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1934年11月24日，北平大雪纷飞。吉鸿昌被带出了国民党北平陆军监狱，站在雪地上，他捡起一根树枝，以枝作笔，愤然在雪上写下了这首气吞山河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从容就义，时年39岁。
就义前的半个月里，吉鸿昌先后被关押于天津法国工部局监狱、国民党五十一军陆军拘留所和国民党北平陆军监狱。从天津到北京，这条路他不知往返过多少次，然而1934年11月，他走完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旅程。
“‘恨不抗日死’是父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已经80岁高龄的吉瑞芝在天津的家里向记者回忆起那段人生经历，声音低下去，眼睛望着窗外，一下子沉重了许多。
“在我父亲被关进监狱后，母亲也被关进一间密室，当时我太小，对那段经历没有什么记忆，但对我母亲来说犹如噩梦一般。母亲把父亲的悲惨故事讲给我听，我再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父亲的精神我们永远不该忘记。”吉瑞芝对记者说。
“我是中国人，不做亡国奴”
“印象中，我父亲非常高大。”说到这里，吉瑞芝忍不住激动起来，“你想想，他身高一米九六啊！而且从来都是一身戎装，英气逼人。可在我的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慈父。”
出生于1932年的吉瑞芝，父亲牺牲时还未满3岁，对父亲的记忆也仅限于几件“小事”。1934年的夏天，吉鸿昌曾带着吉瑞芝到自己家附近的一家照相馆照相，“当时父亲并没有穿军装，而是一身长袍马褂的打扮”，时至今日，吉瑞芝还是不太理解父亲那次为什么那样着装，“他对母亲说带我去街上逛一逛，就拍下了那张像是普通家庭的父女的照片，那是我和父亲为数不多的几张合影之一。”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演讲’，一般都是他说一句，我学一句，内容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就是‘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时隔70多年，吉瑞芝回忆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所以，那时家里人都夸我说话好听，吐字清晰，不像一般小孩子那种稚气的童音，这要归功于父亲。”
从记事起，吉瑞芝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要远远多于母亲，甚至吃饭都是和父亲及他的副官、传令兵在一起，抱着一个小碗，“一个人吃馍、夹菜”，因为年纪太小而摔碎了不少碗，却从未受到父亲的责备，父亲还专门去给她买了一个搪瓷碗，从此“再也没有摔碎过碗了”。
正是和父亲的朝夕相处，使吉瑞芝从小养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她坦言自己“这一点非常像父亲”。在父亲牺牲后，她举手投足间时常流露出一些酷似其父的小动作，引起了母亲胡红霞对父亲的无限怀念。
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除了在性格上受到父亲的影响外，吉瑞芝更深的感触是“父亲对信仰的坚定”。
1895年10月18日，吉鸿昌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3年秋，这个不满18岁的大个子少年弃学从戎，到冯玉祥的部队里当兵。吉鸿昌因吃苦耐劳、勇敢正直，得到冯玉祥的赏识，被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提升为营长。1921年，吉鸿昌回乡探亲时，拿出全部积蓄，用一所破庙做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吉鸿昌立下规定：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校”。
在部队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
1930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师师长，不久被蒋介石派去进攻鄂豫皖苏区。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组织部队起义参加工农红军，但没能成功。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底，刚到美国，吉鸿昌就接连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毕恭毕敬。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写上：“I am Chinese！（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期间，吉鸿昌通过接受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谴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不久，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秘密赶赴山东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随即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置枪弹。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为信仰献出生命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6月，吉鸿昌秘密与西安的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被法国工部局逮捕，随后被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11月24日，所谓的“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判处吉鸿昌枪决。
