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门到儒家
“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一、从佛门到儒者
2018年是梁漱溟逝世30周年。很多人知道他的名讳，但并不了解他的人生与主张。他既是美国学者口中“最后的儒家”，也是北大当年知名的青年哲学教授。他既是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的思想家，又是轰轰烈烈开展乡村建设的实践者。
梁漱溟与毛泽东是北大时期的朋友，抗战时，他曾在延安以政治中间派的身份与毛泽东几次彻夜长谈，而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批评农民政策，遭到了这位最高领袖的公开责备。他因为坚持儒家观点屡遭批判，却能以自省的方式泰然处之，以95岁的高龄善终。这位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民国名士，在近百年的人生实践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一份儒者的乐观与尊严。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父亲离世后没多久，一心向佛的梁漱溟正式宣布，自己将从佛学研究转向儒学研究，其中多多少少是受了父亲辞世的影响。在梁漱溟的成长中，父亲梁济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离经叛道的西学教育，还是忧国忧民的君子之风，父亲的影响在梁漱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梁家的祖籍是广西桂林，梁漱溟的祖父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就定居北京。父亲梁济，字巨川，27岁中举，直到40岁才当上内阁中书的四品官，他还做过清朝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梁漱溟评价父亲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但“秉性笃实”，且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不肯随波逐流。梁济一辈子关心国事，赞成“维新”。民国成立后，他也一度对国家步入坦途抱有希望，但这些都落空了。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梁济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须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他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很多人把他的行为视为“遗老殉国”，但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的自尽，他们并没有把此事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1893年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在这个忧国忧民的儒士家庭。作为家中幼子，梁漱溟享受着全家的宠溺。他曾形容自己幼年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自己还不会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同时，他的老成性格也在少年时期初见端倪。梁漱溟少年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沉思，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因此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他在中学堂读书时，和班上三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大哥、二哥”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为“暴”，还有一人自谦为“惰”，而梁漱溟则被取名为“傲”，从中也可看出他当年性格中的一些端倪。
梁漱溟生性温和，这种性格的养成与父亲对他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梁济是一个仁慈的父亲。梁漱溟9岁那年，有一次，他存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气得跟家人大发了脾气。第二天，父亲在院子里的桃树枝上，发现了那串钱，他知道是梁漱溟自己马虎，但并不斥责，而是在纸上写下一段文字，大致内容是讲，一个小孩把钱挂在树上，自己忘了，怎么都找不到，还要去跟家人吵闹，第二天父亲打扫庭院时发现，小孩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犯了糊涂。梁济不动声色，把这段文字拿给儿子看，梁漱溟红着脸跑到树下找到了钱串，自觉非常惭愧。
很多人以为梁漱溟幼年时就饱读“四书五经”，可事实上，这位民国时期最杰出的儒家学者，竟然从小到大都从未背诵和研习过儒家经典。这同样是出于父亲梁济的影响。因梁济赞成维新，在子女教育方面，他极其地反传统，并不主张读经。1903年，京师译学馆成立，梁济将长子送去学习，三年后，又将其送到东京学习商业，这在当时是很受旧学界蔑视的。他还把两个寄养在家中的外甥送到英国攻读法律学位，两个女儿也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作为小儿子的梁漱溟，他的早期教育可以说是最为彻底的反传统。虽然6岁时开始在私塾读书，但梁漱溟学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一本名叫《地球韵言》的启蒙读物，这是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里面的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的事。7岁，梁漱溟被父亲送去中西小学堂，这是当时北京的第一所西式小学。在那里，他学的是英文入门读本，念的是ABC，而不是《论语》。
