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前三个月，我开始从他家里偷东西。我赤着脚在他的屋子里转悠，顺手把看中的东西收入囊中——腮红、洁齿剂、两个有缺口的青瓷洗手盅、一瓶指甲油、一双旧漆皮芭蕾舞鞋、四个白里泛黄的旧枕套……
每偷一件东西，我都有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每次我都暗下决心，这是最后一次了。可转眼间，偷父亲东西的欲望就像口渴一般再次萌生……
我小心翼翼地踩过门口吱嘎作响的木地板，蹑手蹑脚地走进父亲的房间。这里本是他的书房，那时他还能在书架前的梯子上攀上爬下，现在这里成了他的卧室。屋里满是书籍、信件、一瓶瓶的药，很多玻璃或木头做成的苹果摆饰，还有奖杯、杂志、一摞摞文件。墙上有几幅川濑巴水[1]的版画，画的是黄昏日落时的庙宇。父亲身边的墙上，映照着一片粉红色的光。
他弓着腿躺在床上，穿着短裤，露出的双腿跟胳膊一样细，像蚂蚱腿一样支在那里。
“嗨，丽兹[2]。”他向我打招呼。
塞格尤仁波切站在父亲一旁。最近几次我过来时，他总在这里。塞格尤仁波切是巴西人，个子不高，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是个佛教徒，声音刺耳，用一件褐色僧袍裹着圆滚滚的肚子。我们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而是叫他“仁波切”。现在，一些西方国家——比如巴西等地——也有藏传佛教的信徒了。然而在我眼里，他身上并没有神圣的感觉——他既不孤高冷傲，也不神秘。在我们近处，是一个嗡嗡作响的黑色帆布包，里面是营养液、马达和泵，一根管子从里面伸出来，探进父亲盖着的被子里。
“来，握住他的脚，”仁波切一边双手握住父亲的一只脚，一边对我说道，“就像这样。”
我不知道，“握脚”是为了父亲，还是为了我？还是两者皆有？
“好。”说着，我握起父亲的另一只穿着厚袜子的脚。我看着父亲的脸——尽管这样说很奇怪——当他感到疼或要生气时，脸就会抽搐，可在旁人看来，却像是他准备笑。
“真舒服。”父亲一边闭着眼睛一边说道。我瞥了一眼他身旁的柜子以及房间另一端的书架，看看还有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尽管我知道自己肯定不敢当着他的面偷东西。
父亲睡着了。我在房子里闲转，也不知要找什么。客厅里，一位护士双手扶膝而坐，随时听候父亲的差遣。房子里鸦雀无声。屋里的砖墙上涂着白漆，涟漪样的波纹仿佛酥心糖一般。陶色的地板上，有几处被阳光晒到和人的体温接近，除此之外，脚感一概是冷冰冰的。
厨房旁边是一个淋浴卫生间，里面的橱柜原本放着一部破旧的《薄伽梵歌》[3]，我在那里找到了一瓶昂贵的玫瑰喷雾。我把卫生间的门关上，灯也关上，然后坐在马桶上，把玫瑰喷雾朝半空中喷了几下，闭上了眼睛。喷雾落在我的身上，带着一种凉丝丝的圣洁的感觉，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森林里，或是年代久远的石头教堂中。
橱柜里还有一管唇膏，管身银色，一头是刷子，另一头是旋钮，扭动旋钮，液体的唇膏就会挤进刷子里。这个好东西我可得拿走。我把唇膏塞进兜里，要把它带到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公寓里去。我和男友在那里同居。我知道，同时也很确信，这管唇膏会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完整。我躲着父亲家里的管家、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我的继母，既是害怕偷东西时被他们逮到，也是害怕跟他们迎面打招呼时的那种尴尬。在阴暗的卫生间里喷玫瑰喷雾时，我在落下的雾气中感受到了自己的轮廓，这让我感觉自己不再像一个隐形人。探望病重的父亲对我来说，已逐渐成为一种负担，让我很是困扰和厌烦。
去年，每过两个月，我就会在周末过来看看他。
我已对电影中那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和解结局不抱任何希望，但我还是坚持来看他。
即便不来，我也会在纽约到处见到他。在一家电影院里，我看见“他”在看电影，从脖子到下巴再到颧骨，一模一样；冬天，我沿着哈得逊河跑步，看见“他”坐在长椅上，望着码头停靠的船只；我坐地铁去上班，看见“他”穿过人群走上月台……瘦削的身材、橄榄色的皮肤、修长的手指、细细的手腕、一脸胡茬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跟他一模一样。每一次见到“他”，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想走近仔细看一看，即便我知道——其实他人在加州，正卧病在床。
此前数年，我们父女二人几乎没有联系，我却到处都能见到他的照片。每次看到他的照片，我都会心中一紧，那感觉就像无意间瞥见镜中有人，继而发现那其实是自己。他的照片到处都是，不论我身处哪个城市，都能在报纸、杂志、屏幕上看到他凝视的样子。每次，我都会暗自想道：“真的，这是我父亲，但外人不知道。”
离开之前，我又去卫生间里喷了一次玫瑰喷雾。喷雾是天然的成分，也就是说，几分钟之后，它的玫瑰香味就会变淡，继而会变得跟沼泽地一样臭烘烘的，不过我当时不知道会这样。
当我再次走进父亲的卧室时，他已经站起来了——他一只手托着腿，另一只手推着床头板，借力坐起，然后用双手把腿搬下床沿，站起身来。我跟他拥抱告别，触手之处，是他的脊椎和肋骨。他的身上有股霉味，似乎是服药后排汗的味道。
“我回头再来看你。”我说道。
我松开他，转头向外走去。
“丽兹？”
“啊？”
“你身上有一股厕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