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爱与情爱的共存，也有助于一些现代人认识到友爱实际上是一种爱，甚至是一种如情爱一样伟大的爱。假如，你足够幸运，“爱上”你的朋友，并与其喜结连理。现在假如，你面前可能有两种未来供你选择：或者你们两个人不再是恋人，却永远保持着共同的追求，追求同一个上帝、同一种美丽、同一个真理；或者失去这一切，你将终生保持着情爱的兴奋、激情、惊奇与疯狂，选择你所喜爱的。我们应该选哪一种呢？选择哪一种我们不会悔不当初呢？
我已经强调过友爱的“并非必需”之特征，当然，除了我已经说过的，这一点尚需更多合理的阐释。
有人可能会辩称：友爱对社会具有实际的价值。每一种文明的宗教都起源于由朋友构成的小群体。当几个希腊朋友聚集在一起，谈论数字、线条和角度时，数学便事实上诞生了。现在的皇家学会，起初只是几位绅士的闲暇聚会，谈论那些他们（还有为数不多的其他人）热衷的事情。我们现在所称作的“浪漫主义运动”，曾经就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至少是柯勒律治）不厌其烦地谈论的一种他们自己的隐秘的观点。毫不夸张地说，共产主义、牛津运动、卫理公会、废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或许都可以被认为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
这种辩称不无道理。不过，几乎每一个读者都可能会认为这些运动，有些对社会有利而有些是有害的。如果照单俱收，那么至多易于表明，友爱对于社会既可能是一种恩惠，也可能是一种危险。而即使作为一种恩惠，友爱也不会像我们所称作的“文明价值”那样拥有如此之多的生存价值；友爱（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不是利于群体生存，而是利于群体生存得更好。生存价值和文明价值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境下是一致的，但这并不适合所有情况。无论如何，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友爱富有成果并为社会所用，这必然是偶然所致，只能充当一种副产品的功效而已。为某种社会目的而架设的宗教，就像对罗马皇帝的顶礼膜拜或者现代人把基督教当作一种“拯救文明”的手段而加以“兜售”一样，都不会产生很大的功效。背弃了“世界”的一小群朋友，他们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人。埃及和巴比伦的数学研究力求服务于农业和法术，具有实用性和社会性。然而，希腊人的数学研究无拘无束，往往是朋友间闲暇时段的消遣，但希腊数学对我们的意义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