不料，梁漱溟入学后的第二年便赶上“庚子之变”，那些英文书只好烧毁。此后，他又入过几所小学。1906年，他考进顺天中学堂，后来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张申府、汤用彤等都是他的同学。而当他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他所受的正规教育至此为止，其后皆自学。
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梁漱溟，却成为北大哲学系的知名教授。他进入北大任教时，年仅24岁，不用说他的教授同事，就是他的学生，也有些比他年纪还大。梁漱溟究竟有什么样的超凡才华，能够让北大校长蔡元培如此青睐有加呢？这得从他的厌世思想和自我拯救开始说起。
梁漱溟和父亲一样，很早便对人生和社会问题有了深入思考。由于父亲对报纸很感兴趣，他很早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并且非常关注时事。在他离开学校后，很多知识都是通过读报获得的。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梁漱溟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那时他向往议会政治，每逢资政院开会，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旁听。作为记者，他还目睹袁世凯在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梁漱溟这个名字，也是他在报社工作时取的。他原名焕鼎，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他题写扇面时，顺手写下“漱溟”二字，梁漱溟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他一生。而他本人的出世思想也在青年阶段持续滋生。1913年，梁漱溟离开《民国报》后，曾经两次试图自杀，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道德沦丧和社会的困苦常常让他紧张和痛苦。
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闷，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通过佛学的自我治疗，他最终消除了灵魂的紧张，他理解到，人们所看到的大千世界不过只是些现象而已。人自己的欲望，自然和人类的不幸、善恶标准、道德责任感和宿命论，这一切对于绝对不变的实在来说都只是相对的。
1916年，梁漱溟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那时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精神困惑。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穷元决疑论》，总结了自己在哲学探索中的体验和痛苦。当时正值袁世凯称帝的尾声阶段，原有的规范和信念都崩溃了，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梁漱溟的文章正是要为当今世界提供一种精神拯救。在这篇文章中，他宣布了自己重新入世的打算，文章体现出的敏锐思想、渊博知识、创造精神，以及融汇中西的哲学见解，给知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树立了他作为一个重要知识分子的形象。由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向梁漱溟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来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
对此，今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分析道，梁漱溟的文章，既展现了他对中文佛教典籍的熟练掌握，又显示出他阅读英文西学文献，运用西学理论来谈论佛学的深湛功底，而且他的分析相当精到，这在当时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青一代里，可以算得上是中西学俱佳了。梁漱溟出身于新学堂，从小学习英文，同时也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佛学研究者，而且并不守旧，这些条件对于蔡元培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
第二年年底，梁漱溟进入北大讲席。一年后，他便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佛学做了哲学上的系统阐述，这本书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佛学家的学术地位。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佛学家的梁漱溟似乎走向了终点，他很快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儒学。北大任教的几年，对梁漱溟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梁漱溟后来回忆自己由“佛”向“儒”的转变，说自己在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很多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儒家的看法。于是在北大任教期间，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1921年，根据梁漱溟演讲整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书中倡导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价值；而作为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自有其对人类生活不可磨灭的价值，并预期世界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此书之后再版十多次，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梁漱溟肯定和捍卫了孔子思想。美国学者艾恺在为梁漱溟做传记时，称他为“最后的儒家”，这个评价尽管不甚准确，却广为人知。梁漱溟作为儒家学者的身份，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标签之一。
