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即位的第一年里，听说河南郡郡守吴公号称天下治政第一，就将吴公召入宫中讨教相关的道理，并提升他为廷尉。吴公向刘恒推荐了贾谊：“洛阳贾谊，少年英才，吴某空读一世《诗》、《书》，虽皓首白发，数年之后必不如此幼子博学。”文帝深以为奇，他原本对吴公的博学就另眼相看，听吴公这么一说，就决定立即诏贾谊觐见，当时贾谊只有21岁。
文帝先问贾谊有关《诗》、《书》的学问，兼涉诸子百家之学，贾谊都对答如流，文帝就知道他天生聪颖；文帝又问他治国之术，贾谊从容不迫，就秦亡汉兴的原因阐述了一番，文帝默许。贾谊接着说：“秦亡汉兴的道理，前朝高祖和诸大臣早有论述，皇上也深有认识，贾生在这里说这件事，实在是自不量力，但是贾生知皇上牵挂之事，不是怕我朝会走秦亡的老路，而是担心当今的诸王问题。”文帝听后非常吃惊，没想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儒生竟然会看透自己的心事，了解当今的国家大事，断定他不是死读《诗》、《书》之人，而确实有治国兴邦的才能。于是，文帝特赐贾谊为博士，让他参与朝政议事。当时的博士大多数都是年龄已经很大的人，而贾谊只有二十出头，是最年轻的一个。汉文帝欣赏贾谊的才能，和朝臣商议国事、起草政令的时候，常常让贾谊参与，有时候大臣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诸博士也不知如何应答皇上，贾谊就已经有条有理地回答了，大家不由得都很欣赏他的才能，一年之内，汉文帝竟然将他升迁了三次，贾谊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张释之原任骑郎，默默无闻十来年。文帝发现张释之很有才干，便提升他为谒者仆射。张释之直言敢谏，太子违法他也敢挡驾，文帝更加器重他，提升为廷尉。廷尉管刑律，张释之任廷尉多年，他执法公允，有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
晁错本任太子家令，他上书言事，提出移民实边、“入粟拜爵”、“入粟助边”，被采纳后成为当时防备匈奴的良策。
道德博闻，从谏如流
汉文帝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就下了一道诏书，废除“诽谤”、“款言”之律。诏书说：“古时候治理天下，朝廷设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这样可以引导人们谏劝君王而使国家的政治通达。如今的法律定有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会使臣子们不敢尽情说话，而皇帝也就无从听到自己的过失了。这又怎么能将远方的贤良之士都吸引到朝廷来呢？应该去除诽谤妖言之法！百姓或有相约共同诅咒皇帝而后又相互揭发出来，官吏们往往认为是大逆不道，其余不满时政的话，官吏们又往往认为是诽谤。这一来，就会把小民因为无知而做的事判成死罪，朕甚为不赞成。自今而后，凡是犯这类罪的，不要去过问，也不要判罪。”在刘恒看来，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舆论自由谩骂攻击别人，只是一件小事。而禁锢舆论造成皇帝闭目塞听，不能及时发现政策中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大事情。如此说来，汉文帝可以算得上是解除思想禁锢、开自由舆论的先驱了。
汉文帝能够做到虚心纳谏、从谏如流。无论谏诤者官职高低，文帝总是认真对待，择善而从。每次上朝，即使是郎、从官这样的普通官员呈上书疏或进言，文帝总是停下辇车，耐心听人把话讲完，所言可用便迅速采纳，不可用则暂置一旁。这种做法，群臣无不称道。
有一次，汉文帝出行来到霸陵，想到西面去游玩，见到路面顺坡而下，想玩飞车的游戏，便叫驾驭的侍从快马加鞭。
这时，随行的中朗将袁盎骑马随车而行，他见此情景，策马急行，紧紧地抓住辕马的缰绳，不让车驾快行。
汉文帝笑说：“将军胆怯了吗？怎么如此害怕呢？”
