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战争形态？
战争形态一词的出现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产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战争向信息化战争演变之际，是满足战争发展演变研究时需的产物。出战争形态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着眼当时战争发展演变研究的需要，重点是区划界定出新的战争形态，而对现代以前战争形态演变未予详细考察，它给未来的战争研究埋下了隐患。
在战争形态发展演变的新形势下，重新选定适当的战争本质特征研究层次，概括形成战争形态概念，并依此准确界定适当的战争形态外延，已经是战争研究的当务之急。
作为由战争与形态两词构成的合成词，战争形态可以理解为战争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的形式和状态。而从军事角度看，军事技术革命是战争形态演变的第一推动力，战争形态研究首先应以军事技术发展对军事领域的影响为主线展开。
主导军事技术（或技术群）
从根本上讲，战争形态演变的过程，就是军事领域及其他社会领域吸收新军事技术革命效应，形成新战争体系的过程。主导军事技术是一个相对概念。虽然共处一个体系，但主导军事技术是核心，其他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围绕主导军事技术进行，并接受是否有利于主导军事技术作用发挥这一标准的评判，相互间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
为充分挖掘和发挥潜能，在技术发展层面，武器装备发展的总体规划、资源配置等都将向新主导军事技术聚焦，其他技术，包括先前主导军事技术的发展都将在新主导军事技术发展的框架下展开，新的军事技术体系架构由此建立，其外在表现即是一般所讲的军事技术革命。
这一连锁反应过程表明，主导军事技术的演变更替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它所引发的革命效应将导致战争形态的演变。从这一意义讲，军事技术革命的实质是主导军事技术的更替，而军事革命以及战争形态演变的实质则是以新旧主导军事技术为核心的战争体系的更替。
战争形态更替的时机、条件与周期
形态更替是战争发展演变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惯常现象。它反映出战争形态的演变呈螺旋上升趋势，并遵循一定的规律。
在战争体系形成的前期，随着新主导军事技术核心地位的确立，其发展呈加速推进、以指数增长的强劲态势，对军事技术体系及战争体系的拉动效应明显，是名副其实的战斗力增长“引擎”。
而在后期，随着战争体系各主要方面日趋成熟，主导军事技术的技术潜能和战争体系的结构性潜力逐渐被挖掘殆尽，战争体系发展将以小的、局部的改进和完善为主，不再出现大的创新，发展势头疲弱，呈现出日渐饱和、逐渐趋缓甚至停滞的态势。
技术条件比较成熟是更替的前提条件。只有那些条件比较成熟的技术，如已完成原始性创新，作战价值已得到展示，蕴含的作战潜力巨大，具备较好的经济和资源基础等技术，才可能被大规模应用于军事领域，成为主导军事技术。
通过加和既有战争体系的衰落时间和新战争体系的构建时间，可以得出结论：在现代条件下，战争形态的演变周期已趋短至半个世纪左右。
战争形态演变的一般过程
一旦既有战争体系结构所产生的战争功能无法满足战争需要，或无法有效应对安全威胁，新的技术需求就会产生。由此产生的强大牵引力，将促使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各领域都参与到军事技术发展中来，形成军事技术创新浪潮。
这些技术以新技术原理为基础，发展出的武器装备（系统）具有独特的新功能或在性能、效率上均较前有明显提升，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在这一时期，军队一般将新技术视作既有军事技术体系的补充，主要关注点是其技术性能，以及如何使它们在既有战术框架下发挥作用。
新技术与既有战争体系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新战争形态演变自此进入一个新时期——塑造期。新战争体系构建者与既有战争体系维护者在主要领域，无论是主战武器装备、作战方式与理论，还是体制编制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常是进入的时间标志。新原理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已引发军事革命，但军事领域所涌现出的新武器、新思想和新体制编制仍存在不少严重缺陷，新技术在危及既有战争体系稳定同时，并不能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前景，战争体系转型风险很大。
新战争形态的形成，结束了革新派与保守派的长期内斗，一切军事资源的配置和运用开始围绕新战争体系组织起来，战争形态演变由此进入一个高歌猛进的发展成熟期。在这一时期，发展新战争体系在军事决策层已成为共识，新原理军事技术（群）的主导地位已正式确立，既能有效驾驭新技术，又能充分发挥其潜能的战争理论已成为指导理论，战争体系发展的重点开始转移到新式武器装备的普遍配备和体制编制的大规模重组重构上来。
