乘夜冲上磨盘山山顶,奋勇肉搏,全歼敌军。直到11月24日,清军才最后夺得美娘山和仙女山。这时,黄兴将主力集结在十里堡一线,先后组织两次反攻,均告失利。26日,清军夺得磨盘山、扁担山两处阵地之后,以猛烈炮火轰击十里堡。黄兴速调各军阻击,但指挥不灵,湘军将领甘兴典擅自率部撤回湖南,王隆中部苦战疲惫,也退至武昌。黄兴只得决定撤离汉阳。11月27日,敌占龟山;下午,汉阳陷落。

当日晚,黄兴从武昌乘船离鄂,武昌的湖北军政府已面临危机。但从全国形势来看,此时海军已经归向革命,江浙联军占领了南京,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困境。鉴于此,袁世凯施展一打一拉、以拉为主的策略,命占领汉阳的冯国璋暂不渡江攻武昌,只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对黎元洪施加压力,暗地里则通过帝国主义使团加紧进行停战议和的活动。这样,武昌起义后掀起的革命战争,在湖北基本上停顿下来。

持续40余天的武汉保卫战,虽然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指挥不统一、部分旧军官不能用命、士兵新募、军事部署失误等原因,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这场保卫战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效地保卫了首义之区和第一个革命政权;广大革命军将士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自我牺牲和顽强奋战的精神,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英勇抗敌的典范,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武汉保卫战将清兵主力吸引到湖北长达一个半月,这对各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是极大的支援,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

国民协会成立

自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新成立的公开的团体就有680多个,其中政治类的团体310多个。在这些团体中,不少既无章程纲领,又无固定的机构组织,旋起旋灭,在报上登个发起宣言后,就完事大吉了,真正有一定政治影响的政党政团不过10余个。国民协会便是其中之一。

年10月,由张嘉墩、伍光建等人发起组织国民协会。名誉会长为唐文治,干事总长温宗尧,干事22人。成立后不久,唐、温借故辞去,国民协会改举唐绍仪为名誉总理,杨士琦、袁树勋为协理。国民协会的政纲为统一国权、培养元气、发达民力。后来制定九点政见:(1)实行厘定行政区域。(2)提倡实行地方自治。(3)奖励移民实边。(4)期望整顿并充实海陆军备。(5)促进整理财政及刷新经济政策。(6)保护农林、矿产者予以奖励。(7)谋求振兴实业教育。(8)注重国民外交。(9)期望司法独立。国民协会的成员主要是立宪派和旧官吏,及与立宪派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

国民协会发起之时,正是各地响应武昌起义之际。受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的推动,国民协会持赞同革命、支持共和的态度。它宣布:"本会以谋求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共和政体之完成为目的","赞助临时政府之成立"。1911年12月下旬,国民协会针对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提出的改清帝为联邦国王、实行"虚君共和"的方案通电反对,指出君主专制已"万无存理",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清帝必须退位。1912年1月初,它又联合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会等团体发表公启,号召人民"一鼓作气,坚持到底",争取共和制度的早日实现。但在赞同共和的同时,国民协会又有明显的妥协倾向。它唯恐战祸延长,"伏莽乘之因而窃发",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国民协会积极主张与袁世凯议和,对袁寄以厚望,企图以妥协让步换取共和。所以,当袁世凯表示赞同共和、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国民协会便转而拥袁世凯,称袁世凯是建立共和的"元勋",公开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攻击同盟会坚持南下就职、定都南京的主张是"直欲陷中国于无政府之地位"。当国民协会被袁世凯走卒杨士琦、袁树勋"主宰"后,它更加露骨地反对同盟会,以同盟会的反对派自居。在陆征祥内阁风潮中,它毫无掩饰地为袁世凯张目,指斥同盟会挟持私见,制造混乱,"陷国家于无政府之危",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建议袁世凯"勿拘牵临时约法之虚文","毅然独断,速组内阁"。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附庸。