按照梁漱溟的见解，人们的人生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人生态度概括为“逐求”，追逐声、色、名、利等物质享受，欲望得到满足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将这种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西方人。第二种人生态度是“厌离”，人在反思自己、观察生活时，会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被欲望纠缠，另一方面社会中又充满了偏私仇怨和生离死别的现象，于是就会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态度。将这种思想进行升华的就是佛家。第三种人生态度，可以用“郑重”二字来概括。顺从生命的自然发展，以自觉的力量去生活，而不是依赖外力的催逼和外部趣味的刺激，将这种思想理解得最透彻的便是儒家。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人生思想接近于第一种人生态度，二十岁到二十八岁之间，转入佛家，采取的是“厌离”的人生态度，而他最终选择了“郑重”。他决定：“归宿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与现代的社会运动融合为一事。”这一年是他在北大任教的第五年。
梁漱溟进入北大时非常年轻，但在几年之间，他结识了不少朋友，这其中包括梁启超、李济深、李大钊、熊十力等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比梁漱溟大十岁或二十岁，相互的交往可以称为忘年之交。梁漱溟曾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在北大七八年间，独与守常相好。”这里所说的“守常”，指的就是李大钊，“守常”是他的字。两人早年间就已相熟，李大钊比梁漱溟到北大的时间略晚一点，他除了任教之外，还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21年，梁漱溟决定放弃出家的心愿，准备成婚，他特意为此去了李大钊家，告诉他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1927年，梁漱溟得知李大钊一家被张作霖逮捕后，立即从西郊进城访章士钊，希望能与章士钊一同出面，将李大钊的家属保释出来。章士钊自认与张作霖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可以保李大钊不死，但最终还是失算了。
梁漱溟虽参与为李大钊遗体装殓，但仍觉自己“未能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许多年过去后，他在与胡适的信中，谈到“怎样解决中国问题”，他写道：“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个问题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般不行，却亦肯想这问题”“然我则没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条路的决心和信力，更没有阻拦他走那条路的勇气与先见了”。在李大钊牺牲多年之后，梁漱溟对他依然崇敬有加。
梁漱溟与熊十力的交往则表现出了做学问的直率与坦诚。1919年上半年的一天，梁漱溟收到一张从天津寄来的明信片，寄信人落款是熊升恒，南开中学教师，梁漱溟与其并不相识。明信片上字不多，大意是，你写《穷元决疑论》时骂了我，我看到了，你说得没错，希望有机会能见面恳谈。熊升恒是熊十力的原名，他也未曾受过正规教育，却自学成才。通信后，趁着学校放暑假，熊十力来到北京，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毕生的朋友。梁漱溟当时之所以责备熊十力，是因为他在《庸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批评佛家，说“佛道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其害不可胜言”。梁漱溟于是在《穷元决疑论》中，指名道姓地批评熊十力，说他愚昧无知。两人见面后，谈话仍从佛学问题入手，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1920年，他又介绍熊十力去南京从事佛学研究。1922年，梁漱溟在教授“唯实哲学”课两年之后，“顾虑自己有无知妄谈之处”，于是推荐了熊十力来北大，接替他授课。熊十力后来被认为是“新儒学哲学的奠基人”。
梁漱溟一直是充满自信又特立独行的。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写道：“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个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如我当初见得佛家生活是对的，我即刻不食肉不娶妻，要做那样的生活，八九年来如一日。而今所见不同，生活亦改。”当年冬天，28岁的梁漱溟选择结婚，但他从20岁开始，吃素的习惯却保留了终生，直到95岁去世。
梁漱溟曾说道：“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强调儒学是一种解决人生真问题的生活实践功夫。如果在大学课堂里，将它只当作哲学思想来讲，他认为：“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孔子的思想中是有哲学的，但那只是孔子从他修养实践中所得出的副产品。孔子的学问根本是人自己如何了解自己，如何对自己有办法。因此，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真精神用于我们自身，用于人类社会。1924年，因不满学校只是传授知识技能，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职。他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在经过一些曲折之后，终于投身于农村，从事乡村建设去了。他开始了儒家倡导的社会实践，试图通过社会改造运动推动社会发展。
