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想要表达自我的愿望日益增长。我所能使用的几个手势符号，变得越来越捉襟见肘，无法让他人了解我总会让我感到怒不可遏。我感觉到有双无形的手约束着我，而我狂乱地试图摆脱它。虽然挣扎是徒劳的，但反抗的精神却十分强烈，以至于我总会大哭，疲惫不堪。如果我的母亲碰巧在我身旁，我会爬到她怀里，现在即便回想起爆发的起因也太痛苦了。不久，我是如此迫切需要沟通的方法，因此这些爆发每天都会出现，有时候每个小时都会出现。
父母对此感到十分悲痛和为难。我们家离任何一所聋哑或盲人学校都很远，不幸的是似乎不会有人愿意跑到塔斯坎比亚这个偏远的地方，就为了教育一个既聋又瞎的小孩。实际上，我的朋友和亲戚们有时都会疑惑，我是否可以接受教育。我母亲的唯一希望是来自于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读到狄更斯关于劳拉·布里奇曼的记述，模糊记得她也是盲人和聋哑人，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她也在绝望的苦闷中记得，贺维博士曾经发明教育聋哑人和盲人的方法，但他已经去世多年。贺维博士的教育方法有可能跟着一并消失，但如果没有消失，一个小女孩又怎么能在阿拉巴马州遥远的小镇里因此获益呢？
在我六岁左右，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个很出名的眼科医生，成功治疗了很多例似乎没有康复希望的病人。我的父母亲立刻决定把我带到巴尔的摩，看看能不能治好我的眼睛。
我还清楚记得那是一趟十分愉快的旅程。在火车上我和很多人成为朋友。一个女士给了我一盒子的贝壳。父亲把它们都弄了个洞，这样我把它们都串起来，这些贝壳让我开心和满足了好长一段时间。列车员也很随和。他过来巡视的时候我常常紧抓着他外套下面不放，他就这样一边被我拉着，一边收集车票并在上面打孔。他让我玩他的打洞器，这是个讨人欢喜的玩具。我拿着它在小块的卡纸上打上有趣的洞洞，就这样蜷缩在座位的角落里自娱自乐了好几个小时。
我的姑姑曾经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很大的玩偶。它不成形的样子最滑稽了，这个即兴造出来的玩偶没有鼻子、嘴巴、耳朵或者眼睛，什么都没有，任凭小孩子的想象力也无法把它想象成一张脸。说来也奇怪，玩偶没有眼睛比其他所有缺点放在一起还要让我感到惊奇。我生气地不断地向所有人指出这个问题，但似乎没有人想到要给这个玩偶安上眼睛。然而，一个聪明的点子飞快地闪现我的脑海里，问题解决了。我从座位上翻身下来，在下面找到了我姑姑的披肩，上面装点着很多豆大的珠子。我把其中两颗珠子扯下来，示意她我要把珠子缝在我的玩偶上。她把我的双手举起放到她的眼睛上，作为询问，我不住地点头。结果，珠子被缝在了恰当的地方，我简直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但转瞬间我又对这个玩偶失去了兴趣。整个旅途中，我没有发任何脾气，这里实在有太多的东西让我的脑袋和手指都闲不住了。
我们到达巴尔的摩时，切斯霍尔姆医生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并未能对我做任何治疗。他告诉我父亲，我有机会接受教育，让我父亲找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教授商议，或许可以从中获得关于聋哑或失明儿童的学校或教师的情况。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即动身去华盛顿拜访贝尔教授，父亲满心都是忧伤和疑虑，但我完全察觉不出他的苦恼，在不停转移的兴奋劲中快乐不已。虽然我还只是个小孩，但我立即可以感受到贝尔教授的亲切和同情，这帮助他得到了众人的爱戴，正如他令人赞叹的成果帮助他得到了众人的赞赏。当我打量他的手表时，他把我抱到他的膝盖上，然后不停地为我敲打手表。他明白我手势的意思，我知道他懂了并且立刻就喜爱他了。但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那次的会见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立走向友谊、陪伴、知识和爱。
贝尔教授建议我父亲写信给安南库塔斯先生，询问他是否有教师可以对我开展教育，安南库塔斯先生是位于波士顿的帕金斯学院的主管，那里也是贺维博士关于盲人教育的伟大劳动结晶所在。教授说的，我父亲都立即照做了，短短几个星期就收到了安南库塔斯先生的回信，安南库塔斯先生在信中让人欣慰地保证说已经找到一个合适的教师。那还是1886年的夏天。但莎莉文老师直到下年的3月才到来。
就这样，我从埃及走出来，站在西奈面前，一股神圣的力量碰触到我的精神，打开了它的视野，于是我看到了很多奇迹。在庄严神圣的山的那边，传来了这样一个声音：“知识是爱，是光，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