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4年，年轻的汉武帝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尽管他聪慧通透、涉猎广泛，但是对于统治臣民却毫无经验，更不知道如何治理天下。于是，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就再次诏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让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治国之道，以备朝廷咨询任用。
一时间，一百多个读书人聚集到京都长安，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一官半职。在这一次对策中，一个名叫董仲舒的博学之士，走进了汉武帝的视线，并脱颖而出。
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学的博士，他自幼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他甚至连自己经常骑的马，都没有去分辨雌雄，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相当深入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
当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策文时，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董仲舒也对这位年轻皇帝能提出那么多深刻的社会问题而大为惊讶。好在他多年讲学研究，心中早已形成了一整套儒家治国的理论。于是，董仲舒一一回答了汉武帝提出的问题。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
在这里面，董仲舒阐述了五大关键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切中要害。从而引起了这位年轻皇帝的重视和赏识，成为这次策问的“举首”。
第一个问题就是新王改制：董仲舒认为一个新的国君登基以后，一定要改变一整套的制度。新王改制主要体现在“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什么是“改正朔”呢？正，就是正月，正月是一年之始；朔，是初一，是一月之首。所谓“改正朔”，通俗地说就是要改变历法。那么，什么叫“易服色”呢？董仲舒说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要改变一下服装颜色，当然，还不光要改服装的颜色，祭祀的时候用的牲口、车马的颜色也要改变。总的来说，就是改变一个王朝的颜色，中国古代都是一个王朝崇尚一种颜色。所以，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要把旧王朝的颜色换成自己这个王朝的颜色，即为易服色。
那么，董仲舒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改变历法和服色呢？这是因为董仲舒提出要改变的仪式过程中间包含了一个对于汉王朝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是否具有合法性。从而也就引出董仲舒所要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君权神授，即“天命”说。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天人感应”说中着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人最终成为君主，并非人力所能决定，而是自然如此，是君权神授，是天命所在。因此，君主是天命或天意的执行者，他执掌生杀大权，发号施令，统治天下，其权力是“天意之所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天意。君主居于上天和人民之间，上天的意思通过君主而贯彻到人间。君主号称为“天子”，上天与天子就如同父亲和儿子，儿子遵从父命，君主服从天命。君主和人民的关系也是一样，天下之人都要服从于君主，这就好比孩子归顺父母。总之，就是要承认君权。因为天意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反过来说，其他的人也想成为君主，但是他不具备这个天意，老天不支持他。所以，不管他怎么折腾，他也最终成不了君主。董仲舒的这个说法，立即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
由此，又引出了“德主刑辅，重德远刑”的主张，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认为人君应当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
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同时又达到了制衡君主权力这样一个目的。三纲里的父为子纲，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须信奉“天人感应”，施行仁政。
接着，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另一个论点——“性情”论。董仲舒指出，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人；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
可见，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为君者的所作所为了。
一方面，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政权）的合理性做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此依托君权（政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出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一统天下。古时候的《春秋》学分为三个派别，即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董仲舒所属的公羊派《春秋》学特别重视的就是大一统。
所谓大一统就是把天下的统一看得非常大，看得非常重要。董仲舒宣称大一统之说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加强皇权。
董仲舒认为，“君人者，国之元也”，君主与臣民是干与支、本与末、阳与阴的关系，必须“强干弱枝，大本小末，阳主阴次”。
他说：“臣按照《春秋》的本义，寻求王道的出发点，那就是个正字。作为一个帝王，要上承天意，纠正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任用德教，不要专用刑罚，因为刑罚不可能治理好天下。《春秋》上讲过一元的问题。一是万物之始，元是大。一元就是万物开始于大，只有开始于大，才能正本清源。所以做君主的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海。四海正，则远近之处莫不统一于正，这样才能实现王道。”
可见，董仲舒的所谓大一统，落到实处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董仲舒特别强调天下的统一是非常迎合汉武帝的心理的。汉武帝即位之初的汉王朝是一个刚刚经过七国之乱，仍然存在诸侯王割据问题的王朝。汉武帝一生致力的就是要搞中央集权，而董仲舒恰恰给他提供了大一统这么一个理论。这样，汉武帝就可以在大一统的理论之下，公开地搞那一套中央集权了。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信任的第二点就是他给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兴太学、举贤良。董仲舒在他的第二道对策中，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指出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因触犯刑律而被处死的人比比皆是，犯奸作乱的人也遍地横生。他认为应以德治天下。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的根本场所。