“可以说，父亲接触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救民救国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党后，就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一辈子都没改变，临终的时候还高喊着‘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他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人。”吉瑞芝回忆说。
“父亲的一生从参加北伐，到退出军阀混战，再到拒绝内战，坚决抗日，这一路走来，他都在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他是找到了，这对他来说是没有遗憾的。”吉瑞芝感慨道，“为一个坚定的信仰而终身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我的父亲做到了。”
给妻子改名“红霞”
在吉鸿昌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吉鸿昌将军的夫人胡红霞给予了丈夫最大的支持。“说起妈妈，我心里就很不好受，她一辈子吃了很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罪。”已经满头银发的吉瑞芝在说到自己的母亲时，眼中泛起了泪花。
1926年6月下旬，时为冯玉祥部十八师第三十六混成旅旅长的吉鸿昌率部到达兰州。经人介绍认识了出身书香门第的兰州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才生胡兰英。“所以，我父母的爱情一点都不浪漫，并不像某些电影和文学作品上写的那样。”吉瑞芝笑着说，“那毕竟是艺术需要，可以加工塑造，但事实不是那么回事，父母是通过媒妁之言走到一起，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两个人逐渐找到了共同语言，成长为一对人人称赞的革命夫妻。”
从1927年结婚到1934年吉鸿昌将军英勇就义，在共同相处的8年时间里，他们相敬如宾，恩爱无比。在婚后，吉鸿昌见妻子忠厚贤淑，知书达理，谈吐不凡，特意将妻子的名字“兰英”改为“红霞”，寓意妻子有“霞光万道”之美。胡红霞更是对丈夫一片深情，在吉鸿昌英勇就义后，国民党特务不许家属领回烈士遗体，悲愤至极的胡红霞一头撞在了铁栏杆上，鲜血直流。胡红霞以鲜血向敌人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并最终用居住多年的“红楼”做抵押，赎回了丈夫的遗体。吉瑞芝说：“母亲在与家人、友人商议后决定将父亲的棺木运回河南老家下葬”。
1935年春，吉鸿昌的灵柩运至故里，家乡父老2000余人，自发洒泪迎灵。
“1951年，我第一次陪着母亲回河南老家去给父亲扫墓，母亲一路上除了给我讲述父亲的故事外，偶尔也提及他们的爱情。”吉瑞芝回忆，“特别是在父亲的墓碑前，母亲泣不成声，这让我感觉到在父亲牺牲那么多年后，母亲一直都将她对父亲的爱藏在心底最深处，父亲牺牲时，她才28岁，这对她该是多大的一个打击，此后她又拉扯着我东躲西藏，艰难度日……”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在临终前曾写遗书与夫人胡红霞，言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分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吉瑞芝和母亲也受到了党组织的照顾，开始了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胡红霞曾作为吉鸿昌的遗孀参加了开国大典，当年17岁的吉瑞芝也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
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晚年的胡红霞，在天津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收集、整理关于吉鸿昌的史料，并在女儿吉瑞芝、女婿郑慈云的帮助下陆续出了几本关于吉鸿昌的书籍。胡红霞所著的《吉鸿昌就义前后》为后来《吉鸿昌》电影的拍摄提供了蓝本。此后传承革命精神的任务落到了吉瑞芝的身上。
“我小时候，来家里找我姥姥讲故事的人特别多，有记者、编剧、作家、党史研究专家等等，我就在一旁听着。”吉瑞芝的女儿郑吉安告诉记者，他们兄妹三人从小都是在姥爷的故事熏陶下长大的，大哥郑吉平是天津广播电台的高级编辑，从事了30多年的媒体工作；姐姐则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虽然工作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承担着传承姥爷革命精神的使命。郑吉安在北京军区天津疗养院担任领导工作，不管多忙，她都要抽出时间替母亲承担宣讲、编写外祖父事迹材料、编辑出书等工作。
“我的女儿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她一直热心于公益服务工作。”郑吉安说，每次看电视的时候，只要看到有关姥爷的，母亲就会把自己的女儿还有侄女、外甥叫过来。总而言之，姥爷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是精神财富，这是无价的，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鞭策和鼓励。一想到外祖父，都不能不努力工作。
郑吉安笑着说：“这么多年，母亲工作之余就一直到处宣讲外公的故事，沿着外祖父的足迹走访当年的知情人和亲历者，收集资料编辑写书。到现在都80岁了，腰和腿都不灵便，她就在家里讲，还把家里布置成姥爷事迹展览馆，只要去人就讲。她几十年如一日地这样做，我也是随着年龄越大才越理解，她就是为了让姥爷的爱党爱国爱民的精神传承下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笔珍贵的财富，并不只为我们一家所有。”（撰文：赵雪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