二、“我是一个实践者”
1987年，梁漱溟在最后一次公开场合露面时，总结了自己的人生，他说：“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梁漱溟一生最拼命去干的两件事，一件是七年的乡村实验，另一件是调停国共内战，通过这两件事，可以了解梁漱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设想。
1924年，梁漱溟放弃北大教职，离开了学术界和优越的城市生活，开始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很多人曾对此表示不解，对此他回答道：“做社会运动自是我的本色。”梁漱溟的身体力行，源于“入世”的儒家思想，也来自对中国未来抱有的乐观态度。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不是“落后”，而是“早熟”，一旦迎来适合的时机，将复兴并且成为世界的未来希望所在。
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一直是梁漱溟的梦想。早年他曾寄希望于建立英国的议会政治，可是民国创立之后，国家长期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体。梁漱溟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体，是因为有长期争取民主斗争的经验，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制的基础，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要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民主政治习惯入手。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因此必须由农村开始。正如他所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1927年梁漱溟南下到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发生变化，几经波折，他从广东辗转到河南，最终到了山东，在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他们选择了邹平县作为实验点，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这里，梁漱溟为了探索一条中国复兴之路，进行了为期七年的实验。当时，邹平全县共有300余村，3万余户，16万余人。此地80%以上是自耕农，贫富差距不大，虽距离省城济南不远，但民风淳朴，土匪活动也不多，于是被选作实验区。
在邹平，梁漱溟的具体职务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术部主任，负责研究并制订乡村建设的实际方案。建设内容包罗万象，从自办农场培育种猪，到训练地方自卫，凡认为能改进村民生活而促进农村发展的，都包括在内。梁漱溟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确立民主政治，这些目标细化在乡村运动中，变成了很多具体的实施办法，这其中包括，如何看待对农民的教育问题，如何避免官僚主义，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手段带动农民的积极性等。
虽然梁漱溟是一个教育者，但他对农民的教育并不心急。他曾经考察过很多乡村建设方案，发现教育家们的办法常常与农民的需要脱节。他认为农村的基本问题是生产率的低下和贫困。他说道：“中国当然需要平民教育，但是最需要它的时机还未到。”
在考察过程中，让梁漱溟不满意的另一点是对西方模式的生搬硬套。比如，集中在一个或几个模范区下功夫，根本达不到实际的效果。他常常说：“中国有多少个村落？”在这里或那里创造几个模范区，不是最后的答案。很多地区的乡村建设，常常因为政府的干预，导致人民的积极性被严重挫伤。梁漱溟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乡村建设不是靠基层群众自己动员起来，它就必然要失败。并且，任何政府或官方，在乡村运动中的作用必定是有害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关键即在此，它应该是一个社会运动，不但不依赖于政府官僚，在一些情况下，它还是一种反官僚的运动。
他曾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也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现在全国党政各界，有一句时髦的话叫作‘建设’，不知老百姓最怕听建设这句话。然则就不要建设了吗？当然不是，几时自治的习惯能力养成了，政治的大路开出来，则建设自然而然，应有尽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既反官僚，又反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提倡农民的自我觉醒和自发行动，那么，该如何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觉醒意识呢？梁漱溟首先实行的办法是开办村学和乡学两种教育机构。梁漱溟认为，村学和乡学是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在梁漱溟的设计中，村学、乡学不是简单的学校，仅仅普及文化和科学知识，它们更是一种社会组织，实际执行的是礼俗与政治的双重职能。村学、乡学中均设学长和学董，学长主持教育，学董主持行政，所有村民都是学生，须接受学长的“教化”，学董则根据“教化”要求在行政上加以贯彻，如禁烟、禁赌、放足等措施。具体的设计方案多有变化，但概而言之，思路是从伦理道德方面入手的。
