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关键词：
狂戾、伐异、趣闻、嗜欲、风雅、婚姻、圣童、师徒、治学、传道、固守、大节、孝道、绝命、赞誉
狂戾
黄侃之父黄云鹄于光绪庚子后，任四川盐茶道，黄侃随侍入川，时仅九岁。一日，有人携来蕲春绿毛龟一只，文案蔡某批示黄侃，戏之曰：“此公子同乡也（按：黄侃为湖北蕲春人）。”黄侃曰：“是非我同乡，乃公同族也。”蔡某不解，季刚曰：“公检《论语》‘臧文仲居蔡’一节观之，当知。”原来，此节注有“蔡，大龟也”。
黄侃年少时，拜访文坛领袖王闿运，王对黄的诗文激赏有加，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立刻狂性发作，毫不客气地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黄侃参加县试，一场考完后，他在考场中闲逛，见有人架起锅烹煮鸭子，气不打一处来，便在一旁默不作声。等鸭子煮熟了，黄侃上前一脚将锅踹翻。煮鸭子的考生气急，动手要打黄侃，黄亦不示弱，说道：“不管你怎么样，今天你这鸭子反正是吃不成了。”考生无奈，只好作罢。
陈独秀在日本时，曾到东京民报社章太炎寓所拜访章，章命弟子钱玄同和黄侃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谈及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江苏、安徽，颇以自己为皖人而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陈独秀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亦附和。此时，只听隔壁屋子里的黄侃大声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闻听此言，扫兴而去。
许金城在《民国野史》中记载：“（黄）季刚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我记得马寅初博士有一次也来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与号称“两足书橱”的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教授。一次，二人胼手胝足地凑在一起讨论学问，然而“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据说，当时黄侃与陈汉章的辩论相持不下，黄侃便拿起一根手杖塞给陈，自己则执了一把短刃跳出门外，招手让陈汉章到外面去决斗。后来在同仁们的劝说下，黄侃才作罢。不过，黄、陈后在中央大学再为同事，二人又“善遇焉”。黄侃为陈的《史通补释》作序，在序中称陈为“魁儒”，是刘师培之外又一博学之人，自称“门下士”。后陈汉章患病，旁无童仆，汤水极不便。黄侃怜之，买了两瓶橘汁，让侄子黄焯送去。陈汉章辞职回乡时，黄侃准备送他一张床、一个菜罩，但因不知其门牌号，而没有送到，黄侃很是怅然。
北大学生毕业时，按惯例要制作精美学谱（按：同学录）。学谱的印刷费用很高，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但黄侃对此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也不捐钱。学谱印出后，学校送他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拿到册子便将它丢入河中，愤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
在中央大学时，黄侃听人说起“汪黄”，便怒气冲冲地找到同门汪东说：“外面的人称中大学者必称‘汪黄’，我比你年长，为何你要置于我上！”汪东莫名其妙。旁边有人笑道：“你们都误会了，‘汪黄’不是什么好名字，当朝政府里另有‘汪黄’，与你二人无关。”原来，当时正值对日和谈，国民政府的代表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外交部部长黄郛，时人对二人颇为不齿，将他们称为“汪黄”，是将二人比作南宋时对金称臣的汪伯彦、黄潜善（史称“汪黄”）。黄侃听罢怒气顿消。
在中大，黄侃常与同事胡小石切磋学问。胡在中大教授甲骨文课程，曾以甲骨文纠正汉儒许氏《说文解字》之非。但黄侃认为甲骨为后人伪造，不可信。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而击碎玻璃板。但辩论结束，二人友谊，又“固如初也”。
中大学生常任侠曾拜在黄侃门下，后留在中大任教。每年春节，常任侠必去黄侃家中叩首致敬，平日亦常去问学。一次，常备课时，不知《秋蟪吟馆诗抄》中《兰陵女儿行》句“天吴紫凤贴地满”何解，便去问黄，黄侃以为常有意考他，竟不回答，怒向中文系主任汪东道：“常生不驯，可以开除。”汪答：“常生已经毕业，留在本校教书，已经无法开除。”黄只好作罢。常任侠知黄脾气，日后亦常去请益，而黄侃待之如常。
黄侃对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少有赞许，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皮锡瑞等人是他在课堂上嘲骂的对象。他对学生说：“我骂他们，是看得起他们，否则就不必费唇舌了。”又对学生说：“我骂他们可以，你们还不够资格骂哩。”但他却并不因骂他们就将他们贬得一无是处，他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用作教材，常常在课堂上逐条进行批评，但又常掩卷歌唱，唱罢叹道：“皮锡瑞的文章真好！”又说康有为十七日著成《广艺舟双楫》，真算得是才子。
下雨天，黄侃穿着钉鞋到学校上课。上完课后，天晴了，黄侃便换下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走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不说，放下纸包便走，之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连续几天未到校，便登门探望，询问其故，黄闭口不答，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告诉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人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遂离开中央大学。
又一说，黄侃离开中央大学全因傅斯年。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大文学院院长，黄侃闻讯后，勃然大怒，说师道沦亡，一定要离开中大。黄侃写信给他的学生们说：“……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优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黄侃自视极高，曾自负地说：“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刘师培）。”
一次，黄侃到柳诒徵家中拜访柳，回家后，黄侃在日记中写道：“此君亦谈音韵，可哂也。”又一次黄侃与胡小石、王伯沆、汪辟疆作诗钟，其中分别嵌有“的”、“话”二字，用以嘲讽柳诒徵，因为柳是镇江人，发言时，动辄以“的话”二字作助词。而柳氏后人回忆柳诒徵也曾说：“黄侃好骂人。”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侃任代理校长，因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便正式委派石瑛担任该校校长。到任第一天的校务会，石瑛踌躇半天才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音未落，黄侃便起身说：“听说石瑛的姆妈偷和尚。”石瑛质问他为何如此无理，黄朗声答：“我听说的。”
黄侃称呼校长石瑛为“阁下”，石瑛对黄侃说不能用这样腐败的口吻称呼他。黄侃反问道：“称你为王八蛋，成吗？”
事实上，黄侃对石瑛也颇为忌惮。石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发起脾气来，不惜动粗，黄侃曾自我解嘲说：“碰着石蘅青（石瑛字蘅青），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石瑛对黄侃讲课只凭高兴，不用大纲也不写讲稿的教学作风，很不以为然。有一次，石瑛严肃地规劝黄说：“季刚，你读了一肚子好书，为什么不好好用以济世呢？还发什么狂呢？”黄唯唯称是。有人曾问黄侃：“为何转了性？”黄毫不隐讳地说：“打不过人家，有什么办法呢？”
黄侃在武昌大学讲课，作风散漫。一次，武昌师大学生集会，邀请黄侃到场答复。学生的用心，是打算用群众的声势给黄难堪。这种场合，一般人是不敢去的，但黄按时大摇大摆而来。会场本是汹汹嘈杂的声势，反而肃静无哗。黄侃上台后，逞其雄辩天才，放言无碍，结果本是为了执经问难的学生群众，个个落得哑口无言，纷纷作鸟兽散了。
在中大时，黄侃被称为“三不来教授”，因为他和校方约定，每遇刮风、下雨、降雪，他便不到校上课。故每逢天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们便猜测黄侃今天会不会来上课，有人常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而武酉山回忆黄侃的“三不到”为刮风不到，下雨不到，不高兴不到。天气变化，学生能知，但“不高兴”，则令人莫测。有时黄侃在家骂人，或受着某事的刺激，便迟迟不来上课。学生久等不来，就各自散去，等他来时，见班中只余两三人，也照讲不误。
有一次，黄侃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黄的骈文不如李审言，经学赶不上皮锡瑞，何必自负。黄收阅后大发雷霆，疑是班上的学生所写，于是在课堂上持续大骂十日，无人应答。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便向全班学生道歉。
20世纪30代，曲学家吴梅在中大讲授元曲。当时，元曲被传统学问家视为“小道末技”，黄侃对此也非常不满。一次，黄侃讲完课，发现吴梅坐在教授专用沙发上休息，怒而问道：“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吴梅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凭元曲。”
吴梅与黄侃一度私交甚厚。某日，黄侃邀请吴梅赴蟹宴。两人酒足饭饱之际，谈起学问，吴梅激辩自己讲得正确，黄则坚持吴说得大谬。黄侃借着酒性，一个巴掌打将过去，吴梅也不甘示弱，立即还手。两人转而跳出座位，拟角斗，被人拉开。此后两人失和，吴梅甚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彼去我留，彼不去我从此逝矣。”
袁鸿寿在《吴瞿安（吴梅）先生二三事》中说：“一九三四到抗日战争这几年，瞿安先生为什么如此痛苦、如此颓废呢？据我所知，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为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黄的课排在二四六，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
某次，一达官宴客，座中亦有黄侃。席前，大家虚上座以待，一留洋归国的青年翩翩迟来，并不谦让，径坐首座，同座多有不平，黄侃亦然。席间，青年夸耀说，适自某达官家来，又某达官邀宴，尚无暇前往。黄侃啐道：“你这人真没学问！”青年即说自己留学某国某国，共有五六年之久，何以说他没有学问？黄侃起身道：“鄙人留学中国，四十余年，尚谈不到学问，你五六年之久，算得什么呢！”说话间，打了该青年一记耳光，青年欲还手，众人早将他拉扯出去了。
1927年，黄侃到暨南大学任教。一日，他在教室门口遇到在暨大任教务长的学生黄建中。黄建中向老师问候，黄侃问他：“你教什么课？”黄建中回答：“哲学。”黄侃大声道：“我问你，你自己懂不懂？不要胡吹乱说。”黄建中愕然良久。
暨南大学教授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以资门警识别。黄侃到暨大任教后，不肯佩戴，刚入校门，校警看到他胸前没戴校徽，以为他是闲人白撞，便阻止入内。黄说：“我是黄侃，只有你不认识我！”门警却不通融，说：“你既是教授，应该有一枚校章的！”黄悻悻然地说：“我硬是不挂那种东西，你不给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便走。幸有学生看见，关照校警，才冰释误会。但黄侃自始至终不肯佩戴校徽，成为暨大唯一不佩校徽进出校门的教授。
有一次，上课铃已响，黄侃仍安坐教员休息室。学生们等了一会儿，未见黄侃来上课，便向学校教务处报告。教务处职员赶紧去提醒黄侃上课时间到了，孰料黄侃两眼望天，冷冷说道：“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给老师们发薪水，黄侃拒绝上课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替他领来薪水，他这才去教室上课。
