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时期，蒙古最强的两大部落是瓦剌和鞑靼，这两家连年遣使入贡打秋风，与明朝贸易往来，赚了不少，本来日子是过得红红火火，所以与明朝就没有再发生重大战事。但兀良哈三卫蒙古人逐渐为鞑靼阿鲁台裹挟，这些人仗恃有人撑腰，常常越境至滦河一带游牧。明宣宗朱瞻基也气愤，于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御驾亲征，以“巡边”为名，在宽河一带摆上当时非常先进的火器，朝兀良哈人一阵猛轰。强权即真理，兀良哈部哪里见过这么威力巨大的火器，被杀甚众，余辈抱头鼠窜。大炮就是管用，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本人亲自入朝谢罪。大明天朝，自然要显示仁德，封官赐物，把这帮化外之民好吃好喝后打发回老家，他们很长时间不敢兴风作浪。
瓦剌部本是蒙古偏支一部，但自马哈木起，经儿子脱欢经营，又到孙子也先，虽皆以“人臣”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北元的真“可汗”，蒙古皇室博尔济锦氏不过是他们手中傀儡而已。所以，到了明英宗时代的“北元”，其实是瓦剌部的“北元”。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间，对蒙古诸部一直以“抚”为主，其实是处于防御状态，总希望能挑拨蒙古诸部打仗，自己当仲裁人以获平安。不巧的是，平衡手腕没有完全施展后，瓦剌击溃鞑靼，一支独大，为日后的明朝种下大患。
在南方，明宣宗最大的一个失着是复封安南，即重新承认了它的半独立状态。明成祖朱瞻基时代，兵威四至，安南已经成为“交趾布政使司”与“交趾按察使司”辖下之地，与内地建置一样。安南人本性好乱，连年起兵反明。由于地处南方崇山峻岭，当年“大元”都束手无策，搞得明政府也头痛不已。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面对清化府的黎利叛乱，耗兵废时，就想委曲求全，复封安南为藩国，让他们“岁奉常贡”。当时，大臣夏元吉等人力谏，认为自明成祖收复安南至今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如此则一朝弃去，安南又从郡县变为“国家”，前功尽弃。可惜的是，杨荣、杨士奇这两个文臣无远谋，附和明宣宗朱瞻基，并在老挝找到安南王室后裔陈嵩，派人护送他返国当“安南国王”，以图立傀儡来控制安南不反。黎利这种边陲野货胆子很大，陈嵩一到，就被他弄死，然后“上表”，称陈嵩病死，要明朝立自己为王。明朝不干，要黎利再访陈氏后裔。黎利上表，称找不到（找到也杀干净了），退后一步，他请求明朝允许他“暂摄国政”。明宣宗宣德年（公元1430年），明宣宗只得封黎利为代理国王（权署安南国事）。如此，便承认了安南立国，这位黎利便建立了黎氏安南，年号为“顺天”。由此开始，一直隶属中华一千多年的南方小邦，永久走上了脱离之路。
生平最痴迷之事
斗蟋蟀
明宣宗朱瞻基这位年轻的天子有一种很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斗蟋蟀。因为这种缘故，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朱瞻基对斗蟋蟀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即位之后，他经常派宦官选取上好的蟋蟀。后来，朱瞻基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朱瞻基，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弄得鸡犬不宁。朱瞻基也因此被百姓们称为“促织天子”、“促织皇帝”。
其中，苏州的蟋蟀特别好，明宣宗朱瞻基为此还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采办1000只蟋蟀。上命下达，摊派给了当地的百姓，弄得鸡犬不宁。据说当地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明宣宗朱瞻基，不料妻妾观看时跑掉了。妻妾自知闯祸自杀了，粮长见家破人亡也上吊了。蒲松龄根据这个故事情节，稍加改变，写成了《聊斋志异》中著名的《促织》一文。
生平最痛心之事
立后废后
明成祖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成祖朱棣降旨给心爱的皇孙朱瞻基选妃，结果选中了济宁（今山东济宁）百户胡善祖的第三个女儿胡氏，册封她为皇太孙妃，封孙氏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册立胡氏为皇后，孙氏为贵妃。胡氏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皇后，但身体病弱，未能生育，故受到冷落。孙氏10岁时，经朱瞻基母亲张太后等人向明成祖朱棣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成为以后他择配的人选。孙氏虽出身低下，但面貌姣好，聪明伶俐，虽亦无子，然而深得朱瞻基的宠爱。