在此基础上，便可以开始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广大的农民仅仅习惯于家庭和家族式的生活，没有团体生活，也就没有民主政治的习惯和经验，对选举投票之类的事不感兴趣。如何让农民理解团体生活的重要性呢？梁漱溟决定从经济上入手，建立合作社。用他的话就是“由生计问题将农民牵引到一块”，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里面，让他们感受这个团体有很多好处和方便。在合作社里，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方法、卫生知识等更容易被引进来，能更快改变生产生活上的落后状态。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大家在合作社会有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需要讨论和决定，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去解决，这时，自然而然就需要有人来负责管理合作社，于是就有了协商和选举的需求，渐渐地，大家就有兴趣参与团体事务了。
乡村实验期间，邹平县的生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农民参加合作社后，能得到小额贷款，能优先得到优良品种，生产的棉花还可以集中销往纱厂，不但省事，而且价格还很合理。梁漱溟通过这些方式，引导农民过上了一种团体的生活，原来只重家庭的生活习惯就慢慢淡化了。在上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梁漱溟总结了八个字，“科学技术，团体组织”，他认为这两大方面都是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如果能将其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比如儒家倡导的人生审慎态度等相结合，就可以使中国社会得到很好的发展，这便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设想。
梁漱溟投入乡村建设的几年时间里，与家人聚少离多，当时乡村工作的艰辛也不言而喻。1930年，梁漱溟留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春节，而他的家人都在北京，他给家人的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四散的枪炮声与过年的鞭炮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梁漱溟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梁漱溟的小儿子梁培恕却认为，这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意气风发的一段时光。梁培恕说：“我不想说这七年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说，这七年他生活得情绪昂扬和有味，最觉心思力气得到发舒，那是不会错的。”
1933年，梁漱溟把家人接到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没文化生活，生活条件很差。1935年，梁漱溟的妻子黄靖贤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他的长子只有10岁。梁漱溟在山东一直待到1937年下半年，直到日军侵占山东后才离开。这一段令梁漱溟充满干劲的乡村实践就此终结，但实践者并未就此停止脚步。抗战全面爆发后，团结抗战的呼声逐渐占据了舆论的主流，很快，梁漱溟就转而投身于促进国内团结的工作中。
当时，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梁漱溟与张伯苓、胡适、傅斯年等被邀请为参议员。他曾说：“我是一个对于国家统一要求最强的人，抗战既起，全国一致对外，本已表现团结气象，我却认为不足。”为此，他在1938年元旦，申请到延安参观访问，希望了解推动国共长期合作的可能。延安虽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高唱歌曲，此起彼伏，好像忘了人间劳苦，这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停留时，梁漱溟曾先后与毛泽东谈话8次，除两次宴请外，他们的谈话时间都很长，其中两次是彻夜长谈。梁漱溟与毛泽东结识，最早应源于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梁家有位亲戚曾与杨昌济一同在日本留学，后来这位亲戚来北京，借宿在梁漱溟家时，杨昌济曾来探望过。当时杨昌济同梁漱溟都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两家逐渐熟识起来。那时，毛泽东借住在杨昌济家里，还没有同他的女儿杨开慧结婚。梁漱溟去杨昌济家里讨教，经常能见到毛泽东。
梁漱溟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通常他是坐着的，而毛泽东则常在地上踱步，边走边说，有时又斜倚在床榻上，很自然随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二人的观点常发生对立冲突，争辩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但均不动气。谈话结束后，离开主席小屋时，经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梁漱溟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随着抗战局势的日益深入，梁漱溟把奔走的重点放在调节国共矛盾上面。1939年初，他不安居于四川大后方，远赴华东和华北，出生入死，巡视于敌后战场。他目睹了国共由政治对立，发展到军事武装冲突，心里很是忧虑，他认为，党派之争一旦发展下去，“近则妨碍抗战，远则内战重演，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于是他牵头，努力把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组织起来，调解两党纷争。1941年初，他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我们熟知的民盟，以此推动国内团结。民盟秘密成立后，梁漱溟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向海内外正式宣告民盟的成立，并将民盟的政治纲领公之于世，此后，民盟活动转为公开，影响也日渐扩大。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梁漱溟又冒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返回大陆。
