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的早春，一道霞光从东海冉冉升起，越过万顷碧涛，越过潮润的空气，明晃晃地落在被霞光与碧涛包围着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船的甲板上。这是一艘英国的商船，数天前从澳门出发，前往中国的北方。
欧洲的船只总是会趁着每年春夏之交的西南风而来，然后会在进入秋天，东北季风吹起时，再启程南下返航。有一份道光十年（1830）关于澳门地区滞留外国人的报告：其中白人，男1201人，女2149人；奴隶，男350人，女779人。与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居住在澳门的女性比男性多，这是因为男人大都到广州打理生意去了。每当秋风开始吹落黄叶之时，那些几乎半年未曾接近女性的男人，便归心似箭地想要回到澳门。
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商人已经不满足于广州贸易制度的限制，他们试图打开在中国北部的贸易。当他们的船沿着海岸线坚定地向前航行，贪婪的目光一次次地抚摸着这个庞大帝国的腹部。
在商务贸易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他们并不愿意千里迢迢绕过南非和非洲南岸回到地球的另一端。由于隔山隔水太过遥远，他们希望尽可能地拉长每次往返的周期，于是澳门就成了一个最适宜的中转站。而此时，沿着中国海岸线航行的“阿美士德勋爵”号承载着某种重要的使命，船上载有两个重要人物，分别是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职员林赛（化名胡夏米）和德籍传教士“中国通”郭士立。
这个化名为胡夏米的家伙就像是一只远道而来的蚊子，悄无声息地叮进了帝国没有闭合严实的躯体。他深谙清国官场的规则，为沿途的官员准备了一份份精美的礼物。在厦门，胡夏米向地方官员表达了自己想要来此贸易的意图，可他并没有达成自己的愿望。客人虽然从远方来，但是并没有体验到这个古老帝国的待客之道。他递上的信函，得到了来自水师提督陈化成的亲笔回复：船必须尽快离开，可以免费赠送食物，但决不允许上岸与百姓接触。
胡夏米并没有接受清方提供的食物，说他们的惯例是按价购买。他要的是贸易，不是观光旅游，也不是为了路过贵宝地讨口饭吃。为此，他给陈化成上书再次表示贸易需求。而对方的回复很是决绝：赶紧离开，不许与我们百姓接触，否则严拿百姓绝不宽容。
在福建，胡夏米虽然接受了闽浙总督免费送来的鸡猪等物，但是对于地方政府告示中出现的“严禁老百姓与夷人交往”等字眼，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带人直接闯入福州府衙。地方官府很是无奈，只好默许中国民间与洋人交往，希望英国人达成所愿后赶紧离开这里。
当“阿美士德勋爵”号离开福州时，水师副将沈镇邦及都司陈显生，纷纷受到“摘顶”的严厉处分，这是仅次于免职的重罚。在大清国的官场上摸爬滚打半生，却因为英国商船的突然造访，而被莫名其妙地摘去“顶戴”。左营都司陈显生慌乱之下，居然给胡夏米写了一封信。信中言道：中华与贵国相距甚遥，四海之中皆兄弟……福州一地，地瘠人贫，年岁饥荒，糊口尚且不足，宁有能力与贵船之大宗货物互为商贾哉？务乞速挂帆开往，令我等免于重咎……
可是英国人并不这么考虑，福州是福建一地茶叶的主要集散地，在这里买茶叶，比在广州要便宜许多，一百斤可以省下四两银子。因为福州附近就是产地，四季都可以就近供应，自然不用担心货源匮乏。此外，对于福州地方的其他期货交易买卖，英国人也做了一番调查。
“阿美士德勋爵”号在福州小有斩获后，悠悠然地扬帆而去。福州巡抚魏元烺立刻修书上奏，往身上揽功。他说：“率舟师以示声威，尾追驱逐。该夷船，十八日由东北放洋远飏，消失无踪……”
而在宁波，地方官府同样没有办法阻挡与驱赶“阿美士德勋爵”号，只有严禁民间与这些夷人接触。胡夏米本来打算将货物卖出后，就南下澳门。但是在宁波停留很长时间却没有百姓敢与他们交易，只好继续北上。
离开宁波之后，“阿美士德勋爵”号就启程开往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人不屑称为“沪渎”的小渔村，甚至也不是那个叫“华亭海”的港口小镇，自16世纪晚期伟大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这个城市的一些高级官员中传教，上海，这个词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传教和贸易使团的正式文件中。一位英国神父来到上海，当他面对那些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也不由赞叹道：“英国式的城市像通过魔术般地建立起来了，这真是一个奇迹。这里的建筑不是欧式房屋，而是各式各样的宫殿。”
此时抵达上海的胡夏米，还是循例向上海的地方要员递上了礼貌性的信函，并奉上一份精美的礼物。胡夏米在信里回顾了中英两国百年贸易的发展历程，也分析了开港通商的利益前景。
