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同形式的激进政治具有同样的乌托邦性质。
这里不可能对亚洲的激进政治进行全面的讨论，但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情况，不难看出激进政治的乌托邦性质。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实行怎样的政治形式，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激进政治，因为种种因素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社会抗议运动实际上牵涉到资本、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没有任何“集权”政治形式的情况下，城市纷纷兴起，而商人则是这些城市的主体。三次革命谁来限制资本？
同样，这次革命的根源还是资本。在社会、政府和资本这三者中间，资本永远最有力量追求其自由。政府能对资本怎样呢？资本、福利（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深刻矛盾，是欧美国家治理危机的根源，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但政府又能对资本怎样呢？
这些国家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本进行发展，但另一方面资本也带来很多问题，例如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人权等等。矛盾在于，资本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条件来发展经济，但民主往往走向反面，驱逐资本。
在全球化状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由资本引起的，但是，社会运动的反政府性质，更使得政府难以在资本、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状态。尽管社会问题的根源仍然是资本和社会的关系，但民主（化）所造就的政府越来越弱，很难再扮演重要角色，促成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妥协。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一旦被弱化，必然被资本所挟持，社会也完全被资本主导，从“一人一票”演变成为“一元一票”。
在亚洲一些地区，传统社会的革命非常简单，就是“改朝换代”，换了皇帝，革命就结束了，生活就回归正常。西方各种政治力量向亚洲国家输出革命（例如“颜色革命”），而亚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在苦苦抵御着这种革命。理想主义者想通过革命实现其理想，而理想的实现毫无止境，因为没有任何指标可以衡量理想和价值的实现。
首先，这个群体在革命之后很容易演变成为功利主义者的敌人。
对一些群体来说，革命或者不革命，带来的变化并不大，甚至根本没有变化，革命对他们而言是换汤不换药。那些在革命过程中被革命者惩罚的人，则往往变成“英雄”或者“烈士”。
同样，各种全球性的政治理想或革命理念，也在积极寻找契机，地方性抗争刚好为这些政治理想者和革命家提供了机会。乌克兰处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两大力量之间，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大国政治中求得自主的生存空间，包围着乌克兰的这两大阵营，也从来没有真正考量过乌克兰的利益；
几乎所有大国的国际行为的原则都是自身利益，而非他国主权。
不过，国际政治更是中小国家的悲剧历史。
尽管历史充满了大国政治悲剧，但处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艰难，大国政治悲剧必然蔓延到中小国家，很少有国家能够逃避这种悲剧。乌克兰的处境可以说是中小国家的国际政治悲剧。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的存在，也对其他没有联盟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因此，那些受美国联盟影响的国家也会倾向于去组建新的联盟，以对抗美国为主导的联盟。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经典著作《永久和平论》，是现代“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民主和平论”的理论依据。在康德看来，在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国之后，世界就会变得和平。
要所有国家都实现民主共和，或许是一种不可能的使命；即使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共和国，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
这种内外需求的一致性，使得西方国家可以在非西方国家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培养亲西方的民主政治力量。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干预方式多种多样。西方国家本身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如果执政党是“亲美”和“亲西方”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会支持执政党来镇压反对派。
当然，对其他国家的干预不仅西方民主国家在做，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也在做。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干预，与政体并没有必然的关联，而和国际政治的权力逻辑有关联。
冷战时期的苏联直接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今天的俄罗斯也仍然在继续干预其周边国家的事务，“乌克兰悲剧”就是典型的例子。今天的俄罗斯本身也是这样，每当选举来临，西方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影响俄罗斯政治，尤其是通过对反对派的支持。
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世界传播，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和西方一样的制度特征，包括选举、三权分立、多党制、媒体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但在非西方社会，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贫穷国家。这些地区最后是否会步入西方那样的民主社会，还需要观察，但这些地方毕竟已经通过非西方模式，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