1946年初，梁漱溟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共同通过了五个协议，其中包括“政治协商”一项，确定国民党将放弃一党专政，开始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梁漱溟认为，国家政治将步入坦途，他就应该退出现实政治，专心去搞文化研究了。不久，国民党抢占东北，内战硝烟再起。1946年4月22日，奉命来华调停国共军事冲突的美国特使马歇尔请民盟帮助调停，而当时民盟秘书长一职空缺，人们纷纷劝说梁漱溟出山，积极参加奔走和平，于是他不得不接过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1946年，梁漱溟担任民盟秘书长不久，便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李公朴与闻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员，这种政治谋杀事件让梁漱溟非常愤慨，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又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1946年10月12日早晨，梁漱溟结束了国共高层之间的斡旋活动，他带着希望从上海回到南京，刚下了火车，便在报纸上看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刚刚攻下了张家口，这让他大为失望。许多记者蜂拥而来，梁漱溟只是长叹了一句：“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经典话语。几次调停失败，1946年11月初，梁漱溟先退出了和谈，后又退出了民盟。后来有人说：“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所以总是失败。”但在他的儿子梁培宽看来，这是因为父亲心目中的政治理念与其他人有所不同。梁培宽说：“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党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在现实政治中，像这种充满书生意气的看法，注定要碰钉子、要失败。”
梁漱溟退出现实政治后，隐居重庆，一边讲学，一边从事《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他退出民盟时曾表示说，以后对政治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不参加任何党派。虽然隐退了，但他依然热切地关注着中国问题，从1947年到1949年写了不少政论，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在《观察》周刊和《大公报》等很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
1949年，《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终于完成。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认识老中国”。梁漱溟18岁时便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开始革命活动，涉足政治颇早。他在参与政治之中，眼见国家分裂，民族危亡，心痛不已，在探求中国自强的政治出路时，他提出应该深究中国文化的特征，从根本上认识老中国，以建设新中国。他把撰写这本书，当成自己为建设新中国应尽的一份义务。
三、“我生有涯愿无尽”
时间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政治上的中间派，梁漱溟也参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工作中。但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参与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一场发生在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争吵，令他的政治生命几近终结。那是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在会上，梁漱溟批评了党的农民政策，他说起城乡差距大、农民生活苦的问题，被毛泽东斥责为“班门弄斧”，二人相持不下，在会场上激烈地争吵起来。
争吵过后，梁漱溟并未遭到他所预期的“处理”，他的职务、工资乃至政治地位一切照旧，只是毛泽东再不像以前那样，主动与他讨论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问题了。这时的梁漱溟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政治，跟外界的一切联系几乎都断了，当时经常上门聚会谈话的，只限于他早年相识的三五位学生，家里真正是门可罗雀。
反右派运动的风波尽管没有波及梁漱溟，但他仍是“反面教员”，在政协大会小会上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的长子梁培宽称他是个“老运动员”，永无“退役”之日。但梁漱溟自己却从不为这些事情苦恼，仍专心从事自己的著述工作。当然在公开场合被批评指责，总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时他也会因此失眠。此时，他责备自己修养不够，不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局势的发展出人意料，到1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红卫兵跑到梁漱溟家里抄家。一声令下，把梁家祖辈留下的书籍和字画，以及梁漱溟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手迹，如蔡元培、梁启超的手札，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抄家之后一个月，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梁漱溟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全文4万字完成后，又接着改写《东方学术概观》。一些书稿被抄走后，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发还。信中说：“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读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信发出去后，过了很久，才终于收回若干被抄走的日记手稿。