皇上册立后妃，按祖宗制度，皇后册立之时有宝（即金玺）有册（即写有皇帝封赐命令的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但明宣宗朱瞻基特命制金宝赐予孙贵妃，贵妃有宝自孙氏始，可见明宣宗朱瞻基对她的宠爱程度。虽然明宣宗朱瞻基赐孙贵妃宝册征得张太后的同意，但是张太后对胡皇后很满意，内心里并不真正赞同明宣宗朱瞻基的做法。
明宣宗朱瞻基一直不喜欢胡皇后，想更立孙贵妃为皇后，只是胡皇后贤明没有过错，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据说孙贵妃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柱的计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身孕，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自己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由于当时孙贵妃深得明宣宗朱瞻基宠爱，因此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就这样，十月怀胎，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自己身边，并秘密处死了宫女。然后，孙贵妃派人立即通知明宣宗朱瞻基，自己也装出一副产后非常虚弱的样子。这个小男婴就成了孙贵妃的亲生儿子，即后来的明英宗朱祁镇。
明宗宣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一月，孙贵妃“生”朱祁镇，使明宣宗朱瞻基更立皇后的想法更加强烈。在朱祁镇出生不久，就有大臣上表请求立他为皇太子。胡皇后很贤惠通达，也主动表示早定国本。其实，立皇太子是件重要的事情。按照明朝皇位传承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皇后亲生的儿子才是最佳人选。
此时虽然胡皇后没有子嗣，但毕竟年轻，或许日后会有皇子。因此，明宣宗朱瞻基立朱祁镇为皇太子，明显有些操之过急，孙贵妃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孙贵妃假意推辞，说等皇后身体恢复后定会有儿子，自己的儿子不敢先于皇后之子成为太子。然而，明宣宗朱瞻基却不愿意等。次年二月，宣宗册立朱祁镇为皇太子。当时，朱祁镇尚不满三个月，是明代册立太子时年龄最小的。
三月，明宣宗朱瞻基又发布敕书，废胡皇后，立孙贵妃为皇后。对于胡皇后无故被废，时人听说后都很不理解，议论纷纷，非常同情胡皇后。几年后，明宣宗朱瞻基本人也颇生悔意，曾说过“此朕少年事”，算是自我解嘲吧。
千秋功过
吏治清明，崇廉尚俭；撤兵安南，安民、爱民
吏治清明，崇廉尚俭明宣宗朱瞻基虽然没有太祖朱元璋开创基业之伟业，也没有成祖朱棣开拓经营之功绩，却是个守成令主。明宣宗朱瞻基承继祖业，奋其余烈，发奋图强，励精图治，让大明帝国在自己手中平稳向前发展，将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兴旺局面。在人才的使用上，对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确为成熟稳健之士或经保举、荐举之后，能够放手使用，给予充分的信任，且能知人善任，因材受职。从而，保证人才能较好地发挥其作用。明宣宗朱瞻基认为用人正如工匠用木，大小长短各当其宜，方能成居室，用人不当则无以成治功。任用官吏亦是如此，如果官称其职“则不劳而职易举”。仁、宣时期，“三杨”、蹇义、夏原吉受到长期特别重用，原因即在于他们经过长期历练，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国政的经验且非常熟谙情况，是以儒家传统教义为指导的稳健成熟的政治家，故而得到了仁、宣逾常的信任和重用。对此，明代史学家李贽曾说过：“我朝相业，以三杨为首，然亦赖朝廷委遇责成之专。”对三杨、蹇、夏的使用也可看出仁、宣颇能知人善任、因材受职。如杨士奇临事审慎，考虑周详，且能恪守封建纲常之道，在政治上能从整体的长远统治利益着眼，为人宽厚，能荐人之长，容人之短，在朝臣中深孚众望，是行政长才，仁、宣时长期任内阁大学士，全面负责行政事务。蹇义则熟悉典故，通达治体，为人正直孝友，老成练达，颇有“古大臣风烈”，长期任吏部尚书，秉铨政。此外，对杨荣、杨溥及夏元吉的使用亦如此，使他们都能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参与决策重大政务。而对那些廉洁公正、贤能翰济的地方官，也能委以重任，并能长期信任。如况钟、罗以礼、赵豫在仁、宣时长期任知府，周忱、于谦、赵新等长期任巡抚，他们在治理地方财政、发展经济、整饬吏治等方面都颇有一番作为当然。
