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秦帝国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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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1章 守内?守外?

统一大战还没有完成,兵役的征发量是个恐怖的数字,大秦还要倾尽举国之力进行战争,这时候不要说适龄男子要参军参战,就是年龄不够或者超出的男子也要参加,不能打仗的可以运输粮草辎重,可以修筑城垣要隘,谁也逃脱不了兵役的征发。

这时候兵役制度已经形同虚设了,咸阳竟然还要改革兵制,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即使要改也要等到统一大战结束之后再改,但咸阳为什么如此急不可耐?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封国制的实施。封国在边陲,边陲要镇戍军,镇戍军多少直接决定了封国的实力,而镇戍军建设由兵制所决定,所以兵制不但要改革,而且现在就要改革,以未雨绸缪,扼制封国实力的膨胀,确保中原对封国的控制。

牵一发而动全身,国策变革就是这样,尤其是基础国策的变革更是如此。

这个时代中土各诸侯国实行的都是征兵制,全民皆兵,凡适龄男子都要服兵役。自变法以来,郡县制逐渐在各国推广,于是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也就是郡县征兵制。服兵役的年龄一般在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变法的另一个核心就是中央集权,君主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必然要增加自己的直属武力,于是由此就诞生了中央卫戍军。卫戍军是常备军,将士们是职业军人,由此就建立了常备兵制度。

变法之前,中土各级贵族都有宗族成员及其私属人员所组成的军队。打仗的时候,诸侯国君主和士卿贵族们的军队是主力,与征发的国人、庶民和奴隶一起作战。变法后,这一制度改了,以中央卫戍军和征发的郡县兵为主力,士卿贵族们的私属军队渐渐沦为贵族们的护卫军队,不再是战场上的主力,由此他们的实力下降,权势和财富减少,对君主和中央的威胁也被降到了最低程度。

现在大秦重建分封,重建封国,虽然封君和封国的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但假如没有完善的制度维持和巩固这种“制约”,没有一套坚硬的“枷锁”绑缚这些封君和封国,中央必定会渐渐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而绑缚他们的枷锁就是“军、政、财”三大权力,其中军权是重中之重。

封国在边陲,起到了“藩卫”中央的作用,但边陲的镇戍军数量庞大,中央在财赋上又要全力支持镇戍军,如果封君控制了镇戍军,那就等于中央拿钱增加封国的实力。自己给自己培养对手,中央岂肯做这种事情?

矛盾就在这里。封君和封国的作用就是藩卫中央,当然需要一定的实力,而中央若要控制封君和封国,就必须扼制封君和封国实力的膨胀。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央和封国的矛盾很快就会爆发,而爆发的后果太可怕了,不仅仅边疆镇戍要出问题,国内更会陷入战乱。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最终要靠中央对镇戍军的直接控制,中央要牢牢掌控军权,于是兵制改革自然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

兵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国防策略。

在国防策略上,是守外虚内还是守内虚外?是重兵镇戍边疆,还是重兵屯驻京畿?是采用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策略,还是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极防御策略?

国策策略的选择,直接主导了兵制改革的方向。

如果是守内虚外,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极防御策略,那边疆镇戍主要由边郡和封国承担,平时可以征发兵役戍边,如遇外寇入侵,则加大征发兵役的力度,征发范围可以扩大到邻近郡县,而主要作战任务则由中央军承担。

此策的好处显而易见,因为边疆镇戍军武力有限,中央可以有效扼制封君和封国实力的膨胀,而大秦的主力中央军因为直接受控于中央,中央牢牢掌控了军权,导致中央可以凭借武力牢牢控制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对于普通国人来说,尤其对中土腹地的郡县来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兵役的征发,这既有助于国人的安居乐业,也有助于王国经济的发展。

如果是守外虚内,采用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策略呢?很显然,边疆镇戍军是大秦的绝对主力,封君和封国的实力必然因此而膨胀,更严重的是,因为频繁的对外战争,王国的财赋会被大量消耗,国人的兵役会被无度征发,最终不但损害了国力,也损害了中央集权,损害了王国的长治久安。

从两种国防策略的利弊上可以看到,中枢明显倾向于守内虚外,也就是消极防御的国防策略。

假如选择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就涉及到一个中央军的建设问题。

中央军在内,边疆战事爆发,需要马上赶赴边疆作战,这个赶路时间的长短可能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所以中央军必须是常备军,必须时刻处在战备状态。如此一来,常备军的数量就要扩大,职业军人就要增加。养军队需要钱,养一支十万或者二十万的常备军需要多少钱?这个耗费太大,中央财政目前无法承担。

中央军建设实行常备军制度,就牵涉到了兵役制度。常备军将士既然是职业军人,那郡县征兵制就不合适了,就要改为募兵制,征募壮勇为职业军人。两种兵役制度并存,那么中土腹地郡县的国人所承担的兵役就大为减少。

既然国人承担的兵役减少,那么国人就因此获利,既然国人因此获利,那么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把获利部分上缴王国,做为王国养护军队的支出?