从袁记政府成立到第一届国会组成为止,为对抗同盟会和国民党,在袁世凯的操纵下,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大小政团,拼凑成共和、民主两党,与国民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12年8月。汤化龙、林长民等经与袁世凯暗中协商,把他们所控制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乐部、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团体合并,于27日组成民主党,后推梁启超为领袖,该党企图成为第三党,在国民党、共和党之间举足轻重,它实则是袁世凯的傀儡。次年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对立,为袁效劳。

"十九信条"颁布

"十九信条",全称《宪法内重大信条十九条》,是1911年11月清政府为挽救即将垮台的命运而采取的欺骗措施之一。武昌起义后,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尤其使清政府感到震惊的是,继湖南、陕西、江西宣布独立后,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革命烽火已燃到北方。同一天,驻滦州的陆军20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等在袁世凯的指使下,通电清廷,提出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制定宪法、特赦国事犯、削除皇族特权等12项要求,表示如果清廷不允,就要率军进攻北京。

载沣见到电报后,大惊失色,其他皇族亲贵也均感"大势去矣"。在这种形势下,清廷被迫让步,并继续玩弄欺骗伎俩。10月30日,载沣以宣统帝名义下诏"罪己",承认三年来"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表示从即日起,"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接着便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解除党禁,命资政院起草宪法。第二天,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筹组新内阁。

月3日,清政府颁布了由资政院草拟的《宪法内重大信条十九条》。在确认中国要继续保持清王朝的君主制,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仿照英国资产阶级宪法,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后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国会具有宣战、媾和及决定财政预决算的权力。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担任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以及各省行政长官。

与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较,"十九信条"对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有所削减,加强了议会的权力。然而,形势已经急速地向前发展了,革命党人以武器的批判,不仅宣告了君主专制的垮台,而且君主立宪制也为全国多数人所唾弃。因此,清王朝企图以此达到消弭革命、阻挡民主共和潮流的目的,自然是无法实现的。但这个"十九信条"却为袁世凯出任全权内阁总理大臣提供了合法根据。资政院根据"十九信条"于11月9日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3日,袁世凯由汉口来到北京,3天后组成了新内阁。从此以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实际上掌握了清王朝的实权。

中国社会党成立

中国社会党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切政治团体中第一个"自承认为党者",也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1911年11月5日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江亢虎。

江亢虎,江西弋阳人。原名绍诠,号洪水、亢庐。早年就读于北京东文学堂。1901年赴日本考察政治,不久回国,被袁世凯聘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兼《北洋官报》总纂。1910年经日本至欧洲游历,目睹世界社会主义潮流不可阻挡,立志回国后倡导社会主义。1911年6月1日,江亢虎在杭州惠兴女校作《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宣扬社会主义要从女子做起,这是他在国内第一次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随后他避居上海,于7月10日在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介绍西来之学说,发挥古人之思想。交通近世之言论,一切公平的眼光,论理学的论法出之"。当场50余人人会,这是中国社会党的前身。

月5日,江亢虎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将该会改组为社会党,提出了八条党纲:"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他的提议得到全场一致通过,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成立。

该党党员多数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其它劳动者以及失业群众。在南方各省及京津等地都建有支部,到年底时号称有500个支部、52万党员。这个数字虽有夸大,但全国有不少地方曾一度挂过中国社会党招牌,有不少人听说过"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则是事实。1912年1月5日,该党又成立南京分部。该党所鼓吹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中国封建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混合体。江亢虎曾于1903年就宣传"元国家、无家庭、无宗教"的三无主义,他提出"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掀翻之,由有宗教转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但他又与一般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不笼统否定政治,而"持无国界而有政治之说"。在方法手段上,他认为"党同伐异,流血相寻,民族之革命,国际之战争,教团之仇杀,皆社会大义所不取者也"。他不主张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不要求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消灭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和阶级。他在中国社会党的党旗上写上了"遗产归公"、"教育平等"两个口号。显然这是受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