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画中有一个阴影”（une ombre au tableau），这是一个已变成老掉牙的意象（与其总是绕过这个老生常谈的说法，不如从容地从它开始吧）。这个意象不仅指出一张画里有个污点，它还抱怨看到了那个污点。我们在生活中也察觉到类似的污点，那是死亡、痛苦、疾病、战争、没有公义等等，而这些都是我们希望不会遇见的。然而，在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那正是最古老的主题之一，虽然它也是最陈旧的主题；它说明了一张画里需要有一些阴影，才能衬托出其中的缤纷色彩，好让观看者得以欣赏。相同的，世界上若没有痛苦、疾病、战争、死亡等等，我们就很难知道良善、健康、和平，也不可能体悟生活。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约公元前540—前480）将那些天天困扰人的不公义的事情，笼统地称作“那些东西”，并且宣告说：“假若那些东西不存在的话，众人就无法理解正义……”让我们把“上帝”想象成艺术家，那么他必须妥善安排“阴影”的游戏，才能使他的创世绘画显得更杰出。
在那些已经变得陈腐平庸，而且这么多世纪以来在哲学的仓库里面拖拖拉拉的事物当中，我们因为已经看不见它们了，所以无法分辨哪些东西还能够激励人心。这个没有意思的事实其实也指出了一个本象：我们对生活的“顺从”（assentiment）来自何处？或者，我们可以用哪个不同的词汇来称呼它呢？对生活的“顺从”这点至少确定不是假的，并且正是因为这不可能是假的，我们一开始便下结论，认为它没什么意思。哲学只对那些会使它百思不解的事物感到兴趣，它因此才可以质疑、建构、辩论，简而言之，它才能以之发展并且建立一种理论。然而，画中影强迫我们回归到哲学上游那个“默契基源”（fond d'entente）[1]。因为画中影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不能将该“源—哲学”（infra-philosophique）[2]性的事物弃于宗教信条（神意）的覆盖之下，或者，任其分散在世界众多小说里而在小说的斜照之下被澄清。
我们在画中影里不经意地发现了这种命运的暧昧性，它事实上涵盖了大家可能会混淆的两种观念之间经常会有的冲突。因为这个阴影制造了污点，所以是“恶”（le mal）。恶这个词，人人都会使用，可是没有人知道如何避免它，大家现在也不太晓得怎么处理它，既不太清楚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审视它，也不知道还能用哪种理论框架来整合它。与此同时，人们又发现它是一个事物整体结构的组成元素之一，就是说，外表光明的事物背后的这个影子，变成了“反（反面性）”（négatif），与其他的构成因素配合而让一个整体产生力量；此外，反面性还使这力量能更有效地施展。这就是为何赫拉克利特精简扼要地说，“所谓的相反的事物”，事实上就是“一起承载”者（sumpheron），它们“合作共事”，“用种种参差不同的成分产生出最美的组合”。由几种成分共同产生的功能便如是进行的，好比锯木的工人也以这个方式做工的，即“一个拉，另一个推”，双方做出相反的动作，而这些相反的动作是有用处的。因此，我们用“反面性”来指称这个“分开—对立”（scission-opposition）的道理，任何微小的活动当中必然具有该道理，在生活中、在历史当中、在人的意识里，处处都体现这个道理。
巴尔扎克（Balzac）写道：“我是那被称作生活的对立两面的一部分。”正反对立确实能使生活产生张力，使生命活跃绽放（这个说法值得强调，以阐明巴尔扎克全部的作品）。鉴于那是一种“威胁—诱发”的对立（opposé mena?ant-incitant），它的确是有贡献的事实，我们将称之为“反面性”（虽然这个词现在已不被信任了），我们要从它里面再做出一个强劲的概念，或者，至少从它岀发，要在哲学的上游，重新援用正反之分，然后使它们交迭。事实上，我在哲学领域和其他的领域当中（而哲学的领域已遭到特别严重的损坏），与其依赖那些位于下游终端的概念，或者与其在讨论之际公开采取那已经建立而固定的立场，我倒选择了重新形塑“进入之道”，谨慎地移位。为了能重新掌握“源—哲学”，我首先要做的只是策略上的迂回手段，也就是通过拿掉底垫及其产生的垫底效能来重新启动思考，尤其对众人习以为常的平庸（banal）现象，我期待能达到“重新启动思考”的目标。