时任苏松太道长官是一个叫吴其泰的河南人，他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封充满官僚主义色彩的信：令行驳饬，原呈掷还，即行开船。
胡夏米则抓住两点大做文章，一是称他们为“夷”，大英帝国不是“夷国”，而是“外国”；二是对信件“原呈掷还”，有伤大英帝国的国体。吴其泰回曰：“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至今，总是照此称呼。况中华舜与文王都是大圣人，孟子尚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岂是坏话，是你多疑了。”
翰林出身的吴其泰虽然学识丰富，但是偏偏遇上胡夏米这样一个“中国通”。胡夏米引经据典，说苏东坡都说过“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此类话。称大英为夷，不是凌辱是什么？吴其泰只好让步，复信中改称“英国商人”，但是有关通商的要求则不会做任何让步。
靠着金钱开道，这个化名为胡夏米的商人还是被获准进入道台衙门。当他当面向道台大人提出在此进行贸易的请求时，对方未置可否，只是端起杯子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虽然胡夏米在未经上海官方许可下，擅自张贴了一些货物买卖的布告，但是在地方官府的监视与限制下，并没有收到什么实际效果。
而此时两江总督陶澍正在江宁兴修水利，而江苏巡抚林则徐虽然已于二月被委派，却迟迟没有赴任。清朝的官制讲究的是相互钳制，相互抗衡的原则，譬如中央的六部尚书一定是满汉各一。地方官也是如此，不只每省有一个巡抚，而且，集数省又合设一位专司监督的总督。所以，在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上，还设有一个所谓的两江总督。
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两江总督陶澍，他是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湖南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咸同年间的几位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差不多都是湖南人，其中左宗棠是陶澍的儿女亲家，而胡林翼则是陶澍的女婿。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崛起，大致发端于陶澍。
道光四年（1824），由于黄河水骤涨，到了北方的漕船放空都回不去了。因此，当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提出实行海运，道光帝同意让他试一试。其实早在嘉庆年间就有人提出漕粮改行海运的建议，但碍于改革将会动摇一大批冗官蠹吏，甚至中央大员的根本利益，海运之议，便一再搁置。
道光帝让陶澍试一试海运走漕，其实不用试，也知道海运要比河运更为优越。陶澍就这样来到上海，而此时的上海，海运的发展已很有规模。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以来，往返于天津与上海之间的沙船日益增多，商家将关东地区的豆麦运至南方销售，每年的运量都在一千万石以上，然后再将布匹、茶叶等“南货”贩载北上。
站在吴淞口外浩荡的春风里，目送着装载漕粮的沙船扬帆北上时，陶澍发出了“指点扶桑云五色，日边好路近长安”的慨叹。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海运的成功，并没有消弭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之声。甚至有人危言耸听，说废除河运将会造成数万运丁和水手失业，而这些人失去活命之资，将会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稳定压倒一切，道光帝又出尔反尔地质问那些支持海运的官员：“受国厚恩之人，其可不禀天良耶？”
对于这个古老的帝国，到底是谁在不禀天良，是陶澍？是林则徐？还是皇帝本人？有人说，如果大清国当时就全面实行海运，并按照海运的要求着手海军建设。那么，在十几年后，英国人还能仅凭几条三樯战舰就在中国海域横行无忌吗？一个资质平庸之人，在一个平庸的时代是不可能干出什么有远见的大事的。爱新觉罗·旻宁不是一个刻薄之人，只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帝王而已。
“阿美士德勋爵”号靠岸的上海，虽然不再是一个小渔村，但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还有很大差距。“它那平庸的外貌有着令人可怕的单调乏味的气氛。”城郊看不到几棵树，到处是坟堆，低矮的茅屋，全是用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而阴沉肮脏的棚户区则成了犯罪的高发地带。
