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法古以从古，新中国法古以从今。对于中国人的历史态度，这样的描述可能过于简单，但是传统文人都是在儒家传统中赞颂远古的黄金时代，并用那一图景指引和矫正当下的行动。
最终，问题不仅在于写一部更为准确的清代史，而且在于如何在世界历史中给它一个定位，并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与之前的帝国历史联系起来。
让中国历史学家一直难以接受的是，他们悠久的历史只是以现代欧美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的一个远端部分。不过，他们还是准备接受一个观念，中国历史必须纳入一个新的人类历史当中，虽然他们还不确定最终如何纳入。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有西方历史学家力图超越其欧洲中心论，但是将中国纳入新世界历史中的尝试，一直都很艰难，也不那么令人信服。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学家中，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各方面都是“中央之国”，处于边疆地带的人们经过长期互动最终也会成为中国人。
中国历史学家们指出，如果这仍是所有其他历史都得使用的框架，那么歪曲就不可避免，中国历史也就不会是一种真正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总是别人从欧洲中心的镜头中看到的样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采用了苏联历史学家编写的世界历史。八十年代，美国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出现在中国并引起关注。
现在，更多历史学家致力于编撰一部规避任何中心主义或带民族、地方偏见的世界历史。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样一种世界历史通常都散漫、零碎、烦琐而了无生气，很少引起广泛的关注。人们可以设想，在中国，除了为中国人书写的中国历史之外，有人还想要读到用中文写的不是中国中心论的世界历史。
这一章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现中国历史最终将如何置于一种新的世界历史中去，勿宁说是要考察中国人对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例如，中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的本质，以及中央政府历经多个世纪创建帝国和民族的努力。
大多数中国人愿意认可为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文明的丰富，并且还将继续丰富下去。
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更为核心的问题是对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都产生过重要作用的集中化组织的政治考量。没有什么能够持久稳固，人们也知道一种政体很快就会演变成另外一种。
所有这些都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得到了印证。
现在，中国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意识到，这是一场胜利者的盛宴，它并不能反映目前的权力状况或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真实愿望。
那么，这些路径如何影响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人自己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以及，当其他国家和人们谈及中国时，他们表述的是什么意思？
把历史看作与部族、王国、帝国和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相联系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也是中国人能够理解的。中国人看到了一个稳定的中心的必要性。
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曾经的帝国。用现在的话来说，中国想要成为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成为联合国的一员，但是在某些人眼里，命名问题仍然存在，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老帝国，需要与其殖民区域脱离开来。这些人指的是现代帝国时期中国将西藏和新疆纳入版图，而这就将历史争议带入了当代国际政治之中。
这里的问题不仅涉及世界历史，也是国际体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并不是西方所界定的那种民族国家，其新的领导人也公开反对拿中国与欧洲民族国家作比较，并坚持指出，他们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多民族国家，恢复中国一直以来所具有的多元文化性质。
有的中国历史学家力图解释欧洲民族国家的本质，他们遭到的反驳是，某些必要条件造就了这些民族国家。总的来说，中国历史学家同意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应遵从那种唯我独尊的国家模式。他们诉诸中国复杂而富有变革力的历史，中国人民是如何通过其中央政府，适应了各种各样对中国的威胁。
中国历史学家被鼓励运用现代概念来诠释他们的历史，他们甚至还将外来词汇如“帝国”、“民族”、“国家”，大部分通常并不合适，运用到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
这样，现实和理想在官方表述中融合起来，而秦汉模式也成为此后两千年的历史模板。其中强调的观念就是在中国历史中不存在不连续性。
于是，儒释道三种观念，来自各自的经典的有力融合，塑造出了一种清晰的中国世界观，重新界定了中央政权，适应了变化的条件。
这样，一种普遍主义浮出历史的表面，使外来入侵者有可能在中国土地上建立起王朝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从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即一般而言的北宋和南宋时期，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确定是否可以称自己为中国。于是中国自己的世界历史被搁置起来。她变成了蒙古历史，主要由中亚势力所决定的欧亚大陆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只是短暂地如此。
早几代的中国人已经准备把这个国家重建为一个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