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董仲舒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所贡献的。
董仲舒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培养贤士。他对汉武帝说，平日不培养士，而想求得贤士，就像玉不经过雕琢而要求玉有光彩一样。培养贤士没有比办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地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正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
但是，兴办太学及地方各种学校的效果并不太明显，这就说明了另一个问题：要把推举贤良作为一种制度，每两年要推选一次，推选天下的贤士，并把它制度化。
董仲舒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他向汉武帝建议，规定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贡举贤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录用。如果被推荐的人确实德才兼备，那么负责推荐的官员就可得到奖赏；如果被推荐的人名不副实，那么负责推荐的官员就要受到处罚。这样，各位诸侯及中层官员都会全心全意地访求人才，天下有才的人也就都能得到一官半职，为皇上尽心尽力。
董仲舒在这道对策的最后写到：“陛下若能通过考试和策问的方式招徕到天下的英才，就可以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圣上的英名也就能和古代的明君尧、舜媲美。”
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汉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董仲舒系统而完整地讲出了自己想说出的话。汉武帝是一个很想有作为的君主，他当了皇帝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样网罗人才，而董仲舒给他提出来了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具体的做法，这也是董仲舒的学说得汉武帝信任、喜爱的一个方面。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四个关键问题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的第三策的最后提出的统一思想于孔子儒术的建议。
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互相争鸣。秦统一中国以后，用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的思想，其他思想都受到排斥。秦亡以后，各家思想又活跃起来。汉初统治者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也给百家复兴提供了良好条件。所以，当时思想界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相对自由的局面。这种局面使统治者不知应该坚持什么，政策缺乏连续性，平民百姓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法制经常变化，百姓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认为应该统一思想，提出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统一天下思想，把其他思想都加以禁止，“勿使并进”。董仲舒这个建议被汉武帝马上就采纳了。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在教育上的影响，就是以儒家学者任教师，以儒家典籍为教材，进行儒学教育。后来，这个建议被统治者采纳、贯彻，在教育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经学传统，产生了特殊的思维方式。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五个关键问题就是进行改革。针对这个问题，董仲舒提出了一个词——“更化”。董仲舒认为从汉朝建立以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所以发展不快，很大的原因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改而没有改。所以，董仲舒提出来这个更化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改革。
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这三次对策所谈到的内容，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句句打动了汉武帝的心怀，这位年轻的君王早就酝酿着许多宏伟的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没有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感到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难得的人才，真是相见恨晚啊！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之考绩官吏，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使儒学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
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人还进入朝廷为官。
彻底解决诸侯王势力
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尤其是诸侯王国问题一直是困扰西汉初期几位皇帝的难题之一。汉初，刘邦平定了异姓王的叛乱；但同时又分封了大量同姓子弟为王，这同样造成了地方上的割据势力，以致到了汉景帝时出现了七国之乱。经过汉初几位皇帝的努力，诸侯王国问题虽已不像以前那样难以解决，但由于分封的诸侯王国的国王跟中央政权有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当武帝从父皇景帝手中接过大汉江山时，裂土为王者已达到二十四个。有的诸侯王国仍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威胁西汉中央政权。因此，汉武帝决定以铁血的王者面孔去彻底解决诸侯王国问题。
经过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势力被大大削弱了。想当年吴王刘濞的气焰是何等嚣张：“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然而，仅仅三个月，叛乱便告失败。实践证明，要推翻汉朝中央是很难的。这前车之鉴，诸侯王们不会忘记。再加上平叛之后，景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钳制了他们的手脚。
然而，公卿大臣仍然心有余悸。从贾谊、晁错以来，大臣们形成一种共识：要强化皇权，就得削弱诸侯王国。他们把打击诸侯王看做向皇上献忠心的一种表现。其实，汉武帝早已下定决心要限制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彻底解决诸侯王分封割据，内乱不止的问题，但此时，考虑到自己刚刚继承皇位，根基未稳，又苦于没有合适的应对之策。因此，现在的他更需要的是利用血缘关系维护统治。于是，为了笼络宗室，汉武帝下令中央派驻各郡国的官员不得刁难诸侯及其僚属。而且又下诏增加优待诸侯王的礼遇，以显示天子对诸侯王的恩德。可是这样一来，诸侯王又开始嚣张起来，他们交结公卿，在自己的封国内不遵守汉朝法令，残杀无辜，严重威胁到西汉王朝的统治。
汉武帝对诸侯王的骄奢淫逸深感忧虑。可是，一面是亲情、一面是权力，这位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年轻天子也是百感交集。后来，由于武帝赐淮南王刘安几杖，这项特别的恩宠勾起了大臣们对当年文帝赐吴王刘濞几杖准其不朝，后来又爆发七王之乱的不快回忆，削藩的呼声又一次高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