袁盎回答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不入险境，不图侥幸。今天陛下乘六乘之车，纵马飙车，假如马受了惊，车被毁坏，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使陛下自我轻生，又怎能对得起先皇列祖和太后，以及天下的黎民百姓呢？”
汉文帝闻听此言，马上停止了自己的鲁莽行为，叫人缓辔而行。
文帝宠爱慎夫人，在内宫总是与她同席而坐。文帝带慎夫人去游上林苑，袁盎随驾而行，他见到慎夫人和皇后同席而坐，就上前去请慎夫人到文帝身后去坐。慎夫人大怒，不肯就座，文帝也非常生气，立刻起身回宫。袁盎随之回宫，见他们在生气，便上前谏道：“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皇上既已立皇后，慎夫人就只是妾，不能与您同坐；况且陛下宠她，尽可多赐给她钱财，不然您以为对她好却反而害了她，陛下难道没听说过‘人彘’吗？”文帝听后顿时领悟了袁盎的深意，转怒为喜，当即赏给袁盎黄金五十斤。又将袁盎的本意告诉了慎夫人，慎夫人也很感激袁盎。
汉文帝既愿听其言，又加以重赏，是想让更多的人敢于对他直言劝谏，足见其从善之诚意。
文帝纳谏时还很注意克制感情，不让自己的喜怒影响对国事的处理。有一次，文帝走进郎署，与署长冯唐闲谈，知道冯唐祖上是赵国人，而文帝自己曾为代王，就对冯唐说：“在当代王时，厨师上饭时说战国有个将军叫李齐，很能打仗，后来每吃饭时就想到这个李齐。你知道这个人吗？”
冯唐说：“赵国的将军最着名的是廉颇和李牧啊！”接着又讲了廉颇和李牧的许多事迹。
文帝越听越高兴，拍着大腿说：“哎呀！朕要是有廉颇和李牧那样的将军，就不用担心匈奴了！”
冯唐却说：“陛下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也是不能用的。”
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但他还是认真地向冯唐请教原因：“你怎么知道朕不能用廉颇和李牧呢？”
冯唐说：“廉颇和李牧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魏尚做云中郡太守，优待士卒，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但却因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的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六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所以说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陛下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听了很高兴，当天就派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他的云中太守的职务，他又觉得冯唐很有真知灼见，就将他从郎署长破格提升为车骑都尉。
在诤谏面前，汉文帝还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并能及时加以纠正。如前所述的廷尉张释之，是个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汉文帝面前据理争辩着名。有一次，文帝出行到中渭桥，被一个行人惊了拉车的马。惊了皇帝的车马叫做“犯跸”，于是此人被抓来交由廷尉处理。
张释之查清了案情：此人听到车马声音，远避不及，而躲在桥下，过了好一会，以为车马已过，却不料出来恰巧碰上了，他撒腿逃跑，于是车马被惊。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罚金四两”，张释之就这样判决了。
文帝大为不满，说：“这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温驯，要是别的马，不就伤了我吗？廷尉却只判了个罚款！”
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人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而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因此只能严格按律判决，希望陛下体察。”文帝低头想了一会儿，说：“廷尉是对的。”