作为守成之君，明宣宗朱瞻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政治国的指导思想。
明宣宗朱瞻基认为“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纲纪，纠违绳愆，激浊扬清，用献嘉言惟直与明”。不除这样的国家蠹虫，是无法遏制贪风，甚至整个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所以，宣宗朱瞻基首先将刘观外调出巡河道，并任命顾佐为左都御史。明宣宗朱瞻基惩治刘观，整顿监察机构的决心已显现出来。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御史张循理上疏弹劾刘观、刘辐。明宣宗朱瞻基命诸大臣合议，众臣皆认为：“宜正其罚，以清宪纲”，明宣宗朱瞻基遂将刘观父子谪放辽东，大肆逮捕、罢黜刘观余党。顾佐被任命为右都御史后，在明宣宗朱瞻基的信任和支持下，整顿都察院，将贪污不法、奸懒的御史三十余人治罪或罢黜。明宣宗朱瞻基处罚了其中20个贪污犯，发辽东各卫充吏终身；不达政体者八人，降县典史；老疾者三人，罢为民。充分表明了明宣宗朱瞻基整饬监察机构，肃清风纪的决心和力度。之后，明宣宗朱瞻基任命邵玘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赦谕曰：“近年南京都察院委靡不立，颓坏宪纪。非惟不能纠正诸司，亦致各道御史恬无畏惮。”后因违法或不称职的原因，被罢黜的御史达17人，占总额的近半数。接着邵玘考察南京六部官员，发现77人贪污、奸懒、不谙文理、才力不及，邵玘奏请罢黜了这些人，此后，朝廷风纪大振。
明宣宗朱瞻基指出：“御史出巡，先须考察官吏。官吏守法，然后百姓受福。凡为有恶有迹者易于惩治。其有贪暴虐民而强辩饰诈及外示善柔，心实险恶者最要明白究实。若徇私废公，媕婀姑息，容恶长奸，使百姓受害则尔罪均。”御史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明宣宗朱瞻基对监察御史的道德和品质十分重视，明宣宗朱瞻基下谕：“都察院受朝廷耳目之寄，掌国家纲纪之任。用得其人，则庶政清平，群僚警肃；用非其人，则百职怠弛，小人横恣。必尽兼公，乃称斯职。”一旦获得委任的御史，宣宗便会给予绝对的信任和支持，明宣宗朱瞻基主张“王者任人亦诚而已”，“既用之歹而勿疑”。顾佐就任右都御史后，罢黜了近八十名违法或无能力者，引起了贪官污吏的嫉恨，他们伺机对顾佐进行报复。有人向明宣宗朱瞻基告发他“受隶金”后，“私遣其归”。明宣宗朱瞻基了解到朝臣贫困的真实情况后说：“朕方用佐，小人敢诬之，必下法司法”，表示对顾佐深信不疑。接着又有人告发顾佐“不理冤诉”。明宣宗朱瞻基感到不追查幕后指使者，顾佐便很难理政。于是，明宣宗朱瞻基命法司会审，果然查出千户臧清从中操纵诬陷，立即命令将其斩首，以示对顾佐的坚决支持。
周忱是个有“经世之才”且非常干练的官员。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派他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周忱到江南，“召父老问逋税故”，皆言官田税额太重。周忱上疏户部，请求官田以民田起科。
明宣宗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太子太师郭资、户部尚书胡滢以“变乱成法，沽名要誉”为罪名，要求明宣宗朱瞻基治罪周忱。宣宗当面指责郭资、胡滢。同年四月，吏部再一次要求治罪周忱。明宣宗朱瞻基非但没有治罪，反而提升周忱兼督苏、松、常、镇并浙江嘉、湖各府军卫。周忱在明宣宗朱瞻基的支持下，在江南地区大胆改革，做出了不少政绩。
仁宗、宣宗在整饬吏治，清查监察系统的过程中，深感监察制度不够完善合理，经过探索实践，仁宗、宣宗不仅继承了太祖确立的监察系统，并有创造性的建设，特别是宣德年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御史选任与考核、罢陟制度，还确立了巡抚制度，保证明代御史作用得到正常发挥。
明宣宗朱瞻基认为：监察官员“以法治人，先当自治自身，违法何以责人”。而巡按御史除参加每六年一次的“京察”外，每次出按复命，都要回道考察，由都察院堂上官考核其称不称职。明宣宗朱瞻基对御史的任免格外谨慎，顾佐和吏部曾推荐五十多人担任御史，明宣宗朱瞻基并未立刻授其职，而让其“力政三月”，“试御史”。三个月后，将其分成上中下三等，明宣宗朱瞻基将上等、中等任命为监察御史，令下等“再历三月”，然后再授予官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试用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