如果我们审视那被认为是抵触人的邪恶，同时也审视反面性，就会看见它们犹如两块被捡起来并摆回到大地上的古老燧石，必须彼此碰撞击打，才会产生火花。它们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那之后，我们很快就会看见，在平行而相逆的词组（termes appariés）之间还存有其他的摩擦、其他的冲突，这些摩擦和冲突都会在恶和反面性的抵触背后出现。这场景向来如此（可能出现别的景象吗）。然而，我们将借由上述的那种抵触，在大家以为是同义词之间，逐渐端详拈出一个在语气上和在意见上的彻底改变。我们还特别要把恶和反面性分开来探讨，因为面对众人声声质询“意义”的情况之下（就是他们针对恶所提出的问题，诸如为何有死亡、痛苦等等，这类质询现在也许已经停止了），我们不得不对其中的贯通道理（co-hérence）提岀谨慎耐心的说明。这个说明是借由阐明那从此不再是“恶”而是在整体的内部参与运作的“反面性”，为了让人们了解“那”（即反面性参与整体的内在运转过程）是如何“一起”（co-haerens）产生作用的。同样的，把恶与反面性分开之后，我们将看见，“生活”与“存在”这些我们原先以为可以不冒任何危险而互换的词汇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张力，因为“存在”（existence）[3]扣住了人们对意义提出的使人厌烦的“为什么”的质问，暗示断裂与“走出去”（ex-），即走出沉默的自然性，并且脱离了与生活维系的亲密协同。“生活”则遵行隐然进行着的内在变化的过程逻辑，在该变化过程当中——默默地而不会酿成悲剧，相反对立的事物本身才是活力的源头。
把人高高地放在主体作用的位置，可这种处理“人”的方式从此之后倒成了可疑的，因为我们总是怀疑其中带有原则性立场的投射，或者说，其中至少暗地里援用了某种本质性的定义。在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这个说法，我们已经听腻了，因为幻灭一个接着一个来临，而它们的宣告总是带着同样的悲剧性和庄严：这样的宣告只能通过各种学科的衍射，才能对“人文”（l'humain）继续作岀各种诊断。不过，即使我们仍旧担心人们自此之后会跌入人文主义所提供的舒适平淡里而拒绝走出善恶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我们也会对与该思考模式敌对的立场采取同样的不信任态度，只因为反对的“立场”骄傲地高举反人文旗帜。此外，即使我们的理论工具使我们立场鲜明（谁认不出那个理论工具呢），而使我们免于平庸，但是我们岂不更应该（甚至在任何可以提问的事物之内）琢磨“平庸”现象吗？说实在的，一触及道德范围，人们就很难不掉入道德教训或理智思辨里面。
即使人们——低调地——仅用一个形容词（“人文”）作为描述模式，他们如何能不事先就作出预设呢？此外，如果说我边走边找的同时，渐渐走出（欧洲）哲学的领域，以便在欧洲思想与中国思想之间（长久以来，这两者是互相漠视的）继续我的研究之路，我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将研究探索的范围拓展得更远，也不是为了让位给比较哲学的威望和乐趣。我之所以彻底改变研究姿态，是希望让“中国与欧洲面对面”这样的探索布置自行运作，而不是急着迈向我个人的假设。我期待获得的效果是：在这两种被打开了间距的思想体系彼此观照之后，人文得以“自我反思”（auto-réfléchissement de l'humain）。因此，人类在自身里面，借由他自己从他本身各式各样的变化岀发，去自我观照、反省自己。他不再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规矩，而是在上述的拼凑组合之下，他耐心地观察和研究人内在的各种可理解性，并且找岀其他的可能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