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雨果、卡莱尔、司各特
十八世纪末发生的那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规模空前，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这场革命距今已近两个世纪，而我们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法国本国还是其他各国，在严肃文学领域内，类似《双城记》这类涉及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小说，似乎并不多见。仅以法国而论，它本是一个盛产小说的国家，在近一两百年小说发展的繁荣时期，真可谓大家辈出，竞领风骚，早在这场大革命过去不久，就出现了一位以写历史小说而声驰全球的大仲马。他虽也写过一系列以大革命为背景的作品，但那毕竟属于通俗演义，不过是从大时代中采撷繁衍的枝枝叶叶。在法国历史小说中，最易使人与《双城记》发生联想的，或许应该说是雨果的《九三年》。不过《九三年》只选取了新生革命政权扑灭旺代地区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段历史背景；《双城记》故事的时间跨度则长，上可追溯到革命发生前的二十余年，主要部分是革命发生的当时以及随后一两年那些如火如荼的日子。
狄更斯是一位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不仅是长篇，而且包括中、短篇，绝大多数都是以他所生活的当时当地为背景。他的长篇小说，仅有一部《巴纳比·鲁吉》时间设在一七七九—一七八〇年英国清教徒反对罗马天主教统治的高登暴动时期：仅有一部《马丁·瞿述伟》的部分地点设在美国：唯有这部《双城记》，是他既写十八世纪的历史，又写异邦的书。
《双城记》发表于一八五九年，是年作家四十七岁，就狄更斯这位少年成名而且享年只有五十八岁的作家而言，这已可说是他的迟暮之年，在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是倒数第三部（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德鲁德疑案》除外）。这又使人联想到了雨果的《九三年》。它也是雨果的晚年之作，又是雨果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这恐怕并非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起码，负有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经历过大半生的探索、追求、呐喊、奋斗，人到晚年，功成名就，继续操一支老练的笔，重新作一番历史的反思，在文学界本不足为奇；再者，雨果又是与狄更斯同时代的作家，狄更斯一八四六年旅居巴黎时，曾受到雨果亲切热情的接待，这两位天才人物的倾心敬慕，出自天然，就文学问题，曾有交流，他们晚年在选择创作题材上，似乎正是灵犀相通。
按照狄更斯自己在这部书的序言中所说，创作《双城记》的念头，始自他作为票友和子女亲友一起演出柯林斯[1]的剧本《冰海深处》期间，那应该主要指一八五七年。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诞生，不是乘作家一时之兴，而是至少经过了三年的酝酿。如果追溯狄更斯的生活和知识积累以及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更可以看出，为了创作这部作品，狄更斯曾有意无意地进行过长期的准备。
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甚至更早发表的特写集《博兹特写集》，就明显表现出揭露和批判的锋芒。在他前期创作《奥列弗·退斯特》、《老古玩店》、《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以至《马丁·瞿述伟》、《董贝父子》、《大卫·考坡菲》等作品的时候，他触及社会尚嫌肤浅，主要是以他所处社会地位最易敏感地觉察到的那些不良现象，诸如贫富悬殊，道德堕落，贫民所过的非人生活，妇女儿童所受的蹂躏摧残，等等，随着他在思想上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他的作品逐步深入地触及法律、劳资关系等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他创作后期的《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等，都包含着这类内容。到了创作《双城记》的时期，狄更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已经发展到面对整个社会制度的阶段：统治阶级的奢靡暴虐必然导致激烈残酷的报复和社会制度的更换。这既是狄更斯进行历史反思的结论，也是《双城记》的第一主题。