在这些风波中，梁漱溟始终保持着一份学者的从容和君子的坦荡。思考问题和写作，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的生活内容。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写书，不像别人，先到图书馆看很多参考书，他主要都是靠自己的独立思考来完成。当然也有思考不下去的情况，这时候再回来看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之初，他被限制在家里，后来放宽了，可以外出，有时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所以，尽管他与外界交往很有限，但他的内心是充实的。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或者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1973年10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将梁漱溟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旋涡中。他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并不清楚这场运动的政治背景，但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唯有他一直沉默不语。按那个年头的政治逻辑来看，“不表态”就是一种“表态”，沉默是不允许的。会议主持人三番五次“动员”，要他亮明自己的观点，只要他张口，批判的靶子就有了。大会不允许他保留意见，因此从1974年1月开始，梁漱溟动手写文章阐述自己对孔子的看法。本来，他并不打算对外公开这篇文章，“以免有碍当时的政治运动”。无奈形势逼人，不由他完全做主。
一个月后，梁漱溟用了两个半天，约8小时的时间，在政协直属组做了长篇发言，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卫孔子，替儒家思想辩护，这无疑是件触犯众怒之事。梁漱溟公开讲：“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这引起了对他的大会小会不断地批判。1974年9月，历时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他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他做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梁漱溟的底线就是保持自己的“匹夫之志”，什么都可以剥夺，但这个“志”没法夺，即使把他的肉体消灭掉，也无法夺走。在梁培宽看来，在父亲内心深处，一直以“不容自昧”作为自律的底线。即便面临当时的政治高压，他依然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淡然面对一切可能发生的种种结果。
在数次的政治风波中，梁漱溟与孩子们的距离也被迫拉开了。早些年间，梁漱溟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常年在外奔波，对家人照顾很少，但梁培宽、梁培恕两兄弟没有因为地理上的阻隔，减少与父亲之间的爱与交流。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梁培宽兄弟俩的童年时期，父亲梁漱溟在外谋生养家，母亲黄靖贤独立支撑起整个家庭。母亲念过初级职业学校，粗通文字，外祖母家是旗人，平时家里只有母亲操持一家人的生活。梁培宽的记忆中，父亲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母亲去世的那年春节，父亲在广西出差，最后一个团圆节也没有能和母亲过。
黄靖贤去世后，梁漱溟就把两个儿子托付给自己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1938年夏，梁漱溟在去重庆前，送梁培宽和梁培恕到湖南衡山的姑姑那里。到了衡山，弟弟梁培恕不肯留下，躲在另外一间屋子哭，说要跟父亲去四川。梁漱溟于心不忍，就把兄弟俩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一位表姑那里。这次梁漱溟走的时候，梁培宽哭了。那一年，梁培宽13岁，梁培恕10岁，正是青春少年面对大千世界的彷徨之时。两兄弟上学后住校，寒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只有兄弟俩在学校留守。两个孩子互相照顾，在生活上很快就自立了，当时也没感觉到很苦。
梁漱溟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是一个非常容易亲近的人，兄弟俩在感情上从未与父亲疏远过。而梁漱溟给孩子们的感觉不只是慈父，更是良师。他关心孩子，但在给孩子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琐事，而是在思想上加以指点。有一次寒假，梁漱溟带着两个孩子出去度假，他们坐在嘉陵江边的石头上，梁漱溟开始讲自己和学生、朋友交往的故事，通过这些教孩子怎样做人。除此之外，他还提醒两个孩子不要贪，但只是点到为止，不做过多解释。梁培宽理解道，这是在告诉他们，做事情时不要夹杂太多个人私念，例如学习，认真学是为了掌握新知，并非为名次而学。做一件有益于人的事，尽心尽力去做就好，无须考虑因此是否将会得到人们的夸奖，更不图因此得到什么回报。
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并不严厉，他总是以商量或建议的口吻与孩子交换意见，从不命令或强制。梁漱溟关心孩子们的思想品德，不在意成绩分数。有一次放假，梁培宽接到学校的成绩单，地理考了59分，学校通知他提前返校补考。当时他顺手把成绩单递给父亲看，梁漱溟看了之后，没有一句责备话就还给儿子，他认为自己不需要说什么。