黄侃傲睨万物，一次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谈佛法，两人争辩“离尘即心，转识为智”，黄侃无名火动，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回家后，恰逢有人请他写对联，他挥笔写下：“乃有芜青，唐突人葠（按：葠同参）。”并注云：“某夕出与欧阳先生论学不合，愤而书此。”
日本留学生吉川幸次郎说黄侃性格、脾气极其傲慢，当他想到南京拜访黄侃，请黄的同门、时在北京的马幼渔、吴承仕给他开一封介绍信时，他们都未同意。吉川在中国留学，听过北京许多学者的课，但黄侃却对他说：“那么无聊的课，你竟听了这么长时间！”黄侃还说：“现在的学者是凌虐古人，欺骗今人。”
黄侃曾在私立中华大学任教。在该校，黄侃只拿干薪，从不赴校讲课。时间长了，学生们找到校长陈时责问：“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为什么这年把时间了，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那要退我们的学费，因为就是因为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我们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陈时直喊冤枉，解释道：“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哪没给钱呢？”无奈之下，陈时登门请求黄侃去给学生上几堂课。黄侃到了课堂上，开口便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这成为他在中华大学唯一的一次授课。
黄侃在南京时，一次遇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寒暄道：“先生近来有何佳作？”黄答：“我正在编次‘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经编进去了！”黄侃所说“漆黑”是“昭明”（出自《昭明文选》）的反义词，黄侃以此讽刺戴季陶尽写迂腐文字。戴季陶十分尴尬，不知所答。
吴梅在1935年4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林公铎至，言黄季刚昨夜至渠处谩骂，以为公铎不通，两人于是破口。”而杨树达也曾在日记中记载：“季（指黄侃）高亢，其同门马裕藻（马幼渔）辈畏之如虎。”
刘成禺说黄侃：季刚少溺女色，晚年更沉湎于酒，醉中狂骂人，人不能堪。刘成禺曾劝他：“学者变化气质，何以你的学问越精进脾气便越坏，你又何必学汪容甫呢？”黄侃答曰：“我乃章句之儒。”
对于黄侃的狂，弟子刘太希说黄侃“惟其真挚，故不解作伪，视朋友如骨肉，有不合，呵责随之，晚年尤旺，人多不敢近，亦由病态使然也”。
黄侃曾对陆宗达说，一次，他去岳丈家，岳丈因事惹怒了他（陆宗达猜测是因为黄侃系庶出，岳丈家人轻慢了他），黄一气之下，蹲到岳丈家的紫檀木椅子上解了一泡大便了事。
对于黄侃狂戾性格的形成原因，陆宗达之孙陆昕认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黄云鹄因恶性疟疾卒于家。黄侃是年13岁。黄侃的生母是黄云鹄的侧室，而在蕲春一带，习俗相当轻视庶出子女。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写道：‘季刚生十三岁而孤，蕲春俗轻庶孽，几不逮学，故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这种习俗与旧家庭的双重压迫，对黄侃的性格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黄侃临终前，对自己一生任气颇有悔悟，吴梅日记记载：“闻公铎言，季刚临死时，诏其子侄云：‘冤枉过一世，脾气太坏，汝曹万勿学我。’”
伐异
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在北大教骈文，上课就骂散文；姚永朴教散文，上课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黄、姚彼此不再对骂，一致抨击白话文。黄侃抨击白话文可谓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以痛骂白话文开篇，然后才讲课。往往一节课50分钟，一多半时间都用于骂白话文。后来黄到武昌高等师范任教时，依旧鄙夷白话文。徐复观曾三次听过黄侃的课，他回忆，黄侃上课时常常说笑话或骂人，他所骂的或开玩笑的对象，都是些提倡白话文学之士。
1917年，年仅27岁的胡适自美国留学归来，被聘为北大教授，又因发起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胡适的超迈见识，更是将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予厚望的高足傅斯年拉向了新文化阵营。所以，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才正式讲课。
一次，黄侃当面向胡适发难：“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
又一次，黄侃讲课时，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班捧腹大笑。
上海开了一家叫作“四而楼”的酒楼，为了招揽生意，曾经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大肆宣传。有学生看到“四而”二字，不解其意，就去请教胡适。胡适也不知何意，不敢贸然作答。黄侃得知此事后，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这胡适之，没有读过《三字经》吗？书上说，‘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楼主大概讨的是财源滚滚的兆头吧。”
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授们聊起京剧名伶谭鑫培的《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马上高声反驳道：“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黄侃、胡适同赴一宴。席间，胡适大谈墨学，黄侃对其所言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怒极，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便委托胡适主持，胡适常“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反对新文化的守旧学者们对此极为不满。林纾称胡适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则讥讽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黄蝴蝶”出自胡适的白话小诗《朋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罗家伦回忆，黄侃在北大课堂上大骂胡适说：“胡适之说作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来给人砍掉。”
黄侃听说胡适去见了废帝溥仪，对溥仪口称“皇上”，他认为胡大逆不道。1934年胡适在中央大学演讲，他跑到中大校门，跳脚大骂，其辞粗秽不堪。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一直未完成。黄侃在中央大学上课时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此言何意？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在日记中，黄侃也常取笑胡适，曾称胡适为“胡胶钉”。1933年4月，黄侃听说胡适“运动美国不允缓付庚款”时，勃然大怒，他在日记中大骂胡适道：“此真叛国也，奈何不捉将官里去？”
有一次，傅斯年写了一篇文章，言语中对黄侃颇有冒犯。黄侃作书责之，信末署名：“弟黄侃顿首”，旁注小字一行：“即以此为取消师生名分之证可也。”
周作人说黄侃“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黄侃和钱玄同同为章太炎弟子，但钱玄同主张新文化运动，故黄侃素来对其鄙夷，常戏称钱玄同为“钱二疯子”。1926年，钱玄同因妻子患病请假，请黄侃代替自己到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后黄侃与国文系主任吴承仕发生龃龉，迁怒于钱玄同，写诗讽刺钱道：“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
一次，黄侃与钱玄同同去章太炎家中拜访，与大家一道在客厅等候。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很是不悦，但强忍未予理会。黄侃接着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咆哮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大吵起来，章太炎闻声赶来，调解一番，两人才作罢。
此事钱玄同后来曾有记载：“与季刚自己酉订交，至今已二十有六载，平时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二十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
黄侃在课堂上抨击白话文，对同门师弟钱玄同尤为刻薄。他上课时，开着门大骂对面也正在上课的钱玄同，称钱教学的音韵讲义是他的“一泡尿”，说他们共同留日时，钱趁其小解离座时窃其笔记所得。钱玄同闻听此言，不予理会，关上教室门了事。
关于此事，黄侃去世后，《立报》发表《黄侃遗事》称：“名教授钱玄同先生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把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钱复信说：“披翁（黄侃在章门弟子中，别号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黄侃在北师大任教时，住在同门吴承仕的另一所住宅里。后来黄讲课，有不尊重女学生的语言，女生反映给国文系主任吴承仕，吴婉言转告黄侃，希望他日后注意。谁知黄侃大怒，愤而辞职。吴挽留不得，只好任其离去。但黄竟要求吴一同下台。吴在师大多年，又身任主任之职，岂能为此离职。此时又正值黄侃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病逝，黄侃悲痛欲绝，愤然应东北大学之聘，悻悻而去。临行前，黄在住宅墙上写了七个大字：“此天下第一凶宅。”
趣闻
民国学人中有三位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称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三人之中，章、刘关系在师友之间，且都是黄侃的老师。
黄侃在南京居住时，每周六必到上海拜谒章太炎。偶或二人治学意见不合，章怒而拍案，黄则唯唯低首，不敢有言。又因黄惧内，尤畏犬，故时人为之笑语：“一主三畏黄季刚。”
有黄侃研究者认为黄侃嬉笑怒骂的性格，遗传自乃父黄云鹄。一次，黄云鹄在办理朝廷交代的重要差事时，途经四川雅安金凤寺，为该寺风光所吸引。他进寺游览，遇到一位能文善诗的和尚，便流连多日，与和尚畅谈诗文，相互唱和，将正事抛诸脑后。上司极为恼怒，上折弹劾。执笔的幕僚将此事含糊归结为“流连金凤”，让朝廷误以为“金凤”是妓女名。清朝规定官吏禁止狎妓，所以黄云鹄差一点被朝廷严谴。因而，黄侃的研究者认为黄侃不仅是继承了父亲的“痴”，还将之发扬阐发为“癫”与“狂”了。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名追随者甚众，黄门子弟被人们戏称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之一，为黄侃所器重。
一天，马叙伦拜访黄侃，临别时，黄侃约明日来家中吃午饭，并嘱咐说，请早些来，大家多谈谈。第二日，马叙伦如约而来，谁知黄侃犹高卧未起。马等了半小时，黄侃尚无反应，直至正午，仍未备饭菜。一等再等，马叙伦饥肠辘辘，便向黄侃提及昨日之约，黄侃双目瞠然道：“对不起，我忘怀了。”遂草草设食而罢。
刘成禺《世载堂诗》载：黄侃上清史课时，对学生们说，“小宛入宫，实顾亭林主谋，有献西施沼吴之意”，而且“称获确证”，但人问证据何在，他却“匿不示人”。
黄侃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在武昌高师任教时，一次，黄侃与竺可桢在楼梯间相遇，黄端详了竺可桢一会儿后说：“这小子倒还不错！”
