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帝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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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才高德薄奸佞帝师(2)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严嵩还曾经作过夏言的主考官,两个人有师生的名分。夏言也是因为在议礼中支持世宗而位居首辅的,他建议设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之内,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到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举荐严嵩任礼部尚书。因为对严嵩有引荐之恩,所以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的身份看待他。为了早日升迁,严嵩什么都能忍耐,面对自己的学生、晚辈对自己无礼,他没有丝毫露出不满的意思,反而更加谨慎地侍奉。有一次,严嵩准备好一桌酒席,亲自来到夏言的府上邀请他,夏言竟然连见都不见,严嵩只好回府,在酒席宴上,展开想对夏言说的话,长跪而读。夏言听说以后,丝毫也不感动,他说:“严嵩是我的属下,应该这样做。”毫不怀疑严嵩有忌恨他的意思。

现在,夏言既然已经被罢免,世宗祷告上天所需要的青词非严嵩写不可。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的疏文。经常被供奉在香案上,率领群臣向太上老君顶礼膜拜。严嵩向来善于揣摩圣意,他写的青词典雅而有文采,得到了世宗的欣赏。当时严嵩已经六十多岁了,却精神头十足,和青壮年人没有什么区别,每天早晚陪伴皇帝在西苑修道,没有一次说要回家休息,世宗更加认为严嵩是个勤勉之人。时间长了,严嵩干脆请求辞去礼部尚书的职务,专门陪着世宗修道,世宗曾经赐给他一枚银章,上面刻有“忠勤敏达”四个字,不久又加封太子太傅。

现在,严嵩离首辅还有一步,还有一个翟銮资格官职在严嵩之上,但是世宗却对待此人不如对待严嵩好,这时候的严嵩是实际上的首辅。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严嵩为了排挤翟銮,便暗中唆使给事中王交以翟銮的两个儿子同时中进士为理由,上奏说翟銮在科举上有作弊行为。结果,在严嵩的构陷下,翟銮父子均被世宗朱厚熄削职为民,严嵩成为首辅,又加封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地位。严嵩总算完成了他的平生的志愿,他可以大权独揽,与他同入内阁的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都不能批答日常事务,全部由严嵩一人把持。

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严嵩并没有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他做事反而更加谦恭勤勉,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经对世宗说:“臣每次独自承蒙陛下宣召进见,别人未免妒嫉臣,妄加议论,臣私下里心中不安。现在内阁中所有的大臣,如果有宣召,请让他们一起来。”这样更加深了世宗对严嵩的信任。

在生活细节上,他也很注意。每当内阁里的大臣在一起用餐的时候,别人带着丰盛的酒肴,金银的酒具,唯独严嵩带着简单的食物,提着一个破篮子,连一个勺子也没有。这种事在朝中传开了,世宗更加觉得严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独揽朝政聚财营私

世宗是个奸诈多疑的人,时间长了,他发现朝中的人都畏惧严嵩,什么事都不敢违背他的意思,就想限制严嵩的权势,于是又想重新起用夏言,世宗曾经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的字)两个字,表现出对夏言的思念、眷恋之情。严嵩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主动提出,以前的辅臣夏言可诏用,世宗顺势答应了他的要求,任命夏言为首辅,位置在严嵩之上。为了安慰严嵩,又加封了他一个少师的头衔。夏言上任以后,又对严嵩盛气凌人,不以同等官职对待严嵩,凡有政务需要批示,他独自拟稿,根本不理严嵩。凡是他的同党,夏言大加贬斥,严嵩也不敢挽救他们。他的儿子严世蕃刚刚做到了尚宝少卿的官,就在公卿间横行霸道。夏言要治他的罪,严嵩父子非常害怕,跪倒在夏言的床前哭泣哀求,夏言这才作罢。面对夏言对自己的打击,严嵩在世宗皇帝面前哭诉,诉说自己受辱的每一件事情,为了安慰严嵩,加封他为上柱国,他为了捞取更多的资本,坚决辞去这样的虚名,他说:“没有两个人可以同时称‘上’,‘上’不是做臣的所适合的称呼。大明王朝建国之初,虽然设有此官,左相国徐达,是第一功臣,也还只是左柱国,臣何德何能,万万不敢称‘上柱国’。请陛下免臣此官,以显示为臣应有的节操。”世宗听了,非常的感慨:“这样的忠臣,自古少有啊!”于是,允许严嵩辞去这一封号,转而加封他的儿子严世蕃为太常卿。但是,严嵩还害怕夏言杀了自己的儿子,就找了个理由,上疏请求回家扫墓,以此来躲掉杀身之祸。