林则徐抵达上海后，好像形成默契一般，英国船于三天后就匆匆离港而去。于是，两江总督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联名上奏：望见沿岸一带塘岸官兵之布列，颇露惶惧之色。……该夷船不敢逗留，即起桅开帆，向东南而去。
实际情形与陶、林二人的联名奏文有着很大出入：英国商船上的人，不仅没有望见岸上官兵面露惧色，反而是大摇大摆开进来，从容悠然地下船视察上海，顺道还买了苏州的丝织品。这时候的上海，已俨然成为江南新兴货物集散中心。这里每天出入上海港的大小船只接近百余艘，其中以天津来的最多，大多运载一些小麦粉和大豆等农产品。
时任苏松镇总兵的关天培总算是松了口气，他望着消失于苍茫海天之间的英国商船，居然有了想要流泪的冲动。用林则徐奏文里的一句话：一夕放洋出海，即一望无际，四通八达……
但是仅过了数日，又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英国商船出现在山东威海卫刘公岛的外海上。山东巡抚的报告刚刚传递出去，在威海卫只停留了一天的英国人又出发了。这一次，他们将前往最后的目的地：朝鲜与琉球。也就是说，“阿美士德勋爵”号并没有如林则徐所说，向南航行，而是经由山东半岛后去了朝鲜。作为一个诚实的官员，林则徐不可能杜撰出这样一份带有欺骗性的奏疏上呈自己的皇帝。
当“阿美士德勋爵”号带着它的逐利梦想踏足朝鲜半岛，对于他们的贸易要求，朝鲜回复：“朝鲜国服事大清国，只遵大清国的旨。”而琉球方面的回复则是：“敝国蕞尔小国，土瘠地薄，产物无几。”
“阿美士德勋爵”号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沿着中国海岸线兜了一大圈，几乎是巨细靡遗地观察了中国的海防状况。比如兵员、兵船、炮台的数目及配置。甚至什么地方有“无炮炮台”也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据胡夏米（林赛）后来写下的报告《船行中国北部商埠的过程》称，在1832年7月他抵达这个商埠期间，每周平均有四百条载重在一百吨至四百吨的中国平底船入港。这个精明的英国商人由此推断，这里是长江的出海口，是东亚的主要商业中心，外国人从这里的自由贸易中将会取得极大的利润。
对于此次考察的商业收获，参与此次航行的德籍传教士郭士立总结如下：“这次航行的结果，使我产生这种信念：只要英国政府坚持要求，与中国东北部的贸易是可以开放的。我的微小愿望是英国政府将会替英国商人获得如此大的贸易。”
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议院掀起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在这场略显漫长的辩论中，“中国通”胡夏米主张开战，而且还提供了不少参考战略。甚至连搭乘“亚德士德”号的传教士丘兹洛夫也说出一句：“全中国虽有一千艘的兵船，只要我们派一艘星级军舰，就可以将其全部歼灭。”
先后两次来过中国的小斯当东作为议员，他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几乎做到了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通过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认为中英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他可以与中国进行谈判。他很了解这个古老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个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他可以肯定：如果想要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认为，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而且是必要的。
这个有着浓浓的中国情结的英国男人，向他曾经无限向往的东方古国发出强硬的信号。他说，如果大英帝国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这种势头会蔓延至全世界。中英之间必须有一战，而且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四十七年前，他用手中的火枪换来乾隆皇帝的玉如意；四十七年后，他要用火枪和火炮为自己的国家换取更大的利益。他对中国文化近乎痴迷的向往不仅没有唤醒他内心的善念，反而刺激了他和他的民族丑恶的欲望。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选择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也就不会在那时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