狄更斯的那篇序言，还提到了卡莱尔和他的《法兰西革命》。在研讨狄更斯及其《双城记》等作品的时候，这确实是不可忽略的作家和著作。卡莱尔（1795—1881）是狄更斯的终身好友，又是忘年之交。他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改革家，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更是名噪一时。在一八四〇年的一次演说会上，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小说家狄更斯初识卡莱尔，并受到他那滔滔雄辩的强烈感染。当时，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兰西革命》（1837）还是一部新作，狄更斯自从那次演说会之后，常将这部作品随身携带、反复阅读。次年，他就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部历史小说《巴纳比·鲁吉》。我们将《双城记》与《法兰西革命》加以对照也不难看出，《双城记》不仅在思想上深受卡莱尔及《法兰西革命》的影响，而且小说中反映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大多也以此书为据。无怪英国著名的狄更斯研究者切斯特顿（1874—1936）曾说：在《双城记》中，我们甚至会隐约感到另一位作家的形象或者说是影子，这另一位作家就是托马斯·卡莱尔[2]。
然而狄更斯创作《双城记》还有更加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虽然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但对英国的文学传统和欧洲的历史文化并不陌生。在他的青少年时代，著名的不列颠博物馆就是他自学的课堂；他儿童时代阅读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曾对英国以及欧洲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狄更斯自己在中年时代（也是他的创作盛期），还忙中偷闲写过一部《儿童英国史》。
英法是仅有一道海峡之隔的两个国家，其间最短距离仅为二十余海里。从中古开始，两国间就有频繁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血统等方面不断交流、渗透、融合，两国作家彼此互写对方的历史故事，更是屡见不鲜。虽然狄更斯由于早年家境贫寒，没有受过当时上流社会青年必经的“旅行教育”（Grand Tour），到欧洲大陆去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但他成名并成为职业作家之后，曾不断旅居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在当时被视为世界“时髦”中心的巴黎，狄更斯更是常客。法国的历史、文化、名胜、风习、语言以至巴黎的街道、建筑，狄更斯都曾用心研习，从创作的目的来说，这些也都是必要而有益的准备。
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
《双城记》是狄更斯晚年的力作，它的内容涉及既广，蕴蓄又深。笼统说来，狄更斯是以写法国大革命来反映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中各式各样的人和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狄更斯像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派一样，看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症结，但他们的中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仅仅提倡积极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面对三四十年代三起三落的宪章运动和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风起云涌的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他们忧心忡忡，纷纷以自己的著述（政论的、历史的、文学艺术的）揭露和抨击种种社会弊端，旨在提醒人们，不要被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迷惑，应该正视现实，积极从事改革；如果听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会奋起以更加残酷的暴力对加诸他们的剥削、压迫和苦难施行报复。卡莱尔和狄更斯在《法兰西革命》和《双城记》中则又添加了这样一句：看，法国大革命就是前车之鉴！
《双城记》实际上是狄更斯继《巴纳比·鲁吉》之后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发表的又一部讽喻诗。无疑这是政治色彩很浓的书，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比他的其他小说更深更广。这部书也常遭批评家的贬斥和否定。有的说它歪曲历史，丑化贵族统治者；有的说它从另一方面歪曲历史，丑化革命群众；有的说它是庸俗的政治宣传文字；还有的认为它陈旧过时。面对鲜明突出的政治性思想内容，批评家各持一端，自然会出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盖皆人人政治立场各异，永远难得求同。