严嵩知道,夏言始终是自己最强劲的对手,不除掉是不行的。他知道陆炳与夏言有仇,于是就和他勾结在一起,共同对付夏言。后来,严嵩因为自己的谦恭勤勉加封“特进”,再加华盖殿大学士。夏言还是忠正耿直的样子,说话不考虑皇帝的面子,严嵩看到世宗厌倦了夏言,就借机用河套事件陷害夏言和曾铣,结果这两个人都被杀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提议收复河套,夏言曾经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收复,对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严加斥责。但在朝廷一片“恢复河套”的呼声中,夏言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道这次是否出师有名?国家是否有余力出兵打仗?军粮马匹等战备物资是否足够?是否一战能保证取得胜利?”严嵩见夏言前后主张不一致,就抓住这个机会攻击夏言。他说:“夏言开始极力主张出兵恢复河套,如今又极力阻挠,军国大事,不认真考虑,全凭个人的一念之间的好恶。臣与夏言同时掌管机务,事无大小,按理要商量着办,而夏言态度骄横、任意妄为,凡事以个人说了算……一切国家大事忌讳臣参与,每当在夜里分各地的奏折,偶尔让臣看一两本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世宗命夏言退休回家。不久以后,鞑靼军进军延安、宁夏等地,严嵩又趁机对世宗说,鞑靼军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地区才发的兵,世宗以开边挑起战争为理由把曾铣处死。后来,又捏造了夏言曾经受过曾铣贿赂的罪行。结果,夏言也被处死。至此,严嵩扫清了仕途上的最后一个障碍。

夏言死后,严嵩便理所当然的成了首辅,完全掌握了内阁大权。严嵩在打击异己、排斥同僚的同时,还大力培植死党,安插亲信掌握国家重要部门。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结交恶徒,拉拢同党,不断扩大严家的势力。尚书关鹏、欧阳必进、高耀、许炝等都是严嵩党羽。他们或者是亲戚,或者是儿子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门生,关系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布满了朝廷内外。通政司是负责呈送奏章的重要部门,严嵩为了控制这个部门,让他的义子赵文华任通政使,凡是上疏的奏章,必须由赵文华将副本先送严嵩看一看,然后才能上奏。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是两个低微的官职,但是吏部文选负责办理官吏的升迁、改调,兵部职方负责军制等具体事宜,都比较机要。因此,严嵩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由亲信万窠和方祥分别担任这两个职位。他们两个人经常拿着文簿由严嵩任意填发,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文武二管家”。他任意升降朝中官员,谁给严嵩送的礼物多,做的官就大;送的礼物少,做的官就小;没有给严嵩送礼的,结果保证是无官可做。因此,每天到严府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严家成立了专门收礼、登记、存放、处理礼物的一条龙体系。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嵩一万三千两黄金而升任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千二百两黄金外放山东临清知州,仇銮犯罪以后,以重金贿赂严嵩以后,又当上了宣府、大同总兵。当时,南北给事、御史等监察官吏都认为,朝中贪污大臣应该首推严嵩。严嵩每当被弹劾的时候,急急忙忙找世宗假装诚心诚意地表明忠心,又是哭又是叩头地表演一番,世宗就安慰严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在朝堂上,世宗故意问严嵩一些国家大事,本来严嵩回答得非常平凡,世宗故意称赞,向那些言官表明,严嵩是自己的心腹,不要因为小事参奏他。