在梁培宽的记忆里，父子之间好像从来没有争吵过，梁漱溟从来不会采用指责的口吻，他善于用开导的方式说话，即使遇到一点矛盾，采取的也是很随和宽容的办法。有一次，梁培宽为自己儿子的事情伤脑筋，就在梁漱溟面前流露出想放手不管的情绪，梁漱溟温和地说了三个字：“那不好。”他没做解释，但话里流露的意思还是要儿子去管，去关心，但他没有一点责备，没有一点尖锐和激烈的态度。
梁培宽记忆里的唯一一次体罚是在10岁的时候，当时全家人都在邹平，县城和农村的景象几乎没什么差别，一放假就没什么可玩的。有一天，梁培宽到梁漱溟办公室玩，翻了他的办公桌，刚好梁漱溟外出回来，看到此景象，也未大动怒，就是在梁培宽手心里象征性地打了一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黄靖贤去世了。本来，梁漱溟决心不再结婚。1942年香港脱险后，他在桂林，先后在几位学生或朋友的家里搭伙，大家认为这样的生活非长久之计，都劝他再组织个家庭。于是梁漱溟改变了主意，经朋友介绍，1944年，他与48岁的陈树棻女士再婚。梁培宽的继母毕业于北师大，当时在桂林任中学教员，大龄未婚。梁漱溟的这段婚姻并不如意，他们的共同语言不多，思想境界又有差距。写《最后一个儒家》的美国学者艾恺曾推想，梁漱溟的第二任妻子应该“更合意些”，因为她的文化程度高于原配，但事实并非如此。
梁漱溟历经多年政治风浪却泰然自若，保持了良好心态，一直活到95岁，这都是他多年来对佛学和儒学“践履实修”的结果。1979年，他写信给朋友，说：“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老年时期的梁漱溟堪称修身养性的典范。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有朋友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朋友吓得大惊失色，急于躲避，他却镇定自若地聊天。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人们纷纷逃到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对佛学的道理，梁漱溟是“老而弥笃”。他经常去寺院，但从不拜佛烧香，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破我执”“忘我”，如果一个人能“忘我”，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有根本不同，很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1942年，梁漱溟自日军炮火下逃生之后，写过一篇文章寄给两个儿子，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因为这句话，梁漱溟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许多人的讥评，说他狂妄、口气大。对此，梁培宽的理解是，这是梁漱溟出于责任使命而发出的感慨。梁漱溟曾说：“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梁漱溟认为自己对整个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前途，都有所见，甚至有大责任。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不能死。
梁漱溟认为，一天24小时之内，必须得有心静之时，或静息，或静思，例如安静地坐或卧，摒除杂念。他在不到20岁时，就对人生的苦乐有强烈的感受，于是就苦乐问题苦思冥想，不肯罢休，为了寻找答案，最终走到佛学的道路上来。他说自己的思想活动，好似一根很长的绳子，时常放出去就难收回来，思考问题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梁漱溟的一个学生曾回忆，有一次，他跟梁漱溟夫妇一起坐火车，看到夫妻二人没有话说，就跟梁漱溟讲，旅途中应该聊聊天，不应该一言不发。梁漱溟告诉他，“你不要以为我在闲着，我在想问题，你看着我闲的时候，可能正是我最忙的时候。”
梁漱溟通过思考来保持身心健康。他曾说，有的生活几乎全靠外在的种种刺激，刺激一旦失去，即刻感到空虚无聊，生活似乎没有了动力。梁漱溟将其称为人的机械性，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人应做到自觉、自主、自如。自觉是首要条件，自主是要做生活的主人，不为外在刺激所左右，自如则是无须经过思想斗争，就能够顺其自然。这便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梁漱溟从20岁时就开始吃素，一生中有七十余年不沾荤腥。最开始，他是因为倾心佛法，所以开始素食，当他到晚年时，觉得这与自己平平淡淡的生活非常契合，而且有益健康。他在晚年强调“情贵淡，气贵和”，万事都喜欢淡一点。他喝白水，不大喝茶，因为茶有兴奋性。饮食清淡，不吃肉，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就是做菜时用盐也加得很少。
除吃之外，他从六十岁起坚持多动，在他的日记里，常常记录着“早期写稿，八时去北海散步习拳”“午饭后去游天坛，出其后门回家”“冬至。早期写稿。去北海散步，冷甚”。即使严冬，仍坚持不懈。他曾反思：“读书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却是照顾自己身体，如何善用它，用它来做种种事情，读书只是其中一种。”
1988年，梁漱溟因为肾衰竭住院。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他也是如此。5月11日他把儿子叫到床侧，示意有话要说。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孩子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只坦然说：“火化。”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享年95岁。他生前曾说：“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这位著名的国学大师、思想家、教育家、社会运动实践者，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践行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理想，此刻，他不平凡的一生终于徐徐落幕……
（撰文：吴丽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