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根据英国作家塞利娜·黑斯廷斯的传记《萨默塞特·毛姆的隐秘生活》[1]，毛姆于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生于巴黎，父亲是律师，供职于英国驻法国大使馆。毛姆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后被送回英国由担任牧师的叔父抚养。他孤独忧郁，以书为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后来他就读于坎特伯雷的皇家公学，因口吃的缺陷而备受歧视，留下了心理阴影。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就读一年后，他回英国圣多马医学院学医，毕业后做了助产医士。一八九七年，毛姆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获得好评，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九〇七年，他的喜剧《弗雷德里克夫人》在遭到十七个剧团拒绝后终于上演，大获成功。这是他“在通向巨大声望和财富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从那时起他创作了多部戏剧和小说。毛姆对哲学和宗教一直很感兴趣，阅读了“从柏拉图到罗素、从印度神秘主义到《奥义书》”等著作，不断探索人生的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志愿参加了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工作，后来又为英国做过谍报工作。毛姆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于一九一五年出版。这是一部带自传性质的小说，以作者早年的经历为基础，表现了一个青年人发现自我的历程。该书出版后毁誉参半，直到一九一九年才得到重新评价，确定了经典地位。从一九一六年起，他在秘书兼同性伴侣杰拉德·哈克斯顿的陪同下多次游历了世界很多地方，一九一九年曾到过中国。一九二八年，毛姆定居在位于法国里维埃拉费拉角的“毛宅”，他的家成了许多英美作家、艺术家、政客、社交名流聚会的沙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姆做过新闻报道工作，并在美国居住。二战后他回到“毛宅”，继续写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在那里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毛姆一生中既追求女性，奉子成婚，又有同性伴侣。他的同性恋取向为当时的传统社会所诟病，影响了他前期的声誉。然而毛姆是一个优秀的多产作家，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戏剧和小说，多部作品被搬上舞台和银幕，持续受到各国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这为他赢得了很高的荣誉。一九五四年英国女王授予他“荣誉勋位”，一九六一年他被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选为荣誉会员。
《月亮与六便士》是毛姆继《人性的枷锁》后出版的又一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和歌剧。关于这部作品的主题、艺术特色和文学价值，罗伯特·考尔德教授已在本书《序言》中做了详细的论述和中肯的评价，笔者无须赘言。仅在此处补充一点情况，并谈一点感想。
《月亮与六便士》实际上有两个主人公。明显的主人公是英国画家斯特里克兰，他的原型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毛姆对高更仰慕已久，早在一九〇三年就参观过高更的画展，被他描绘塔希提岛的画作所吸引，萌生了去南太平洋群岛旅行的想法，后来又想创作一部有关高更的小说。一九一六年，毛姆因患病需要疗养，遂与哈克斯顿一起去南太平洋群岛旅行。他们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达塔希提岛的帕皮提港。毛姆采访了当地人，搜集到很多有关高更的情况，看到了高更遗留的作品，还从土著人手里买下一幅高更画在玻璃门上的画。《月亮与六便士》于一九一八年问世，小说中的画家斯特里克兰与高更不乏相似之处：过去都是受人尊重的证券经纪人，有妻子儿女，为了追求艺术自由而离家出走，过着贫困的生活，在塔希提岛生活并创作，都病死在南太平洋的岛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斯特里克兰与高更有很多不同之处，因为毛姆写的不是传记，而是小说。他从高更的事迹中提炼出素材并大胆地加以虚构，让斯特里克兰做出许多不为常人理解的极端的事，从而塑造出一个特立独行的天才艺术家形象。斯特里克兰为了心无旁骛地学习绘画和进行艺术创作，毅然摆脱了传统社会的重重束缚，甚至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他终于画出杰作，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也悲惨地结束了一生。毛姆不仅表现了斯特里克兰对艺术执着追求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也揭示出他的自私自利、无情无义、大男子主义等缺点，其性格比较复杂，比较接近真实。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的最大败笔是没有说明斯特里克兰突然弃商从艺的动机，笔者以为这正是毛姆的匠心所在。斯特里克兰不擅言谈，不擅与人交流，如果他没对别人透露过自己的动机，那么叙述者当然无从知道，也无可奉告，这完全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和参与解读的机会。毛姆在当时就使用这种现代主义的技法，是很超前的。
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就是叙述者“我”。他是个涉世未深、自视清高、善于思考、有正义感的青年作家，可视为青年毛姆的替身。他虽然没有具体姓名，但在全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读者必须透过他的叙述来了解斯特里克兰及其他人物。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与斯特里克兰没有多少交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观察者，只能告诉我们他的所见、所闻、所想。他不可能深入斯特里克兰的内心世界，因此对许多事只能揣测、猜想，甚至臆想，但他有哲学头脑，善于思考，也提供了自己的分析和评判。由于他的意见和看法毕竟主观，他被视为“不可靠的叙述者”。他对于天才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爱情的关系、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进行了哲理性的思考，给小说增添了深度。看过全书后静心想来，我们对这位叙述者反倒比对斯特里克兰了解得更多，从他的讲述中可以看出他逐渐成熟的过程和虚构小说的过程。
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也刻画得很生动。荷兰画家迪尔克·施特罗韦其貌不扬，绘画技巧欠佳，甚至显得有点傻，但他真诚善良，宽容大度，乐于助人，有艺术鉴赏力。这个人物与斯特里克兰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给人印象深刻。与斯特里克兰有联系的三个女人性格各异。艾米·斯特里克兰是固守传统社会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妇女，深陷婚姻的囹圄。布兰琦·施特罗韦义无反顾地追求浪漫爱情，却屡受伤害，悲惨而死。爱塔则延续了人类纯朴善良的自然天性，在婚姻中保持尊严和相对的独立性。
在这部小说里，毛姆通过天才艺术家与他力图逃离的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冲突，演绎了小说的主题。“月亮”是远大理想的象征，而“六便士”则是蝇头小利的象征。一个人是抬头望月，志存高远，还是低头看地，追逐小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
从小说的结构来看，作者采取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模式。整部小说是一个大故事，由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由于他对斯特里克兰缺乏了解，便访问了几个人，有画家施特罗韦、尼科尔斯船长、犹太商人科昂、鲜花旅馆老板蒂阿瑞·约翰逊、卡迈克尔医生、布律诺船长和库特拉医生，并把他们讲的故事也编织进去。这些人的故事丰富了叙述者的故事，也拓宽了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这是小说引人入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月亮与六便士》文字简洁，故事生动，主题深刻，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至今魅力不减，仍然吸引着各国读者。毛姆不愧是一个伟大的讲故事人。
重译《月亮与六便士》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首先要细读原文的文本，因为那是作家超越时空与我们对话的依据。尽管有前辈翻译家的作品可资借鉴，但重新细读文本，弄清楚作品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仍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理解逐字逐句翻译，努力寻找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法，尽可能近似地再现原著的风格。这是笔者一贯追求的目标和效果。
在翻译本书过程中，笔者得到两位老朋友的帮助。一位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威廉·纽教授（Prof.William New），他一如继往地热情释疑解难，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另一位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尔拉学院创作中心前主任帕特·麦克德米德教授（Prof.Patt McDermid），他推荐了毛姆的最新传记，给予了很多启发。特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马爱农编辑的鼓励和宽容，以及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谷启楠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