黄侃在南京时，某人日日造访，黄侃不胜其烦，一天笑着问此人道：“你家有收音机吗？”此人不解其意，答道：“没有。”黄侃笑着说：“难怪每天来听我播音。”
中央大学的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出入乘坐小汽车，最起码也坐着黄包车。唯黄侃进出都是步行，每次都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用一块青布包着几本常读之书。武酉山也记得黄侃包书的布包，上课时，他将布包放在讲台的右角上，看上去好像戏台上官府的大印一般。武氏教书后，也学老师黄侃，用布包包书，结果一次他听见几个女生议论，说他看起来像一个皮匠。
黄侃曾将自己的诗集《撷英集》交给常任侠录副，后又让女婿潘重规索回。后潘对常说，诗多艳体，老师后悔，请不要传出。
常任侠在中大附中任教时，黄侃让常带着他的两个幼子去幼儿园入学。入学考试问话时，两个孩子一言不发，常只好请主任张若南破格录取。回去，常告知黄入学之事，黄说：“谁讲你的小师弟不会说话，可以当面一试。”遂将孩子叫来，果然能把卷朗诵。孩子入学后，黄侃一次去看他们，直接从课堂上把两个孩子叫出，带他们去看动物，旷课半日。为此，常任侠被主任责难一通，常无言以对。
黄侃清明踏青，见两姓后裔因争墓地而发生殴斗，遂改南宋高翥《清明》诗嘲讽：“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打架各纷然。毡帽撕作黑蝴蝶，鼻血化作红杜鹃。日落死尸横冢上，夜归儿女哭灯前。人生有架需当打，不打何能到九泉。”
一次，黄侃请张继（字溥泉）在四川馆吃饭，宴罢，他发觉账单比平日要多，一查其中一项是张继司机的餐费，便对张说：“溥泉，我请你，并没有请你的司机呀！”张继连忙将司机的餐费剔除。
某次，黄侃动了游兴，到武昌后，下榻于弟子刘博平家中，做客月余。黄侃每餐非佳肴不饱，每天茶烟不停，而且都要上等货色，碰到高兴时，还要到附近逛逛名胜风景，刘博平一定奉陪，无不曲意承欢。刘妻事后曾向人诉苦说：“伺候黄老师是一件苦差事，只要不合他的口味，他就瞪眼。”
黄侃视书如命。某日，黄整理书籍，发现《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便怀疑被侄儿黄焯取走。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并写一纸条，贴于书架之上，上书：“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只供蟫蠧。昼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第二天，《古书丛刊》第二函在别的书架上找到了，黄才怒气全消。
田炯锦在《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黄侃讲课的怪异行径：“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得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黄侃曾在金陵大学兼课，许多人慕名前来听讲。当时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该校农学院院长某君，突发奇想，贴出广告说，要在学校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一时全校轰动。表演这日恰逢黄侃到该校上课，学生因去观看“新法阉猪”，故上课者寥寥无几。黄问明缘由后，便宣布：今天上课者不多，大家都去凑凑热闹。在“阉猪”表演现场，只见某君先是得意扬扬地让学生捆出一头大肥猪，紧缚在手术架上，然后开膛破肚，谁知折腾半天也未能找到猪卵巢在哪里。黄侃于是作词一首，讽刺其人其事：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睹。佳讯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畜牵其一，捆缚按倒皆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中写道：黄季刚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怕兵也，闻日人兵舰来下关，季刚仓皇失措，弃室出走，委其书稿杂物于学生某，某乃囊括其重物以去。季刚诉诸予，且曰宁失物，不敢见兵；在武昌居黄土坡，放哨兵游弋街上，季刚惧不敢出，停教授课七日。其怕狗也，在武昌友人请宴，季刚乘车至，狗在门，逐季刚狂吠，急命回车还家。主人复牵狗来，寻季刚，约系狗于室外，始与主人往。其怕雷也，十年前四川何奎元，邀宴长洲寓庐，吾辈皆往。季刚与人争论音韵，击案怒辩，忽来巨雷，震屋欲动，季刚不知何往，寻之，则蜷踞桌下。咸曰：“何前之耻居人后，而今之甘居人下也？”季刚摇手曰：“迅雷风烈必变！”未几又大雷电，季刚终蜷伏不动矣。
黄侃在日记中也有许多怕雷的记载：“晨匿首衾中，恶闻雷故也，既醒，觉头痛不堪。”“今日闻雷恐极，以被蒙首。”“夜遂大雨，迅霆可畏不敢眠。”“忽电灯一断，继以雷声，急燃烛就寝。”他记载了怕雷的原因，主要是受了《论衡·雷虚》和文学书的影响，因而落下了心悸的病根。
学生陈祖深回忆，黄侃怕雷，曾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他有一个绝妙的躲雷之法：一见天上风云变色，即购票入京剧院。在正中人窝中一坐，一时锣鼓喧阗，任外面雷声霹雳，亦无闻焉，岂不妙哉？陈氏戏谑道：“师盖非真听戏，系借戏以遁者也。”
刘成禺记载，黄侃晚年好《周易》，喜爻卦卜算，自诩别有会通，可借此致富。一日，他卜得上上卦，便去买了彩票，竟然得中头彩。黄大乐，道：“今日所获，稽古力也。”即用彩票收入购建蓝家庄房屋。
嗜欲
武酉山曾概括黄侃的课余消遣为：喝酒、抽烟、喝浓茶、听清唱昆曲、游山玩水。
黄侃好吃。一日，一些同盟会会员在某处聚餐，没有邀请黄侃，因为黄侃曾骂过其中的很多人。黄侃明知自己没有被邀请的缘由，但挡不住美食的诱惑，遂不请自来。与宴者见黄侃进门，装作很热情的样子邀他入座。黄侃二话不说，脱鞋坐下，大快朵颐。吃完之后，他一边提鞋，一边回头骂道：“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拔腿就跑。
1915年，章太炎因大骂袁世凯，遭到软禁。黄侃怕老师寂寞，前往陪住。章的厨子为袁世凯派来的警察假扮，手艺很差，菜式单调，而章太炎向来对饭菜很不讲究，也不在意。但黄侃却极重口腹之欲，面对如此饭菜，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黄此举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因为此警贪污伙食费，财路被断，怀恨在心，不久就将黄侃扫地出门了。
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某日宴请同为章门弟子的黄侃。黄侃赴宴后表示烧酒、绍兴酒都不喝，指名非要喝五加皮不可。朱只得临时派人去买。
一次，某人宴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很想前往品尝。但他曾经痛骂过主人，只好请好友刘成禺为其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绝不发一言。刘成禺与主人商量，主人同意。这日席间，黄侃果然只是埋头大吃，一言不发，众人都以为黄侃转了性子，其实不知他为了美食才愿意“忍气吞声”。
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穿一件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给学生讲课时，他讲到关键的地方，突然停下来不再继续，并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陈祖深亦回忆黄侃让学生请客吃饭之事：“（黄侃）真正学问，不传普通弟子。欲得其真传者，必拜师门。既入其门，凡有酒食，必先生馔，与先生偕，一切费用，必为代储。则大乐矣。”
某生平日对黄执礼甚恭。某日，该生在同和居宴客。主宾落座后，他忽然听见黄侃在隔壁说话，打听得知黄侃也在此处请客吃饭，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见面就对他大加训斥。该生洗耳恭听良久，见黄侃没有丝毫打住的意思，便心生一计，把饭馆的人叫来，当着黄侃的面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记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立即停止训斥，对该生说道：“好了，你走吧。”
黄侃在北大开设《说文解字》课程时，每次期末考试，都有学生不及格。久而久之，学生们知道黄侃好吃，投其所好，凑钱宴请黄侃，他欣然前往。这年期末考试时，学生们果然都及格了。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情后，责问黄侃为何违反校规，接受学生们的吃请。黄侃不以为意，答道：“他们这帮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黄侃晚年，饮食都由妻子亲自动手烹调，每餐必须要有鱼肉鸡鸭山肴之类。如黄侃觉得不适口，便要妻子重做，有时一盘菜肴竟改做三四次；改做适口后，也仅是吃三四口而已。
黄侃与居正是湖北老乡，早年间都是同盟会会员，私交甚笃。居正任司法院长后，拜访者甚众，所以每日下班后，便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一日，黄侃去拜访居正，门房见他的外表和衣着土气，照例以“院长不在家”挡驾。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赶紧上前紧拉黄的衣袖，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黄侃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一道大口子。
两人的争执惊动了居正，他走出门，黄侃便大发雷霆：“觉生（居正字觉生），你做了官，居然就摆起官架来了！”居正一看是黄侃，忙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门房也还算机灵，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一听，怒气全消，高高兴兴地随居正进门了。
堵述初回忆，黄侃午餐总要饮酒，下午上课走进教室时，他清癯的脸上微带红色，酒意并未全消。当时女学生们上课总喜欢坐在第一排，但每逢黄侃来上课，她们都自动改坐到第三排的座位上，以避酒气。
黄侃的学生中，他对陆宗达极为器重。原因是陆能喝酒能抽烟，故深得黄侃喜爱，两人常一边吃喝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获益良多。
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叔父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平常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糟醴、麦酒、啤酒等，他来者不拒，经常喝到“大醉”、“醉甚”、“醉卧”。
黄侃好饮，不知节制，但他却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
黄侃说他自己身体不好，如果不是学过拳术，身体恐怕要更坏。但他牢骚满腹，无从发泄，所以只能寄情于杯中物了。他每日早晨要喝四两酒，才出来上课，冬季常患咳嗽，吐血症从来就没断过根。他喜欢吃蟹，螃蟹上市时，喝酒便更多了。学生卞孝萱曾回忆黄侃，“群贤雅集，联句作诗，一手持酒，一手持螯，谈笑风生”。
因好杯中之物，黄侃与几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黄侃对自己别的嗜好常生悔意，进行反省，唯独对喝酒，他从不自咎，反而将妻子的劝阻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感情也一落千丈。黄侃最后也因饮酒而亡，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酒过度，导致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汪东为黄侃逝世一周年所撰的祭悼词中说：“季刚伤时纵酒，遂以身殉。”
刘太希回忆，黄侃跌宕不羁，兴之所至，肆意游观。黄到上海时，刘当导游，带黄游遍名胜及声色场所。一夕往观舞场大乐，归时作《临江仙》一阕，曰：
夜饮蛮街寒雨歇，相邀舞馆闲行，乍看烛灭乍灯明，恍如观秘戏，曾不障云屏。
俱是戏忘天上客，未知酒面微醺，郁单洲上更投生，华夷相混合，跳月擫芦笙。
黄侃好书，章太炎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黄侃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夫人常因为黄侃买书之事责备他。因为他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书，钱寄出后，便天天盼望书能早些寄来。等书真到了，他打开包裹，匆匆翻过一遍后，将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翻阅，每每如此。夫人指责他浪费。黄侃对夫人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