任何一种技术，任何一个战争体系结构，其所蓄含的潜能都是有限的。总有一天，其潜能会被开发至原理极限。这一时刻的到来，标志着战争形态演变已进入衰亡期。战争体系在理论、武器装备、体制编制、利益格局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已形成高度稳定的结构，乐稳守成取代了开拓创新，整体呈现出保守之势，军事技术创新由此进入一个机遇期，这也意味着新一轮战争形态演变即将开启。
历史上战争形态的演变
以前述是否形成“以新型主战武器为核心的战争体系”为标准衡量，战争形态已历经八次演变，即青铜兵器战争、战车战争、铁兵器战争、骑兵战争、火药武器战争、线膛武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目前正向第九种形态——智能化战争过渡。
冷兵器战争时期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成型，且持续时间最长。由于青铜技术发展缓慢，取代早期非金属兵器时间较长，未能形成明显的革命浪潮。形成了青铜兵器战争、战车战争、铁兵器战争和骑兵战争四种基本特征各异的战争形态。
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和青铜兵器的应用，长期的军事技术发展僵局开始被打破。虽然对于当时交战的具体情况仍不甚了解，但可以肯定，青铜兵器成为主战武器，改变了原始冲突的性质和模式，开创了以金属兵器为主战武器的新型战争，标志着人类社会已进入冷兵器战争时代。
公元前1800年前后，随着驯化马品种的不断改善，以及战车设计的不断改进，马拉两轮（辐条式）战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战场。马拉战车的出现，是一次军事技术革命，更是一次世界性的军事革命。它使战车成为军队的主要作战兵器，并且形成了以战车突击和机动为核心的作战力量组织运用方式，建立了以战车力量为核心的体制编制，青铜兵器战争由此跃迁至以马拉战车为主战武器的新战争形态。
铁的使用，对士兵、战车等基本战斗单元战斗力的提升作用有限。真正的革命发生在战略、体制编制和作战等更高层面。约公元前1200年，随着赫梯帝国的灭亡，冶铁技术开始迅速扩散。铁器运用所引发的战争革命，不同于以武器战斗性能飞跃为核心的军事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战争革命。它只是铁技术引发的人类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在革命浪潮中，军事领域的革命与生产、经济、社会等诸领域的革命紧密交织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新战争模式是一切革命的综合体现，以至于铁兵器的性能优势在新模式形成中的作用反倒不那么凸显。
无论是欧亚大陆东部还是西部，除中国战国末期赵国将军李牧曾用计以步兵大败匈奴骑兵等极少数战例外，步兵在与游牧骑兵战争中都难以取胜。以弓马、矛马为主战武器，以骑兵为主战兵种的新战争模式在此过程中形成。骑兵战争是冷兵器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其最高阶段。至骑兵战争，人类对自然力量的直接使用已趋极限，战争需求驱使人类探寻新的武器和力量。
火药武器的使用，使人类社会进入到热兵器战争时期。在热兵器战争时期，先后爆发火药革命、后装线膛武器革命、内燃机革命以及核革命，并实际形成火药武器战争、线膛武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三种战争形态。
武器与新机动工具的结合，或者说新型作战平台的出现，总会引发新军事革命，形成新的战争形态。这些强大的机动作战平台和与之相适应的纵深攻击战术，还使大规模运动战，以及战略性歼灭战再次成为可能。由线膛武器、机枪和堑壕、铁丝网所构成的“不可逾越”的防御体系则变得不堪一击。纵深防御战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
航空技术的军事运用，还催生出一个新的兵（军）种——航空兵（空军），开拓出空中战场这一新型战争空间。
因为无论是发动常规战争，还是在战争中运用战术核武器，都有使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巨大风险。核武器更适合作为威慑工具，而不是实战工具。受此局限，核变革并未导致彻底的军事革命，最终也未形成新的战争形态。但核武器的存在，使人类战争始终笼罩在其阴影之下，任何常规战争再也不能像此前那样无限制地进行。
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武器发展逐渐转向以提高命中精度为核心的新道路。这一变化不仅发展形成了信息化战争形态，而且开启了智兵器战争时期。与冷兵器战争的体能运用和热兵器战争的化学能运用不同，智兵器战争以人类智能的物化运用和替代为本质特征，其发展演变将使人类从战斗甚至战争中逐渐解放出来。
信息化战争的形成，打破了有史以来战场一直由物质和能量主导的格局，信息第一次成为战斗力生成的主导性因素和基本作战资源，作战武器和指挥控制系统也第一次成为可以接受、处理并运用信息的智能性作战工具。战争形态演变也由此进入到智兵器战争时期。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创新应用，使战斗力增长日益从信息化跃迁至智能化。拥有人工智能的武器系统，可以以类人甚至超越人类的方式行动和战斗，指挥决策也因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的应用进入智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