其实《双城记》绝非歪曲历史的作品。它虽然也像狄更斯的其他作品一样，人物多属虚构，篇幅大多被这些虚构人物在日常和平生活中的家居谋生、爱情婚姻、交友往来占据，但社会政治生活是其主要内容，即使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命运，也不同寻常地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交织。狄更斯着重写了三组矛盾：一组通过马奈特大夫在革命前和革命中的遭遇来表现；一组通过德发日太太父兄姐姐一家人的遭遇和她的复仇来表现；一组通过加斯帕孩子遭埃弗瑞蒙德杀害以及他的复仇死难来表现。这些故事从多种角度，形象地反映了十七世纪法国贵族统治阶级对第三等级的平民大众经济上、政治上、人身上、精神上的摧残。这些事实有史记载，并非狄更斯凭空杜撰；诸如断送马奈特大夫前半生的那一纸御赐空白捕票，就是无法抹杀的物证。狄更斯刻画的埃弗瑞蒙德侯爵集文明与野蛮，温雅与凶残于一身的典型。为了以其文明高雅掩盖其野蛮凶残，他必然要随时装假，所以此人言谈虚伪，举止做作。这个人物首次出场，狄更斯在描述其外貌时，就曾点出他的脸好似一副面具，这正是作家的暗示。在涉及其他贵族的场合，狄更斯也从未忽略他们的高贵气派和良好教养。即使在肮脏凄惨的牢狱中，在押赴刑场的前夕，他们仍然从容镇定，不失风度。狄更斯不论是表现他们的野蛮凶残，还是表现他们的文明温雅，都并未有违历史与生活的真实，也未简单地作漫画化处理。
小说中与上层贵族统治阶级直接对立的，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区的居民和埃弗瑞蒙德侯爵府邸周围的农民。这两组下层社会的贫穷、饥饿、肮脏、愚昧，足以概括当时法国社会第三等级最底层大众的处境。《双城记》以相当章节，反复交代革命爆发的种种背景和条件，直接叙述了城乡劳动者在革命前默默无声的酝酿，跃跃欲试的反抗；详尽描绘了革命爆发时攻占巴士底狱和烧毁乡间府邸这两桩富有代表意义的事件，无疑是对这场革命首先作了肯定。
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直接描写，实际上是到小说最后的三分之一处才正式开始，主要包括书中第二卷最后两章和第三卷的部分章节。城市暴动，首先从圣安东区掀起，狄更斯通篇将其比作海水，人的海洋，人声的波涛，像海水冲击堤岸，砰訇大作，乡镇暴动，狄更斯着重描写了火，府邸着起了火，万家点燃了灯火，星星之火，顷刻燎原。这两层描写，用意颇深，旨在说明——革命的激情达到顶峰，会泛滥成灾，不可收拾。于是，从德发日太太在市政厅前手刃老弗隆开始，场院内磨刀石霍霍飞转，革命法庭将无辜者判处死刑，大街上囚车隆隆前进，刑场上断头机吉洛汀嚓嚓操作。这一切是那样地阴森可怖，野蛮凶残！但是，狄更斯在他的作者自序中却明确声言，这些情况，“都是在对最可信赖的目击者确信无疑的情况下如实引述的”；而且，随便翻开一部记述这场大革命的史书，我们也可以为狄更斯的描述找到根据。就连在西德尼·卡屯之前处死的二十二人这个数目，都与雅各宾专政时期处死吉伦特派国民公会委员的人数恰相吻合，根据小说中描述的他们在绑赴刑场时一路上的不同表现，甚至可以查对记载，隐约辨认他们的真名实姓。小说中的那些描绘，在法国大革命那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雅各宾专政实行革命恐怖的时期，都确有其事。当然，狄更斯并非史家，他创作《双城记》更非撰写史书，在这部小说中，他没有全面交代革命的来龙去脉和全部进程，甚至没有提到革命阵营方面任何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不过是通过艺术的概括，反映了革命的一些方面，表述了它最主要的是非功过。
法国大革命是一桩复杂的历史现象，事先曾经过长期酝酿，其间又经过各种曲折，矛盾纠葛错综复杂，代表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的各党各派政治势力纷纷表演，活跃异常。对待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即使是对德发日先生和太太这一对志同道合、唱和相随的恩爱夫妇，狄更斯也并未一视同仁。德发日先生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当时巴黎圣安东区一家酒铺的老板，仆役出身。在革命前的秘密酝酿阶段，他的酒铺是革命团体秘密联络的据点；革命发生后，这里又成了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小小指挥部。他襟怀开阔、仁爱宽厚，沉着坚定、智勇双全，是狄更斯人物百科中较出色的群众首领形象。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中，他的言论行为都合于分寸，不悖情理，他所坚持的革命原则性也并未使他的人性泯灭。特别是在对待革命过激行为上，他渐渐有所疑惑，与他太太之间开始产生分歧。在群众情绪渐趋白热化的时候，他虽然也偕同太太充当了夏尔·达奈的原告，将他再次投入监狱并判处了死刑，但是对于太太欲将马奈特大夫一家斩尽杀绝的密谋，他并未染指，而深解自己丈夫的德发日太太，也故意将他摒除在外。