黄侃在南京量守庐的藏书达3万卷之多。每月发薪水，黄侃都必先去买书，有时将一月的工资全部用于买书。一次，黄侃购《四部丛刊》2000余册，耗资430元（他的月薪仅294元）；又一次，他一次斥1600元巨资购买《道藏》。因黄侃购书，夫人常常为生计发愁，只能暗中向娘家求助。即便如此，黄侃还是不知足，他在诗中说：“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章太炎特地给他写了“寄勤闲室”四字挂在书房。
因黄侃爱书，胡小石戏称其为“书淫”，黄侃不以为讽，反而极为喜欢。徐复观则说：“黄先生一辈子最亲近的就是书。”
辛亥革命时，刘成禺回到武昌，见其母从家中翻出清代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柳下说书》八本，刘便当成小说阅读，看完后，也未当回事，放在家中妇人用的鞋柜中。1922年，刘与黄侃一同在武昌国立师范执教。黄侃当时正与彭欣草离婚，去刘家向刘母讨个主意。刘母劝慰道：“季刚，汝心中难过，可取予鞋柜中小说阅之，消汝闷。”黄侃展卷神往，久久告辞道：“请借我此书，缓日奉还。”刘并未在意。日后黄侃经常赠刘佳本，但当刘问及《柳下说书》，则支吾应答，刘这才明白黄侃不愿意归还此书。后来刘到南京，老友胡光炜对刘说：“汝之《柳下说书》，黄季刚藏之床下铁箱中，此天下第一孤本奇书，非破箱不得见。”刘问由来，胡曰：“汪辟疆费大力，得见数本。虽汪旭初（汪东字旭初）与彼至好，亦无由见，此辟疆告予也。”黄侃去世后，久经抗战，此书佚失。后来汪辟疆告知刘成禺：“此书在宁，只予一人见过，予穷一日之力，费数十金币，捐肴菜果饼多种，季刚醉乐，启床下铁箱，出一本，阅尽，再出一本，阅数本后，铁箱上锁矣。予当年有日记一篇，汝阅之，可知其事。”
汪辟疆1934年3月25日日记云：“午后季刚约晚饭，饭后打牌四巡，负番币三十枚，季刚大胜。客去纵谈，出床下铁箧，皆申叔稿，以竹纸订小本，如《吕览·鸿烈斠注补》，古历一卷，再出《柳下说书》数册，为清初柳麻子所据以登场者，云是武昌刘禺生所庋，此确为艺林珍秘之册。略为展阅，皆各自为篇，凡史实说部人物，并厕其中，词极雅驯，其惊心动魄语，亦谐亦庄。余因忆及冒巢民诗云：‘游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重逢快说隋家事，又费河亭一日听。’每喜诵之，以为真能画出柳麻子也，今见此书，又为季刚诵之。季刚曰：‘此刘麻子，非柳麻子也。’余谓不必问刘、柳，要之此书与麻哥，大有因缘。季刚大笑曰：‘此书已入黄阁，裹以黄麻矣。’”
由于黄侃藏书甚多，所以书的储存和搬运便成了困扰黄侃的一道难题。他的书大都散放在书架上，有时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地放着书。他的一部木版《皇清经解》便堆在客厅中的地板上。广州中山大学曾请黄侃去该校任教，但无论校方如何苦劝，开出再优厚的条件，黄侃都没有应允。后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山大学时，黄侃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黄侃举家搬迁，他将藏书运到采石矶暂存，这些书足足装了八卡车。但不幸的是，他的藏书被当地居民盗出，当作废纸卖了。
黄侃读书极为认真勤奋，常通宵达旦。有说认为他精神超常，在于饮极浓之茶，茶水几黑如漆，每次读书之前，必狂饮之，屡屡饮之。虽饮后精神饱满，却大伤身体。武酉山回忆，他在黄家喝过茶，颜色深黄，像醋一样，令人口苦，不能下咽，但黄侃却甘之如饴。
风雅
黄侃到暨南大学任教，一日上课时，他突然说道：“诸生听讲虽勤，而案上似少二事。”问：“二事为何？”他笑答：“清茶一壶，瓜子一碟耳。”
黄侃曾作一首七律诗《闺情》，诗嵌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双、两等数词，一气呵成，颇为有趣。诗云：“一丈红蔷荫碧溪，柳丝千尺六阑西。二情难学双巢燕，半枕常憎五夜鸡。九日身心百梦杳，万重云水四边齐。十中七八成虚象，赢得三春两泪啼。”
黄侃常与学生一起郊游、吃饭、喝酒，畅谈学问，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黄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黄门侍郎”有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曾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惟扬及慎言（曾缄字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杨伯峻拜在黄侃门下后，黄侃常带他和其他弟子一起出游。游罢，便找一家有名的饭馆吃晚饭。黄侃每饭必饮好酒，且酒量极大，学生中酒量最好的亦不及。黄侃说：“饮君子要浅斟细酌，用大杯咕噜咕噜喝下去，纵使喝得多，算不得饮君子。”所以每次吃饭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饭罢，还要拈韵，或作诗，或填词，限第二天下午课前交卷。他自己也作，拿来和学生们的比较。
吉川幸次郎在南京时，一日，黄侃邀请吴梅和他一起喝酒，黄侃谈兴极浓，吴梅则静如僧人。后说起《清史稿》，因执笔者为清朝遗老，行文中有回护清朝、微词民国之处，故民国将其列为禁书。黄、吴二人对政府这一行为非常不满，都说这是历来史书中应取的“书法”。黄还选出其中的某篇传记，放声朗读，吴则面带微笑，举起拳头，以苏州人特有的彬彬有礼随着黄的朗诵轻击桌面。
一次，程千帆和陆恩涌去看望黄侃，黄侃听说陆跟随吴梅研究曲律，就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瞿安才会教曲子，我也会。”接着，他就大声背诵了一大段《桃花扇》。程、吴二人当时恭恭敬敬地听了，从黄家出来后，二人笑着说，季刚老师这样好胜，真是个老天真。
有人请黄侃代写一篇碑文，说好五天来取。一连过了四天，他都没有动笔。到了第五天，取碑文的人来了，他才让弟子研墨铺纸，并吩咐弟子把纸打好格。弟子准备就绪后，他挥毫泼墨，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
黄侃与汪东同游庐山时，二人同时赋诗，黄辄先成篇，汪自叹弗如，于游记跋云：“斜日既敛，微风飘衣，余时于此际，散策盘桓，而季刚方独坐湛思，追记向所经历，选词属篇，俄顷已就，余始有会于心者，季刚则已宣之以文。”
汪东回忆，他与黄侃偕游金陵玄武湖，时值清明前后，花开如幄，美不胜收。黄侃行吟其下，欣然回首，对汪说道：“此真花天酒地也！”
叶楚伧与苏曼殊、黄侃同宴醉酒，三人兴致正浓，便驱马车至味莼园再饮。时已子夜，月明夜好，黄侃诵龚自珍《写神思铭》中文句：“楼中有灯，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为春星。”徘徊久之，始归。见此情形，叶作诗一首，曰：“放马月光似水，明灯人影留夜，安垲第前燕子，街泥投止朱门。”
婚姻
黄侃的师母汤国梨回忆：据说黄侃一生结婚九次。刊物曾载：“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
据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所言，黄侃离开北大的原因在于白日在中央公园宣淫，喻记载：“旧都中央公园水榭对面一角，芦苇尚未尽除，有小桥通焉。一日，季刚竟挟一女子，于芦苇间白昼宣淫，为警察擒获，通知北大，遂因是去职。”
黄侃发妻王氏是黄侃父亲黄云鹄至交之女，据其子黄念田记载，二人为1904年结婚。婚后聚少离多，后王氏于1916年病逝。王氏祭日，黄侃曾写下五言长古《亡妻生日设祭作》，中有句曰：“劳生本同梦，恨子独先寤，世情多反侧，危国恒忧惧。……偕老既初心，寒盟嗟失据。……此心终郁抑，庶几为子诉。凄风飘帐帏，遗貌坐相顾。何能缶缶歌，悲怀宜一赋。霜夜诚萧条，裴回候香炷。”
王氏生前，黄侃便与黄绍兰同居，并产下一女。结发妻子王氏病逝不久，黄侃又与彭欣草同居，后二人长期分居，彭一直在天津生活。
黄绍兰是黄侃的同乡、同族，黄侃曾是她的塾师。黄绍兰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肄业后，到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也到上海追求黄绍兰。当时黄侃发妻王氏尚在，黄绍兰以名分为由，拒绝了黄侃。黄侃遂心生一计，用假名和黄绍兰结婚，婚书上写的是李某某的名字。对此，黄侃向黄绍兰解释道：“男方所以用李某某的名义，乃是法律问题。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
二人“结婚”后，黄侃回到北京女师大教书，与女师大苏州籍女学生彭欣草秘密结婚。当好友告知黄绍兰黄侃婚讯时，黄绍兰便赶到北京，见到彭欣草后，彭让黄绍兰和自己一起去控告黄侃重婚。黄绍兰说自己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为李某某，根本无法控告黄侃，她还劝彭欣草不要和黄侃决裂，一个人黯然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黄绍兰在医院产下一女，乳名阿珏，学名允中。还没出院的时候，其父到上海看望女儿，看见初生的女婴后，便认为黄绍兰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黄绍兰后来和汤国梨结识，经汤国梨的介绍，被章太炎收为女弟子。汤国梨和章太炎曾为黄绍兰与阿珏的生计问题，为黄侃和黄绍兰调解。汤国梨当面指责黄侃用欺骗手段玩弄女性，事后又弃之不顾，“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黄侃不敢顶撞师母，但对师母的指责却似充耳不闻，手握一瓶酒，喋喋不休地责骂黄绍兰，为自己辩护，推卸责任。黄绍兰无奈，只是哭泣。最后章太炎让黄侃每月给黄绍兰一百元，每一季度付一次款。黄侃说：“我没有钱。”于是章太炎只好借了三百元给黄绍兰。之后，黄侃再没有给过黄绍兰钱。
黄绍兰终其一生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抗战胜利后，黄侃与彭欣草所生的两个男孩逃难到重庆，都已长大成人，二人从重庆返回上海，临行前，彭欣草叮嘱：“到了上海，先找黄绍兰，见面时，必须跪着叩头叫娘。”二人到上海后，找到黄绍兰，立即双膝跪下，很恭敬地叫“妈妈”。黄绍兰看两人的面容，宛然如年轻时的黄侃，精神突然受到极大刺激，当天便精神病发作。女儿阿珏将她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不久便去世，据猜测，可能为自缢身亡。汤国梨对黄侃气愤至极，她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中谈到黄侃，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黄侃与黄绍兰的关系，还间接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潘新藻在《黄季刚先生之革命与治学简述》中记载，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代表之住宿难以解决，后闻法租界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与黄侃熟识（按：潘以为二人为远宗同姓，此处为误），便请黄侃致函黄校长，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名义，向黄校长借了几间校舍，解决了代表团的住宿问题，使得大会顺利召开。
在武昌高师任教时，黄侃与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相恋。黄菊英是他的大女儿黄念容同年级的同学，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一来二去，二人竟日久生情，互生爱慕。不数月，二人便突然宣布结婚。他们的婚事遭到了众人的反对，友人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说：“这怕什么？”黄家也以“同姓不婚”，拒绝将女儿嫁给黄侃。黄侃便作《采桑子》一首，送与黄菊英，词曰：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菊英看后，大受感动，毅然离家出走，与黄侃结为夫妻。
黄侃与黄菊英之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小报更是大肆渲染，闹得沸沸扬扬。有某男生为黄侃拜门弟子，见事体严重，颇忧之，走告黄侃曰：“近日报纸攻击先生者甚多，先生未见乎？”黄侃答曰：“余知之，因连日筹备结婚事忙，无暇读此，请君代将各报检存一份，俟余结婚后送来，我将细细读之，以作蜜月中消遣也。”某生又问：“舆论甚烈，先生不畏乎？”黄愤然曰：“狗屁舆论，不畏也。”
黄侃一生有“十儿女，六者为异物”。他在致友人书中慨叹：“亡妻早没，子女无多。侃又中年早衰，弥增舐犊之爱。”