又一次，有人偷汉高祖祠庙塑像座前的玉环被抓获，文帝很恼火，要廷尉治罪。张释之按有关偷盗宗庙器物的法律规定判处弃市（杀头示众）。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无法无天，竟敢偷先帝祠庙里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的意思是想判处族刑，而你却按法律的一般规定论处，这不符合我恭敬承奉宗庙的心意。”
张释之见文帝大怒，就免冠叩头说：“法律并没有盗哪个庙罪重、盗哪个庙罪轻的规定。现在偷了高祖庙里的器物判族刑，万一有愚民在高祖的坟墓长陵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将按什么法来判罪呢？”文帝无话可说，与太后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承认了廷尉是对的。
以代王身份登上皇帝宝座
刘恒连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大汉王朝的皇帝，作为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从他出生到刘邦去世，除了刘恒这个名字和代王的身份，他从来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关心和疼爱，一直都是在与母亲薄氏的相依为命和他人的虎视眈眈之下战战兢兢地生活着，就连他的出生也仅仅是缘于父亲刘邦对母亲的偶然一“幸”。
刘恒的母亲薄氏是吴地（今江苏苏州）人，长得美丽清雅，是个地道的江南美人。薄氏的母亲本是魏国的宗室之女，因与魏王宫中的一个侍卫头目相爱，未婚而生下了她，说起来薄氏也算有一些王族血统。
秦末，魏豹自立为魏王，薄氏之母心念故国，便将女儿薄氏送到了魏王宫，这样，薄氏就成了魏豹的姬妾。楚汉战争初期，魏王豹被刘邦击溃，薄氏也成了俘虏，连同魏王宫的其他宫人一起被送到了荥阳织室织布。
有一次刘邦闲逛到了织室，发现一个女子姿色不俗，就把她要进了后宫，此人正是薄氏。刘邦在当夜就宠幸了她，但是由于当时战势的紧张，刘邦又得知她私生女的身份，很是厌恶，以后就再也没有临“幸”过她。
但就是这短暂的一夜欢娱，薄氏竟然怀孕了，虽然备受冷落排挤，薄氏仍然坚强地挺了过来，在公元前202年产下了一子，刘邦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刘恒。虽然幸运地生下了皇子，为皇家延续了血脉，但是薄氏并没有如自己当初想像的一般，从此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彻底改变自己低贱的身份地位，她仍旧是个姬妾，没有当上妃子。
孤寂的薄姬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默默无闻地僻处掖庭一角，抚养着刘恒。由于极其不受宠爱，偏偏又生了儿子，为诸宠姬所妒，薄姬的处境可想而知。渐渐地，薄姬养成了谨小慎微、凡事忍让的态度，而刘恒也因为母亲不受宠而极少见到父亲，自然也不被刘邦喜爱。
母子二人像是被遗忘了一样，一直在宫中过着相依为命、与世无争的生活。薄氏性情温和、行事低调，从不与妃妾们争宠；刘恒也是终日读书习字，孝顺母亲，再加上他为人谦和，便在朝臣的眼里留下了一个“贤智温良”的印象。但正是这种安分的生活才使势单力薄的母子二人得以在高祖驾崩、吕后弄权，诸吕祸乱国政，刘氏诸王纷纷毙命，刘邦宠爱的妃子更是被吕后残忍地迫害折磨而死的情况下得以保存性命。
刘恒7岁那年，刘邦平定了陈豨叛乱，收复代国疆土，就封刘恒做了代王，镇守边疆。代国是汉初所封同姓九王国之一，地在今山西北部及河北部分地区，地处边疆，经常遭匈奴侵扰。在高祖的诸子封国中，代国尤为苦寒。
一年以后，刘恒那高高在上、几乎不曾多看他一眼的父亲刘邦去世了。大权独握的吕太后虽然对戚氏进行了残忍的报复，对薄氏的态度却还算公正。这当然是因为薄氏为人小心谨慎，更是因为薄氏和她一样，没有得到丈夫刘邦应该给予的善待，除了在人生经历和身份头衔上有差距，在被丈夫冷淡这方面，吕太后觉得自己与薄氏多少有点同病相怜。