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塑造过各种身份、年龄和性格的女性形象，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却往往不是他所置于女主人公地位的那些贞淑慧美的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而是各种类型的下层社会妇女。德发日太太就是法国大革命非常时期应运而生的一个不同凡响的下层社会女性形象，在狄更斯的女性画廊中，几乎也是独一无二的。作家对她的外貌、言行、性格和心理特征，用笔都很精细。尽管作者和读者并不一定对这样的人物产生好感，但这一形象无疑具有比露茜·马奈特多得多的艺术魅力。狄更斯在她的末日对她那富于哲理的概括，更能发人深省。狄更斯通过她反映了那样一种非人的人性，体现了残酷的复仇和暴力；通过她的结局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反对暴力的人道主义思想——这就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主题。
在德发日夫妇周围，狄更斯还安置了他们的一些副将：几名雅克、复仇女、在革命中改行锯木的小个子修路工，虽然笔墨不多，但各有各的面貌、体态和行为特征，代表着更细分类之中的某一种属，几乎无一多余。从表面看，他们都粗俗鄙陋、褴褛肮脏、缺乏教养，但他们复仇时不怕牺牲（加斯帕），他们对革命事业忠贞执着（几位雅克和复仇女），就文学形象说，他们既与狄更斯惯于刻画的那些恶人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又与《巴纳比·鲁吉》中那些心智不健全、充满贪婪兽欲的反叛者不同。他们并不唤起人们的恶感；在和平生活中，他们令人怜悯，在革命中，他们令人畏惧。他们的粗俗鄙陋、褴褛肮脏和缺乏教养正像狄更斯放在背景上以粗线条涂抹的那些轮廓模糊的群众一样，是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不论是在这些人还是在德发日太太身上，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不理想的社会环境是怎样令人痛心地扭曲了人性。
叟候街角的回声
《双城记》既以较少篇幅直写法国大革命的场景和事件，它的绝大部分章节则用于记叙马奈特大夫在革命前后的坎坷遭遇。
他是一位法国名医，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自己的医术医德赢得了比较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大革命前法国的封建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下，他是属于第三等级的平民，他的政治地位与德发日夫妇等劳苦大众没有本质差别。由于职业的机会，他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埃弗瑞蒙德兄弟践踏人格、草菅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犯罪者滥施特权投入监狱，在巴士底狱中活活埋藏了十八个年头。
狄更斯最初为这部小说定名的时候，曾拟过《博韦[3]的医生》和《活埋》。仅此可见马奈特大夫其人，特别是“活埋”一事，在狄更斯心目中的地位。马奈特大夫这段在大革命前的遭遇，是在小说接近尾声的部分追述的。在故事起始，马奈特初次登场，即已是一具白发苍苍、形容枯槁的活尸，一架只会埋头做鞋的机器，完全丧失了理智和感情。他给人从狱中搭救出来，“死”而复生，逃离曾经那样亏待于他的法国，五年之后，已经在伦敦僻静的叟候街角安居乐业，往日遭受迫害，身陷囹圄的阴影仍频频进逼，骚扰他的梦境。在追述马奈特大夫早年遭遇的同一场合，狄更斯更着重追述了德发日太太的姐姐、姐夫、兄长和父亲的悲惨遭遇，但也重在揭示这一家人在人身、人格和精神方面所受到的蹂躏。
然而以马奈特大夫的全部活动来看，狄更斯把他作为主要人物，目的还不仅仅限于揭露压迫者。以马奈特大夫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说，他本人并非存在阶级压迫的社会结构中最大的重力承受点，似乎有些出于偶然，他真切遭到了与德发日太太娘家一家人同等程度的迫害。可是他出狱后却不计旧恶，仅仅去国远遁，一走了之；他弄清了达奈的身世，发现了达奈与他跟露茜的家仇之后，也能克制住病理性的精神痛苦，化仇为爱。他的见义勇为，克制忍让，踏实务实，都是狄更斯理想的道德标准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马奈特大夫周围的亲朋好友，露茜、劳瑞先生、普若斯小姐和达奈，也无不以自己具体的方式具备这些品德。尤其是达奈，虽然他禀承了母亲的遗训，接受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作了封建贵族阶级的逆子，但他所采取的也仅只是消极的逃避，没有丝毫积极的行动。