由此就牵扯到赋税制度的改革。

兵制改革在前,赋税改革在后,必须先把兵制改革的策略确立下来,然后就可以着手修改赋税制度了。

宝鼎仔细看完中枢的书信后,心里异常窒闷,一股无名怒火更是喷涌而出。

他想到过变革的艰难,想到过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将有一番激烈博弈,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竟然是普通的国人,统治者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不但没有给予国人更多的利益,反而肆无忌惮地吞噬普通国人本来就少的可怜的利益。

王翦也在沉思。王翦看到的不是普通国人在变革中的利益损失,而是国防策略的选择,他无法接受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更无法接受把一支庞大的中央军放在京畿。此策说白了就是为了中央集权,就是为了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但由此带来的恶果是中土在未来的南北战争中完全处于被动。中央是集权了,但中土的危机也严重了,这不符合中土的利益,更不符合本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央都集权了,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挖去了最大的一块,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尤其赋税制度的改革,很明显就是要把财富集中于中央,那损失的不仅仅是普通国人,贵族们的利益同样受到吞噬,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

公子扶苏从储君和未来帝王的立场思考这个变革方案,倒是理解中枢的想法,不过他现在身在边陲,看到的是广袤而蛮荒的疆土,看到的是对中土财富垂涎三尺的北虏诸种,他的想法也就完全不一样了。消极防御肯定是错误的,大秦必须积极防御,必须以攻代守,必须杀出长城之外,赢得南北战争,否则中土根本就没有安宁之日,安居乐业长治久安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宝鼎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心里的怒气,一掌拍到了案几上,他想骂,但不知道骂谁好。

治理一个王国太难了,尤其处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不管是君王还是士卿,都看不到未来的路如何走,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哪一个不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的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

秦王政统一之后,当真不想与民休养?当真不知道与民休养对一个王国的长治久安意味着什么?他难道不知道穷兵黩武将给中土带来可怕的后果?

他知道,但他没办法,在中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的时候,在中土历尽数百年的战乱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匈奴人从大漠蜂拥而下,他只能倾尽国力去北伐,只能去修长城,开直道,一切都是为了中土的安危,都是想把这个襁褓中的帝国保存下来,救活过来,为此他要集权于中央,要控制军队,要把中土的财富集中到一起。

只有集中中土所有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土,这是当时唯一的办法。秦王政做到了,但中土的生产力有限,中土当时的条件太差,秦王政掏空了中土的血肉,帝国在他死后终于轰然倾覆。

其实,就算秦王政没有死,是不是就没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揭竿而起?就没有六国贵族的疯狂反抗?帝国已经被掏空了,国人的反抗是必然,只不过需要一个契机而已,这与谁在皇帝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关系。

看看当时的南征。王翦率军渡江之后,是不是横扫江东?楚国和其他各国的贵族后裔是不是都战死在江东?如果他们都逃到了南岭的南方,联合百越人一起负隅顽抗,甚至不断反攻江东、江南,秦国怎么办?当然只有继续攻击。

屠睢带着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开疆拓土,仅仅就是为了满足秦王政的个人私欲?这显然经不起推敲,最好的解释也就是秦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匈奴人,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战略。

再看看当时老秦人和楚系贵族的没落。统一后分封甚嚣尘上,隗状、王绾和冯劫这些公卿大臣显然都支持分封功臣,但一旦分封了,贵族们各自忙于掠夺权力和财富,大秦哪来的力量去对抗匈奴人?南北战争还怎么打?所以秦王政非常果断,以雷霆手段把这些贵族统统赶出了朝堂,赶出了军队。

统一刚刚结束就大举南征,但统率却是屠睢、任嚣、赵陀这些人,那么王翦呢?王贲呢?蒙武呢?李信呢?这些功勋卓著的大将都在哪?秦王政为什么不让他们率军南征?秦王政为什么要放弃他们?为什么要弃置不用?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和秦王政政见不合,是秦王政在朝堂上的政治对手,秦王政不能用,也不敢用。五十万大军交给这些人,一旦他们以武力胁迫咸阳,秦王政怎么办?