正因此，薄氏意外地得到了吕太后特别的恩遇，被送往儿子刘恒的封地，不但让她母子团圆，更给予她“代王太后”的称号，使她成为大汉王朝仅次于太后吕雉的贵妇人。
薄姬终于离开了暗涛汹涌、刀光剑影的长安皇宫，在仪仗的前呼后拥中来到了儿子的封地代国的都城晋阳（今山西太原）。从此，薄氏的人生揭去了命薄如纸的过去，风光和荣耀开始围绕在她身边。
公元前181年，在赵王刘恢自杀而死后，吕后考虑到刘恒母子常年备受冷落，也不曾危害自己，愿意将刘恒从代王迁为赵王，这实际上也是对刘恒的试探。刘恒深为惶恐，想到前几任赵王都未得善终，担心自己也会遭遇不幸，就委婉地回绝了，表示自己与世无争，愿为国守边终死。吕后果然是虚晃一下，听到刘恒如此说，自然非常高兴，便封吕禄为赵王。从此不再把刘恒母子视为潜在的威胁。刘恒自为王戍边，直到当上皇帝，15年来，也再没有去过京城。就在薄氏和刘恒以为此生必定老死边陲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大喜事降临了。
公元前180年，大汉王朝的掌权者太后吕雉驾崩，刘恒深知朝廷大权仍掌握在吕姓诸王手中，朝廷的动向还难以预知，因此他不动声色，继续呆在他的代地。不久，朝廷又传来消息，宫廷发生变乱，以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与刘姓宗室集团结成联盟，共同诛灭了聚兵长安、妄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的诸吕，控制了朝政。此时，大臣们开始筹划皇位的继承。
在当时的情况下，众大臣们在考虑皇位继承人时主要着眼于四个方面。第一就是血缘关系，大家认为当时的小皇帝刘弘根本就不是惠帝后代，不宜保留。第二是对平定叛乱的态度。齐王刘襄是高祖皇帝的长孙，又有首先起兵反诸吕之功，在前两点上，到还符合要求，但考虑到第三点，其母的家庭背景时，众人认为，刘襄的母舅家势力比较强大，恐再来一个“外戚专权”，所以刘襄也被否决了；而淮南王刘长年幼，母亲娘家人又很坏（“母家恶”），也不能立。再就是第四点，自身的性格能力。代王刘恒无荒淫之举，无骄矜之态，又素有“仁孝宽厚”的美誉，做代王也有16年之久，具备为政的经验，他又在高祖在世的两名儿子中年纪居长，当然最具备入选为继承人的血统。而且，“太后家薄氏谨良”，既无显赫的势力，就不存在外戚干政之患，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也构不成威胁，况且立长子本来就是名正言顺的。综合衡量之后，众臣一致认为代王刘恒是下任皇帝的最合适人选。于是，大臣们悄悄地派使者到代地，奉请代王刘恒回长安即皇帝位。
面对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刘恒自然不敢轻易相信，也不敢贸然决定，他立即召集僚属商议。郎中令张武说，朝廷的大臣都是高祖皇帝的大将，擅长兵法权术，的确不能轻信，他建议刘恒要探听好虚实再作决定。中尉宋昌认为，高祖统一天下之后，刘氏已经不可撼动，周勃等人振臂一呼，天下诸民就将吕氏推翻足以为证，他建议刘恒不必过于忧虑，代王入主为帝乃是民心所向，不会有什么阴谋。
议来议去，刘恒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同母亲薄夫人商量。薄夫人此前曾在汉宫备尝艰难，深知宫闱权力之争风云变幻、残酷无情，自然不希望儿子去冒这个险。于是，母子俩商定，先让刘恒对外称病，不便起行，再派薄氏的弟弟薄昭前往京城探听周勃、陈平的虚实。薄昭很快就回来了，他把周勃等人灭诸吕，拟立新帝的真实情况详详细细地说给了刘恒听，他还劝说刘恒，刘氏定天下，万民归心，千万不可错此良机。这样，刘恒才在宋昌、张武等6人的陪同下，半信半疑地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程。
刘恒走到距长安50多里的高陵时又心犯嘀咕了，他仍然不相信要他做皇帝的事情是真的，就决定先原地不动，派宋昌再去探望周勃等人的动向。不久宋昌回报说，周勃、陈平等朝廷重臣已经在长安北面3里地方的渭桥恭迎圣驾多时了，刘恒于是命车队快马加鞭赶到了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