马奈特大夫和这些人物仅仅在革命高潮中由于偶然的原因被先后吸赴涡流的中心，而他们平时主要活动的地点，则是远离法国的伦敦叟候街角，是一个能够反射回声的地方。狄更斯详尽描绘这里幽僻的环境，反复形容它所反射的种种回声，绝非文风絮聒，而是特有寓意：马奈特大夫虽然告别法国，欲与这个国家再无瓜葛，这里发生的事件却不仅将他吸引回来，而且使他一度似乎成为两种力量较量中维持平衡的支点。于是他也像那能够反射回声的叟候街角一样，成为从某些角度反映法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首先，小说中关于大革命的消息从他这里传出；其次，大夫及其家人在革命前受难，在革命中遭殃的状况，反映了尖锐阶级对垒形势下，夹置其间的无辜者背腹受敌的处境；再次，大夫在革命阵营中奔走斡旋，营救达奈，反映了恕和爱对怨和仇的斗争。但是随着故事发展到几近尾声，大夫这个以恕和爱构成的支点却终难继续支撑：德发日太太利用大夫藏在巴士底狱中的控诉记录，告发了达奈，将他判处死刑；同时又密谋杀害露茜母女，就在达奈和露茜母女之死已迫在眉睫的时刻，大夫却已精殚力竭，再次陷入迷惘，这正是恕与爱的迷惘，是狄更斯所崇尚的人道主义的失败。
《双城记》中所反映的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立场，使我们再一次联想到《九三年》。那部作品所反映的雨果对待法国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立场，与狄更斯的立场真是惊人地相似！那部作品的高潮，与《双城记》的一样，也是革命公益与个人私情的剧烈冲突，为了实现忠（公益）义（私情）两全的美好愿望，它也与《双城记》一样，以献出崇高人物的宝贵生命作为代价。然而就整个作品的气氛而言，《九三年》的热烈程度则胜于《双城记》，因为雨果毕竟是亲身参加过反路易·拿破仑的共和派战士，而狄更斯则是过着安逸生活的冷静的英国绅士。
失去的和找回的自我
在最后搭救达奈及其妻女当中，马奈特大夫的恕和爱也就是狄更斯的人道主义虽然失败，这位作家却并未甘心，他再作最后努力，将这一重任交付两位笔墨并不甚多的人物去完成，这两位就是西德尼·卡屯和普若斯小姐。
卡屯利用貌似达奈的条件，李代桃僵，打破了德发日太太疯狂的复仇计划，普若斯小姐在德发日太太追杀露茜母女时与她偶然遭遇，促使德发日太太丧命，露茜母女从而得救。卡屯和普若斯扶危济难、舍己为人的行为，是狄更斯在这部小说中完成爱战胜恨、善战胜恶之功的最后一篑。这两桩行为虽然都带有偶然性的契机，但却又都出于带有必然性的动机——爱。卡屯的爱情和普若斯的友爱。两者同样纯洁无私，其最高表现就是牺牲自我。
卡屯并非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但自始至终笼罩着一层神秘浪漫的悲剧色彩。他早年受过良好教育，因不长于计较个人利害而不得发迹，仅在法律界默默无闻地做些下手活儿。在平凡生活中，他不过是一个怀才不遇，彷徨迷惘的知识分子，他寂寞孤独，不修边幅，酗酒无度、落拓潦倒，常怀无用武之地的慨叹，唯独在老贝雷审判达奈的法庭上，他的才华像电光火石般一闪而现，第一次解救了达奈。那是他日后搭救达奈的预演。那个闷热的夏夜，他在马奈特大夫寓所对革命风暴所作的预言，又展示了他的睿智。他虽被上流社会视为堕落，并在平素言行中表现出自甘堕落，内心深处却保留着一座圣洁美好的神龛，供奉着他钟爱的女子，珍藏着他的理想。在这场大革命中，在马奈特大夫一家处于危机的关头，他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一跃而为行侠仗义的骑士，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己之所爱的幸福。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这就是狄更斯赋予卡屯这一形象的哲理。
普若斯小姐和德发日太太拼搏过后虽然凯旋，但这并不说明她不具备牺牲精神。她的舍己为人，主要表现在她平时对露茜及其一家的无私奉献上。狄更斯对她，用笔经济，但很早就作过哲理性的概括。按照狄更斯的评述，她是生来就从他人身上寻找自我的人，因此她的牺牲精神更是出自天然。
通过卡屯和普若斯的故事，狄更斯传达了他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以爱战胜恨，以牺牲自己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是狄更斯的最高道德理想，也是这部作品的第三主题。狄更斯的很多小说，都有这类主题，他创作的许多重要典型如小耐儿（《老古玩店》）、弗洛伦斯·董贝（《董贝父子》）、坡勾提先生（《大卫·考坡菲》）、贾迪斯先生（《荒凉山庄》）、小杜丽等，都传达过这种理想。这是狄更斯这类社会改良派的道德理想，是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作家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道德观的继承，也是基督教国家中文学艺术家对基督教博爱主义的受纳和生发。这部小说中，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其中主要人物，都对上帝怀有真诚的虔敬。卡屯自从决计为己之所爱赴死，直至断头前的一刹那，基督教葬礼的那段祷词始终在他脑际萦回。这段祷词中关于复活和永生的概念，与第一卷再三出现的“起死回生”相呼应，纵贯了整个作品。