黄侃对子女的教育极为严格，他常给子女讲家族历史，教他们做人之道，授予经书典籍。子女们读书不够勤奋时，黄侃便疾言厉色责之。“挞念华（黄侃长子）等，以其荒嬉也，不好纸笔，唯觅梨枣。”
长子黄念华15岁时，黄侃托友人带其到日本留学，念华不愿远行，以致哭诉，黄侃生气地杖责念华。念华年仅十九便病逝，当时念华在北大读书，“性行和厚，能读父书”，黄侃悲痛欲绝。
陆宗达曾言及：黄侃的长子念华患肺结核去世后，有一日陆宗达去黄家看望老师，黄侃的二子念田也在座。闲谈中黄侃问念田：“你知道你哥哥怎么死的吗？”念田说：“不是肺结核吗？”“不对！”念田连说几个原因，黄侃皆言不对。最后黄侃说：“是捋死的（即手淫而死）。”随后黄侃又嘱咐道：“你不要学你哥哥，你要有这欲望，你告诉我，我带你去。”猛一转念，自语道：“吾父子怎好同去？！”一扭脸瞧见陆宗达，当即说：“颖民（陆宗达的字），你带他去吧！”
1928年，黄侃一岁多的次女念惠夭折，黄侃痛苦之至，借酒浇愁，一月内，四酒四醉。念惠去世后，黄侃总觉得念惠所葬之处风水不好，费神为早夭的女儿迁葬。
黄侃之九姐、田太夫人所生之女黄静仪夫死后，为夫守节，立一嗣子，并抚养其长大。黄侃对九姐极为崇敬，尊为“女宗”、“女师”，故他为女儿起名念仪，表示对九姐之敬，也希望女儿效法姑母。
黄侃的长婿潘重规是黄门弟子。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刘太希前往拜访，黄侃说起近年收一名弟子潘重规时赞叹不已：“在千百文卷中，只有潘生一文，不但文笔精美，且是字字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来请益，诚为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刘当即说明潘生为其姊之子，黄便忙问潘生婚否，刘答尚未，黄便说：“吾女待字未婚，与潘生堪成匹配。”遂由王伯沆做媒，潘重规与黄侃长女、26岁的黄念容结为夫妻。黄侃对这位门生兼东床快婿很是满意：“潘生勤学能文，覃思经术，可望传业，且温恭有德，此良姻也。”
潘重规读书非常刻苦，一日缮写时，因太投入而忘了吃饭，黄侃问起，潘不好意思地说：“怪不得肚子响起来了。”黄侃便让潘到自己家中吃饭。二人相处时间长了，黄侃对潘重规印象很好，对他很是器重，闲暇时，二人常朗诵诗词歌赋。一次，黄侃命潘移录《文选》的手抄本时，对潘说，往年同章太炎先生同住东京时，讲论《文选》，辄联句为文，潘重规说：“我只见古今有联诗词者，未闻联句为文，这是师门之创造也。”两人捧腹大笑。
抗战爆发后，黄家举家西迁至重庆。当时日机常空袭山城，警报一起，潘重规即与黄念容带着黄侃遗书四处躲避。南京失守前，黄侃的儿子黄念田将黄侃藏书寄存在其友人鲁亚鹤位于采石矶的寓所中。抗战胜利后，潘重规到鲁家，鲁说，黄侃藏书尽毁，只存有《古韵谱》及手批《文始》两册。潘重规捧书而泣。1949年，潘重规与黄念容赴台，将黄侃遗书带去后，锁入银行保险柜中。1997年，黄念容去世后，潘重规将黄侃遗著影印，以永久保存。
黄念容继承父业，亦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1977年，由她编的《文选黄氏学》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潘重规的养女潘锦本为黄侃之子黄念田的亲生女儿，所以她既是黄侃的孙女，又是黄侃的外孙女。潘锦和丈夫杨克平一直在推动黄侃学术的研究。1984年，杨克平在武汉大学设立黄侃奖学金。同年5月11日，由杨克平努力奔走主办的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1995年，由武汉大学主办、杨克平鼎力支助的黄侃学术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
圣童
黄侃的父亲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一生为官清廉，人称黄青天。黄云鹄亦为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繁多。黄侃庶出，生母周氏原为黄家女仆，后被黄云鹄纳为妾室。
黄侃天资聪颖，5岁时，随父游成都武侯祠，祠壁悬楹联甚多，他一一默记。归后，黄父问其一二，他当即朗声背诵，令其父惊诧不已。
黄侃7岁时，黄云鹄独自到江南尊经书院任教。因家用匮乏，母亲让黄侃写信告知家中困顿，黄侃在信后附诗一首，云：“父作盐梅令（指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黄云鹄见到黄侃写的家书，既激动又惭愧，遂和诗一首云：“昔曾司煮海，今归食无盐；惭愧七龄子，哦诗奉父廉。”
当时黄云鹄的好友、原山西布政使王鼎丞卸任后客居江宁，读到黄侃诗，诧为奇才，遂将女儿许配给黄侃。此女即黄侃的结发妻子王氏。
黄侃9岁能读经，日逾千言，10岁便已读毕四书、五经，人呼“神童”。黄云鹄致信黄侃劝诫道：“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志矣。”
黄云鹄教子甚严，要求黄侃将《史记》、《汉书》从头背到尾。他将自己从四川带回来的几十箱书存放在一间屋子里，起名“归学处”，作为黄侃读书的地方。黄侃13岁时，黄云鹄病逝，黄侃母亲秉承黄云鹄志愿，依旧请人在“归学处”为黄侃授课。每每黄侃上完课归家时已是深夜，此时家中偏门已锁，他常常要翻山从小径绕到大门回家，母亲每次都秉烛在外面等着黄侃。母亲恐黄侃吃不了苦，问他：“汝亦知求生之道乎？”黄侃深知母亲良苦用心，答道：“读书而已。”
父亲去世后，黄侃因系庶出，颇受黄家歧视，黄侃便立志劬学以在大家庭中立足。15岁时，黄侃考中秀才，后因清廷废科举、兴学堂，黄侃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学堂，成为该学堂第一期学员。当时同学中有宋教仁、查光佛、郑江灏、欧阳瑞骅、董用武（必武）等人。
师徒
黄侃幼时从著名学者江瀚读书，他名满天下后，仍一直以师礼事江，常托人寄物品给江。1931年，黄侃北上，刚下车，便赶到江宅拜谒老师。江瀚七十时作七律《见怀》送给黄侃，首句便是：“不见蕲春黄季子，三年白尽老夫头。”
黄侃与章太炎结识于日本，传闻中，章、黄结识颇具戏剧性：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便高声怒骂。黄侃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不甘示弱，马上报以回骂。双方不骂不相识，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题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黄侃钦佩于章太炎的学问，而章太炎也对黄侃极为赏识，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
黄侃与其师章太炎的相识还有一种版本：在日本时，一次，黄侃随众人去拜访章太炎。到章的住所，黄侃看到章太炎在墙上用大字写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觉得章为人太狂，恐难接近，便没有进去拜访。后来章太炎在报上看到黄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和《哀贫民》两文，惊为奇才，即修书差人相约黄侃，黄侃才前往拜谒，二人得以相识。
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善音韵，文辞澹雅。章太炎夸赞黄侃说：“季刚清通练要之学，幼眇安雅之辞，并世难得其比。”
黄侃与章太炎交往一年，一直没有拜师。第二年秋，黄侃即将归国省亲，章太炎对黄说道：“务学莫如求师，环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治舆地非不精，然查君意实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先生（清末经学家孙诒让）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听了，沉吟未语。章太炎又说：“如君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听后大喜，第二日即执贽至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自是日相追随，学问大进。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黄侃虽为章氏弟子，但其对章氏研究学问亦有帮助和启发。章太炎曾说：“（黄）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章的《文始》一书便是吸收黄侃意见写成的。章太炎的著作《新方言》出版时，不请同辈学人，却让黄侃为他写《后序》，足见其对黄的看重。
章太炎著书广征群说，而往往以黄侃所提作为定论。黄侃为此感佩万分，每逢学术讨论，必以章太炎的观点为准则，维护先生可谓不遗余力。某次黄侃与人讨论训诂，此人反对章之学说，而黄侃不许他人反对章太炎，故争得面红耳赤，直到那人让步，才肯罢休。
民国初年，宁太一办《民声日报》，邀柳亚子襄助笔政。柳亚子是《天铎报》的骨干，《天铎报》的论调和章太炎的颇有抵触。《天铎报》刊登了夏重民的一个短评，将矛头直接对准章太炎。黄侃看后大怒，立刻赶到天铎报馆和柳亚子大闹。是晚，柳亚子的姨丈汪东送来请柬，邀请柳到同兴楼赴宴。岂知柳到了那儿，黄侃板着面孔，带着怒气，责问柳《天铎报》短评之事。柳说：“我不是总编辑，负不了责任。总编辑是李怀霜，你找我有什么用！”但黄侃不依不饶，硬要柳脱离《天铎报》，柳亚子无奈，只能离开《天铎报》，专任《民生日报》的辑务。至此纠纷才告一段落。
黄侃目中无人，独对章太炎执礼甚恭。他常说：“尊师所以重道。”周黎庵在《记章太炎及其轶事》中记载：“前中大教授黄季刚先生，为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刚先生事章氏恭谨又倍于他人。黄有弟子陈君（按：应为孙世扬，黄侃在北大的弟子，后为章家的家庭教师），亦能传其衣钵，主章家为西席，章氏以西席礼待之。每逢新年，季刚先生必诣章宅叩贺，至必行跪拜礼，黄叩章，陈又叩黄，章又向陈行礼。坐定，陈举茶敬黄，黄敬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环不绝，家人传为笑谈。”
汪辟疆也说，黄侃“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谨”，“‘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先生心盛气争之，犹古道也。”章太炎也称黄侃“性虽俶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黄侃平时爱作诗，经常拿着诗稿请章审阅，对章的只字片语都特别珍视，每章太炎有信至，便将信裱起来珍藏。章知道黄有此爱好，有时还特地为黄写几幅字，写几首诗，黄侃得书后如获至宝，欣喜万分。1929年1月12日，章太炎六十大寿，黄侃冒雨赶到上海，为老师祝寿。黄侃曾动容地对弟子说：“一饮一啄，莫非师恩。”
黄侃日记中每写“章炳麟”三字，均以“章火”代之，避师名讳。
世人皆不齿黄侃的私生活，称黄“有文无行”、“无耻之尤”。但章太炎却对其种种行为极为宽容，认为黄酷似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阮籍，不论黄如何玩忽礼法，藐视道德，但其母丧时呕血数升，乃纯孝之人，内心善良，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一向目中无人，只要他看不惯的，开口便骂。但他却一直对刘师培以礼相待，别人问他是何缘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三人无所不谈，但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猜测，刘是想让自己拜他为师，才肯传授自己经学。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学问没有传人时，黄侃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以为黄只是玩笑话，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时年已34岁的黄侃前往刘家向比自己仅大两岁的刘磕头拜师，并奉上十块大洋的红包作为拜师礼金，刘当仁不让，欣然受礼：“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黄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据黄侃告诉汪东，一日，黄到刘家问疾。刘师培独以学无传人为忧。黄侃谓刘先生教满天下，何言此。刘言：“惜不得如足下其人者。”季刚矍然起曰：“信如是，刘先生不弃，侃愿执经受业。”刘笑颔之。次日即备毡烛往行弟子礼。
黄侃拜刘师培为师时，黄侃已名满天下，与刘的名气相差无几，许多人很是费解。章太炎也不以为然：“季刚小学文辞，殆过申叔（即刘师培），何遽改从北面？”黄答：“予于经术，得之刘先生者为多。”
刘师培常与在北大任教的黄侃谈论学问。一次，刘将其关于《左传》的研究著作拿给黄侃看，黄读后十分佩服，认为刘乃“旷代奇才”，对其过目成诵的才能尤为推崇。一次，侄子黄焯问黄侃，刘师培与章太炎哪一个读书较多，黄侃不悦道：“汝何知？刘先生之博，当世殆无其匹。其强记复过绝人。”