南征尚未结束,北伐就开始了。秦王政为什么要两线作战?肯定是没办法,北方边疆的形势已经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否则他断不至于倾尽国力,断不至于以吸噬大秦国人的血肉为代价同时进行南征北伐,同时在两线作战。

北伐的统率是谁?是蒙恬,那些老将还是全部弃置不用。打下了河南,夺回了云中,然后就是迁徙人口屯田,把几道长城连为一体,期间还有一个大工程,那就是直道。

直道的修建肯定比北伐要早。直道肯定是为北方战场而修建,先修到白于山、横山,这样就可以支撑秦军杀进河南之地,占据河套。然后直道继续修,修到阴山脚下,又可以帮助秦军占据云中,把匈奴人赶到阴山以北。

可以肯定的说,直道的修建就是为了北伐,并伴随着北伐一起北上。直道在南北战争中的战略意义太大了,但劳民伤财,而相比起来,南征北伐对国力的消耗更是惊人。

如果大秦的统一进程从灭韩开始,那么统一大战前后进行了十年。接着就是南征,南征前后有七八年。南征尚未结束,北伐又开始,北伐到大秦灭亡时尚未结束,前后大约有十年。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秦帝国为什么只有短短十五年的国运,为什么十五年就崩溃了。大秦从统一大战开始到崩溃的二十五年里,一直在打仗,而且都是大规模的战役,以当时大秦的国力,以当时中土的生产力,以统一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大秦能支撑如此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吗?

秦王政是暴君?帝国的文武大臣都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之辈?这显然没有说服力,从太史公到后世史学家,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正史”,让我们为之自豪的“二十五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污垢。

秦王政和大秦帝国在成立之初就面对着强悍的匈奴人,当时的匈奴人已经基本上统一大漠,也就剩下一个河西的大月氏,一个远在东方的东胡人,这两个强敌对匈奴人已经无法构成威胁,而对匈奴人来说,如其远征大月氏和东胡,占领两块蛮荒之地,倒不如南下越过长城打中土,抢占一块富裕土地。

匈奴人的选择没有错误,都是为了生存,所以匈奴人浩浩荡荡地南下了。

大秦崩溃之后是五年的后战国时代,然后刘邦击败了项羽,接着刘邦马不停蹄,迫不及待地带着大军跑到代北阻御匈奴人,差点在白登全军覆没。

秦帝国败亡到刘邦的白登之战有多少年?六年,只有六年。六年内,匈奴人就从一个弱小灭族一跃成为控弦几十万,差点把大汉皇帝刘邦都杀了的强大民族?

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都需要时间,匈奴人也是一样,但太史公也罢,后世的史学家也罢,都故意忽略了这个重点。在他们的笔下,秦王政时代的匈奴人就是一只土狼,想这么杀就这么杀,到了刘邦时代,突然间匈奴人就从一只土狼变成了雄狮。

历史有时候看上去很荒诞,但荒诞的背后隐藏着太史公和后世史学家们的智慧。越是荒诞的历史,其背后越是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就需要读史的人去思考,于是迷雾在思考中渐渐散去,突然你就会发现,原来真相距离自己近在咫尺。

秦王政肯定想在统一后与民休养,让中土人过上好日子,但匈奴人杀来了,南北战争爆发了,中土岌岌可危,秦王政怎么办?是选择拔剑一战,还是选择忍辱负重?秦王政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人生,他选择了拔剑一战,他宁愿战死,也绝不忍受屈辱,苟延残喘。

秦王政打赢了南北战争,但输掉了帝国,而刘邦在南北战中输得很惨,为此他不惜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休养生息的时间,最终他不但保存了帝国,他的子孙后代还打赢了南北战场。

今天,历史的轨迹在宝鼎的引导下逐渐改变,但这种改变仅仅局限在某个范围某个区域,而天下大势,南北大势,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改变,都在既定的历史轨迹下飞速前进。大秦帝国终归要与匈奴人一战,南北战争终究要分出胜负,但帝国的存亡呢?

历史上秦王政拒不分封,高度中央集权,这是他打赢南北战争的基础,但这个基础现在在宝鼎及其所属利益集团的齐心协力下被改变了,分封已经开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已经难以实现,秦王政是否还能在南北战争中赢得胜利?假如他像汉初时期的文帝、景帝一样,面临内有诸侯王的对抗、外有匈奴人的压迫之窘迫,他又将采取何种对策?这种对策对帝国的命运又将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帝国是不是再一次崩溃?

宝鼎陷入沉思,怒气早已不翼而飞。

他就像秦王政一样,面临艰难抉择,是选择打赢南北战争,还是选择与民休养长治久安?是守外虚内,还是守内虚外?而之所以出现这种选择,就是源自宝鼎对历史的改变。他改变了历史,但他却无法掌控历史轨迹的走向,于是他就被卷进了历史的洪流,失去了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