简约、严整——狄更斯最好的结构
狄更斯为使普若斯小姐和西德尼·卡屯完成重大神圣的使命，在构思上确曾颇费匠心。为了安排那场拼搏，普若斯小姐要在巴黎马奈特大夫一家的临时寓所暂作留守，而且要在起程前先将克软彻打发走，经过多重布置，终于使普若斯与德发日太太单独相遇，从而演出了那场爱与恨、善与恶的决战，其最后胜负，是由德发日太太自己那支早已通体发热、失去判别是非和方向的枪铳所决定的，为使西德尼·卡屯混入监狱，救出达奈，狄更斯更是极尽心曲：早早交代了卡屯与达奈外貌的酷似，老贝雷密探的假出殡，克软彻先生的盗空墓，巴塞德的反复变节投靠，最后还有化学药物的利用，等等，从情节安排上说，可谓环环紧扣，毫无破绽。狄更斯早年就使用过这样一种侦探小说式的结构技巧，即在小说将近结束之处，将故事的千头万绪归诸一缕，然后紧紧抓住这一缕线索步步进逼，直至解开最后的环扣。这能使读者读一部长篇巨著兴趣愈增，直到最终而不感厌倦。《双城记》的结尾，也属于这种模式。不过这部书的结构特色，并不仅见于结尾。它是一部通篇结构简洁完美的作品。这部小说包含着那样丰富的内容，其中有上至王室贵胄下至市井小民以至偷坟盗墓者的种种生活，大至参政、革命，小到家庭琐事、起居细节；场面也是五花八门，有王宫、侯府，有贫民窟、农舍，有监狱、法庭，有银行、酒肆；人物仅有名有姓者就不下数十；时间前后有二三十载，地点包括了英法两个国家，但在篇幅上，它却是狄更斯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部，与他最长的几部小说相比，仅及其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它所以能以较少篇幅包容较多内容，首先要归因于结构简约。
狄更斯是一位深受流浪汉小传统影响的作家。总体说来，他的小说，特别是前期小说的结构，明显带有松散冗长的特点。他的第一部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几乎可以说就是以主要人物的游历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短篇故事。随后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董贝父子》、《大卫·考坡菲》、《小杜丽》，虽然都有由主要人物的活动构成的中心故事，但又都有很多可以独立成篇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中心故事来说，甚至并非不可或缺。《双城记》则集中突出地以马奈特大夫的遭遇为主要情节。虽然它也有附带的几则小故事，比如德发日太太一家的悲惨遭遇和仇恨，埃弗瑞蒙德的家族罪恶和族内矛盾，但它们无一不是马奈特大夫故事主线上必不可少的一个有机组成以至伏线，而且比起狄更斯的其他作品，这些小故事数量既少，其本身所占篇幅又有限。即使是马奈特大夫的故事这条主线，各个阶段也疏密不同，有繁有简，有详有略，重点突出。他十八年漫长的监狱生活，仅从巴黎圣安东区阁楼上鞋匠的形象和动作，已可见一斑；迁居伦敦后五年的生活，仅以几行文字就全部交代；埃弗瑞蒙德侯爵兄弟对德发日太太一家及马奈特大夫的迫害，也仅仅包容于万余字的一章叙述当中。经过这样省略或删削，自然节省出了大量可供精雕细刻的篇幅。
狄更斯这部作品的情节既然重点突出，删削果断，而仍流畅自然，不落斧痕，这又要首先归功于运用伏笔或谓设置悬念。小说一开始，就陆续设置了几条伏线，分别暗示：一、马奈特大夫与埃弗瑞蒙德家的旧仇；二、德发日太太与埃弗瑞蒙德家的宿恨，三、克软彻的双重职业；四、巴塞德的密探生涯。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些伏线也时隐时现地向前发展，故事几次出现高潮，它们也较为明晰地显现出来，到第三卷第十章，故事发展到了最高潮，它们也升到了表层，渐与主线重合，随后戛然而止。伏笔增添了作品的戏剧性，能引人入胜，这是小说家的重要结构手段之一，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比在其他作品中运用尤多。除此之外，狄更斯又善用对比和呼应，与设置伏笔相辅相成。这部作品中有很多明显的对比：伦敦——巴黎，叟候——圣安东区，卡屯——斯揣沃，普若斯小姐——德发日太太；有时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前后呼应：密探出殡后狂乱的群众——革命爆发后狂乱的群众，偷坟盗墓的克软彻——见义勇为的克软彻，神经错乱的马奈特大夫——神志正常的马奈特大夫——神经错乱的马奈特大夫，潦倒堕落的卡屯——侠义崇高的卡屯。这些对比和呼应，也像伏笔一样，都是作家精心安排，使整个作品的结构更加匀整协调。
《双城记》读来饶有趣味，毫不枯燥，作者构思精巧，就是重要原因。虽然有的批评家也指斥它具有通俗情节剧（melodrama）的性质，但它毕竟不是单纯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它不过向我们证明了在严肃文学作品中，结构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凝练、精美——狄更斯语言之大成
《双城记》能以较少篇幅容纳较多内容，语言凝练是又一因素。