严嵩父子在世宗的纵容下,大量侵占民间田产,仅仅在北京附近就有庄田一百五十多所。在南京、扬州等地,巧取豪夺的良田、美宅也有几十一处。在他们的原籍江西分宜侵占的民田更多,袁州的一府四县的民田,竟然有十分之七被严家侵占。由于严氏父子大肆搜刮民财,侵占田产,使他的家富可敌国。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炫耀说:“朝廷不如我富。”特别是严世蕃,妻妾成群,吃尽穿绝,夜夜歌舞,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他还说:“朝廷不如我乐。”

福建巡抚阮鹗在嘉靖三十一(1552年)年私通倭寇,案发以后,朝廷下令缉捕阮鹗,阮鹗以重金贿赂严嵩,竟然免于治罪,仅仅降官一级,算是对朝廷有个交代。

残害异己专权误国

大明王朝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在严嵩权势遮天的情况下,还有很多正直之士,不畏权势,前仆后继,同严嵩做艰苦的斗争。前后弹劾严嵩、严世蕃的朝中御史、大臣有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哗、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羽翀、董传策等人,但遗憾的是,这些人都被处置。有的丢官,有的充军,有的则被处死。其中最着名的要数沈炼、杨继盛对严嵩的弹劾案。

沈炼(1507-1557年),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嘉靖三十年(1551年),沈炼是锦衣卫经历,他参奏严嵩有十大罪状。主要是卖官受贿,结党营私,妒贤嫉能,暗中打击谏官,恃宠把持朝政等罪名。世宗听了,以为沈炼在危言耸听,竟然不加追究,这样就给了严嵩打击沈炼的机会,他反而参奏沈炼在知县任上有过失,想借参奏大臣获罪,受些小处分,赢得清誉。世宗竟然相信了严嵩的胡言乱语,把沈炼发配到边关充军。沈炼在边关经常大骂严嵩父子,严嵩的耳目到处都是,不久就听说了这件事,恨得咬牙切齿。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严世蕃和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府、大同总督杨顺合谋,想除掉沈炼,答应在事成以后,可以让他们做王侯公卿。后来,正好遇到白莲教起义,教徒闫浩等人被捕,招供的人名很多,杨顺、路楷就在招供的名单上列上沈炼的名字,报上去以后,严嵩又买通兵部,经兵部审核批准,沈炼有冤无处申,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杀害了。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再也忍受不了严嵩的误国行为,他把严嵩的罪行归纳为“十大罪”、“五奸”。十大罪主要是:大权独揽,坏祖宗法;假传圣旨,为己谋利;结党营私,打击忠良;收受贿赂,引用奸邪;废弛战备,贻误军机等。五奸是:贿赂皇上身边的太监,成为自己的间谍;控制通政司,使它成为自己左右朝政的工具;勾结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使之为自己的耳目;或笼络或打击谏官,使之顺从自己的意志;收买网罗各部大臣,使之成为自己的党羽。这道奏章可谓是对严嵩的全面深刻的揭露,处处击中严嵩的要害。然而,有昏君才有奸臣,杨继盛的痛切陈述并没有打动世宗,在世宗看来,严嵩是最大的忠臣,杨继盛是对严嵩打击报复,因此对杨继盛说:“爱卿所奏事关重大,朕自会查明真相,给朝廷一个交代。”就这样对严嵩一再袒护。严嵩看到,杨继盛掌握了他大量的犯罪事实,此人不除,日后必然是祸患。于是他在明世宗面前诬陷杨继盛,说杨继盛在河套边境经常挑衅,才引起鞑靼人的进攻,危害国家的安抚大计,严嵩的死党们也随声附和,使明世宗信以为真。世宗大怒,把杨继盛打了一百廷杖,送交刑部审问。杨继盛在监狱里被关了三个月,还是审不出什么罪状,不过,皇上和严嵩不开口,谁也不敢放了他,就这样在狱中关着,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有人跟严嵩说:“你不杀杨继盛,说明人家没有罪,你要承担陷害忠良的罪名,放他出去更是放虎归山,不如早除掉他,免得外人议论。”严嵩只好再去世宗那里进谗言,又捏造了冒领军功等罪名,结果,杨继盛被处死。