黄侃在课堂上曾对学生说起他为何心折刘师培。黄侃在北大教书时，课前十分钟必定要看一遍讲义，一次，他看到陶渊明的一句诗，不知典故出自何处，便去问刘师培，刘说要思索一下再告诉他，他说时间来不及了，便去问章太炎，当时章刚起床，正在阶前刷牙，问他何事如此匆忙，他说明来意，章当即告诉他出处。回来时，他又绕道去看刘师培，刘说他也想起来了，说的与章所说一致。从此，黄侃对刘师培更加敬重了。
黄侃师从刘师培时，刘已不久于人世。黄事师月余，刘尽以所学告黄侃，旋即病逝。黄侃说：“侃六七年前，每事好为新说，自事仪征而后，乃恍然于所尚之非，而已驷不及舌矣。”
虽然拜师后仅数月，刘师培便去世，但黄侃始终不忘师恩。刘师培去世的次年，黄侃撰《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悼念刘，黄侃在文中云：“悲哉小子，得不面墙，手翻继简，涕泪浪浪。”黄侃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房，“朝夕面对，如见师恩”。
黄侃弟子陆宗达给学生晚辈讲到黄侃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吟诵道：“一啄一饮，莫非师恩。”“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陆写的第一篇文章，并非学术上鸿篇大论，而是“季刚先生二三事”。陆家曾住琉璃厂，有次陆宗达去西草厂理发，路经椿树上二条时，陆在胡同口站住，伸头朝巷子里望。陪同陆宗达去的孙子陆昕问他干什么。他停了一会儿，才沉浸在回忆中说：“季刚先生当年来北平，就在这里住过，就住在那个大门里。”说着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一所院落。陆昕建议到大门口看看，他却说：“不必了，走近了更受不了。在这里看看就行。”陆昕回忆说：“记得那天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胡同口有棵干枯的老树兀然耸立，夕阳惨淡，暮色沉重，也许正是这一片凄清引起祖父心中的怀念吧？”
陆宗达临终前陷入了昏迷，经常说胡话。有一夜，他忽然大声而清晰地说：“这件事得季刚先生说了算！”守在一旁的陆昕心里感叹无比，深觉祖父对黄侃的感情何以一至于此。
治学
辛亥革命后，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夺取，黄侃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革命功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端赖数千载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种性不亡。是以国祚屡斩而不殊，民族屡危而复振。且以已承父师之业，将欲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故自光复后，不欲与政事。平生兴国爱族之心，一寄于文辞。欲持此为报国自请之具。”从此，黄侃弃政从文，一心进行国学研究，这是黄侃一生的转折点。
黄侃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又云：“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黄侃谈学问：“有直线之学问，有平面之学问。泛滥各科，以求广博，平面之学问也；设为专题，深入研究，登峰造极，直线之学问也。”
黄侃说：“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量守庐学记》中记载，黄侃批评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是郢书燕说之病；一是辽东白豕之病；一是妄谈火浣之病。
黄侃说，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故黄侃曾言：五十之前不著书。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侃终不为所动。后黄侃因酒猝然离世，其身后留下的著作寥寥。章太炎在为黄侃所撰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不仅要求自己不要急于著书，还告诫学生30岁之前不要轻易发表文章。殷孟伦回忆，黄侃常劝学生们“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先生并告诫我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把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
陈祖深回忆道，黄侃“惟文思颇涩，每为一文，必博考群书，稿凡数易，不轻示人”。他常曰：“文章古奥，可学柳子厚，少用虚字。如作一文后，抽去其中‘之乎、者也’即行。”又曰：“汝自信不会读错之字，往往偏会讹误于不觉。……相习成风之讹误，如汝个人纠正，则人反以为非者。如成语中之‘目不识丁’应为‘目不识个’，‘自顾不暇’应为‘自固不暇’，‘滑稽’应读‘骨稽’，‘暴露’应读‘扑露’等……”
黄侃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一次，学生武酉山问黄侃一句典故，黄说出自于《汉书》，说完便背诵出一大段，武惊讶地问：“《汉书》你如何会背得呢？”他说：“《汉书》都不会背，教什么书呢？”
黄侃记忆力惊人，《文选》中不论长篇短篇，一写就是满黑板，从不用翻书；《说文》示部众六十三部，可以按次序写出来；《文心》每篇都可以背诵。世人都认为黄侃记忆力绝佳，实际上是他勤奋使然，他每月必用篆文抄写温习十三经一遍。
吉川幸次郎对于《经典释文》的《穀梁传》中几处疑问，一直没有弄明白，初到北京，他也问过几位学者，但都没有得到清楚、满意的答复。后他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出问题，黄侃立刻回答：“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当时黄并没有翻看任何书籍，就立即能做出判断，让吉川幸次郎钦佩不已。
一位叫戴明扬的学生注释《嵇康集》，其中有“交赊相倾”一语，请教多人，不得其解。后陆宗达让他去请教黄侃，黄侃立即找出证据，说“交赊”是六朝语，意为“远近”。戴明扬惊服而去。
黄侃尝言，“要如一字不识人”，方能读书。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他曾圈点《文选》数十遍，圈点《汉书》、《新唐书》等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对于中药的书籍，总是正襟危坐地去点读。每次读书前，他总是在书前记下启卷时日，读毕，再记下时日。因此，他把读书时只是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读“杀书头”，他生平最恨人读“杀头书”，说这种人，一生都不会读好书，并且还关系他本人的寿命。
黄侃曾说：“书是给人读的，尽管在上面批写，不要把它奉为天神似的。”武酉山看过黄侃批的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每篇几乎都写得满满的，认为郝氏不对的地方，便给他一条“红勒帛”。
吉川幸次郎拜访黄侃时，看见他的书桌上放着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常见的活字铅印本，字体很小，不方便阅读，但黄侃对全书都施以朱笔句读，且在空处画出许多红色的圈和叉，圈代表同意孙诒让的观点，叉则表示不同意。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老师此问何意，就胡乱说一通。黄侃听了摇头不答。最后，陆问黄到底是什么时候，黄侃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陆宗达终身铭记于心。
陆宗达还回忆，一天深夜，黄侃让儿子打着灯笼和他一起到陆家。陆宗达以为黄侃有什么要紧事，谁知黄侃告诉他，他此次去东北大学与曾运乾切磋学问，获益良多，刚下火车急着到陆家告诉陆宗达。黄侃兴奋地说：“我在东北见到曾运乾先生与他深谈两夜。他考定的古声纽中，‘喻’纽四等古归‘定’纽，‘喻’纽三等古归‘匣’纽，这是正确的。我的‘十九纽说’应当吸收这一点。”
黄侃曾赠陆宗达八字：“刻苦为人，殷勤传学。”陆宗达每与黄侃谈论学问，常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离开黄家。第二天早上八点陆再到黄家时，黄侃的桌上已经放着厚厚的几卷已经圈点完毕的书。
程千帆回忆老师黄侃说：“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
黄侃常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次读书，黄侃必正襟危坐，无论白天如何劳累，晚上坚持读到鸡鸣才就寝，此读书习惯，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畅谈至深夜，朋友走后，他坚持在灯下校读，读毕才休息。
在日记中，黄侃常为琐事扰其读书而苦，又以能多读书为快。他常记载：“假日，终日有人来，不能读书，甚苦。”“客多，无暇看书，此日可惜。”“连日应酬，束书不观，为损殊巨，今当竫摄。”如果一日中能多读书，他则非常高兴：“竟日得读书，最乐。”“今日所览特多，可快也。”“竟日从容诵读，殊可乐也。”
1913年，黄侃旅居上海，穷困潦倒。这年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专心读书，不知困倦。
黄侃喜欢夜读，夜间如果从他的墙外走过，可以看见从绿窗纱透出来的荧荧灯光。黄侃不装电灯，说怕失火。一年冬的黄昏，武酉山去拜访黄侃，只见黄侃家中已经点起最大高足的美孚灯来，他正坐在灯下读书，把眼镜移到眉毛上边，很是投入。
黄侃曾为一位学生批点《文选》，书买回后，他每晚详批，让侄儿黄焯往另一本书上过录。十几天，黄侃便将书批点完毕。后来，黄焯告诉陆宗达说：“不知先叔怎么会那样快，我抄录都赶不上他的速度。”
一次，友人登门拜访，进门只见黄侃一手捧书，一手拿馒头，放到嘴边欲吃，却又停下。友人知黄侃正沉溺书中，便静坐等候。忽然，友人只听啪的一声，一看，原来黄侃读到开心处，先在桌上猛击一掌，再将馒头蘸着朱砂和墨汁后放入嘴里，顿时成了一个大花脸。友人笑道，你这哪是读书，是吃书啊！
黄侃临终前，所读《唐文粹补遗》尚有一卷没有圈点完毕，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一面吐血，一面仍坚持将此书圈点批校完毕。
学生尚笏、陆恩涌《季刚师得病始末》中记载，黄侃临终前，不断吐血，医生注射止血药剂，并让其服下镇静药物，“乃稍稍入睡，昏卧喃喃若梦呓，多涉学术语”。柯淑龄《黄侃之学术及其生平》中也记载，黄侃“昏睡，喃喃若梦呓，语多涉学术，频言垂老无成，辜负明恩，竟未及家事也”。
黄侃去世后，刘成禺遇到李葆初，谈及黄侃，李对刘叹息道：“中国更无师矣！”
传道
黄侃善于咏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学生们情不自禁地跟着唱和，整个北大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黄侃讲课，也吸引了许多外系的学生，冯友兰亦前去听讲，放假回家时学习黄侃咏诵的调子，读给妹妹冯沅君听，从而将冯沅君引上了文学的道路。
学生们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他讲《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书，二不带讲稿，旁征博引，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学生们偶尔好奇，下课后去查黄侃在课堂上引用的论据，发现黄侃说的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学生们啧啧称奇。
黄侃的学生曾回忆，黄先生是带着感情去教书的。《说文解字》很枯燥，要是一般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可黄侃在讲每个字时，是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的，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所以他讲起每个字来，学生们都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
一次，黄侃讲授《说文》，说到“荠”字，他先解释该字的字形、音韵、训诂，最后忽然说：“你们记着，荠菜馅的饺子最好吃！”全班大笑，于是学生们对这个“荠”字印象深刻。
据说，黄侃曾圈点校读《说文解字》五次，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给学生讲课时，每一次都有新的内容，学生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本，翻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上全是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