狄更斯的语言，并非一开始就被批评界普遍承认。维多利亚时代保守的、刻意追求文词含蓄、节制、优美的文人雅士就不欣赏狄更斯的语言。像特罗洛普（1815—1882）这样的作家，对狄更斯的语言甚至作过基本否定的评价，认为他的语言不合规范，有违语法，预言他的那种戛戛独造贻害无穷。尽管如此，特罗洛普还是承认他的语言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这一现实[4]。
一般说来，狄更斯的语言确有粗糙、冗长的缺点，这或与他幼年失学，未曾经过严格的语言训练，早年又从事记者工作有关，但是正是由于他受教育上的这种缺陷和早年的经历，他的语言更加接近生活、通俗易懂、丰富多彩。也正因如此，他的《匹克威克外传》刚刚开始连载，就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他后期以自己的作品从事巡回朗诵表演，才具有那样大的感染力。狄更斯在遣词造句方面，比前辈和同辈文学家确有很多突破，而历史也已经证明，正是他的这种戛戛独造，大大丰富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宝库，成为后世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如今我们翻翻英语字典，总不难找到引用狄更斯作品中的字句的释例。
狄更斯的语言风格，又是随其创作过程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完善起来的。豪放、夸张、渲染、感伤、细腻、婉约、幽默，滑稽，讽刺等代表其风格的主要特点，在晚期作品《双城记》里，可谓应有尽有，无一遗漏。描述的具体对象（人物、场景、事件，等等）尽管与前不同，却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语势口气。冲没巴士底狱那由血肉之躯组成的喧哗人海，使人想起雅摩斯岸边的狂啸大海（《大卫·考坡菲》）；乡间侯府点燃的燎原之火，使人想起哈瑞戴爵士庄园的大火（《巴纳比·鲁吉》）；露茜·马奈特对待父亲的脉脉温情，使人想到小耐儿和她的外祖父（《老古玩店》）；马奈特一家日夜兼程逃离法国，使人想到独身绅士一路追踪小耐儿祖孙（《老古玩店》）；圣安东区的贫民窟使人想到托姆独院《荒凉山庄》）；外表凶恶内心善良的普若斯使人想起特洛乌小姐（《大卫·考坡菲》）；改恶从善的克软彻使人想到甘泼太太（《马丁·瞿述伟》）；小杰瑞深更半夜鬼鬼祟祟的跟踪，使人想到约纳斯月黑杀人后的逃跑（《马丁·瞿述伟》）。
比喻、借用、反语、叠句、重复、双关以及阶级和地方的方言俚语等等狄更斯一向熟谙的修辞手段，在这部作品里更是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克软彻先生和他那位“少爷”的满头铁蒺藜，多次在关键时刻崭露锋芒；劳瑞先生自谦为“开摇钱机器的人”；斯揣沃用办案的术语分析他与露茜婚配的可能性；皇家乔治旅店仆役出于对新到旅客那种庸俗的好奇而在走道上闲逛，被说成是“出于偶然”；德发日太太首次出场，作家就对她以“太太”称呼不迭，此后又多次直呼其为“太太”，令人对她敬而远之；对于露茜在巴黎阁楼上第一次唤醒父亲、女爱国志士坚决处死老弗隆、卡屯临终对未来世界的展望这类表达强烈爱憎或希望的段落，则大量采用排比；对攻占巴士底狱的那段描写，则采用了历史现在时的语法形式，更加强了读者的身临其境之感；法庭上检察总长和律师惯用的那套陈词滥调，则以不加引号的引语陈述，言者振振有词，听者只觉不堪。
狄更斯除为应景，没有发表过诗，在文坛上他向来不能算作诗人，但在他写到激情澎湃的时候，诗意的文句常涌自笔端，在这本书中，也不乏其例。让我们看看西德尼·卡屯在巴黎露面之前的一段文字：
和劳瑞先生待在一起的那个避而不见的人——那件搭在椅子上的骑装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劳瑞先生是从怎样一个新来的人那里走出来，激动而又惊讶地把他心爱的人抱在怀里呢？他提高嗓门，扭过头去对着他刚才出来的那扇门，看来像是重复露茜那颤抖着说出的话：“挪到了附属监狱，传讯明天受审。”这话又是对谁说的呢？（第三卷第五章末尾）
还有一类雄辩性、哲理性的语句和段落，在《双城记》中所占比重也比较大。小说卷首关于作品时代背景的一章论述；第二卷第七章对城中贵人的讥讽性评价；对前述普若斯小姐和德发日太太所代表的善恶两类人性的概括，都是凝重隽永的妙语华章。
作品的语言风格往往随作家年龄、心境的变化而变化，狄更斯早年的语言，基调欢快、明朗，幽默滑稽是其有机组成，随着创作的发展和年事的增长，他的语言渐趋沉稳、老练。《双城记》的创作，又值发生家庭龃龉，最后导致夫妻离异的时期，这部作品的语言风格，也发生变化，欢快明朗的风格几近消失，轻松的幽默只存留在对普若斯和克软彻等少数人的描述上；另有一部分则为辛辣的讽刺所代替。作为成熟老到作家的手笔，这部作品遣词造句也明显地较过去考究，描写、叙述和议论的段落，用词都比较典雅，引经据典也较其他作品为多，这无疑又给这部作品增添了一层文雅的色彩。但是故意转文、过分夸张、牵强比附、多用噱头，也使个别段落流于庸俗饶舌。
象征、浪漫、心理分析——不仅仅是现实主义