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后，问道：“黄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得呢？”黄侃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第一了。”全班哄笑。
黄侃反对白话文，但并不反对新式标点。堵述初回忆，黄侃在课堂上说，新式标点未尝不可，但标点要正确，对于古典文学，尤其如此。黄把“？”称为“耳朵”，当谈到有人将“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这句标点为“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黄侃说：“这就错了，应该是天上耳朵，人间耳朵。”引得全堂哄然。
黄侃讲课，旁征博引，上下古今。他教学重质不重量，一篇陆机的《文赋》，讲了一个学期之久。
武酉山回忆，黄先生上课，学生不敢提问，因为他疑心学生有意跟他捣乱。不过课后求教，他倒很客气。倘若到他家中请益，他更客气，还会亲自敬你纸烟，和你无话不谈。
黄侃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讲授《文心雕龙》。他平时只讲课，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到期末考试时，他不肯批改考卷，也不给学生们打分数。教务处一再催促。黄侃被催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从此不再提这件事。
学生张汝舟回忆黄侃教学：“他讲声韵学很有系统，却没有一张讲义。我记得他常常只用粉笔在黑板上画表，表是画了一张又一张，他把古音从郑庠六部、顾炎武十部，江慎修十三部到他的二十八部都画出来了。还在他的二十八部下面注明顾、江、戴、段、孔……说明他的二十八部不是自己私拟的。一张表讲了好多堂课，曾经大发议论，而最后一句是奇谈：‘讲什么古韵，郑庠六部就够了。’”
姜亮夫惊叹于陈寅恪的语言广博，他对老师黄侃说：“我自己的根底太差了，跟寅恪先生无法比！”黄侃说：“这话你也不必这样讲，我们过去的古人，谁又能够懂八九国的语言呢？他们难道没有成绩吗？王念孙虽然一样外文不懂，难道他不是一个大学者吗？难道他没有成绩吗？所以学问的问题，只问你钻研不钻研，钻研总是有路子，你不钻研就什么路子都没有。个人要根据个人情况来钻研。”听了这番话，姜的心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在北京民国大学任教时，黄侃每次到课堂上，先抽烟、喝茶，烟为自备，茶由学校为其准备。学校为老师在课堂上备茶者，只限黄侃一人；而老师在课堂上抽烟的，也只有黄侃一人。
黄侃在金陵大学任教时，上课也抽烟。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素来禁烟，外国教授没有一人抽烟，学生要抽，也只能躲在宿舍里抽。黄侃却堂而皇之地在教室里抽烟。一次，黄忘了带火柴，便让武酉山去事务处讨火。事务处主任问武要火柴何用，武说是黄先生要抽烟，主任让武告诉黄没有。武怕黄侃骂人，只得去别处给他找了盒火柴。
陆宗达曾拜黄侃为师，拜见了先生，黄侃一个字也没给陆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道：“点上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依言而行。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本已经让陆宗达读得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就将此书扔到了书堆上。下一次去见黄侃，陆宗达送上第二本已经被他圈点的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时，黄侃点头说道：“再去买一本。”三个月后，陆宗达又一次将一本翻得破烂的《说文解字》送给黄侃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黄侃说：“已经标点了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在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了大半，不用再点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总翻这书了。”这次，黄侃才为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
许多年后，已经成为现代训诂学泰斗的陆宗达回忆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说，就是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黄侃很注重对学生的品行、节操的培养，陆恩涌回忆说：“先生固富具民族意识者，平时恒以顾亭林、黄梨洲之节操勉励学生。”
程千帆谈到老师黄侃喜欢骂人时说：“他喜欢骂人，但他骂，正是对你有厚望，他帮助学生也是不遗余力。殷孟伦先生跟他念书，就在他家里念，中午都不回家，吃了六年中饭，就是让他有个好的读书环境。”
徐复观说，据他了解，黄侃所收的拜门弟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收来凑热闹。徐便有一位韦姓同学，文字不很通顺，但因是大木商家的子弟，也成为黄侃的拜门弟子。他的任务是逢年过节送礼，听戏上馆子付钱。另一种是因天资而激起黄的爱才之心，被黄收入门下。但拜门后他也只是告诉弟子，应多读些书，有问题可以向他提出来。如果拜门后不好好读书，黄侃也无所谓。徐复观说：“这种学生依然也是一无所得，但打着他的招牌去找教书的工作，的确有些方便。”
吴梅在日记中记载黄侃晚年教学散漫之事：“季刚课徒，时失期，月不及十小时。其授课也，不讲书，亦不示读书之法，臧否并世人物，或谩骂诸生。及大考也，则出一题，命诸生做，并不批阅，以爱憎定分数，于是一学期终矣。”黄侃也在日记中也多次自责“荒课”、“缺课”、“旷课”、“未如课”。临终前几天，他的鼻衄病已很严重，气喘病又发作，甚而连饮食也难以下咽，却仍然坚持去上课，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程千帆回忆：“1935年10月5日下午，天气很阴沉，我在金陵大学北大楼朝北的一间教室里，在听季刚老师讲《诗经》。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陈，深受教益。可是老师讲书，也并非完全从学术角度着眼，而每用以借古讽今，批评时政，针砭时弊。这一天，他正讲《小雅·苕之华》，当他念完末章‘牂（按：音脏，意为母羊）羊坟首，三星在罶（按：音柳，意为捕鱼的竹篓子）。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之后，又接着把《毛传》‘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用非常低沉，几乎是哀伤的声音念了出来。既没有对汉宋诸儒训说此诗的异同加以讨论，也没有对经文和传文作进一步的解说，但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心弦却深深地被触动了。当时的情景，现在还牢牢地铭记在跟我一同听讲的孙望先生和我的脑海中。”
黄侃弥留之时，已说不出话来，手却指向架上一本书。学生们将书拿到他跟前，他翻到一页，手一点，便逝去了。为老师办完丧事后，学生们想起那书，便找来翻开一看，顿时觉得，雷电之光，激荡天地，原来前几日学生们争论一个问题时，老师没能作答。而老师最后手指之处，正是答案所在。
固守
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一次，众教授联句，咏古今名人，陈独秀说道：“毁孔子庙罢其祀”，黄侃马上对曰：“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
吴承仕家中教育新式，要求三个儿子读白话文教材，国语讲义多为武松打虎、王冕放牛等浅显的文章；布置作文也诸如《春节逛厂甸记》、《石榴庄扫墓记》等题目。有一天，吴承仕从黄侃家拜访归来，脸露不快，跟妻子说：“看看人家给儿子出的作文题——《唐太宗有功于世论》！”遂让二子、三子也以此题作文，限两星期交卷。到期两弟兄都交不上，吴承仕气极，责二人罚跪。
黄侃一生致力于反对白话文，但他并非不明潮流情势。1927年，陆宗达随黄侃到沈阳时，黄恳切地对陆说：“你要学习白话文，将来白话文要成为主要形式，不会作是不行的。我只能作文言，决不改变，但你一定要作白话文。”
黄侃对学生刘博平说，他身后不必刻印他的诗词，刘问何故。黄说：“你知道骨牌戏吗？如果没有‘天九’则‘地八’未必不可制胜，然而终究是‘地八’而已。”刘问“天九”在哪里，黄说：“古人亦取去矣！”
黄侃过生日，北大中国文学门的弟子们登门贺寿。一进黄宅，几位学生便毕恭毕敬地给黄侃行了三鞠躬礼。不料黄侃勃然大怒：“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给太炎先生拜寿都是磕头。你们却鞠躬吗？！”几位学生只好重新磕头行礼。
黄侃很喜欢一名叫郑奠的北大学生。黄侃出门，郑常常跟随其后，为其拎包。郑奠毕业后，留任北大。一日，黄节在家宴客，黄侃和郑奠都去赴宴。到了黄家，黄侃见郑穿一件皮袄，大为不悦，责道：“我还没有穿皮袄，你就穿皮袄了？”郑回答：“我穿皮袄，你管不着我。”黄侃很是生气，从此与郑形同陌路。
1932年，语言学家杨树达让侄子杨伯峻拜黄侃为师，事前告知礼节，到黄家，奉上红纸封套装的十块大洋贽敬，然后磕头。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无奈，只好磕头跪拜。拜师仪式完毕，黄侃说道：“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程千帆研究《黄侃日记》时发现：“季刚先生对门下从学之士或称弟某某，或只谓学生若干人，不知是何缘故。后反复思忖，方恍然有悟：凡称弟某某者，必定是正式行过拜师礼节的，而仅称学生者，则没有行过这种礼节，虽然他们也同在课堂上听先生讲授，在课下向先生请益，甚或时相侍从、叨陪末座。”
1935年10月5日下午，黄侃最后一次上课，谈锋一转，议论起中西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比较来。他由木版书便于批点，便于执持，便于躺着阅读等等方便，讥讽精装西书为“皮靴硬领”；又谈起中装之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时，他双脚一蹭，褪下布鞋，然后又轻巧蹬上，对一位坐在前排的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大节
1903年，黄侃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学堂里聚集了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一批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此时黄侃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邹容《革命军》和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他很快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学校宣传革命，言辞尤为激烈，故被学校开除。
黄侃被学堂开除后，张之洞念他是故人之子，又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安排他去日本公费留学。在日本期间，黄侃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8年，黄侃生母病危，正在日本求学的黄侃急忙回国侍奉母亲，寓居于蕲州高等官学堂附近的黄氏公屋。恰逢光绪与慈禧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举行“哭灵”仪式时，拒不下跪，被校长杨子绪悬挂“虎头牌”开除。黄侃获悉后大怒，冲进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杨子绪后离去。后经劝学所所长陈筱丹调停，此事不了了之。几日后，田桓又因带头剪辫，被杨子绪悬虎头牌记大过。黄侃闻讯再次手持木棒冲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吓得杨钻进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痛殴。不久，黄侃因母丧悲恸，卧病在床，清廷得知后命鄂督陈夔龙遣吏前往捕捉，黄遂仓皇出奔，再次亡命日本。
1910年，受湖北革命党人邀请，黄侃回到蕲春老家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黄侃因排行第十，被人尊为“黄十公子”。
黄侃最恨立宪党人，一次听说革命党人詹大悲曾拜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师，便去质问詹，声色俱厉，并要与之决裂。詹立即说明，当时因年少无知，曾向汤递过门生帖子，后深悔此事，便将帖子索回，并与汤断绝往来。说完向黄出示了索回的门生帖子，黄侃这才转怒为喜。
1911年7月，黄侃因极力鼓吹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他从开封回汉口时，《大江报》主编詹大悲和副主编何海鸣等人为黄设宴洗尘。席间，众人论及清廷的腐败、革命的怒潮和立宪党人“和平改革”的欺骗术，黄侃愤慨不已。是夜，黄侃借着酒性，撰写了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刊出后，一时间江汉轰动，人心大振，革命士气高涨。清廷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逮捕詹大悲、何鸣海。审讯时，詹、何二人不愿危及黄侃，承认是自己所作，各被判刑一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黄侃返回蕲春老家组织“崇汉会”义兵，人数达两三千人，拟从背后袭击冯国璋，解武汉之围。此事为当地乡绅所知后，邀百余人到黄家，指责黄“蹂躏家乡”。黄侃愤而大骂，众人狼狈而去。但他们星夜派人前往清廷驻防水师处告密，该水师立即派人前来捉拿黄侃，黄侃被迫再次出走，逃到上海。
黄侃之侄黄焯回忆当时水师来捉拿黄侃的情景：“当时孝义会前锋约有数百人到达我家旧居笆第街附近时，驻田家镇清水师兵一营赶来镇压，向徒手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数人，逮走数十人，余众溃散。先叔父刚刚离家出走，即有一群凶恶清军来追捕，将我家包围，楼上楼下到处搜查，甚至箱柜床下都用刺刀乱戳乱刺。彼时我年仅九岁，此恐怖情景至今不忘。”
袁世凯筹谋称帝时，曾请黄侃为其写《劝进书》，并准备授予黄一等金质“嘉禾”勋章，许以银元3000元。黄侃勋章、银元照单全收，但对袁要求其写《劝进书》严词拒绝，并作打油诗嘲讽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当时一枚嘉禾勋章值二十金。）据说后来他还将勋章系于家中猫颈。
黄侃未拜入刘师培门下时，即与刘交好。后刘背叛革命，又成为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刘师培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称帝，话未说完，黄侃怒愤难遏，即起身道：“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黄侃对朋友情深且真，在日本时，他与刘仲莲交厚。刘去世后，黄侃亲自从日本送其归葬湖南。他在悼诗中写道：“飘零犹与共，死去忍相捐。”
1931年，南京发大水，黄侃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捐给了灾民。1935年春节，一位逃荒的妇女在黄侃寓所外分娩，倚墙呻吟。黄侃得知后，立即让夫人黄菊英煮红糖鸡蛋，并找出几件小孩的衣服，送给那个女人，还赠予她几块钱。对门的富户看到后说：“那女人是伪装行骗的，不要上她的当。”黄侃闻言愤然道：“时值新春，谁家不在围炉团聚。即令她并非就地分娩，冒严寒风雪，携襁褓弱婴倚门乞怜，亦为生活所迫，出于无奈。我以恻隐之心周济之，谁曰不宜？！”
“济南惨案”后，黄侃的日记专门辟出“时事”专栏，记载倭事。当听到华北要修改教科书时，黄侃大怒；在金陵大学授课时，见窗外“膏药旗”（黄侃对日本国旗的称呼）升起，他便“眦裂血沸，悲愤难宣”；他在日记中不写“日本”二字，而用“倭”或自造的字“□”代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军连捷，杀倭子数千，洵快事也。予之疾，又何烦药物乎？”
日本京都东方文化学院赠其《东方学报》两册，黄侃讥讽道：“日本之讲吾国学术，马非马，驴非驴，此龟兹王所谓骡也。”日本有人曾寄给他《古纽研究》等书籍，黄侃在日记中写道：“今时何时，予岂屑于与岛夷谈学乎！”
黄侃的同盟会故友大多身居国民党高位，他在南京时，鲜少与之往来。唯有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在汤山，旁人避之不及，他却念及旧谊常去探望，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倒是居正常到量守庐拜访。居正问他为何不再至其家，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1935年，黄侃因大量饮酒引起胃出血，卧床二日竟至不起，临终前他犹不忘国事，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家人据实告之，他叹息道：“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
孝道
黄侃的父亲黄云鹄去世后，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黄侃都要拜祭父亲。黄侃一直搜集整理父亲的遗稿、手泽，并对诬蔑、攻击黄云鹄的言论据实批驳。黄云鹄著述甚多，黄侃未能将其一一刊印，内心深感愧疚。他在1921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则年向四十，而先人著述，未获重刊流布，墓碑、祠主尚俱未立。此罪直擢发难数矣。”1935年5月，黄侃去世前几日，检视乃父手迹，忆及慈怀，不禁失声痛哭。
黄云鹄去世后，黄侃对母亲极为孝顺，生怕母亲在大家庭中受半点欺负。每日晚饭后，他都要牵一头毛驴，让母亲坐上，在黄家的花园中闲逛。其母实在难以忍受，便对他说：“儿啊，我实在受不了你的孝顺了。”黄侃这才作罢。
1908年，在日本留学的黄侃得知生母周氏病危，立即回国，“昼夜侍奉汤药。母亲病重去世，他捶胸痛哭，哀伤欲绝，竟至跌坐在火盆上，衣燎炙股而不自知”。
黄侃在日本时，以不得返乡为母亲扫墓为憾。一日，他梦见自己到生母的墓茔前祭拜，便请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黄侃亲自撰文，章太炎为之作跋云：“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念母，若与阮公同符焉……”这幅画黄侃一直带在身边，不离左右，直至终老。
黄侃早年丧父，嫡母田氏与生母周氏共同将他抚养长大，黄侃对田太夫人亦极为孝顺，称其为“慈母”。1922年，山西大学来函来电催促黄侃赴校授课。黄侃告知田太夫人，田太夫人立即落泪。黄侃见之，“心如沸羹”，“足以不饥饿，亦决不能舍弃年垂九十之母而它行”。于是，黄侃毅然辞去山西大学教席，留在武昌的中华大学任教。
章太炎在为黄侃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说，黄侃孝比柔容。一次，黄侃在一家饭馆宴客，当时宴中有蟹羹，店家忘记上田太夫人那份，他便大骂店家。
黄侃性情刚直，脾气暴躁，但唯独对其慈母田太夫人，“色思其柔，顺承如不及”。他在京鄂间千里来来去去，都是侍母而行，每次奉母出行，必随身携带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是其父黄云鹄留给田太夫人的，本为黄侃父亲当年准备自用的，但因棺材太小，就留给了田太夫人，棺材上有黄云鹄亲笔题字：“为子有一念忘亲，为臣有一念忘君，为官有一念忘民，天地鉴察，鬼神式凭！俾尔后嗣，不能载寝载兴。”田太夫人每到一地，必带此棺随行。据说当时北大之人一见此棺，就知道黄母又到了。
1922年夏，田太夫人去世，黄侃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黄侃云：“不能复分二母之恩我孰为少多。”文末又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以后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全家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绝命
1934年，黄侃在南京蓝家庄建造房屋，取陶诗量力守故辙意，取名“量守庐”。房屋建成后，黄侃请汪东为之作画一幅，汪东集宋人词为联语赠之，上云：“此地宜有词仙，山鸟山花皆上客。”下云：“何人重赋清景，一丘一壑也风流。”黄侃甚喜。不久忽然摘掉，说联语平头为“此地何人”，语殊不吉。次年重九，黄侃登豁蒙楼归，饮酒大醉，呕血盈升，遂不起。殓之日，汪东前去吊唁，见此联赫然悬书室中，黄侃自题一诗于上云：“此地何人更不疑，蓝庄（山加献）蒋总迷离，先生一醉浑无事，上客为谁也不知。”题诗之时，即重九饮醉之日。
1935年，黄侃五十大寿，老师章太炎异常高兴，书赠黄侃对联一幅为其祝寿，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上联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称赞他50年来都在勤勉治学；因黄侃说自己“五十之前不著书”，下联便用蔡邕《曹娥碑》的典故，欣喜黄侃今后终于可以潜心著述。黄侃见联大为惊恐，因为章太炎联中嵌有“黄、绝、命”三字。孰料，章太炎的联句竟终成谶语。
11月6日重阳，黄侃携子女甥婿，游鸡鸣寺，登豁蒙楼，忽觉腹痛，便归。当晚，他依旧吃蟹喝酒，夜间，忽觉暝眩，汗流不止，四体若冰。第二天，他“吐血盈盂”，但依旧读书不止。去世前一天，他虽吐血不止，仍抱病圈点完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此时，吐血更加厉害，共吐三盆四盂，指甲变白，终夜不能入睡。10月8日下午，黄侃“哮气兴奋而坐，坐甫定而卒”。章太炎听到噩耗后，恸哭不已，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
赞誉
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
周作人谈到黄侃这位师兄时，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范文澜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
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回忆其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时黄侃讲课的情景说：“黄先生讲声韵学的确是很别致的，他的教材教法，不守常规，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使听者忘倦。”
钱基博评价黄侃的词道：“词笔高简，初见方讶其奇字涩句，细玩又觉隽永深醇。”
1934年12月17日，钱玄同在师大月刊上发表《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的论文，认为论古韵“截至现在为止，当以黄氏二十八部之说为最当”。
钱玄同挽黄侃：“小学本师传，更?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异才。”
胡小石挽黄侃：“所学兼儒林、文苑之长，浩浩洪流，抱简正逢龙起日；相知视惠施、庄周为近，茫茫泉壤，运斤空叹质亡时。”
20世纪40年代，罗常培就将黄侃与章太炎并称，认为“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
汪辟疆评价黄侃说：“盖先生本性情中人，气愤填膺，虽在弥留之际，犹未忘怀国事，即此一端已足见其生平矣！”
徐复认为黄侃“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不媚俗、不媚奴、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中国文人的崇高榜样。”
程千帆评价黄侃：“老师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之一。……大师之大，大在何处？……我觉得季刚老师的学问是既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
陆昕总结黄侃有六“异”：“一、异在青年时曾为反清革命履危蹈险出生入死，而光复后不自居功。不取富贵，宁辞省府秘书长之显职而甘为一介平民，蛰居上海阁楼中潜心读书；二、异在对己之所学深为自负，乃不惜挥拳击案至以刀杖与人论学，而一旦服膺对方，则又折节下之叩头拜师；三、异在性喜佳山水，风月地，醇酒美食，却又刻苦自励，发奋向学；四、异在虽早已学术大成，名播海宇，却不急急著书立说；五、异在虽置身于讲究雍容优雅温文恭敬的上流社会，却是口没遮拦心没算计；六、异在虽因善骂而与友朋及世人多忤，死后却又深受师友门生的怀念。静夜长思，扪心自问，我觉得，以上的“异”，产生于“真”。正因为黄侃对学术‘认真’，对师友‘真诚’，对欲海横流人心叵测的世界‘天真’，才有了这许多成就、名声、故事和令人永恒的回想，才有了不是因为权势的显赫和表面的喧嚣而带来的不朽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