狄更斯是现实主义小说家，这已早成定论。他为各部小说所作的自序，绝大多数的主要内容都是介绍作品取材的来源，说明它们都是来自现实生活。即使写历史小说，他也注重取材、描写的历史真实性。他的人物和行为，与司各特、大仲马那些充满浪漫传奇色彩的历史小说家的创作，具有明显不同。书中每一人物的衣食住行、言谈礼仪，甚至街道、建筑无不具有十八世纪末法国和英国的时代色彩。然而理想主义又使狄更斯永不排斥浪漫手法。在他的作品中，爱情描写往往是浪漫的；善战胜恶的斗争是浪漫的；人物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往往是浪漫的；在《双城记》中，卡屯和普若斯在完成他们的高尚行为时，也极富有浪漫色彩，连克软彻在奋勇救人中焕发出的那种改恶从善的决心，也富有慷慨激昂、令人振奋的浪漫气息。
尽管在狄更斯生活和创作的时代，象征主义还没有形成流派，对英国的小说创作产生明显的影响，象征，这样一种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手法，在狄更斯作品中却常有运用。焦煤镇那乌烟瘴气的煤烟（《艰难时世》）、伦敦上空那氤氲混沌的浓雾（《荒凉山庄》）、“哈莫尼监狱”那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我们共同的朋友》），都是常为批评界称道的象征性形象。《双城记》正是狄更斯运用象征手法较多的一部作品。第一卷篇名“起死回生”，就富有象征意义：对英国绅士劳瑞先生说，把一位长期囚于囹圄的人解放出来，无异于起死回生；对“起死回生”的对象马奈特大夫说，重获自由，平复创伤，再创新业，这是第二次生命的开始；对最后在断头机吉洛汀下死去的卡屯来说，肉体虽然消逝，精神却永存在达奈夫妇及其子子孙孙心中，这更是一种永恒的新生。故事开始就陆续出现的憧憧夜影，时隐时现，最后实实在在地显现出来，这是逐步揭开的马奈特大夫和德发日太太一家受迫害之谜的象征。狄更斯以他高超的智慧和独出心裁的创造力创作了大量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以不停编织毛线活的德发日太太象征命运女神；以圣安东区流淌成河的红葡萄酒象征革命爆发后流淌的人血；埃弗瑞蒙德侯爵回乡下山时的夕阳残照象征贵族统治的末日；小个子锯木工的嚓嚓锯木象征吉洛汀的砍头动作。这些形象的象征性，再加上侯爵府邸石头人面的叹息、眼泪和表情变化等超自然的神秘性又使这部作品增添了一重艺术感染力。
更深层次的心理分析，是这部小说的又一特色。一般说来，小说创作发展到狄更斯的时代，心理描写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狄更斯也是善作心理描写的小说家，特别是表达儿童心理、爱情心理、恐怖心理、犯罪心理等方面，都能具体而微，这是仅就正常的心理范畴而言。他的许多作品中，还有一些非正常的人，他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一般都停留在外貌、言谈、行为等较肤浅的表层，因此批评界对这些人物向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们存在漫画化的倾向。在《双城记》中，马奈特大夫是一个精神和心理都不健全的人，狄更斯不仅刻画了他的外在表情、动作，而且深入他的内心，表达了他的潜意识活动、无意识的动作，准确刻画了一个具有变态心理的人物的心态。对于正常人在特定情况下的特殊心理活动，《双城记》中也处理得十分精彩：劳瑞先生乘邮车一路上所做的梦；小杰瑞在墓地望见棺材后内心的恐惧；达奈被秘密关押之初一度发生的精神错乱以及赴死前的心理状态；马奈特大夫全家乘车逃离巴黎时的急切慌怵心理，都生动真实地写出了人的意识流动。
复活和永生——《双城记》的今天和明天
在《双城记》的末尾，狄更斯通过西德尼·卡屯临终的意识流动重复了复活和永生的基督教箴言——这是《双城记》的最终主题。狄更斯可以说是在这部书中尽力发挥了他的最高艺术水平，成功地表达了这一主题。他那位散发着理想之光的卡屯——小说的真正主角——璀璨鉴人，相形之下，使那些晦暗、孤独、消沉的“现代”人物形象都黯然失色。我国著名作家巴金还曾满怀深情和敬意地回忆起这一形象：“……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献出生命从容地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
狄更斯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就有意识地要在艺术上有所突破，这部作品本身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雄辩地证明，狄更斯的这一意图已经实现。他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上，在运用象征手法上，在进行细致心理分析上，在表现意识的流动上，使我们感到，这部古典现实主义作品与现代主义作品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它们之间存在一股涓细暗流。
《双城记》从发表至今，已近一百三十年。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广大读者中间，它仍然是一部为人热爱的作品。诚然，伟大的艺术作品正像它所传达的“永生”的思想一样，也会永生。
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